中国史学史 - 第 22 页/共 30 页

《西夏记》 二十八卷 戴锡章撰 此书用编年体。 洪亮吉《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西夏书》十五卷，皆未刊；陈昆《西夏事略》十六卷，亦未见。 右自《宋》、《辽》、《金史》分撰 《南疆逸史》 四十四卷 清温睿临撰 纪略四卷，列传四十卷，纪南明四王事，下同。 《小腆纪年附考》 二十卷 清徐鼒撰 用纲目体。 《小腆纪传》 六十五卷补遗五卷 同 上 　 《南明书》 三十六卷 清钱绮撰 未刊。 右自《明史》分撰之《南明史》 《清建国别记》 一卷 章炳麟撰 纪清入关前史事，下同。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清朝前纪》 一册 孟森撰 　 《明元清系通纪》 　 同 上 已刊十六册，未竣功。 《贼情汇纂》 十二卷 清张德坚撰 咸丰五年己卯成书，事止于四年甲寅，系纪太平天国之政治制度。 《太平天国史料》 第一集 程演生辑 于留学法国时搜集。 《太平天国丛书》 十卷 萧一山辑 自英京伦敦搜集，并就原本摄印。 《太平天国野史》 二十卷 凌善清撰 凌氏谓取材于姚氏所藏之《洪杨纪事》，然又有《洪杨类纂史略》一书，此二书皆为《贼情汇纂》易名。 《太平天国史纲》 　 罗尔纲撰 凡八章，为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之书，时在诸家之后。 右自清史分撰之清开国史及太平天国史 兹再依次论之：往者魏收作《魏书》，以孝武西奔，称为出帝，更以高欢所立之孝静帝继之，盖收身为齐臣，不得不以齐承东魏，不待言矣。尔时有平绘者，别撰《中兴书》，《崇文总目》称其叙事不伦 ，义例当同于收作。隋开皇中乃诏魏澹别撰《魏书》，自道武下迄恭帝，为十二帝纪，退东魏孝静帝称传，以正收、绘之失。然澹书久佚，其仅存者，亦羼入收书，几不易辨。澹书以为魏亡于恭帝，则自孝武西迁以下四世(武、文、废、恭四帝)俱列为本纪可知也。唐初李延寿作《北史》，亦用魏澹之例，以西魏为正，然犹列孝静于本纪，列传悉仍收书，未加是正。清代谢启昆深鉴收书之失，远师魏澹之例，取孝武以下四帝事迹，别撰《西魏书》，改撰大旨，见于叙录，所撰诸考，尤能订补收书诸志之阙失，洵别史中之佳制也。萧梁之末世，萧詧以武帝冢孙，立于江陵，凡历三主三十三年乃亡，世称后梁，其事迹略见于《周书》、《隋书》、《北史》，而语焉不详。蔡元恭《后梁春秋》十卷，及姚最之《后梁略》，皆已不传，明人姚士粦亦作《后梁春秋》二卷，用编年体 ，今行于世。近人江都毛乃庸更作《后梁书》二十卷，本纪四：曰《高宗》、曰《中宗》、曰《世宗》、曰《孝靖帝》；表二：曰《世系》、曰《交涉》；志四：曰《疆域》、曰《职官》、曰《艺文》、曰《梵宇》；列传十：曰《后妃》、曰《高宗诸子》、曰《中宗诸子》、曰《世宗诸子》、曰《张缵等》、曰《蔡大宝等》、曰《刘盈等》、曰《沈巡等》、曰《王琳等》、曰《叙传》。最初仅见其《叙传》一篇(续刊《中国学报》第四册)，后则业已刊行。寻其叙录，称及蔡元恭，而不及姚士粦，姚书极易得，乃不之及，甚可怪也。以上二书，皆就《魏书》、《周书》、《隋书》、《北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新、旧两《唐书》，皆为渤海立传，渤海出于粟末靺鞨，国王姓大氏，名祚荣，于唐武后圣历元年，立国于肃慎，世受唐封，传十五王，二百二十九年，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为辽所并灭。其史实散见于诸书者至夥，两《唐书》多遗而不载；唐人张建章于文宗大和中，撰《渤海国记》三卷，久已不传；近人唐晏始采撷群籍以成《渤海国志》四卷；崇仁黄维翰更撰《渤海国记》三篇。唐《志》有筚路蓝缕之功，而疏略实甚；黄《记》精简可诵，而于域外之书，亦罕见采取，间有舛误。余于一九三一年，始因唐《志》以撰《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于中籍外，凡别见于朝鲜、日本史籍者，一一采撷无遗，分年排次，先成《世纪》、《后记》各一卷；又取其中之《宗臣》、《诸臣》、《士庶》、《属部》、《遗裔》别为五传；又撰《地理》、《职官》、《族俗》、《食货》四志，附以《文徵丛考》。记传诸考所未尽者，以表明之，大氏一国之事迹略备。时黄《记》尚未出，吾于付刊前，借得稿本，又为订正数事，惟以体为长编，颇病繁缛，将来加以翦裁，方为定本。唐代属国甚多，其已撰为专史者，除渤海外，殊不多见。此即取两《唐书》之一部而分撰之史也。 宋人马令，因其祖元康，世家金陵，习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乃缵先志而撰《南唐书》三十卷，所系序、赞，皆以“呜呼”二字发端，盖规仿欧史也。其后陆游亦撰《南唐书》十八卷，简核有法，胜于马书。游于《烈祖李异纪 后论》云：“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是则宋代撰《南唐书》者，又有胡恢(《宋史艺文志补》云，恢，金陵人)，惟已不传。其称马令为元康者，以孙述祖，犹迁之于谈，固之于彪，令之作，即等于元康之作也 。明末李清始取两《南唐书》合而为一，署曰《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刊本罕见。清代祥符周在浚，青浦汤运泰，皆为陆书作注 ，周氏注本，附以吴兴刘承幹补注十八卷，汤氏注本，虽已付刊，则不易得。