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 第 13 页/共 44 页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刘韐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称尺。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赵氏曰】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污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原注】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阎氏曰】江都之田一万七千余顷，额征银五万余两。高邮田二万五千余顷，额征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九千余顷，额征银四万四千余两。非泰州之田仅高邮三分之一，赋重于高邮三倍也，盖泰州大地，而高邮小地也。又如兴化田二万四千余顷，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二千余顷，额征银二万余两。非宝应仅兴化十分之一，赋重十倍也，盖宝应大地而兴化小地也。小地则一亩为一亩，而赋轻。大地则数亩折一亩，而赋重。赋役全书内皆未经注明也。钱粮款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原注】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沈氏曰】宋食货志，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原注】宦者传。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原注】属真定。威县【原注】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原注】属真定。地。清河、【原注】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原注】属东昌。地。郓城、【原注】属兖州。范县【原注】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原注】属兖州。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原注】属开封。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原注】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凡三十七州。 　　后魏田制 　　【汝成案】周礼闾师，任工以饬材事。今作余材。考魏书同，恐误脱。又贡其材，周礼作贡其物。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原注】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杨侍郎曰】劝民开垦，务使野无旷土。第或山深箐密，或系砂卤，开辟既艰，旱涝赋缺，故民鲜尽力。窃思若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硗瘠难垦之地，俱准照斥卤轻则起科，则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广收。民人承垦，即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系沃土，则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陕省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偿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万余两，共收过粮约十余万石。此已试之成效，以为此法。凡西北近边之地，如直隶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宁武，甘肃之宁夏、西宁等府，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丰溢，一经开垦，即为膏腴。若令概照陕省之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民之力能耕种者，必无不愿。惟领银交粮之时，不得勒掯需索，则民情踊跃矣。【曹给事曰】开垦原以利民，然所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勘夺，预报亩数，以邀急功之名。逮知不足，即责之见在熟田，以符所报之数。一曰以荒作熟。河蠕坍涨不常，山麓难资灌溉，州县不复履勘，悉入报垦之数。赤资乏食之民，止贪目下官给牛种，官与草舍，以糊旦夕，而不顾其地之不可得而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岁，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矣。故凡经报过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内有向系还粮熟田，混报开垦者，即行举首除额，免其处分。至新垦田，应行升科之日，亦必亲勘。果系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与升科。如其硗确瘠薄，不能成熟即与开除免赋。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据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等，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原注】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原注】宋淳佑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犹有七斗以上者，今与民田通均，而犹三斗七升。是此旨当日未尽奉行也。【王上舍曰】粮曷以浮名也？苏州府见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见额一百二十万石。然在宋时，苏州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赋，苏州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之赋额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于是有为变通之说者，或曰明时虽曰重额，而漕运赠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重粮田纳银一两，准米四石。输布一匹，准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知。今则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钱有奇，而加耗犹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复有浮数不赀，或致一亩之租不能办一亩之税，此加耗之害非浅也。浮粮难豁，耗赠不可减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开征，今则于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其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丰歉未定，遂以监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编户，苟非操券于债家，入衣于质库，其将何以应之！此早征之患至深也。浮粮难豁，催科不可缓乎？或又曰，征输减一分，则小民受一分之惠。试以苏松田计，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一斗。科则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七升。科则二斗以内者，每一石请减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议减之列。如是则于国计无亏，而三百年之痼疾有起色矣。全豁难议，递减独不可行平？夫是三说者，皆变通之得其道者也。但减耗缓征可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可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计，莫若以苏松浮粮摊之天下轻额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二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苏州府额征地丁银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从管理户部事务怡亲王等奏请也。时苏州府条折兵饷徭里，人丁匠班、随漕经费等项，岁征银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两零，松江府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两零，苏州府正耗漕白等项岁征米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银，苏州府一百二十九万五于余两，松江府六十七万四千余两。苏州府地丁银项，每至次年奏销之期，民欠必至三十余万，松江府必至十五六万。计苏州田地、山荡、滩溇等，共九万九千九百余顷，松江共四万零八百余顷。是月，户部议覆光禄寺卿杭奕禄奏请。敕下江南督抚，于苏松二府州县，凡有田之人，于思免额征钱粮数内，十分中减免佃户三分。查二府恩免额征系条折银两，租田之人交纳皆系米石，所减三分应以米算。照条折米一斗折银一钱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额征银一钱，则于此一钱银之内纳租人名下减免米三升，以此为准。圣恩蠲免二府额征四十五万两，业户得沾三十一万五千两之恩，佃户亦分沾十三万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议速行。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侘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侘胄与其它权幸没人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人。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纪言，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而平江之田独多，【原注】似道传，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原注】清。张【原注】瑄。田，以供中宫。【原注】元史，天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原注】国珍。管【原注】明。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钱氏曰】拨赐庄似非赐脱脱者。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罢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仁宗纪，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人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原注】实录，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直隶、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从之。命各处没官田粮俱准此例。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统中，户都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部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原注】宋史，买公田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原注】宋史谓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遗患犹不息。