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 第 21 页/共 30 页

右改修《史记》 《续后汉书》 四十二卷 宋萧常撰 以昭烈帝为正统，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魏、吴为载记，凡二十卷。又附《音义》四卷，《义例》一卷。于《蜀志》增传三十一。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 　 书 名 卷 数 撰著人 附 考 《续后汉书》 九十卷 元郝经撰 经未见萧书故有是作，中有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等八录，以补其阙。凡年表一，帝纪二，列传七十九，录八，原书久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中有阙卷，年表及《刑法录》则全佚。 　 《季汉书》 五十六卷 明谢陛撰 尊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为杂传。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卷首冠以论、答问、凡例，以明全书之宗旨。 　 《季汉书》 九十卷 清章陶撰 有刊本，又汤成烈《季汉书》九十卷，未见传本，为莫友芝所称，谓此书详核过萧、郝二氏。于表、志用力尤勤。《宋史 艺文志》，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已佚，又《补元史艺文志》，张枢《续后汉书》七十三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皆未见传本。 　 右改修《三国志》 《晋记》 六十八卷 清郭伦撰 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 　 《晋略》 六十六卷 清周济撰 本纪六，表五，列传三十六，国传十一，汇传七，序目一，十六国去前凉，增拓拔魏。 　 右改修《晋书》 《重修南 北史》 一百十卷 宋方岳撰 原书已佚，目见倪灿《宋史艺文志补》。 　 右改撰《南》《北史》　 书 名 卷 数 撰著人 附 考 《五代史记》 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 通称《新五代史》，徐无党注。 本纪十二，列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谱十一，附录三，又目录一卷。 　 《续唐书》 七十卷 清陈鳣撰 纪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传三十六，大旨在以后唐、南唐上承唐统，下启宋统。 　 右改修《五代史》 　 《宋史质》 一百卷 明王洙撰 《天王正纪》十二卷，《闰纪》一卷，《后德外戚传》三卷。《宗室世系》五卷，《宰执年表》附传略七卷，《相业传》四卷，《直臣传》四卷，《文臣传》十卷，《吏治传》三卷，《使事传》一卷，《功臣传》三卷，《将相传》三卷，《边将传》三卷，《君子传》四卷，《忠义传》十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卓行传》一卷，《隐逸传》一卷，《小人传》五卷。《权奸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叛臣传》一卷，《降臣传》一卷。《世家》二卷，《方技》一卷，《宦者》一卷，《夷服传》一卷，十五志七卷，《道统》四卷。 大旨以明继宋，列辽、金于外国，并削元一代之年号，于宋帝昺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后继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顺帝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元年，且于恭帝降元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 　 《宋史新编》 二百卷 明柯维骐撰 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 《宋史》于瀛国公纪附载二王，此书则为端宗、帝昺立纪，终于祥兴，又以辽、金入《外国传》，与西夏、高丽等。 　 《宋史记》 二百五 十卷 明王维俭撰 是书体例。略同柯作，是书有传钞本，藏北京图书馆，迄未刊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振绮堂汪氏小山堂钞本《宋史记》三十册，存九十四卷，内有赵一清朱笔按语。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宋史稿》 二百十九卷 清陈黄中撰 本纪十二卷，志二十四卷，表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 是书盖就柯、王二氏之作，为汰繁补遗之功。 是书未刊，稿本已佚。 右改修宋史 《元史类编》 四十二卷 清邵远平撰 有纪、传，无表、志。 　 《元史新编》 九十五卷 清魏源撰 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 有目无书者，《留梦炎》、《蒲寿庚》、《方回》三传。《儒林》、《艺术》有缺传。《遗逸》、《释老》、《群盗》三传全缺。 　 《元书》 二百二卷 曾廉撰 以《元史新编》为蓝本，更增以少许之事实，第囿于见闻，搜罗不广。 　 《蒙兀儿 史记》 一百六十卷 屠寄撰 本纪十八卷，列传百二十九卷，表十二卷，志一卷，内本纪缺一卷，列传缺十一卷，表缺二卷，实凡一百四十六卷。原书志仅一卷，盖所缺尚多，此书本为未成之作。 此书有初印本八册，后续增至十四册，最后印本则为二十八册，而各印本之次第，微有不同，应以后印者为定本。 　 《新元史》 二百五十七卷 柯劭忞撰 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百五十四卷，有铅印、木刻两本，以民国十年刊成之木刻本为定本。 　 