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 第 221 页/共 338 页

问：「赎刑所以宽鞭扑之刑，则吕刑之赎刑如何？」曰：「吕刑盖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问云：『商之盘庚，周之吕刑，圣人载之于书，其取之乎？抑将垂戒后世乎？』」 　　问：「郑敷文所论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们都不去考那赎刑。如古之『金作赎刑』，只是刑之轻者。如『流宥五刑』之属，皆是流窜。但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便是法之轻者，故赎。想见穆王胡做乱做，到晚年无钱使，撰出这般法来。圣人也是志法之变处。但是他其中论不可轻于用刑之类，也有许多好说话，不可不知。」又问：「本朝之刑与古虽相远，然也较近厚。」曰：「何以见得？」义刚曰：「如不甚轻杀人之类。」曰：「也是。但律较轻，敕较重。律是古来底，敕是本朝底。而今用时，敕之所无，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轻。古时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编管样。是唐五代方是黥面。决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创起，这却较宽。」安师问：「律起于何时？」曰：「律是从古来底，逐代相承修过，今也无理会了。但是而今刑统，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谓『律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所谓『律』者，汉书所引律便是，但其辞古，难晓。如当时数大狱引许多词，便如而今款样，引某罪引某法为断。本朝便多是用唐法。」义刚曰：「汉法较重于唐，当时多以语辞获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当时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见前世轻杀人，便恁地。且如杨恽一书，看得来有甚大段违法处？谓之不怨不可，但也无谤朝政之辞，却便谓之『腹诽』而腰斩！」 　　仲默论五刑不赎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赎刑。尝见萧望之言古不赎刑，某甚疑之，后来方省得赎刑不是古。」因取望之传看毕，曰：「说得也无引证。」因论望之云：「想见望之也是拗。」义刚问：「望之学术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样，又却也有那差异处。」先生徐应曰：「他说底也是正。」义刚曰：「如杀韩延寿，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义刚曰：「看来他也是暗于事机，被那两个小人恁地弄后，都不知。」先生但应之而已。 　　国秀问：「穆王去文武成康时未远，风俗人心何缘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气象。圣人有那礼乐刑政在此维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维持之具一有废弛处，那不好气质便自各出来，和那革面底都无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学问，逐日恁地恐惧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坏了。」 　　秦誓费誓 　　秦誓费誓亦皆有说不行、不可晓处。「民讫自若是多盘」，想只是说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 　　诗一 　　纲领 　　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 　　因论诗，曰：「孔子取诗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会做底，有不会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显然讥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宽，岂不是乱道！如载驰诗煞有首尾，委曲详尽，非大段会底说不得。又如鹤鸣做得极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今人解者又须要胡说乱说。」 　　问删诗。曰：「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 　　问：「诗次序是当如此否？」曰：「不见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诗，元初却当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说『岂弟君子』，自作贤者；如泂酌说『岂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诗中有可以比并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这般样子。」说卷阿与诗传不同。以下论诗次序章句。 　　「诗，人只见他恁地重三迭四说，将谓是无伦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乱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朴，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说人归附文王之德，后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纪纲四方之德，致得人归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说他鼓舞作兴底事。功夫细密处，又在后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线索内，牵着都动。」文蔚曰：「『勉勉』，即是『纯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 　　恭父问：「诗章起于谁？」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无『故言』者，皆是郑康成。有全章换一韵处，有全押韵处。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类无两句不是韵，到『稼穑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辈分章都晓不得，某细读，方知是欠了一句。」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以下论风、雅、颂。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邶墉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墉有墉音，邶有邶音。故诗有墉音者系之墉，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说恐是亡其二。」 　　问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系者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其义大。」问变雅。曰：「亦是变用他腔调尔。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王德修云：「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关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讲师说，如荡诗自是说『荡荡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荡荡』；赉诗自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赖其祖宗基业之意，他序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瞒耶？」曰：「此是苏子由曾说来，然亦有不通处。如汉广，『德广所及也』，有何义理？却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迭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比、兴」。曰：「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亦然，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个物事。风雅颂，诗之标名。理会得那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以下赋、比、兴。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又系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后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诗，皆只是说风景。独曹操爱说周公，其诗中屡说。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较别，也是乖。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振录同。 　　六义自郑氏以来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来失之。后妃安知当时之称如何！以下六义。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丳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岛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常了。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而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问：「诗虽是吟咏，使人自有兴起，固不专在文辞；然亦须是篇篇句句理会着实，见得古人所以作此诗之意，方始于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实，吟咏个甚么？然古人已多不晓其意，如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问：「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与旧不同。」曰：「周礼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诗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类。如我将所云，作保佑说，更难。方说『维羊维牛』，如何便说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说未得右助之『右』。」问：「振鹭诗不是正祭之乐歌，乃献助祭之臣，未审如何？」曰：「看此文意，都无告神之语，恐是献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与宾尸皆有献酬之礼；既毕，然后亚献；至献毕，复受胙。如此，礼意甚好，有接续意思。到唐时尚然。今并受胙于诸献既毕之后，主与宾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古人祭礼，是大段有节奏。」 　　诗序起「关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诗者，志之所之也」，止「诗之至也」。以下大序。 　　声发出于口，成文而节宣和畅谓之音，乃合于音调。如今之唱曲，合宫调、商调之类。 　　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国史。 　　诗，纔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享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它不曾说者，而今但可知其说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 　　问「止乎礼义」。曰：「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盖大纲有『止乎礼义』者。」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大序只是拣好底说，亦未尽。 　　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说从别处去。如小序亦间有说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子细看这道理，便只恁说却。后人又只依他那个说出，亦不看诗是有此意无。若说不去处，又须穿凿说将去。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词，如是者有十数篇，序中都说从别处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岁勤劳，不得少休，及岁之暮，方且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太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远固如此。至山有枢一诗，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忧尔，故说山则有枢矣，隰则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一旦宛然以死，则他人藉之以为乐尔，所以解劝他及时而乐也。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至山有枢则以为「刺晋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鱼藻，则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采菽，则天子所以答鱼藻矣。至鹿鸣，则燕享宾客也，序颇得其意。四牡，则劳使臣也，而诗序下文则妄矣！皇皇者华，则遣使臣之诗也；棠棣，则燕兄弟之诗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则燕朋友故旧之诗也。人君以鹿鸣而下五诗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赐者，则歌天保之诗以答其上。天保之序虽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却说得尤分明。又如行苇，自是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言开燕设席之初，而殷懃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欢乐；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今序者不知本旨，见有「勿践履」之说，则便谓「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殊无伦理，其失为尤甚！既醉，则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也；凫鹥，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诗也。古者宗庙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祭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假乐则公尸之所以答凫鹥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诗，即所谓乐章。虽有唱和之意，祇是乐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 　　诗、书序，当开在后面。以下小序。 　　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序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 　　王德修曰：「六经惟诗最分明。」曰：「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 　　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毛公全无序解，郑间见之。序是卫宏作。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作。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纔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理论。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它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它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它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它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纔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鵰，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着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