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436 页/共 437 页

性之说，难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杂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与才而言之也。佛则灭情以归性，老则归根以复命，非吾所谓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恶」，扬子曰人性善恶混，言其情也。韩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体也。方其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无一毫人欲之私，纯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谓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说，曰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孟子学于子思者也，其亦异于曾子、子思之所传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发者也，发则见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出者必直，间有不直，物碍之耳。惟大人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谓之道。人欲之胜久矣，一旦求复其天理之真，不亦难乎！固当务学以致其知，先明乎义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习察既久，天理日明，人伪日消，庶几可以造圣贤之域，故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谓教也。孟子之后，不得其传，独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教人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于不见于不闻为入道之要，此前圣之所未到，其最优乎！其徒遂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后儒之扶教，得圣贤之一体者多矣，使董子、扬子、文中子之徒游于圣人之门，则游、夏矣。使诸儒不见传注之学，岂能遽先毛、郑哉！闻道有浅深，乘时有先后耳。」或曰：「韩、欧之学失之浅，苏氏之学失之杂，如其不纯何﹖」曰：「欧、苏长于经济之变，如其常，自当归周、程。」或曰：「中庸之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后成书，不以明告群弟子，何也﹖」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犹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圣所难言，且《易》之一经，夫子晚而喜之，盖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为士，终乎读《礼》。』于时未尝言《易》。后世犹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圣人于寻常日用之中，所语无非性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但门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闻一贯之后，盖知之矣，然亦未尝以穷高极远为得也。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于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性，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礼德刑，非人为之私也，且子以为外，是别有所谓性与天道乎﹖吾恐贪高慕远，空谈无得也，虽圣学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则何自而入哉﹖曰慎独。（《性道教说》。） 　　祖望谨案：此章最断得平允，尽宋人之得失。 　　苏黄门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六祖所谓不思善恶之谓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六度万行是也。」蓝田吕氏云：「寂然不动，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与天道，中也。」若如所论，和，固可位天地，育万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恶；寂然不动；赤子之心谓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乎﹖又言「性与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性与道邪﹖或者谓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说，请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为中﹖（只如「权衡亦中」之类。）如何得杂佛、老之说而言之，而明圣人所谓中也﹖或云：「无过与不及之谓中。」此四者已发而中节者也，言中庸之道则可，言大中则未可。若然，则「寂然不动」，「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邪﹖ 　　试论之曰：「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乐已发而中节者也，然未发之前，亦岂外是哉！学者固不可求之于气形质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际，（佛。）只于寻常日用中试体夫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果是何物邪﹖此心未形，不可谓有；必有事焉，不可谓无。果喜与﹖果怒与﹖喜怒且不可得，倘何过与不及之有邪﹖亭亭当当，至公至正，无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当如是不谓之中，将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发之于人伦事物之间，喜无过喜，喜所当喜；怒无过怒，怒所当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间不中节者，人欲杂之也。然则中者，和之未发；和者，中之已发。中者和之体，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纯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谓性，中之谓也；率性之谓道，和之谓也。所以不谓之性与道者，盖中者因无过与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与性也，言各有当云耳。何以知其为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运，阴阳寒暑之变，四时不相贷，五行不相让，无适而非中也。大夏极暑，至于铄金，而夏至一阴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冻海，而冬至一阳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经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大经，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万物可育，此圣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则，『中』固天道，『和』人道与﹖」曰：「天人交有之。