右改修《元史》 昔者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 ，此改撰《史记》最早者也。苏辙、李锴二氏，皆以《史记》所记周秦以往之事，语多疏略，欲据经子百家语以补之，与谯周之用意正同。惟周仅致订补之功，故以《史考》命名，而二氏则取汉以前事而改撰之，以下接《汉书》，如辙则据《左氏传》，补作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而锴所作补传尤多，亦以《史记》多所缺略故也。《四库总目》谓锴据马辅《绎史》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其纪事本末体而为纪传，然考锴之自序、序传，未尝齿及《绎史》，虽其取材多同《绎史》，而遽谓以马书为稿本，亦不免失之武断矣。锴之此作，既悉据古籍，故于每段之下，一一注其所出，全书实同集句，为诸史中别创一格，立法颇善，亦自可喜。所难满人意者，其所引之《竹书纪年》、《孔丛子》，多属伪作，《帝王世纪》、《皇王大纪》，亦不尽可据，且所作诸合传，多者百余字，少者数十字，皆为自立一传，固由史材之少，然亦太形寥落矣。《史记》一书，自有其可贵者在，后人改撰，本难致功，且子长所见之书，究比今人为多，且较有深知灼见，订误拾遗，并行不悖则可，拔赵帜而易汉帜，以为可取而代之，终为不可能之事也。 班固《汉书》，本由改撰《史记》而成，然能断代为史，面目一新，其后亦无人能为之改撰，则以其书通体精善，无隙可寻故也。范晔《后汉书》，承诸家纷纷撰作之后，删定旧本，以成一家之言，可与班书并驱争先，其后虽有萧子显改撰之本，然未及行世，即归散亡，其美富之不侔，又可知矣。自陈寿撰《三国志》，以魏、蜀、吴并列，又尊魏帝为纪，抑蜀、吴二主为传，为习凿齿所不满，乃以蜀继汉统，撰《汉晋春秋》以纠之，惜其书久已不传。至宋萧常始就《三国志》改撰《续后汉书》，成于宋宁宗庆元中，后六十余年，元人郝经亦改撰《三国志》(撰于世祖中统元年以后)，而仍其旧名(见经《自序》)。时萧书尚未行世，而郝书不期与之冥合，及后付刊，始易称《续后汉书》，与萧书同名。两书皆尊蜀继汉，深抑魏、吴，义例略同习氏，明谢陛之《季汉书》亦然。其称续后汉者，以蜀二主可继后汉献帝之统也；其曰季汉者，以示别于前后二汉也。《通鉴》用陈寿之例，以魏纪年，上以承汉，下以起晋，非有若何深义，至朱熹作《纲目》，则严正统、闰统之辨，以昭烈继汉统，是则引习氏之绪，而不以《通鉴》为然者也。萧、郝二氏，生于宋季元初，值朱熹之学大昌，而郝氏最尊《纲目》，故用其义例，而改撰《国志》。寻两书之取材，除陈氏本书及裴注外，别无新材，可以异于原书，惟郝书以原书无志，乃撰《八录》以补之，是为差胜，盖其大旨，重在书法，而不在事实，亦犹朱熹之因《通鉴》而撰《纲目》耳 。今本《晋书》，系就臧荣绪本改撰，称为《新晋书》，臧书既亡，乃得孤行，否则亦两《唐书》、两《五代史》之比矣。清代郭伦，始撰《晋记》，其自序谓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俳优；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无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祜、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谋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因重为刊定，勒成是编。厥后周济亦撰《晋略》，包世臣称其分散故籍，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贬恶而不没善，奖贤而不藏慝。大之创业垂统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术，不为高论，不尚微言，要归于平情审势，足以救败善后，非典午之要删，实千秋之金鉴，其推许可谓至矣。惟其序无一语及《晋记》，似尚未见郭书。然以好采诡谬碎事，为《晋书》病者，郭、周二氏，亦引以为病，而亟亟改之，且以删繁就简为主，不甚留意于史实。不知史籍之用有二，或以繁为贵，如记注是，或以简为贵，如撰述是。居今之世，应视诸古史皆如记注，以详而有体者为上选，《晋记》、《晋略》，差能比于干宝、孙盛，略备别史之一体，而于详而有体之《晋书》，度尚无以胜之。此唐宋以来改撰《三国志》、《晋书》之大略也。 李延寿之《南、北史》，即为改撰南北朝八史之作，而宋代亦改撰《唐书》，今俱得并列于正史，前已论之详矣。宋人方岳曾改修《南、北史》，书已不传，而正史二十五种中，尚有《新五代史》、《新元史》，未及论列，又宋、元二史改撰之故事，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并于下文顺序论之。 《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 《玉海》引《中兴书目》云，《五代史记》，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纪十二、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总七十四卷，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则谓，修以薛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修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直斋书录解题》始称为《新五代史》，以示别于旧史；又高似孙《史略》，载神宗尝问欧阳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是则迁延五年，始诏藏秘阁，并为刊行，由于朝议未定也。《宋史》欧阳修本传云：“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又宋韩淲《涧泉曰记》，记修与徐无党书云，《五代史》昨见曾子固之议，今却重头改撰，未有了期；又与梅圣俞书云：间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云云。