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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书而辩之矣。其书曰：“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哉！“又曰：”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後，其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钟惺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沈废于家。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Θ”，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不贵多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著书之难子书自盂、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无，而後为之，庶乎其传也与？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後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成，门人请授，先生曰：“更俟学有所进。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亻免焉日孳孳，毙而後己。” 　　○直言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玄宗为之感动；白居易为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民，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之义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刘孝标《广绝交论》阴讥到溉。袁楚客规魂元忠有十失之书，韩退之讽阳城作争臣之论。此皆古人风俗之厚。 　　立言不为一时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马朗有复井田之议，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议，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人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日“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己而罢之。”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京东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膝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鸣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诗传》，至于秦《黄乌》之篇，谓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历代相沿，至先朝英庙始革千古之弊。伏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书与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葬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盖上御极之初，即有感于宪王之奏，而亦朱子《诗传》有以发其天聪也。呜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训乃。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後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宋史》言：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孙弟，以至于弑父与君，皆好犯上好作乱之推也。自胁肩诌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于世。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曰助}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之巧言令色孔壬而与兜、有苗同为一类。甚哉，其可畏也。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世言魏忠贤初不知书，而口含天宪，则有一二文人代为之。《後汉书》言梁冀裁能书计，其诬奏太尉李固时，扶风马融为冀章草。《唐书》言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为题尺。又言高骈上书，肆为丑悖，胁邀天子，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尝曰：“元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诸臣，呜呼，何代无文人，有国者不可不深惟华实之辨也，○文辞欺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後，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鹏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後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啖。”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辞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乎？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杨用修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赋。”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後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る《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抒、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る《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如杨雄拟《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皆心劳而日拙者矣，《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後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市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间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间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虬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糖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後生戒。”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奠可考矣。 　　何孟春《诗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後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後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後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书不当两序《会试录》、《乡试录》主考试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职也。凡书亦犹是矣。且如国初时，府州县志书成，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则官于其府州县者也。请者必当其人，其人亦必自审其无可让而後为之。官于是者，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不让于乡矣。乡之先生，其文优，其于是书也有功，则官不敢作矣。义取于独断，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与官矣。凡此者，所谓职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别有发明，则为後序。亦有但纪岁月而无序者。今则有两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两序非体也，不当其人非职也，世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