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 第 119 页/共 338 页
子问公叔文子章
「时然后言」者，合说底不差过它时植。
问「子问公叔文子」章。曰：「且说这三个『不厌』字意思看。」或云：「缘它『时然后言』，『时然后笑』，『时然后取』，所以人不厌之。」曰：「惟其人不厌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称也。盖其言合节拍，所以虽言而人不厌之，虽言而实若不言也。这『不厌』字意，正如孟子所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相似。」
魏才仲问：「『子问公叔文子』一段，当时亦未必是夸。」曰：「若不是夸，便是错说了。只当时人称之已过当，及夫子问之，而贾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难，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贾却说『以告者过也』。『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似乎易，却说得大了。盖能如此，则是『时中』之行也。」
晋文公谲而不正章
因论桓文谲正，曰：「桓公是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为事，却多有曲折处，左传所载可见，盖不特天王狩河阳一事而已。」
问：「晋文『谲而不正』，诸家多把召王为晋文之谲。集注谓『伐卫以致楚师，而阴谋以取胜』，这说为通。」曰：「晋文举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吕伯恭博议论此一段甚好，然其说忒巧。逐节看来，却都是如此。晋文用兵，便是战国孙吴气习。」
东莱博议中论桓文正谲甚详，然说亦有过处。又曰：「桓公虽谲，却是直拔行将去，其谲易知。如晋文，都是藏头没尾，也是跷踦。」骧。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功被当时，泽流后世，谁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许其有仁之事功也。
江彝叟问：「管仲，『如其仁』，颜漕说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圣人于上面，岂曾许召忽仁来。圣人分明直许管仲云：『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谁得似他这仁！」又云：「公且仔细看他是许管仲，不是许管仲？圣人上面既说得管仲如此大了，后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结杀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说几句重了，下面如何恁地轻去得？」江兄又问：「颜漕之意，以召忽之死为仁，而管仲似之。」曰：「圣人于上面已自说『自经于沟渎』一项，已结之矣，岂得更如此？」先生因说：「扬雄言：『爰变丹青，如其智！』这句便是不许他底说话。且如易中所谓『又谁咎也』，自有三个，而其义则有两样：如『不节之嗟』与『自我致寇』言之，则谓咎皆由己，不可咎诸人。如『出门同人』言之，则谓人谁有咎之者矣。以此见古人立言，有用字虽同而其义则不同。」贺孙疑同闻别出。
江问：「『如其仁』，或说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许管仲，是不许管仲？看上面如此说，如何唤做不许他。上面说得如此大了，下面岂是轻轻说旧见人做时文，多做似仁说，看上文是不如此。公且道自做数句文字，上面意如此，下面意合如何？圣人当时举他许多功，故云谁如得他底仁！终不成便与许颜子底意相似。管仲莫说要他『三月不违仁』，若要他三日，也不会如此。若子贡冉求诸人，岂不强得管仲！」
亚夫问：「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埽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这个功业。然谓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才仲问：「南轩解子路子贡问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举其功以告之。若二子问『管仲仁乎』，则所以告之者异。此说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说却当。」
问：「集注说：『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雠，忍心害理，不得为仁。』此忍心之『忍』，是残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时，遽遏绝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曰：「伤其恻隐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谓『无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谢子说『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此说甚好。」
子贡曰管仲非仁章
安卿问：「伊川言：『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窃谓天下无两可之理，一是则一非，如两可之说，恐亦失之宽否？」曰：「虽无两可，然前说亦是可。但自免以图后功，则可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无死』，是始者见其可以死，后细思之，又见其可以无死，则前之可者为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安卿又问：「集注谓：『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不可以相揜。』只是论其罪则不须论其功，论其功则不须论其罪否？」曰：「是。」尧卿问：「管仲功可揜过否？」曰：「他义不当死。」久之，又曰：「这般处也说得不分晓。大抵后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问成人』处，说得也粗。」安卿云：「只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曰：「是。」淳录同。
问：「集解云：『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其视程子说，固平实矣。然人之大节已失，其余莫不足观否？」曰：「虽是大节已失，毕竟他若有功时，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
管仲不死子纠，圣人无说，见得不当死。后又有功可称，不是后功可以偿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仔细。魏郑公则是前仕建成矣，不当更仕太宗，后却有功。温公论嵇绍王裒，谓绍后有死节之功，须还前不是。后既策名委质，只得死也，不可以后功掩前王魏二公谓功可以补过，犹可。管仲则前无过而后有功也。杨。
「管仲，孔子自有说他过处，自有说他功处，过不能以揜功。如唐之王魏亦然。」或问：「设有弒父弒君不可赎之罪，虽有功，亦在所不说矣。」曰：「如此，则无可言者。」