章学诚读至此条，为之论曰：“按《五代史》文笔尚有可观，如云尚有义类，正是三家村学究技俩，全不可语于著作之林也，其云不可使俗人见，其实不可使通人见也。梅圣俞于史学固未见如何，即曾子固史学，亦只是刘向、扬雄校雠之才，而非迁、固著述之才。当时仅一吴缜可备检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称史才也。” 此可谓工诃古人，与刘知幾同病矣。章氏以“弔祭哀挽文集”称《五代史》者，以其书中之序论，通用呜呼二字发端故也。然修曾自说明其作书之旨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 是正多取《春秋》遗旨之意。兹据徐注所释本纪之书法，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众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是为用兵之四例；易得曰取，难得曰克，是为得地之二例；它如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夫人某妃为皇后，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 。书中所立死节、死事、一行、伶官、宦者诸传，悉寓儆戒后人之意，而其意则于论中发之。曩者王鸣盛尝以欧史晋臣、周臣两传各只收三人，大觉寂寥可笑 。不悟此正欧阳氏精意所寄，本书立杂传以处历任数朝数姓之人，明其非某一代之臣，此亦寓有深意也。欧史之可议者，在重书法而轻事实。《唐本纪》于废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书契丹立晋，以著石敬瑭之为契丹所立。考《春秋》隐公四年有卫人立晋之文，晋者卫宣公之名也，石敬瑭以晋为国号，亦云立晋，此效《春秋》书法之失，而重为近人所讥者(本章太炎先生《史学略说》)。《通鉴》亦喜用薛史，其病欧史之简，亦可窥见。至若本纪之纪事太简，诸志之仅具司天、职方二考，皆由轻视五代史实以为无足轻重而然 。此则非严正之史家所宜出，而不免见讥于王、章二氏也。欧史既成，其甥徐无党为之注，侧重书法义例，如公、穀之于《春秋》。或谓徐亲得于修，出自口授(邵晋涵说，见《南江书录》)，或疑修自注，署无党名，(俞正燮说，见《癸巳存稿》八)。吾以前说为近是。陈师锡序《新五代史》，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亦非妄语，欧史于《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是即太史公读历谱牒、秦记之意。其所见之史材，实远过于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为薛史所不及，是以新旧二史，俱能并存不废。《四库提要》之论欧史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曰：“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可谓能折其中矣。与修同时之吴缜，曾撰《五代史纂误》，旨趣与《新唐书纠谬》略同，有意吹毛索瘢，而语亦有是处 ；周密《齐东野语》，有刘羲仲(刘恕之子)以《五代史纠谬》示苏东坡之语，疑此即吴氏之《纂误》，非别有一书也；明人杨陆荣亦撰《五代史志疑》，此皆以订正谬误为职志者。迨清代彭元瑞、刘凤诰二氏，以欧史为正文，取薛史及《五代会要》诸书散入正文之下，以比裴松之之注《国志》，是又衍李清《南北史合注》之绪，而为研五代史者之渊薮矣。 石敬瑭以乞援外族而作儿皇帝，而作史者尊称之为晋高祖，此尤甚于陈寿《国志》之尊魏抑蜀，极不协于人心之公者也。或谓宋受周禅，上溯汉、晋、后唐、梁，以承于唐，故撰五代史，以明其有所受，不然，薛、欧诸公岂不知此 其说是也。若乃事隔数代，嫌忌尽捐，起而正之，亦乌容已。清代陈鱣乃依此义而作《续唐书》，以后唐继唐，故列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欧史作废帝，此从薛史)于本纪，以南唐继后唐，故亦列烈祖、元帝、后主于本纪，摈梁、晋、汉、周于世家；向之所谓十国，除南唐外，增入岐王李茂贞，合北汉刘崇于汉世家，是为九世家，与梁、晋、汉、周并列，为十三世家；列传称二唐为诸臣，称其他为诸国臣，以示内外之分；琐细之事，俱详于表；所撰十志，合薛史之历志于天文，而别增经籍志。且为之说曰：“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固未绝也；后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赐姓为李，庄宗既奉天祐年号，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即如当日契丹儿晋而兄唐，高丽遣使入贡，彼尚怀唐之威灵，故尊其后裔，不敢与他国齿，奈何以晋、汉、周为正，而反以南唐为偏据乎 ”观其所论，盖与萧、郝二氏之改撰《国志》同一用心，论者不知其义，乃深怪之，以为好奇之过，尚未足以服萧、郝、、陈三氏之心也。 《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二代之士，致力于改撰者，颇不乏人。考其动机，厥有二端：其一，则元人以《宋史》与辽、金并列，无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极为明代学者所不满，故叙宋亡迄于祥兴，而为卫、益二王作纪，置辽、金于外国传，以侪于西夏、高丽，如王洙、柯维骐、王惟俭之徒是也。其二，则取法欧、宋之重修《唐书》，以订误、 补阙、事增、文省为职志，清代研史之士，多主张之，其编纂之要旨，亦欲合三史为一书，以正元代之非，如陈黄中、邵晋涵、章学诚之徒是也。二者之论，各明一义，而皆有是处，未可偏废。危素于元末，曾与修宋、辽、金三史，而《千顷堂书目》著录其《宋史稿》五十卷(钱氏《补元史艺文志》据之)，疑此为素在史馆时所具之稿，非别有所作也。惟《明史 周叙传》，记其曾祖以立于元末时以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至叙官翰林学士，思继先志，于正统末 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此则为改修《宋史》之最先者。