亮哉斯言。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阎氏潜邱札记引作，捐不可得之虚计，而非损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变古也。使唐宋两太宗当此，朝闻而夕行之矣。若璩谓，何必两太宗，明宣宗盖尝有意于此矣。实录载其五年诏减官田旧额粮，七年又申命减免，不许有司故违。但上压于祖制之不违，下复有行在户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诵其诗，百世而下犹令人感激涕零也。阎氏所引，当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实录及诗今已引见前条。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故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 　　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宫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原注】元史阎复传言，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亦有此请。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货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称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末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原注】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原注】此与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钱之法不同。彼则当青黄未接之时，贷钱于贫民而取其息。本谓之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耳。遂为后代豫借之始。【张大令曰】按此，则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赵赡对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谓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常平钱正与此同，故赵瞻等举唐为言。其亦曰青苗者，依当时为称也。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卢熊苏州府志云，赵顺孙，字和仲。处州缙云人。咸淳四年，以显文阁待制知平江兼发运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征民租。顺孙谓，古者十月纳禾稼，今先期半载，民何以堪？佥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将有乏兴之忧。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籴本，而抑浮费以继之，籴几二十万斛，迄免预征。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杨氏曰】此仁政也。当事举而行之，岂不官民两便乎？【汝成案】虞谦之议是矣。而当时以为非旧制，遂废不行者，误也。元时崇奉二氏，朝廷、官闱、公主、卿相，凡赐田产动数百顷，又不输赋税，用日饶富。白云宗总摄复广侵占，遂至连阡累陌，跨越州郡。后虽屡敕令视民户出租，寻废不行。明初犹存其风，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叶以后，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准科则，非复曩之豪富矣。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撰着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陈文恭曰】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也。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真所谓倮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原注】后汉书采入本传。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唐氏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卢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略着于篇，可以取法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杨氏曰】空言禁敕无用也，必实有清心寡欲之学者，乃能收还淳返朴之效。 　　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庄二十九年传。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原注】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本传。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原注】汉书食货志。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原注】货殖传。班壹避墬，【原注】古地字。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原注】叙传。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原注】复卒三人之令。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萌，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原注】唐书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原注】魏书本纪，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杨氏曰】色目人谓女直、畏吾钦察、契丹等。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纪。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书百官志，凡二十里有驿。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原注】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原注】天宝六载，敕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官，【原注】在今临潼县。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驿，四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公乐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原注】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曰，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镕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粮，臣不及待报，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称职。即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原注】俗作铺。设卒以递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递铺，腰铃传递，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银牌，宋熙宁有金宇牌，急脚递。岳飞奉诏班师，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运始于秦汉，而转输之法则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观俊卿所述，在当时弊已如此，则云转般可济直达，恐不然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稉【原注】俗作粳。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明之盐法莫善于开中。开中者，召商输粮于边而与之盐也。后其法亦行于内地。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似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盐自淮南运致，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盐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虔州即今赣州府。宋时屡议不定，今卒食广东盐。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原注】今谓实时。【钱氏曰】六典所谓大斗、大两、大尺也。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暦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奉则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则齐与梁并依古称也。而或以为于古二而为一，或以为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岂称他物之称多异于钱称耶？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觚二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瓦甒五斗。诗曰，我姑酌彼金垂。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杨氏曰】十六国春秋前秦纪有三人食一石谷者。明江国公后吴铁舍，食面六十斤。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比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书张普惠传，神龟中，上疏言，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所以爱万姓，从薄赋，故海内之人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虽有此制，竟不能复古。至唐时，犹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沈氏曰】齐民要术注云，其言一石，当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时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沈氏曰】依后五铢钱一条，此一两弱当作七钱弱，传写误也。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钱二分。【沈氏曰】货布亦有重至四钱八分者，用行等称。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两轻二分三厘。【又曰】唐会要云，开元通宝钱，径八分。