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236 页/共 437 页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次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在浚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叹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
次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终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呜呼!尧、舜。禹、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谨案:学统似不应遗傅说。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趋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搜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始明其不然。
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 ,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着《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坏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絪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以上谢山补。)
水心习学记言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然予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之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予以为不能,予岂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案:《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皇极言淫朋比德,则民有罪焉。下无好德,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盖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坏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与﹖盖亦有不得已者与﹖然则成、康之后,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者几近之。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止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邪!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予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案: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闲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邪﹖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它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一,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先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窒滞而不闳,方为学者之患,非予所敢从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谨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则《大学》头脑,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义,「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虑」,而后「能得」也。
《干》「以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屯》「以经纶」,《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饮食宴乐」,《讼》「以作事谋始」,《师》「以容民畜众」,《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俭德避难」,《同人》「以类族辨物」,《大有》「以遏恶扬善,」《谦》「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随》「以向晦入宴」息,《虫》「以振民育德」,《临》「以教思无穷,容保民疆」,《贲》「以明庶政,敢折狱」,《大畜》「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以慎言语,节饮食」,《大过》「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坎》「以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庄》「以非礼勿履」,《晋》「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众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以同而异」,《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过宥罪」,《损》「以惩忿窒欲」,《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夬》「以施禄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劳民劝相」,《革》「以治历明时」,《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惧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渐》「以居贤德善俗」,《归妹》「以永终知敝」,《丰》「以折狱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巽》「以申命行事」,《兑》「以朋友讲习」,《节》「以制度数议德行」,《中孚》「以议狱缓死」,《小过》「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以思患豫防」,《未济》「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孔子与弟子分别君子小人甚详,而正条目于《易》乃着明之,又当于其闲,择其尤简直切近者。
祖望谨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条,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说。夫力则当用,而端无事于他求也,求诸此,足矣!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颜、曾而下,讫于思、孟,所名义理,千端万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于《论语》无所见,然《彖》、《象》辞意劲厉,截然着明,正与孔氏者,妄也。
《大传》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尧、舜至文、武,君臣相与造治成德,虽不为疏以致败,亦无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论杂霸战国之事可也,去帝王远矣。
祖望谨案:此论最是。
《易》以《彖》释卦,皆即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无所谓思为、寂然不动、不疾不行之说。予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今传之言《易》如此,何以责夫异端!
「天一地二」一节,此言阴阳奇耦可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传之所无,而学者以异说佐之。
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诗》、《书》何尝有此义﹖从之则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比》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崇高富贵必如是而后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汉矣。
祖望谨案:车玉峰谓水心此言太过,予谓水心以富贵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