问：「圣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见他做得那规模来低。」因云：「若仲辅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诸侯朝聘贡赋皆归于王室，而尽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复行于天下，己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纠合诸侯，虽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贡赋皆是归己，而命令皆由己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禀命于天子。不过只是要自成霸业而已，便是不是。」
陈成子弒简公章
问「陈成子弒简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须有计划以处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谓须有后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权，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缝，事便可成。」谓举国不从，而三子内一个动，便得。又问：「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弒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曰：「圣人举事，也不会只理会义理，都不问些利害，事也须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鲁之众，加齐之半』，须是先得鲁之众，方可用齐之半。盖齐之半虽未必难动，而鲁之众却未便得他从。然此事圣人亦必曾入思虑，但却不专主此也。」
问：「『陈成子弒简公』章云：『三子有无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须先看得圣人本意。夫子初告时，真个是欲讨成子，未有此意。后人自流泝源，知圣人之言可以警三子无君之心，非是圣人托讨成子以警三子。圣人心术，不如此枉曲。」
子路问事君章
亚夫问「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无隐』之『犯』。如『三谏不听』之类，谏便是犯也。」
徐问：「『勿欺也，而犯之。』子路岂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于人君，要他听，或至于说得太过，则近乎欺。如唐人谏敬宗游骊山，谓骊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祸。夫骊山固是不可行，然以为有大祸，则近于欺矣。要之，其实虽不失为爱君，而其言则欺矣。」
问：「如何是欺？」曰：「有意瞒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瞒人底人。」曰：「『无臣而为有臣』，乃欺也。」
君子上达章
「君子上达」，一日长进似一日；「小人下达」，一日沈沦似一日。
问：「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究』字之义如何？」曰：「究者，究竟之义，言究竟至于极也。此段本横渠吕与叔之言，将来凑说，语意方备。小人徇人欲，只管被它坠下去，只见沈了，如人坠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义：「今人多是如此。初间只是差些子，少间究竟将去，越见差得多。如说道理亦是如此。初间错些子，少间只管去救，救来救去，越弄得大。无不如此。如人相讼，初间本是至没紧要底事，吃不过，胡乱去下一纸状。少间公吏追呼，出入搔扰，末梢计其所费，或数十倍于所争之多。今人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不肯当下觉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间救得过失越大。无不是如此。」
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曰：「伊川之说为至，其次则吕氏得之。达，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进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横渠说亦是。尹氏之所谓达，却只是说得『君子喻于义』之意，却只是喻晓之义。杨氏之说舜跖，却是伊川之意。谢氏之说大段远了，不干事。范氏之说，初是喻于义利，次是达于上下，其末愈上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说多如此，其人最好编类文字，观书多匆遽，不仔细。好学而首章，说得乱董董地，觉得他理会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为人宏博纯粹，却不会研穷透彻。如唐鉴，只是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如孙之翰唐论虽浅，到理会一事，直穷到底，教他更无转侧处。」
古之学者为己章
立之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曰：「此只是初间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谓『上达、下达』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达者只因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烂泥中行相似，只见一步深似一步，便浑身陷没，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学既无所差，则工夫日进，日见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桧之事云云：「其所以与张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荐他作宰相，而荐赵丞相。故后面生许多怨恶，盖皆始于此耳。」
问：「伊川云：『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后又云：『「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两说不同，何也？」曰：「此两段意思自别，前段是低底为人，后段是好底为人。前为人，只是欲见知于人而已。后为人，却是真个要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非唯是为那人不得，末后和己也丧了！」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章
问：「庄子说：『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谓旧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说得不切实。伯玉却是个向里做工夫人，庄子之说，自有过当处。」
李公晦问「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无固滞。」
君子耻其言过其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