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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 　　○六条之外不察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昔自秦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郡，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昔太平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观此，则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余弊矣。 　　○知县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这事。杜氏《通典》所谓“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则起自宋初。《本朝事实》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则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复而义舛矣。 　　北齐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五代选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来，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有此二败。以今准古，得无同之。 　　○知州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诚，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盖赵公开其端矣。 　　○知府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 　　○守令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则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灾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宋理宗淳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旧唐书。乌重胤传》：“元和十三年，为横海节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是后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赐敕，然无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将之任，以廉州密迩珠池，喉襟交址，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请赐敕。从之。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词讼繁兴，亦请赐敕，俾得权宜处置。从之。 　　○刺史守相得召见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赐吾丘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郭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玄宗开元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洛滨，御书十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也。 　　《册府元龟》：“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于宣政门外谢，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常礼谢，并不须侯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拜，特示恩礼。近岁虽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皆便殿口对赐衣，盖以亲人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适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请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旧典也。”今日则名为陛辞，而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 　　○汉令长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如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拜谒车下。陶廉为舒令，太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尝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谦曰：“不可转，转则胜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难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汉时长吏之能自树立，可见于此矣。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郡县选举，由来共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浸消，颉颃清涂，便臻显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保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 　　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汉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绵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フ，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德宗贞观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曹ぁ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为宗人羞，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察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出质，已卧疾，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奏曰：”闻讹可欲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杖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 　　○藩镇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请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得，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通，以为爪牙，军中之改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难，长驱百舍，进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进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荣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乃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奖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服。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 　　○宦官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共隋蔡允恭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蛰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过色为本。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某肃总兵官都督费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耻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耻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耻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耻，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耻。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后》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历之兆矣。”事寝不行。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