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廷议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严嵩董其事(见《明史》嵩传)，亦未成书。明人改修《宋史》而能毕功者，有三人焉，曰柯维骐、王惟俭、王洙是也。《明史 文苑 柯维骐传》：“《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谨严，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王惟俭传》云：“惟俭苦《宋史》繁芜，手删定自为一书。”洙，《明史》无传，仅康熙《临海志》云，洙著《宋史质》一百卷；考洙为正德十六年进士，维骐为嘉靖二年进士，惟俭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洙、维骐二人之世略相接，而惟俭则二氏之后生晚学也。《史质》、《新编》二书，皆著录于《四库》存目，一则曰荒唐悖谬，偻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丧心病狂如此人者；一则曰，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大纲之谬如是，区区补苴之功，亦不足道；是其列入存目之意，为由于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洙之自序其书目：“取脱脱所修《宋史》，考究颠末，参极群书，删其繁，存其简，去其枝叶，存其本根，始于天王正纪，终于道统，自嘉靖壬辰迄丙午，凡十六年乃就，名目《史质》，以示不文。”盖洙不喜蒙元之入主中夏，以严正闰之辨为先，故于祥兴二年帝昺投海后，即以明太祖之先祖上嗣宋统，革元代之纪年而不录，以明其非正统，是则此书意在屏革元统，又与柯氏《新编》不同。沈德符《敝帚轩賸语》，称维骐作《新编》时，至于发愤自宫，以专思虑(见《四库提要》引)，其用力之精勤，即此可见。兹考《二十二史箚记》所举《宋史》疏舛之处，《新编》多已订正(如《宋史》无夏贵传，《箚记》曾论及之；而《新编》则为立传，惟以其降元列入叛臣)，是又非《史质》专重义例之比。钱大昕之论《新编》则曰，柯氏用功已深，义例亦有胜于旧史者，惜其见闻未广，有史才而无史学耳(见本集《跋宋史新编》)，斯则为平情之论矣 。惟俭之书晚成，题曰《宋史记》，时柯氏之书已行世，惟俭见之，重为订补，以成此书，体例略如《新编》，蕲合三史为一，列二王为本纪。然以晚成之故，视《新编》差为完密。其后吴兴潘曾絃得惟俭所撰《宋史》，招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此明代季年事也，《明史 曹学佺传》载之。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惟俭家藏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吴兴潘昭度(曾纮字)曾钞得副本，赵翼则谓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又谓维骐之书未及梓行(见《箚记》二十三)。然先是朱彝尊于柯氏《新编》、王氏《史记》皆得见之，称柯氏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升瀛国公、益、卫二王于帝纪以存统；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列道学于循吏之前以尊儒，历二十载而成书，可谓有志之士。又谓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惟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尚未定，损仲《宋史记》沈于汴水，余从吴兴潘氏钞得，仅存。(《曝书亭集》四十五《书宋史新编后》，又朱氏《明诗综》五十八《王惟俭下》，亦叙及《宋史记》，谓从吴兴钞得，未见出入意表)。愚按柯书刊于明代 ，钱大昕据以撰跋；王书未刊，因彝尊传钞，亡而复存，而钞本展转入柯劭态手，后归北京图书馆，是赵氏所说尚有未审，所宜订正者也。(归有光亦欲改修《宋史》，《外集》载论赞二十余篇可证)。全祖望一《答临川先生(李绂)问汤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显祖)，祥符王侍郎损仲(惟俭)，昆山顾枢部宁人(炎武)也。临川《宋史》，手自丹黄涂乙，尚未脱稿，吴兴潘侍郎昭度足成其书，网罗宋代野史，至十余簏，功卒不就。是时祥符所修，亦归昭度，然两家皆多排纂之功，而临川为佳，其书自本纪、表、志，皆有更定，而列传体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学于儒林，归嘉定误国诸臣于奸佞，列濮、荣、秀三嗣王独为一卷，以别群宗，皆属百世不易之论。至五闰禅代之际，遗臣之碌碌者多芟，建炎以后多补，庶几《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归石门吕吉甫(潘氏之婿)，吉甫请姚江黄徵君梨洲为之卒业，成言未果，而吉甫下世，其从子无党携入京师，将据其草本开雕，无党又逝，尝谓是书若经黄徵君之手，则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即得无党刊其草本，则流传亦易，而无如天皆有以败之。后是书展转归花山马氏、海宁沈氏，壬子之冬，沈氏诸郎言已归太仓金氏矣。然是书累易其主，所存仅本纪、列传，而其十余簏之野史，则不知流落何所，可为长太息者也。宁人改修《宋史》，闻其草本已有九十余册，乃其晚年之作，身后归徐尚书健菴，今亦不可问矣。”(以上见《鲒崎亭集》外编四十三)据此则于维骐、惟俭二本外，又有汤显祖、顾炎武二氏改修之本。梁玉绳亦云，闻前辈言汤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涂乙，某传当削，某传当补，某人宜合某传，某人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划段分明。