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237 页/共 437 页
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时，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浅鄙。
《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氏加损，其闲《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书》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尝用也，秦、汉乃卒用之。
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时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卫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过于汤矣。武庚弗从而灭。周公无所寄之，然后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后世谓犬牙相制为盘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盖与禹、益同意。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丧而后即阼，古人之达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与﹖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协心，卒能复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还以周、召训己者而训之，是可为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世变日下，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后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
《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后删。
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
《七月》之诗，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麤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也。后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可不惧哉！
祖望谨案：末句似已甚，然要异乎同甫矣。
厉王后，天下不复有号令。宣王咏歌，皆封建征伐、搜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后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后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则民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后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后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后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钥、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后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不明。学者又章分句晰，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可惜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谮，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春秋》又从而贤之乎！
管仲仗信秉礼，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诸生又别为阴谋之书，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琴张、宗鲁事，知孔子所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颜、闵、二冉为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不论也。
祖望谨案：未必尽然。琴张事正从性分来。
齐桓、管仲但为情欲不制，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喜怒用师，无不殄厥愠、不陨厥问之德，至于贪土地、自封殖、行诈谋、逞威虐如晋文者，盖皆无之，宜孔子以为「正而不谲」，「如其仁」也。
驩兜等虽奸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尧躬，居大位，而不能去，盖传习之误。
「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围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穷于战■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盖自是以后，世道当别论，前志不复可接续也。
「喜怒以类者鲜」，庶几哉！不迁怒之学矣。
分谤，后世所称以为美，然以伪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圣人之道也。临深履薄，贤者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