此又研南唐史者必读之书也。宋人范炯、林禹合撰《吴越备史》，用编年体，以纪钱氏一姓之事迹；清代梁廷枏撰《南汉书》，吴蘭修撰《南汉纪》，皆《南唐书》之亚。其合十国为一书者，有宋路振之《九国志》，清吴任臣之《十国春秋》譬所谓十国者，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南汉刘龑、楚马殷、闽王审知、吴越钱镠、荆南高季兴、北汉刘崇是也。欧史仿《晋书》载记之例，为十国撰世家，以别于一系相承之五代，而其名始定 。路氏《九国志》，名为九国，所纪实为十国，每国先为国主作略传，如本纪；后附以诸臣传，亦用纪传体。吴氏以欧史纪十国事，尚语焉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以成《十国春秋》；又于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且于旧说之非是者多所辨证；所撰表、志，考订尤精。惟王鸣盛讥其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僧道、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即徐铉《骑省集》亦未之见，盖专以博为事，而未之能精者(《十七史商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所论殊当。以上诸书，皆就新、旧《五代史》之一部而改撰者也。 明人钱士升，取南宋九帝之事，别撰《南宋书》，亦得为别史之一种。而两宋之世，北方有辽、金、蒙古先后崛起，与之对峙，又有西夏李元昊，传世十，历年一百九十，立国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至理宗宝庆三年，为蒙古所并灭，其事具于宋、辽、金三史之《西夏传》，而《宋史》尤详。近人罗福苌因夏人所传之《掌中珠》一书，得通西夏自制之复体文字，并为《宋史 西夏传》作疏证，惜未卒业而殁；清代洪亮吉撰《西夏国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书》十卷，陈崑撰《西夏事略》十六卷(著录《清史稿 艺文志》)，皆不见传本，书或未成；张鑑《西夏纪事本末》，传世已久，吴广成《西夏书事》，原刊本不多见，最近始覆印行世；近人开县戴锡章广撷群书，分年排次，以成《西夏纪》，书最晚成，差为详备，考西夏一国事者，应于是取资焉。此皆就《宋史》及辽、金二《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明思宗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缢死，是年五月，明遗臣迎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改明年元为弘光，、是年(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南京陷，由崧寻殂，初称圣安皇帝，后谥安宗；弘光元年闰六月，唐王聿键立于福建，改是年元为隆武，明年(顺治三年)八月，以福州陷遇害，初称思文皇帝，后谥绍宗；十一月桂王由榔立于肇庆，改明年(顺治四年)元为永历，而聿键弟聿铒亦立于广州，改元绍武，是年十一月。以广州陷，自缢；由榔在位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缅甸人执以献于清，明年遇害，郑成功曾谥为昭宗；又有鲁王以海称监国于顺治三年，先后居于绍兴、舟山、厦门等地，十年去监国号，归于郑成功。此四主历时十有八年，；清代谓之福、唐、桂、鲁四王(桂王一称永明王)，比于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犹附二王于《瀛国公纪》，《明史稿》仿之，尚为福、唐、桂三主立专传，而《明史》则不然，附由崧事于《福王常洵传》，聿键事于《唐王桎传》，由榔事于《桂王常瀛传》，以海事于《鲁王植传》，而于目中不著其名，非细检无由知之。且所叙事迹极略，不足备一朝之史。于其时之宰执大臣，舍生取义之士，如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何腾蛟、瞿式耜、朱大典、张国维、金声等人，虽亦为之立传，而所遗者亦甚多。又以牵涉时忌，不复能具首尾，此有待于补订改撰者也。清代史家称此时期为南明，或称残明、后明，记此十有八年之事，谓之南明史。昔者全祖望谓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近人安阳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著录存佚之籍，大略与之相等，即专纪南明四主者，亦不下百余种，可谓多矣。盖自黄宗羲撰《行朝录》，以记隆武、永历及鲁监国之事；而顾炎武则撰《圣安本纪》，李清则撰《南渡录》，古藏室史则有《弘光实录钞》，以纪弘光一朝之事；又有《思文大纪》(不知撰人)，纪隆武一朝事；王夫之撰《永历实录》，纪永历一朝事；查伊璜撰《鲁春秋》，滃洲老民撰《海东逸史》，纪鲁监国事，皆属甚备，足补《明史》之缺。其合四朝而通为一书，前有温睿临之《南疆逸史》，后有徐燕之《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逸史》之书，采摭差详，而《纪年》、《纪传》二书，足补《逸史》之未备。