王阮亭《分甘余话》谓，临川旧本，在吴兴潘昭度家，恨无从购之。许周生云，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为《宋史钞》，摭拾最富，友人杨凤苞见其残稿十余册，其全书则散佚久矣(《瞥记》四)。按昭度为潘曾统之字，全、梁二氏所谓临川汤氏《宋史》稿本为曾纮所得者，殆即《明史》所载曾纮更定之本欤 愚检王惟俭《宋史记》稿本，其间朱墨涂乙，添注甚多，粘签无虑首数十纸，皆作绳头细书，且有将列传改撰者，凡订七十二册，有前跋云，此当为汤若士改本(记为王渔洋所撰，又渔洋《蚕尾集》有《宋史记凡例跋》)，又时有墨注，尾标“宾王”二字，是其中又有宋宾王校改之笔 ，或云悉出宾王，而汤氏所丹黄涂乙者非此本。以愚考之，全氏所谓祥符所修，亦归昭度，正与《明史》所记相雠，是则汤氏所据者，即为惟俭所修，既归于潘，又招曾异撰、徐世溥更定之，而卒用不就也。若王、汤二氏各有一稿，则汤氏所丹黄涂乙者，必用《宋史》原本，用力多而成功少，无乃不惮劳费乎。夫惟汤氏见王氏之稿，而不甚满意，遂加以丹黄涂乙之功，某氏所跋，至为得实，继之以宾王之校改，而成为今日所见之本，其本末次第固可考而知也。清乾隆中，陈黄中撰《宋史稿》二百十九卷，其自序云： 元世祖平宋，即诏开局纂修《宋史》，讫至正而后成，盖百年矣。然繁冗疏漏，秉笔者类非史才；又元初去宋未远，岁月相接，子孙之求丐，史官之假借，虚美隐恶，并所不免；亦有后裔寥落，不能表章先世，则虽当记述者，顾并逸之，后来史官，即据前书，潦草蒇事，词笔庸猥，去取踳驳，令览者读未终篇，辄欲弃去。有明一代改修者不一家，其最著者，如莆田柯维骐之《新编》，祥符王惟俭之《宋史记》，亦仅取旧史稍加删节，至其中一人两传及是非失实者，俱并仍之，较长絜短，莫能相尚。他如揭阳王昂之《史补》，天台王洙之《史质》，尤简略不详，自郐以下，无足论已。本朝通人朱彝尊，尝讥诸人长编尚未属目，辄奋笔著书行世，犹夏虫之不可语冰，因欲汇宋代诸书，考其是非异同，自定一书，惜老而未果。黄中少时，每欲仿《新唐书》事增文减之例，重加改修，卒卒未遂，然暇时每遇有关宋史诸书，随时采获，积二十年，至乾隆十三年，因尽发向日所笔记者，讨论审订，改窜旧书，历八寒暑，乃克就稿，汰繁补逸，显微阐幽，期得是非之公，用存劝惩之义。然建隆以迄绍兴，载籍极博，涉猎取材，差为完备；自时厥后，文献无征，旁搜广罗，不遗余力。旧史凡四百九十六卷，今兹取其大半，与《新唐书》之卷适相等，第较量史才，则无能为役。又欧、宋改修唐史，积十七年而后成，其预编摩者十人，皆极一时文学之选，然同时吴缜、刘羲仲等，犹并著书以纠其谬。矧在寡昧，以一手任编辑之役，成书岁月，又仅居昔贤之半，其抵牾疏漏，更百倍于前人。跧伏草茅，谨藏箧笥，随时订定，无所折衷，名以史稿，志未成也。 据序所言，则是书之成，当在乾隆二十年之后，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而黄中卒，后为钱大昕所见，为之跋云： 吴门陈徵士和叔(黄中字)《宋史稿》本纪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传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纠旧史之失，谓韩琦与陈升之、王珪同传，薰蕕无别；陈东、欧阳澈与宋季一僧一道士同传，拟不于伦，康保裔战败降契丹，官节度使，事见《辽史》，而以冠忠义；杜审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康佐本纪既书降金，而又入之忠义；李毅、窦贞固皆五代遗臣，入宋未仕，不应立传，皆确不可易。于奸臣传进史弥远、嵩之，而出曾布，颇与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兆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删涂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后义例，未能画一，纪传无论赞，志无总序，盖犹未定之稿，较之柯氏《新编》，当在伯仲之间耳（《潜研堂文集》二十八）。 按陈氏稿本，今已不可得见 ，其改修之内容，仅可于钱氏跋中，窥其厓略。愚意乙部之作，以后出者为胜。据陈氏自序，知其用力甚深，补苴实多，且获见李焘《长编》等书，据以补柯、王二氏之缺略。则其胜于前作，自不待言。而钱氏谓与柯氏《新编》在伯仲之间，是于陈作尚有微辞，何耶 盖柯氏于《宋史》用力已深，大体略备，义例之精，尤非后来诸作所能及。朱彝尊夏虫之讥，殊失之过。钱氏生当多忌之世，亦不敢诵言其佳，故仅以二书相伯仲为言。陈书之未能付刊，亦以惧触时忌之故耳。吾谓与其舍柯书而别为改作，无宁就柯书而详加订补，改作则创始难为功，订补则因成易为力也。清代诸贤，多有志于改修《宋史》，顾炎武、朱彝尊之已见于前者无论矣，余如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皆有志于是，试历举之：全氏曾言，某少读《宋史》，叹其自建炎南迁，荒谬满纸，欲得以为蓝本，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荏苒风尘，此志未遂(《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此全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证也。梁玉绳谓杭堇浦(世骏字)，尝命余删增《宋史》别作一书，自揆谫陋，谢不敢为(《瞥记》四)，此杭氏有志改修《宋史》之证也。章学诚尝云，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邵晋涵遂慨然自任。晋涵又谓《宋史》自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辑《南都事略》，欲使先后条贯粗具，然后别出心裁，更为赵宋一代全书，其标题不称“宋史”，而称“宋志”，然《南都》尚未卒业，而《宋志》亦有草创(《章氏遗书》十八《邵与桐别传》)。学诚亦自云，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为义例，选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若如赵宋一代之书(《遗书》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此又邵、章二氏有志改修《宋史》之明证也。