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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问仁章
樊迟未达者，盖爱人且是泛爱，知人则有所择，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迟误认二句只是知，故见子夏而问之，子夏遂言之。至于「不仁者远」，然后仁、知之义皆备。
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问知，答以「知人」。有甚难晓处？樊迟因甚未达？盖爱人则无所不爱，知人则便有分别，两个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说得好：「『举直错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爱人。」曾解一部论语，只晓得这一段。
每常说：「仁知，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辨别，各自向一路。惟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方见得仁知合一处，仁里面有知，知里面有仁。」
「爱人、知人」，自相为用。若不论直与枉，一例爱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顿放得个仁也。圣人只此两句，自包上下。后来再与子夏所言，皆不出此两句意，所以为圣人之言。
文振说「樊迟问仁，曰：『爱人』」一先生曰：「爱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圣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迟，却不告之以仁、知之体？」文振云：「圣人说用，则体在其中。」曰：「固是。盖寻这用，便可以知其体，盖用即是体中流出也。」
或问：「爱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体告之？乃独举其用以为说。莫是仁知之体难言，而樊迟未足以当之，姑举其用，使自思其体？」曰：「『体』与『用』虽是二字，本未尝相离，用即体之所以流行。」
问：「『不仁者远矣』，谓不仁者皆为仁，则不仁之事无矣。」曰：「是。」
问：「『樊迟问仁、知』一章，焘看来，不惟治天下国家如此。而今学者若在一家一乡而处置得合义时，如此。」如「不仁者远矣」之类。曰：「这『仁、知』两字相须。但辨别得分晓，举错得是当，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乡曲处置得事是当，教一乡之人不至于争斗，即所以仁之也。」
子贡问友章
问「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须又教道得善，始得。」
问「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虽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则是未善也。」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问：「『先之，劳之』，『劳』字既有两音，有两说否？」曰：「劳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须是自家吃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诗所谓『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劳苦，方能说得人。欲民之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请益，圣人告之『无倦』。盖劳苦亦人之难事，故以『无倦』勉之。」
问：「『劳之』恐是以言语劝勉他？」曰：「如此说，不尽得为政之理。若以言语劝勉它，亦不甚要紧，亦是浅近事。圣人自不用说，亦不见得无倦底意。劳是勤于事，勤于事时，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劳。东坡下『行』字与『事』字，最好。」或问：「『爱之能勿劳乎』，有两个劳字？」曰：「这个『劳』，是使它劳。」谦之。
文振问：「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则虽劳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劳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须一面与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劝课农桑等事，也须是自家不惮勤劳，亲履畎亩，广录作「循行阡陌」。与他勾当，方得。」集注。
问：「苏说『劳』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劳，是为他勤劳。」
问：「『先之，劳之』，诸说孰长？」曰：「横渠云。『必身为之倡，且不爱其劳，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说好。」又问：「以身为之倡者果劳乎？」曰：「非是之谓也。既以身为之倡，又更不爱其劳，而终之以无倦，此是三节事。」集义。
仲弓为季氏宰章
潘立之问「先有司」。曰：「凡为政，随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须先责他理会，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钱谷之事，其出入盈缩之数，须是教它自逐一具来，自家方可考其虚实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来，不批不得。如词诉反复，或经已断，或彼处未结绝，或见在催追，他埋头又来下状；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与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后，或有人词诉，或自点检一两项，有批得不实，即须痛治，以防其弊。」
问：「程子曰：『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所谓公私者，岂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举，圣人则使人各得而举之否？」曰：「仲弓只是见不到。纔见不到，便陷于私。学者见程子说『兴邦、丧邦』，说得甚险，故多疑于此，然程子亦曰推其义尔。」集注。
问：「程子谓：『观仲弓与圣人，便见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乐取诸人以为善』，所以为舜之圣，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于此可见圣贤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缘见识未极其开阔，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
问：「『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各是一事。苏氏杨氏乃相须而言之。」曰：「论语中有一二处，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虽各是一事，然有相须之理。」集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
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个『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便是个大底『事不成』。」问：「『礼乐不兴』，疑在『刑罚不中』之后，今何故却云礼乐不兴而后刑罚不中？」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乐既不兴，则刑罚宜其不中。」又曰：「礼是有序，乐是和乐。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