若以《纪传》中之列传，补入《逸史》，更取《纪年》及其他纪南明事之野史，详慎裁定，为之作注，则即可成一完备之南明史，亟望有人能从事于此也。查伊璜曾撰《罪惟录》八十四卷 ，称明惠帝为惠宗让皇帝，成祖为太宗文皇帝，景帝为代宗景皇帝，思宗为毅宗愍皇帝，弘光帝为安宗简皇帝，隆武帝为绍宗襄皇帝，附以唐王、桂王、鲁监国，是盖能合南明事为一书者。清人究心南明史事者，温、徐诸氏外，前有全祖望、杨凤苞，后有戴望、傅以礼(字节子)、李慈铭、夏燮。全氏《鲒埯亭集》中，纪载南明遗事者，不可偻指；杨凤苞撰《南疆逸史十二跋》，谓温氏之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惟惜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又附举明季野史数百种 ；戴望亦自称：《胜国南烬遗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丧乱以后，辍而不为(《致傅节子书》)；以礼《华延年室题跋》、慈铭《越缦堂日记》，以及当涂夏燮所撰《明通鉴》，皆有校订旧籍，证别真伪之功，不可没也。元和钱绮(字映江)撰《南明书》三十六卷 ，徐非云又撰《残明书》四十卷，皆为傅以礼所见，而世乃无传本；近人无锡孙静庵(其名待考)拟撰《续明书》一百二十五卷，惜未卒业；仪征刘师培、顺德邓实皆欲作《后明书》，亦皆未成 ，师培且请章太炎先生预为之序矣。最近则有海盐朱先生希祖，搜获南明野史，多为珍本，实突过傅以礼所见，间有未著录于《晚明史籍考》者。先生尝言欲撰《南明史》，因循未果；又谓《顾亭林诗集》自注有“东武二年”之语，有戴望所藏潘耒初刊本可证。东武即为隆武之讹，盖因有所避忌，以音近而改隆为东，而后来撰《五藩实录》者，以怀王常清尝为台湾郑氏所立，遂以东武年号属之，此想当然尔之词耳；近见罗振玉《重订纪元编》，亦仍其误以入录，得先生所考，可以正之矣；其他考订甚多，不暇悉举。前代之修史者，往往以续作补前史之未备，如《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而《宋史》有《周三臣传》，此可师之善例也。晚近所撰《清史稿》，不为南明四王立传 ，无以弥《明史》之缺，以言佳史，渺乎远矣，订补改作，正待后贤。以上所述，皆就《明史》之一部而分撰者也 。 清史之应分撰者有二部，一为清开国史，一为太平天国史。明人称清初之部族，曰建州，曰女真，称清太祖曰奴酋，其最著者，如茅瑞徵之《东夷考略》、天都山臣（阙名）及叶向高之《女直考》、陈继儒之《建州考》、海滨野史(阙名)之《建州私志》、管葛山人(彭孙贻之别号)之《山中闻见录》、黄道周之《奴酋篇》(《博物典汇》卷末)皆是，然悉得诸传闻，且纪载甚略，不足以饜阅者之望也。女真避辽讳，改称女直，为清祖之所出，建州为清祖始封之卫名，而奴酋者又明人所以称太祖奴尔哈赤者也。纪载建州女直事，最详最确者，首推《明实录》，次则《朝鲜实录》，就此二书取材，参以诸家纪载，真相得以瞭然。第以《明史》修于清代，讳先代事而不言，《清史稿 太祖纪》虽云其先盖金遗部，又天命元年国号曰金，亦病语焉不详，有待于专书纪载，又不俟论也。近人考清初事，多属日本学者，以乙国人谈甲国事，犹多皮相之论，影响之谈。章太炎先生始撰《清建国别记》，以明人之书为依据，其以猛奇帖木儿(清译改为孟特穆)为太祖奴尔哈赤之高祖，则沿《东华录》之误。武进孟森撰《清朝前纪》，叙清入关以前事，多取材于日本稻叶岩吉之《清朝全史》，间亦多所发明，后得见明代、朝鲜两实录，钞其中所记清入关前之史实，为《明元清系通纪》一篇，惜未竣功而卒。近顷治清初吏，颇亦有人，然无有出孟氏右者，甚望将来有人续成其志，而别成一善本。此分撰清开国史之大略也。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发难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称太平天国，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清军始陷其所建天京。先后历十五年，不为不久。然其结局，文献随败亡以俱毁，即有纪其事者，如官修之《粤匪纪略》出于战胜者之口，可信之程度至少。又如王闿运之《湘军志》，王定安之《湘军记》，皆记曾、李用兵之始末，绝无一语道及洪、杨内部之事，自应别求可信之史，以饜读者之望，不待言矣。咸丰五年，张德坚承曾国藩之命，撰《贼情汇纂》十二卷，颇能详其政治制度，而行世最晚。金陵破灭之日，忠王李秀成手录事状数万言，详叙天国之始末，特以语犯时忌，间为阅者所删改 ，是为可惜。当洪、杨盛时，编刊书籍多种，又有诏谕历书之刊本，多为西方之传教士及使臣商人携回本国，今英、法、荷、美、德诸京图书馆多有之。近人程演生、萧一山、向达、王重民先后由法、英两京搜获太平天国史料甚夥，并就原本摄印之。自是以来，世人始得窥见洪、杨时代自制文书之面目。辛亥以来，研其国史乃大有人在，国内之天国史料，亦往往间出(如南京图书馆购藏之《英杰归真》，即其一种)。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或名野史，或名战史，或名杂记(简又文辑)，其间名贵可信之史料，虽非甚少，然以吾所知，惟罗尔纲之《史纲》著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详其始末，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此又分撰太平天国史之大略也。 