杜氏通典云，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暦志云，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矩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干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言，西京铜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锺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逾于法制者去之。干德中，又禁民间造者，由是尺度之制尽复古焉。又云，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其后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臬浙纳土，并汾归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复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两 　　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钱氏曰】据隋书律暦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则大斗大两始于隋开皇间，唐初沿而不改耳。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原注】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锺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贞观中，张文收铸铜斛、称、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旧唐书代宗纪，大暦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诸州府所用斗称，当寺给铜斗称，州府依样制造而行。从之。通典载诸郡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贡石斛二十小斤。此则贡物中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锺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沈氏曰】阎百诗云，古量甚小，其数可考者，大约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然则古之五才当今之一也。【又日曰】汉权有重四斤者，实当今十三两弱。彤以司等亲较之。【赵氏曰】笔谈又云，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锺，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锺。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原注】韩非子，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时即以石制禄。史记燕世家同。【赵氏曰】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暦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权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升，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李悝之论日，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云云，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又案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两斛为一石，宋时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原注】汲黯传注，如淳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几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锺，县石铸锺虡，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蘖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杨氏曰】说苑，十六黍为豆，六豆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沈氏曰】左传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两二分。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原注】谢肇淛谓，古者爵容一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考工记一献三酬之说准之，良然。昔人未详此义。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沈氏曰】犹今北方买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选举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钱。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原注】絫或作参。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絫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沈氏曰】今一钱之重，当古七铢二。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累百、累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递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权始于龠，则变多寡为重轻，其数难齐。是以百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赵朱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而斤与钧石如初，则起算虽殊，积两何异？亦犹日法万分，象限九十，通其强弱，盈虚自合云尔。 　　宋史律暦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着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珪言，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乐尺，自黄锺之管而生也。谓以秬黍中者为分寸轻重之制。就成二术。【原注】二术，谓以尺黍而求牦絫。因度尺而求牦，【原注】度者，丈尺之总名。谓因乐尺之原起于黍，而成于寸。析寸为分，析分为牦，析牦为毫，析毫为丝，析丝为忽。则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牦，十牦为一分。自积黍而取絫，【原注】从积黍而取絫，则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絫铢皆以铜为之。以牦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钱，当十五牦，若十五斤称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牦当作百五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一两。【沈氏曰】四百絫之絫当作黍。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铢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絫、铢，各定一钱之则。【原注】谓皆定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也。忽万为分，【原注】以一万忽为一分之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之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着，言可分别也。丝则千，【原注】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之则。毫则百，【原注】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之则。毫者，牦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骥尾为之。牦则十。【原注】一十牦为一分，以一百牦定为一钱之则。牦者，牦牛尾毛也。曳赤金成丝以为之也。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原注】转以十倍倍之，谓自一万忽至十万忽之类，定为之则也。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之则。两者以二龠为两。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谓以二百四十絫定为一两之则。铢以二十四，【原注】转相因成，十絫为铢，则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之则。铢者，言殊异也。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当有十字。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牦分二十四黍，则每牦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牦又得四分，是每牦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絫之数极矣。【沈氏曰】牦絫之牦当作黍。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钱，二絫四黍为分，一絫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絫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原注】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之别，所以明制度而防伪滥也。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暦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十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暦志，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锺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当一粟，【原注】宋书律志作●。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原注】史记大宛传，善市贾，争分铢。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赵氏曰】分、牦、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经所云是也。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珪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忽、丝、毫、牦、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宋初皆谓之称，刘承珪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后，乃有等子之名。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原注】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原注】古来赏赐之数莫侈于元。