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养之以福，和也。」「然则，『寂然不动』，『赤子之心』，非中与﹖」曰：「皆是也。方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动而何﹖纯一无为，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从言之异耳。但苏黄门言『不思善，不思恶』，与夫李习之『灭情以归性，近乎寒灰槁木』，杂佛而言也。」「佛、老之说皆非与﹖」曰：「非此之谓也。天下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殊涂同归，世皆知之；一致百虑，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别焉，有虚无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断不常，不有不无，释氏之所谓中也。（《中论》有五百问。）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乎环中，以应无穷，老、庄之所谓中也，非吾圣人所谓大中之道也。其所谓大中之道者，何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书》曰：『执厥中。』《传》曰：『《易》有太极，极，中也。』非向所谓佛、老之中也。且虽圣人，喜怒哀乐亦有所不免，中节而已，非灭情之谓也。位天地，育万物，非外化育、离人伦之谓也。然则圣人所谓中者，将以有为也，以言乎体则谓之不动，以言纯一则谓之赤子，以言禀受则谓之性，以言共由则谓之道，以言其修则谓之教，以言不易则谓之庸，以言无妄则谓之诚。中则和也，和则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上《中说》。） 　　夫道，何谓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伦，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大经，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诚也。诚自不欺入，固当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之际，所以养夫诚也；而诚由学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所以学夫诚也，故曰：「不明夫善，不诚乎身矣。」圣人又惧夫贪高慕远，空谈无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国，由近以及远，由浅以至深，无骇于高，无眩于奇，无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诚也。不欺尽诚乎﹖曰：「未也。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发声，蛰者奋，萌者达，譬犹啐啄相感，无有先后，及乎十月而雷，物不与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礼乐，亦妄矣。」无妄尽诚乎﹖曰：「亦未也。无息之谓诚。天一日一夜运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尝少息也。天未尝一岁误万物，圣人未尝一息非天道。若颜子三月不违仁，其与文王纯亦不已，则有间断矣。天其有间乎﹖」无息尽诚乎﹖曰：「亦未也。赞化育之谓诚。　圣人尽其心以知性，尽性以尽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则鸢飞戾天；德至乎地，则鱼跃于渊。上际下蟠，无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也。」可以尽诚乎﹖曰：「至矣！未尽也。抑见而敬，言而信，动而变，行而成，犹有言动之道在。至于不动而变，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为大也。」（《诚说》。） 　　《易》称「天尊地卑」，《书》称「天秩天叙」，《春秋》书「天王」，《诗》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谓庸也。孟子言「经正则庶民兴」，此孟子所传于子思子者也。经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亲亲长长、尊贤贵贵而已。而有亲亲之等，尊贤之差，又在夫时中而已。此权所以应时变也，吕氏论之详矣。（见《中庸解》。）譬犹五谷必可以疗饥，药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琼之丹，则美矣，果可以疗饥乎﹖果可以治病乎﹖则太高难行之论，其不可经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犹食糠糒而不美矣五谷之味也。故夫接舆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师、商过不及，高柴之过哀，宰我之短丧，管仲之奢，晏婴之俭，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隘与不恭，皆非庸也。然则，夷、齐非邪﹖圣人有时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时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庸说》。） 　　圣人未尝无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尝无怒，天讨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尝无哀，哀而不伤是也；未尝无乐，乐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无喜，天地变化草木蕃，圣人之至喜也；至怒无怒，鼓之以雷霆，圣人之至怒也；至哀无哀，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圣人之至哀也；至乐无乐，鸢飞、鱼跃，圣人之至乐也。又孰知夫乐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穷理尽性，乐之极者也。然则，举八元非喜也，诛四凶非怒也，号泣于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乐也，当理而已，当理则常也。何以谓之和﹖盖和者，因喜怒哀乐而名之也。譬如阳并于阴则喜，阴毗于阳则怒，则亦二气之失和也。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喜怒哀乐通四时，和气冲融于上下之间，则天地安得不位﹖万物安得不育﹖四时安得不至﹖故此和之致也！（《和说》。） 　　《祖望》谨案：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元裕之曰：「国初经术，祖金陵之余波，可知已。垂晚始得滏水。」予初读其论学诸篇，所得虽浅，然知所趋向，盖因文见道者，其亦韩、欧之徒欤﹖及读其论米芾临终事而疑之，则仍然佞佛人也。迨取《归潜志》考之，乃知滏水本学佛，而袭以儒，其视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虽然，犹知畏名教之闲，则终不可与屏山同例论也。刘从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谓豪杰之士，顾其书无传焉。董文甫者，亦滏水之亚也，皆附见之，聊为晦冥中存一线耳。 　　◆李赵学侣 　　御史刘蓬门先生从益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也。以进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后，寓居淮阳。最为滏水、屏山所重。工诗文，滏水寻荐之入翰林曰：「吾将老而得此公，有代兴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业当为本朝第一。」