分撰诸史，大略如上。至何以如此之多，亦不可以无述。吾求其故，盖有二端：一由于避繁就简，一由于耽僻好奇。盖一代正史，卷逾数百，累世莫殚，令人望而生畏，遂惮而莫为，有若柯维骐、王惟俭、陈黄中之以一人之力改修《宋史》，求之前代，实无几人，惟就正史中之一部，加以改撰，事迹有限，卷帙非繁，积以半年，杀青可期，避繁就简，亦为人之常情，一也。习见之书，人皆忽视，难得之简，众必争求，近代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之徒，或考西域，或探北徼，写成数卷，即博重名。百年以来，研讨元史之风，日新月异，转而从事晚明，覃及太平天国，虽费搜寻之功，究省探讨之力，而又敝帚自享，以罕见珍，耽僻好奇，尤为学人通病，二也。总此二因，遂成风尚，一往难返，莫知所极，此为禹域学术升降所系，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其四则为总辑之史。其体始于梁武帝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一则合诸断代史而为一书，仍用纪传之体；一则总前代事分为若干科，略如后来之《通典》、《通考》，亦纪事本末一体之所本也。唐姚康复又撰《统史》(二百卷)，其体近于宋高似孙之《史略》，章学诚所谓撙节繁文自就槩括者也。《通史》一书，与梁元帝同烬于江陵(据胡三省《通鉴注 序》)，《科录》亦早归散佚，无可考论。其可述者，惟有郑樵《通志》一书，此总辑之史之仅见者也。 《宋史 郑樵传》，称其好著书，自负不下刘向、扬雄，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时当高宗南渡，尝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高宗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义，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后著《通志》成，高宗命以其书进呈，会樵病卒。兹考其著书之旨趣，悉具于《通志 序》，序中极端推崇司马氏之《史记》，而盛讥班固以下断代为史之非。其略云：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仲尼既殁，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绩，无所纪系。迨司马氏父子出，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司马谈有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 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耶!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如此之类，岂胜断梗。……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 ，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厄斯文而不传与 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 寻樵所论，未必尽衷于理，特其主作史以通为贵，故不能不扬马而抑班。后来史家能与之同调者，则有章学诚，尝于《文史通义》中撰《释通》、《申郑》二篇，以明祈向所在。其论通史一体之源流，则云：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篇，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璘《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子迴)《小史》、姚氏(唐姚康复)《统史》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檃括者也；罗氏(泌)《路史》、邓氏(元锡)《函史》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质)《五代通录》、熊氏(克)《九朝通略》，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延寿)《南》、《北史》、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辑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释通》)。 