大抵明人所改修之《宋史》，义例精而条理未密，故易于毕功；清贤所拟改修之《宋史》，义例不必精，而条理极密，故除陈黄中一人外，余则徒托空谈，而不能成书，盖非十数年之岁月、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朱彝尊、陈黄中俱称揭阳王昂有《宋史补》。昂当为明人，其书则未之见。《四库提要》则谓沈世泊有《宋史就正编》(宋史条下)，此书亦未之见，世泊当亦明人也。明人又有邵经邦撰《弘简录》二百五十四卷，意在续《通志》，故合宋、辽、金三史为一，实不啻三史之简本；朝鲜王李祘亦撰《宋中筌》一百四十八卷，意在删繁就简(撰于清乾隆时)，此皆改修《宋史》之具体而微者也。清末陆心源撰《宋史翼》四十卷，专就方志所载宋人为《宋史》所无者补之，当与王昂之《史补》为近，所有改修与订补《宋史》之书，已大略具于是矣。 明初所修《元史》，不甚饜人之望，正有待于订补或改修。永乐中胡粹中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阙漏，因作《元史续编》十六卷，以综其要，此即订补《元史》之作也。惟其书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用编年体，大书分注，全仿《通鉴纲目》，可称“元鉴纲目”，不得谓之“续元史” 。迨至清代，则改修之作甚多，间亦有为之订补者，其别有二：其一，因《元史》芜杂缺略，而广征中土固有之史实，以补证旧闻，订正谬误，而图改造新史者，如钱大昕、魏源是也。其二，因元代疆域不以中土为限，别征西方之史实，以补中土所未闻，证中土所未确，以别造一新史者，如洪钧、屠寄、柯劭忞是也。清初邵远平始撰《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意在续其父经邦之《弘简录》。魏源论之曰，远平《类编》，袭郑樵《通志》之重儓，以天王宰辅庶官分题，已大偭史法，且有纪、传，无表、志，于一代经制，阙略未备 。然邵氏能取《经世大典》诸书，以补正史，不无订正之功，而世祖以下诸本纪，即为魏源《新编》所袭用，是其致功于此，亦匪细矣。其后钱大昕有志于是，致力最深，尝得《元秘史》刊行之。《秘史》叙蒙古初起及兼并诸部落事綦详，可证《元史》之误，徒以译文质朴，悉用当时俚语，明初修史诸氏，鄙弃不加留意，任其湮没。钱氏既得《秘史》，稽考内容，乃知其可据可宝，故为之跋云，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又尝云，在馆阁曰，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似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元史 艺文志序》）。其后徐松亦有志于是，而未能卒业(见魏光焘《元史新编序》)。又魏源谓嘉定毛氏有《元史稿》(见《新编 凡例》)。毛氏名岳生，有《休复居文集》，集中附《元史 后妃列传》，即其证也。继有作者，则为魏源之《新编》，源尝论旧史之失云： 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勋戚典枢密之臣一二预知外，无一人能知其数者。《拖布赤颜》(按即《脱卜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纪开国武功，自当宣付史馆，乃中叶修《太祖实录》，请之而不肯出。天曆修《经世大典》，再请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国初三朝本纪，颠倒重复，仅据传闻。国初平定部落数万里如堕云雾，而《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皆仅虚列篇名，以金匮石室进呈乙览之书，而视同阴谋，深闭固拒若是。《元一统志》亦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西域皆不详，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异代哉。是以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加以明史馆臣，不谙翻译，遂至重纰叠繆，几等负涂，不有更新，曷征文献(《拟进元史新编表》)。 据此所论，则《元史》之冗杂漏落，多由史实无征，不尽由于修史者之潦草从事矣。源初撰《圣武记》十卷，以纪述清代掌故，又撰《海国图志》一百卷，以考订域外地理，晚复从事元史，创定体例，独出己裁，其所征据，则元代官私之所记录，明初诸臣遗老之所记载，宋、辽、金、明诸史之所出入，与夫佚事遗闻，见于近人各家之说也。又以元之疆域，远轶汉唐，西北所极，尤应详载，乃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至中叶以后，号令不逾金山，内鬨之事屡见，为立东北叛藩传，以明始末，此皆详旧史之所未详也。列传用分类相从之法，于儒林、文苑、良吏、忠义、列女、奸臣之外，增以遗逸、释老、群盗诸目；于旧史之诸专传，悉改为合传，题曰开国功臣、武臣、相臣、文臣、平宋、平金、平蜀功臣诸传。又于诸相臣、文臣、言臣，皆冠以世祖、中叶、元末等称，分标专目，则又为修史之变例。本纪自世祖以下，袭用邵氏《类编》，艺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钱氏大昕，此又所谓择善而从，不必己出者矣。至其文章雅洁，议论明快，尤为旧史所不及。源殁后，稿展转由龚自珍、莫祥芝，而归其族孙光焘，于光绪三十一年，乃由光焘序而刊之，亦幸而不亡也(以上据光焘序)。近人考论元代疆域者，谓其西方所极，有奇卜察克汗国(一作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合其面积，大于中国本部之数倍，《元史》所述，专详本部，不过为其全部十分之一二(又有元太宗封地，谓之窝阔台汗国，后并入中国本部，而无与于上述之三大汗国)。自太祖成吉思汗以迄世祖忽必烈初年，国号本称蒙古，至世祖至元八年，始改称大元。元之一名，不足以赅西域诸国，正与《元史》一书，不足以赅蒙古全部同符。