滏水颇欲挽先生学佛，先生不可，尝以诗谐屏山曰：「谈言正自伯阳孙，佞佛真成次律身。毕竟诸儒攀不去，可怜饶舌费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门集》。子祁。 　　◆滏水同调 　　治中董无事先生文甫（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国华，潞州人也。以进士累官司直，后为河南府治中。醇谨笃实，循循当道，不喜高远奇异。其于《六经》、《语》、《孟》之书，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为事，不徒诵说而已。其所为文，亦皆论道者居多。晚年，自称无事老人，然稍参老、佛二家。临终，豫知死期，斋沐而逝，时人异之。子安仁，传其学。 　　◆屏山门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渊 　　雷渊，字希颜，浑源人。幼丧父，以孤童入太学，读书昼夜不休，虽贫甚，不以介意。从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监察御史，弹劾不避贵臣。（参《归潜志》。） 　　（云濠谨案：先生别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也。（云濠案：《归潜志》云：「从屏山游。」元氏《屏山传》亦云：「李经、宋九嘉皆从之游。」）文章有奇气，学宋祁，与雷渊、李经埒。以进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历，甚着风釆，以不能事权要，累蹶。晚得风疾，遭乱北归，道病卒，犹未五十。性不喜佛，虽与屏山以文相契，而时与之争。在关中有杨奂者，赴举，贻书屏山荐之曰：「杨郎佳士，往见吾兄，慎无以佛、老缦之。」 　　（云濠案：知不足斋校《归潜志》云：「三句似有脱误。」）屏山出其书示人，以为笑，以为挺特守道不回之士。 　　（梓材谨案：《金史》先生本传云：「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又言其「没于癸巳之难」。） 　　太学张先生 　　张，字伯玉，许州人，运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学，有声。从李屏山游，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再举不中，遂辍科举。（参《归潜志》。） 　　州倅李先生经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盛称诸公间。再举不第，拂衣归。（同上。） 　　（梓材谨案：《金史》先生本传云：「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 　　王先生权 　　王权，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从屏山游，屏山称之。为人跌宕不羁，博学，无所不览。（同上。） 　　张谷英，字仲杰，赵州人。擢经义高第。从屏山诸公游，为文以多为胜。尝为南顿令。从军数年，入为省掾大理司直。自号无着道人。（同上。） 　　◆雷宋同调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名士德卿从子。先生为人有学，长于议论，自号放翁。屏山尝为作《真赞》，与雷、宋、张、李辈颉颃。（同上。） 　　（梓材谨案：先生尝主涑水簿。） 　　◆滏水门人 　　翰林张先生邦直 　　张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词赋，尝魁进士。平阳南渡，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在馆五六年。从赵闲闲亦游。性朴澹，好学，尤善谈论，人多爱之。闲闲本注《太玄》，先生尝言亲受于关中，罗子明因相与讲辩甚久。俄丁母艰，出馆居南京。从学者甚众，束修惟以市书。恶衣粝食，虽仕宦，如贫士也。同年如雷、宋诸人，皆以声名意气相豪，先生独恬退以学自乐。正大初，刘蓬门入翰林，先生从之游。后蓬门下世，有挽诗为诸公所称。（同上。） 　　◆蓬门家学 　　进士刘神川先生祁 　　刘祁，字京叔，御史从益子。以文与元裕之齐名，亦见赏于滏水诸公。传其父学，终身不谈佛。《归潜志》，其所作也。 　　（云濠谨案：《归潜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为名。谢山《鲒琦亭集外编》有《读归潜志》，语论与元遗山互委撰崔立碑事。） 　　（梓材谨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处言》四十三篇。少举进士，不第。后魁南京。卒年四十八。见《王秋涧集》。） 　　御史刘归愚先生郁 　　刘郁，字文季，御史从益次子，亦名士。中统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 　　出尹新河，召拜监察御史。能文，工书翰，别号归愚。卒年六十一。（参《王秋涧集》。） 　　◆蓬门门人 　　翰林张先生邦直（见上（《滏水门人》）。） 　　隐君王先生郁 　　王郁，字飞伯，初名青雄，大兴府人也。少居钓台。家素富，赀累千金，遭乱，荡散无几，先生殊不以为意，发愤读书。是时，学者惟事科举时文，先生为文一扫积弊，专法古人。最早为麻征君九畴所赏，其后潜心述作，未尝轻求人知。去钓台，放游四方。又移隐陉山，覃思古学。正大五年，游京师。明年，以两科举进士不中，西游洛阳，放怀诗酒，尽山水之欢。先生平日好议论，尚气，自以为儒中侠。其论学孔氏能兼佛、老，佛、老为世害，然有从事于孔氏之心，学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纵欲行之，又皆执于一隅，不能周。故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学者之郁。其论经学，以为宋儒见解最高，虽皆笑东汉之传注，今人惟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使天然之智识不具，而经世实用不宏，视东汉传注尤为甚。亦欲著书，专与宋儒商订。其论为文，以为近代文章为习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绝世之人，奋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有知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过此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故先生之诗，必求尽古人之所长，削去后人之所短。其论出处，以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济斯民，其或进而不能行，不若居高养蒙，行道自适，不为世网所羁，颇以李白为则。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轩完颜、闲闲赵秉文、刘从益、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史学优、程震、宋九嘉；其游从最久者，李汾、元好问、杜仁杰、雷管、刘源、杨奂、刘郁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刘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复至京师。十二月，遇兵难，京城被围，先生上书言事，不报。明年四月，围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独出，远隐名山，不知所终。（参《归潜志》。） 　　（梓材谨案：神川《归潜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叶，飞伯持诸公书来投，先子异其文，置门下，遂与余定交。」是先生可称刘氏门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传言其「挺身突出，为兵士所得」，又言其「径行无机防，为其下所忌，见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