又论通史之利病甚详，略云：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捂，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 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徵，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王前驱，即一人也；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 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 天文》不载推步，《唐书 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檃括，《隋书 五代史志》，终胜于沈、萧、魏氏之书矣。何谓便铨配 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何谓平是非 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抵牾 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抵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何谓详邻事 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北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何谓具翦裁 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阙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手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何谓立家法 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何谓无短长 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幾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 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 ，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标目 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辞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技》、《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同上)。 章氏所论六便二长三弊，虽云泛论通史，且多以《南》、《北史》为依据，而所谓利病，即为《通志》利病之所在，即谓此论为批评《通志》，无不可也。至其著论为郑氏张目者，则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又曰：“郑氏所振在宏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作邹鲁趋跄，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又曰：“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侧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申郑》)凡此皆章氏之创论，为前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盖当章氏之世，戴震则斥郑樵为陋儒，王鸣盛则指渔仲为妄人，语有过当，心不能平，此又《释通》、《申郑》二篇之所由作也。 《通志》之作，仿自梁代之《通史》，樵已自言之矣。梁武帝命吴均等会通《史记》以下诸史，而为一书，去抵牾，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章氏之所谓便者，已略具之。其书凡六百卷 ，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惟无表而已(本《史通 六家》)。所谓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即为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而为铨配之得当者。至于两汉以还，全录纪传，是又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之三弊，而无可讳言者也。《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郑樵以梁代《通史》久佚，发愤重有所作，署曰《通志》。释名见于《自序》，其言曰：“古者记事之事谓之志，书大传，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是则其命名之义，正同《通史》。惟樵寄方礼部书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夹漈遗稿》)是樵初欲名其书为《通史》，后乃定名《通志》，亦犹司马光初撰《通鉴》，欲名《通志》，为一例耳(详见下节)。