魏氏之《新编》，于中国本部之史实，已极尽订补之能事，可谓无憾。然仍不能比于《新唐书》、《新五代史》而列入正史者，正以西方人所辑蒙古史籍多纪三大汗国故事，魏氏未能兼采，不得谓备耳。譬如田畴万顷，垦辟未尽，仍有待于后人之拾补，又势之不容已者也。西方人之撰蒙古史者，如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皆为波斯人，仕于伊儿汗国者。如多桑为法人，如霍渥儿特为英人，而皆生于十九世纪(当中国嘉庆、道光时)。多桑氏之书凡四卷，所纪始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多以拉施特、志费尼二氏之书为依据，旁征博引，考证精详，为西方蒙古史之唯一佳著。霍渥儿特之书最后出，全书分五大部：第一部曰蒙古本部，所纪为蒙古先世种族源流，及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兼并各部之事，并及世祖以后诸汗；第二部曰鞑靼，所纪为奇卜察克汗国事，即在俄境之蒙古汗国也；第三部纪伊儿汗国事，即在波斯之蒙古国也，霍氏全书，至此而止。第四部纪察哈台汗国事，第五部纪帖木尔汗国事，皆未成。霍氏于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多桑之书及中土之《元史》、《元秘史》、《亲征录》之译本，无不涉猎采撷，以入其书，最为繁富，治元史学者，不求之于此，则缺憾必不能免；清代道、咸间，如徐松、张穆、何秋涛皆治西北地理，究心元代西域之史事，而仍不能采及于此。及同、光间，洪钧以甲科高第，奉使欧西各国，先得拉施特之书，以用阿刺伯文写成，随员多不能通，乃展转求得俄译本，及多桑、霍渥儿特二氏之书，勤加考览参证，以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所谓证者，证中国所未确也；所谓补者，补中国所未闻也。洪氏全功未竟，旋就殂谢，中凡有目无书者十卷，闻洪氏草稿略具，卒前付其子洛，令卒成之，洛旋卒，其稿遂失，惜哉惜哉 。继洪氏之后，致力于元史者，凡得二人，其一为屠寄，其一则柯劭忞也。屠氏所著之书曰《蒙兀儿史记》，初印本仅八册，继增至十四册。屠氏卒后，其家整理遗稿，凡得一百六十卷，合订二十八册，一九三四年刊成。初印之本，悉具其中，而次第标目，稍有异同。其命名为《蒙兀儿史记》，而不用元史旧名者，元之初祖，本以蒙古为部族之称，一作蒙兀儿，亦称盲骨子，成吉思汗立国以来，诏诰文檄，则自称蒙古国，至世祖未改号以前犹然，名为实宾，不应称元，一也。屠书所纪，偏重世祖以前史事，大元之号，非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所知，名从主人，不应称元，二也。居于中国本部之大汗，虽为各部之宗主，然其他三大汗国，则以蒙古国为通名，而不必遵用大元之号，以大概小，不必称元，三也。且蒙兀二字，出于《旧唐书 室韦传》之“蒙兀室韦”，称名甚古，读音亦正，是以屠氏不惟不用元之一号，即蒙古二字音之不甚确者，亦不肯轻用，其立名之矜慎可知也。考元初诸帝皆称汗，太祖在日，部下尊曰成吉思汗，犹唐、宋诸帝之有尊号也。太宗、定宗、宪宗生前皆无尊号，至于四帝之庙号，皆世祖至元中追谥，故屠氏于本纪题太祖曰成吉思汗，用其生前尊号也。太宗以下皆称名，曰斡歌歹汗(即窝阔台)者，太宗也；曰古余克汗(即贵由)者，定宗也；曰蒙格汗(即蒙哥)者，宪宗也；曰忽必烈汗者，世祖也，以下类推。其称名而不称庙号者，用《元秘史》及《蒙古源流》例，成吉思汗独不称名，亦用《秘史》例也。意谓所撰为蒙古一部族之史，而不同于汉、晋、唐、宋之断代史，故别创义例，而面目为之一新焉。其于三大汗国事，纪载亦详，奇卜察克汗国，创于术赤、拔都父子，洪氏证补已为作补传，屠氏因之(拔都改作巴秃，亦从《秘史》)，而取材更富。伊儿汗国创于旭烈兀，以及察哈台诸王帖木儿汗国，洪氏皆拟作补传，而有目无书，屠氏则补作察阿歹(即察哈台)诸王及帖木儿传。而旭烈兀传亦有目无书，至柯氏《新史》乃为补成之。屠氏更于漠北三大汗传中，详述窝阔台汗国之盛衰，更撰《西北三藩地理通释》，以补《元史》之未备，虽其书为未成之作，缺卷甚多，而用力则甚勤。又用自注之法，于正文之下有分注，一篇之简，包孕甚多。故近人孟森论之曰： 史之为书，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经纬史实，以铸一代之史。唐以后，惟欧阳《新五代》为然。先生此书，所得固多出于旧史，然其参订旧史，以综合新材，无一字不由审订其地、时、日而后下笔。故叙述皆设身处地，作者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谓身落史后，较之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裁饾钉之文诏后人，不免孟子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蒙兀儿史记序》)。 据此所论，近代史家真能经纬史实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知身落史后者，曾无几人，而屠氏洵当之而无愧矣。屠氏卒于辛亥以后，箧中未定之稿，尚待理董，叔子孝实(字正叔)，能嗣其业，未几孝实又卒，其弟孝宦(字公覆)继之，整理粗就，旋付剞劂(据孟序)，即今日所传最后刊本也。柯氏之书曰《新元史》，盖为订补旧史而作，上仿欧阳修之改修《五代史》，亦近代仅见之作也。书成于一九二○年，初刊为铅印活字本，未几锓木，其始功后于屠氏，而成书则在其前，所取史材，有得之钱大昕、魏源者，有得之何秋涛、李文田者，有得之洪钧、屠寄者，至其体例，虽与旧史无异，而不乏改订之处，又本纪以太祖以前事撰为序纪，略如屠书之世纪，此仿《魏书》、《金史》而探得体要者。又改《顺帝纪》为《惠宗纪》，补撰《昭宗纪》(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表合《宗室世系》及《诸王》为一，名《宗室世系表》；志分《礼乐》为二，名《礼志》、《乐志》，合《祭礼》、《舆服》二志为一，名《舆服志》；列传则分《儒学》为《儒林》、《文苑》二传，改《良吏传》为《循吏传》，《孝友传》为《笃行传》，删去《奸臣》、《叛臣》、《逆臣》三传，新增《蛮夷传》，皆其最著者也。