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214 页/共 437 页
（梓材谨案：此下有答严时亨问「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下不容说」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夫读书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读书时收得心，而不读书时便为事所夺，则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为而不移此读书工夫向不读书处用力，使动静两得，而此心无时不存乎﹖然所谓涵养工夫，不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只要应事接物，处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陈肤仲》。）
所论「才说存养，即是动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谓存养，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动着他，即此知觉炯然不昧，但无喜怒哀乐之偏，思虑云为之扰尔。当此之时，何尝不静。不可必待冥然都无知觉，然后谓之静也。（《答孙敬甫》。）
纔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与气合了。但直指其性，则于气中又须见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说也。（《答李晦叔》。）
百家谨案：性即气之有条理者是，非别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异，则其说又长，未易以片言质。然略而论之，则夫子杂乎气质而言之，孟子乃专言其性之理也。杂乎气质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盖以为不能无善恶之殊，但未至如其所习之远尔。以理而言，则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岂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难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与情者明之。辟如欲观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则亦观诸流之未远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孟子固未尝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尔。办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种英雄，却是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答陈同甫》。）
白鹿洞书院教条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 行笃敬。 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附录
先生之父韦斋，建炎间为南■州尤溪尉。罢官待调，迁寓于隔溪郑氏之书室，于庚戍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后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峰。
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义，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间从群儿嬉游，独以沙列八卦象，详观侧玩。又尝指日问韦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韦斋异之。
韦斋疾，以家事属刘子羽，而诀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翚，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数年，二刘俱没，独事籍溪最久。
孝宗即位，应诏上封事，首论圣学，次论金人有不共之雠，万无可和之理，即参以利害，亦有百害而无一利。次年趋召命，又极言之。
干道四年，建州饥，先生请于府，贷粟散给，民多免死。社仓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吕东莱自东阳来访，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余，商订《近思录》。饯东莱至鹅湖，陆子寿、子静、刘子澄来会，相与讲辩其所闻。
六年，知南康军，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别立五贤堂，祀陶靖节、刘西涧父子、李公择、陈了斋。复白鹿洞书院。
十三年，入对，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绍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经》、《四子书成》。
光宗之立也，赵忠定求能通信于长信宫者，未有其人。或言韩侂冑于太皇后为亲属，遣入白，不许。侂冑出，遇内侍关礼于门，告之故，礼请独入，涕泣固请，太皇许之，命呼侂冑入，使喻意庙堂，其论遂定。侂冑自谓有定策功，依托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为忧，因疏寓其意，且进对面陈之。又数戒忠定，勿使预政，而忠定谓其易制，不复远虑，先生因讲毕 奏疏极言之。侂冑大怒，阴使其党谋去先生，乃于禁中为优戏，以荧惑上听。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与祠，先生去国矣。
庆元元年，侂冑诬赵相以不轨，窜置永州，且创「伪学」之名以斥善类。先生草疏万言，极谏奸邪蔽主之祸，白宰相之。诸生力谏，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号遯翁。朝廷时治党人方急，赵相死于道。
先生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筑书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阳，识乡关也。后筑室建阳芦峰之巅，曰云谷，其草堂曰晦庵，自号云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沧洲，号沧洲病叟。最后曰遯翁。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答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
张南轩与先生书曰：所与广仲书，言语未免有少和平处。从共甫详问日用间事，使人叹服处固多，但其间于气质偏处，似未能尽变乎旧。盖自他人谓为豪气底事，自学者论之，亦是争气病痛。元晦要学颜子，却不于此等偏处下自克之功，岂不害事﹖愿于平时以为细故者，作大病医疗，异时相见，当观变化气质之功。（以下补。）
又曰：闻兄行社仓，一乡之人赖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兄闻之，作而曰：「王介甫独有散青苗一事是尔！」奋然欲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是则过矣。王介甫窃《周官》泉府之说，强贷而规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说之行，前辈辩之甚悉。其与元晦今日社仓之意，义利相异，固亦晓然。元晦初岂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并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垫权以称物之轻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为重。」执权者主其说曰：「吾犹觉此之轻也！」于是复就所指之处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虽为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则惧其有害尔！
又曰：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与共甫书，似乎逆亿，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气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问》所条晰，诚恐前辈说中偏处有误后学，不可不辩。但一二辨晰，恐未能尽，又似太费力。只举其大者与其条目，使人推寻之，如何﹖
又曰：《或问》书未须出。极力辩说，恐使轻易趋薄。
又曰：编《通鉴纲目》极善。以鄙见，每事更釆旧史尤佳。恐《通鉴》亦有所阙遗。
又曰：闻刊小书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文字，取其赢以自助，窃恐闻者别生思维，愈无灵验。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稳。
又曰：《太极图解》后面不必辩论如此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
又曰：得伯恭书，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吾曹气质之偏，乘间发见，诚难消化，想兄存养有道也。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又曰：山中诸诗，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气禀发处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与吕伯恭书》曰：濂溪自得处，诚浑全。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牵强，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议论商确间，终是有意思过处。
又《答胡季随书》曰：秦、汉以来，学道不明，士之见于事业者固多可憾，然其间岂无嘉言善行与一事之得者。要当以致远自期，而于人则一善之不废。元晦《名臣言行录》编得未精细。
吕东莱与先生书曰：汪丈所谓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说思之，诚未允当。但详观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校胜负者，颇似未宏。如注中「东坡」字改为「苏轼」，不知以诸公例书名而厘正之邪﹖或者因辩论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说固无害，出于后说则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闻五夫旁近料理补助，已有端绪，不知其详如何。颇闻豪右间有旅拒者，或不免封仓送郡之类。此于时位颇似侵过，恐更须于「意、必」两字上点检。伊川庄上散药，谓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冻馁，恻然动心，盖仁之端。至于时位则有所止，乃仁之义。莫若择其可告语者，至诚劝率之；其不可告语者，容养而使之自发，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叶知根，所当加澄治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