考《通志》为书凡二百卷，《帝纪》起三皇，迄隋恭帝，凡十八卷，附《后妃传》二卷；易表为谱，效《周谱》也，凡四卷；易志为略，避大名也，凡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传》八卷，《周异姓世家》二卷，列传九十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是其书有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体。如周之诸侯称世家，本《史记》；晋之十六国称载记，本《晋书》，盖会通诸史而为一书，而未及画一其体例者。抑樵之所自负者，惟在《二十略》。其自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所谓五略：曰《礼》，曰《职官》，曰《选举》，曰《刑法》，曰《食货》，樵则谓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其十五略：曰《氏族》，曰《六书》，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谥》，曰《器服》，曰《乐》，曰《艺文》，曰《校雠》，曰《图谱》，曰《金石》，曰《灾祥》，曰《昆虫草木》，大半为诸史志之所不具，故又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议论也。樵以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即其旧文，从而损益之；至于“二十略”，则谓皆由自得，不用旧史之文；依此求之，似无所因袭矣。第细检其中之《地理略》，则全袭《通典》之《州郡典》，《总序》之前，虽叙水道，亦杂采《汉书 地理志》及《水经注》而成，岂以生值南宋，两河沦陷，无从考征，不得不钞录成书耶 《器服》一略，多与《金石》复出，而所谓《服》，则全袭《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正；《职官略》中，以《通典》所引之典故，悉改案语为大书，俨同自撰，《艺文略》分门太繁，舛误尤多；《灾祥略》则悉钞诸史《五行志》 ；是则袭用旧文，不止纪传为然，则所谓自得者，果何说耶 其所谓自得者，当指《六书》、《七音》诸略而言。然《六书略》则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谓三十六字母可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又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不悟反切之学为中土所固有，且在创制字母之前，唐以后人归纳反切，而制字母，本末之序，不可诬也。岂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者，即指此类而言耶 又考之诸史，惟《魏书》有《官氏志》，专详北族，而语焉不详，《唐书 宰相世系表》，限于华宗，而不下于庶民，撰通史者，宜有“氏族”一志，而郑氏乃为创作之，是可尚也。若乃《校雠》一略，申明刘向、歆父子以来整齐百家、辨章学术之法，《图谱》一略合古人“左图右史”之义，即郑氏自谓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者，亦章氏所谓别识心裁，绝识旷论，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者。揆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钞诸史，无所剪裁，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或谓章学诚因戴震辈痛诋《通志》，故作《释通》、《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果在标准纲领，则作论明之可矣，何必钞袭史传 曾不惮烦如此 ，洵笃论也。章氏创通义例，以论文史，又以《通史》为乙部之圭臬，喜郑氏议论之隽快，足以助其张目也，故盛为称道之，而以援据之疏，为不足病，至其立论高远，实不副名，所犯之病，正同郑氏，千载之下，引为知己，有以也夫。 樵谓《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迄隋，若礼、乐、行政，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此所以明其书之断限也。清乾隆三十二年敕修《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体例一仍郑氏。纪、传起唐，诸略起五代、宋，而皆迄于明末。其于纪、传，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 家人传》并入《后妃》、《宗室》，《一行传》并入《隐逸》、《孝友》，《宋史 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 儒学传》并入《儒林》、《文苑》；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为考核事实，分立此门，是也。