其于经营西域之史事，叙述亦略备，如《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纪与《外国传》之后半及《速不台》、《者别》、《耶律楚材》以下诸传，综比观之，可以明其本末。又于三大汗国之盛衰兴亡，纪载亦详。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系据《元秘史》及《辍耕录》，分蒙古人、色目人各为若干种，而柯氏则分蒙古民族为黑白野三答答儿，而不取钱氏之说。凡此皆蒙西哲撰述之影响，一览可知者也。元《经世大典》虽佚，尚有残本可考，邵氏《类编》，已知采用，又有《元典章》，为魏氏《新编》所取材。柯氏于此类史料，尤知重视，如于《百官志》，补入覃官、封赠、荫官、注官、守阙、起任、程限、给假、丁忧、任养等；《兵志》之马政，则增入和买马、括马、抽分羊马三项，又增军粮一目；《刑法志》中屡载至元新格以下之条文；《食货志》中自至元二十三年颁行立社规条以后，凡属社之法令无不备载。又于盐、茶、酒醋、市船四课及和籴、斡脱钱、官钞法之通行画缗钞钱法，以及海运、振卹等项资料，无不辑补之。此皆由重视大典、典章而所得之收获者。至于采取《元秘史》、《亲征录》、《蒙古 源流》等书以补旧史之阙，既悉同于洪、屠二氏，而柯氏用力尤勤 。故近人论及柯书，一则曰柯氏承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 ；再则曰，元史之有柯氏，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 。然其中之可议者，亦有数端：旧史本纪，多采自元十三朝实录，柯书则取其繁冗者，改入各志，不易寻其首尾，则旧史仍不可废，一也。《艺文志》可徵一代文献，钱氏补辑甚备，故魏氏《新编》、曾氏《元书》皆采之，而柯书乃不之取，不得谓备，二也。屠氏手洪氏补作诸传，皆别采新材，矜慎订补，而柯氏则又悉以原文入录，不加别白，三也。元代教徒，于释老外，有回教、耶教，柯书仅有释老传，又于也里可温(即耶教)之纪事，仅略见于本纪，而于耶教名人之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等，皆不著一字，亦为漏略，四也。至于霍渥儿特等氏所著之蒙古史料，虽伤繁富，可取正多，而柯氏多未之及，亦有待于后人之译补，是则柯氏之作，仍不得谓之竟其全功也。兹取屠、柯二氏之书，比而论之，屠书取材甚富，考辨至精，特以造端宏大，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尽举，故虽卷近二百，父子世业，仍为草创未竟之作。柯书造端之宏大，亦不下于屠氏，惟多因前人成作，而加以襞积补苴，虽费组织之力，殊少草创之功，孟森所谓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截饾饤之文诏后人，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正以暗讥柯氏。以是知二氏之作，有一创一因、一难一易之分，而其孰为优劣，亦不待辨矣。以上所述，即前代改修《元史》之大略也 。 《明史》成于清代，忌讳太多，故有明知其为漏略，而终于不敢著笔者，《清史稿》更为未成之作，是皆有待订补改修。而改修清史，尤为当务之急。设局官修，久滋诟病，世有欧阳修、柯劭忞其人，必能奋笔一室，草定新史，以完成一代之典，吾将拭目以俟之矣。 其三则为分撰之史。昔在姬周之盛，王室有左史、右史，以司记言、记事之职，而诸侯亦各有国史，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具史之一体，亦后世国别史之滥觞也。典午之世，分据北方者，前后凡十六国，故撰《晋书》者，或以为录，或以为载记，附于正史，亦具体而微矣。而崔鸿则别撰《十六国春秋》，萧方等则别撰《三十国春秋》，此又分撰霸史之先例也。唐宋以来属于分撰之史，则有下列诸书： 书 名 卷 数 撰著人 附 考 《西魏书》 二十四卷 清谢启崑撰 帝纪一，表三，考四，列传十二，载记一，凡二十一篇，《地域》、《百官》两考及《宇文泰传》，皆分上下卷，总为二十四卷。 右自《魏书》分撰 《南唐书》 三十卷 宋马令撰 《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一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苛政传》共一卷，《诛死传》一卷，《党与传》二卷。《归明传》二卷，《方术传》一卷，《诙谐传》一卷，《浮图传》、《妖贼传》共一卷，《叛臣传》一卷，《灭国传》二卷。《建国谱》、《世系谱》共一卷。 《南唐书》 十八卷 宋陆游撰 《文献通考 经籍考》作十五卷，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云，曾见宋椠十五卷本。 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附元人戚光《音释》一卷。 《九国志》 十二卷 宋路振撰 一吴，二南唐，三吴越。四前蜀，五后蜀，六东汉，七南汉，八闽，九楚，十北楚，实为十国。东汉一作北汉，原书已佚，自《永乐大典》辑出。 《十国春秋》 一百十四卷 清吴任臣撰 《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宋刘恕《十国纪年》四十卷，见《宋史 艺文志》。 《南汉书》 十八卷 清梁廷枏撰 附《丛录》二卷，《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南汉纪》 五卷 清吴蘭修撰 附《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 右自《五代史》分撰 《渤海国志》 四卷 唐晏撰 撰于民国八年，纪、志、表、传各为一卷。 《渤海国记》 三卷 黄维翰撰 凡三篇，十四章． 《渤海国志长编》 二十卷 金毓黻撰 《总略》二卷，纪二卷，表四卷，列传五卷，考四卷，《文徵》一卷，《丛考》一卷，《余录》一卷。 右自《唐书》分撰 《南宋书) 六十卷 明钱士升撰 去《奸臣》、《叛臣》之名，列于众传，又合《道学传》于《儒林传》。 《西夏书事》 四十二卷 清吴广成撰 起唐僖宗中和三年，迄宋理宗绍定五年。 编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