成宗即位，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昛三万两。其定诸王朝会赐与，有至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者。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沈氏曰】周安期杂稿云，金陀续编中有绍兴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札内一项，于行在榷货务，支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五百文。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二项计准钱四十万贯。可见当时每钱一贯，止值银四钱。每金一两，却值银十二两。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白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原注】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货无厌，尝曰，五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原注】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江左至十三换【汝成案】元本十三换下有以后贱至六换，而今又十三换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原注】方勺泊宅编云，当时黄金一两才直钱六百，朱提银一两才直钱二百。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凖书，一黄金一斤。【原注】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汉书韦贤传赐黄金百斤。元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洎馆是也。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两曰镒。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原注】王莽传，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公羊隐公五年传，百金之鱼注，百金犹百万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棋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原注】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原注】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佑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原注】谢肇淛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阎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杂铸银锡为之，此即汉书安息国以银为钱之制，竟认作银，非。其文有龙、有马、有龟，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原注】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阎氏曰】按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縻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非上下用银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书，上下用银，已不计其数矣。【赵氏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鼌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西河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但行于边，而中土尚未行，唐则并禁用银矣。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严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至作伪银以射利。则其时民间皆已用银可知。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原注】按宋苏辙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慕氏曰】自庸调废而两税法兴，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是患。然银两之所由生，一则矿砾之银，一则番舶之银。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每岁约值千万金。若以货易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伤吾民命，耗吾财源，每岁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不数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来民间盛行洋钱，几代制钱、白金之半。将见数十年之后，白金尽为外洋所换，而海内之财源竭矣。流弊之极，不可不为之禁也。故吴兰修曰，凡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夫法制峻立，烦扰空滋，矧兹辽阔，岂易津逻？窃意因势惠威，随俗闭纵，柔远不伤，阑出自绝。必有采此说而善为高下者矣。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注】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原注】会典言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原注】是时京官俸粮并于南京支给。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原注】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原注】已上实录全文。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囷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早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原注】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钱之法，惟曰钱粮纳钱。自明季以来，尽数纳银，钱于是铸而不行。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原注】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原注】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杨氏曰】凡积谷者皆富人，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贱粜者必贵籴，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顾氏之说，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际，又不至低昂之悬绝，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便得无穷之利。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原注】旧唐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紬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汝成案】贵州提督杨天纵疏，正杂钱粮，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且市政司衙门，每兑收银百两，加轻平银五两。若收钱则无羡余，是以不行收纳。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原注】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成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税法、白氏居易赠友诗二条，已见前，故未录。又前注引旧唐书穆宗纪云云，考新旧唐书杨于陵传，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旧纪作兵部者，误也。先生论中作户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汝成案】先生之时，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今则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先生与蓟门当事书云，凤翔之民，举值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今则岁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银四两。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纳钱五千数百文。以银核之，则每石得银四两以外也。昔时银贵而谷贱，则农民困，而资用幸饶。今且银谷俱贵，则贫民无以为生，而资用亦绌矣。附识之，以权赢缩。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原注】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沈氏曰】汉与南北朝及隋五铢钱，皆相去不远。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原注】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称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当作十三，二两当作五两以上，此盖依时称也。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大同以后，所在铁钱如丘山。钱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为陌。陈初，承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杂而用之，其价同。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当鹅眼之十。至是，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十，后还当一，人皆不以为便。未几，帝崩，遂废大铢而行五铢。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是六十六两，【沈氏曰】当作九两以上。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沈氏曰】六牦当作九牦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余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钱有轻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沈氏曰】汉五铢与隋五铢同。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沈氏曰】铢之轻重，隋尚如古，至唐则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