其于诸略，不惟续之而已，于郑《略》之未载者则补其阙遗，已载者则正其伪误，如郑氏《艺文略》，有但列书名卷数者，兹则各补撰人、爵里是也。《续志》之作，虽出官修，而大体精善。至继《续通志》而作之《清通志》(原名《皇朝通志》)，则仅有“二十略”，而无纪传及谱，是为政典之一，不得与正、续《通志》比数，又可知矣。 刘知幾以《史记》为“六家”之一，《史记》通上古迄汉武而为一书，不以某一朝代为限，实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记》具有翦裁，不似《通史》之钞撮前史以前一书，《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极则也。刘氏于《史通》中罕论及“通史”一体，仅谓“《通史》(指梁武《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六家》)。而《四库提要》于《通志》下亦云，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此又撰总辑之史之难于断代者矣。然刘氏又谓“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惑经》)。此又论及通史之长，为不可废，不惟《通志》一书若是，凡《通鉴》、《通典》诸书以贯通各代为职志者，亦无不如是也。 其五则为补阙之史。范晔《后汉书》未及作“志”而殁，梁人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以补之，并为作注，此补阙之史所自始也。然范书不特缺志，抑亦无表，宋人熊 方始为《后汉书》补作《年表》十卷，清人钱大昭更作《后汉书补表》八卷，合补志、补表为一编，则范与班侪可以无憾，此后贤拾补之效也。沈约撰《宋书》，以范、陈二史俱无志，所撰诸志，悉上接《史》、《汉》，不以宋为断限；唐人撰《五代史志》，附于《隋书》，而《经籍》一志，上接《汉书》之《艺文》，亦不以五代为限，此亦后来补志之滥觞也。补缺之史，以补表、补志为最夥，清代以前，有宋钱文子之《补汉兵志》，金蔡珪之《补南北史志》，与熊表鼎足而三，惜蔡《志》久佚，仅存一志一表而已。清代学者，以辑佚补缺为能事，研经之外兼治乙部，补志、补表之作，蔚为大观。迄于近时，此风未杀，爰就所知，汇而为表： 书 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补汉兵志》 一卷 宋钱文子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亦入《二十五史补编》，下俱同。 　 《补后汉书年表》 十卷 宋熊方撰 通行本，清诸以敦有《校补》五卷，《补遗》一卷。 　 《后汉书补表》 八卷 清钱大昭撰 通行本。 　 《补续汉书艺文志》 一卷 清钱大昭撰 《广雅丛书》本。 　 《补后汉书艺文志》 四卷 清侯康撰 《岭南遗书》本。 　 《补后汉书艺文志》 十卷 清顾櫰三撰 《金陵丛书》本。 　 《后汉艺文志》 四卷 清姚振宗撰 《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 　 书 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补后汉书艺文志》 一卷 曾朴撰 光绪乙未刊本。 又附《艺文志考》十卷。 　 《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三卷 清黄大华撰 《二十五史补编》。 　 《三国志世系表》 一卷 周明泰撰 排印本。 又陶元珍有《补遗》一卷。 　 《三国职官表》 三卷 清洪饴孙撰 《广雅》本。 　 《补三国疆域志》 二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 谢宗英《三国疆域志补注》十五卷，又《三国疆域表》二卷，金兆丰有《校补三国疆域志》不分卷。 　 《补三国艺文志》 四卷 清侯康撰 《岭南》本。 　 《三国艺文志》 四卷 清姚振宗撰 《快阁师石山房》本。 　 《新校晋书地理志》 一卷 清方恺撰 《广雅》本。 毕沅有《晋地理志补正》五卷，方恺有《晋地理志校补》一卷。 　 《东晋疆域志》 四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 　 《补晋兵志》 一卷 清钱仪吉撰 家刊本。 　 《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附录一卷 清丁国钧撰 子辰注 《丁氏丛书》本。 　 《补晋书艺文志》 六卷 清文廷式撰 排印本。 　 《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清秦荣光撰 排印本。 　 《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吴士鉴撰 刊本。 　 《补晋书艺文志》 四卷 黄逢元撰 排印本。 　 《十六国疆域志》 十六卷 清洪亮吉撰 《广雅》本。 　 《十六国年表》 一卷 清张愉曾撰 《昭代丛书》本。 　 书 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补宋书宗 室世系表》 一卷 罗振玉撰 自刊本。 《补宋书刑法志》 一卷 清郝懿行撰 《郝氏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