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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掾属《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系Т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氵制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ウ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
○选补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徵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弊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于慎行《笔麝》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产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史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这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
宋孙洙《资格论》曰：“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群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靡刂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爱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抚弊，百吏废驰，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Ш然而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入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金章宗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绵非常之材与？”
○铨选之害宋叶适论铨选之害曰：“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浑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吏胥，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这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叙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汨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出，而治功安从见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衰乱之余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为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这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诘，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小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这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薄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薄，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寇菜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以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亘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
●卷九○人才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这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这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则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诚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吕氏春秋》所云：“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又如刘ナ所云：“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呜呼！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
《实录》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上问：”庶官之选，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不亦难乎“朕以为教养有道，人材自出。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论也。徒循三载考绩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虽尧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举《宋史》：“元初，司马光为相，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唐书》：崔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得其实？”帝以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是以职任专而事体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乞令杜绝，一归铨部。”事下，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曰：“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故敕廷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同蹈？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旧，从之。
○关防《隋书。酷吏传》：“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僮仆无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为异事，岂非当日法制虽严，而关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习浇讹，防闲日甚，少不禁饬，则奸宄之待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吏到官，以关防为第一义。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世说》：”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唐姚合为武功尉，其《县居诗》曰：“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在旷达之士犹且为之，而况于大贤也“
《大唐新语》：“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服。”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司，使知朕意。‘“
○封驳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此《畜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郑肃、韩、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部刺史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轩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脚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而轻议而邑志载之。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玄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遍于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于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实兼茂。咸贯通于理道，益纯固于公心。或华发不衰，或白圭无玷。可以轨仪郡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在任贤。庶蠲疾苦之源，以协大中之义。若令行一道，利乃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
于文定《笔麝》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