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 - 第 1 页/共 21 页

春秋通论 清 姚际恒 　　 　　春秋通论序 　　(前阙)书之旨亦隐而弗彰，不亦过与!妄夫目春秋为朝报，而春秋隐；愚夫尊之过高、求之过深，而春秋愈隐。然则春秋一经，有不亡于妄且愚之目者几希！故诸经之亡，皆亡于传注，而春秋为尤甚。何则?一经而有三传焉，又多乎哉！彼三传者，皆汉以上之书也，今之学春秋者，有离于三传者乎?有不求三传之异同，即以为毕春秋之能事者乎?愚谓不必求其异同，祇宜求其是非而已。三传之异同者，事也，其是非，则心也，事可异同，而是非之心必不可惑乱。公羊、谷梁闇于大义，纰缪滋多，不足深论，左氏书虽后出，事若先成，举世见其凿凿，率不敢于非议，间有卓识之士摘取而议之者，然终不出其范围，仍就其事以为论，而时形已见，方疑而忽信，此违而彼从，吾未见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则终是，非则终非，未有两岐于是与非之间者。尝考其书，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论，若其解经之语，大半纰缪，与公、谷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辞浮夸是尚，亦多失实，非果亲见当时策书而受经于圣人者。是以学者必宜舍传以从经，不可舍经而从传。韩昌黎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当时有邹、夹二氏，故言五传，今不传。诚哉是言也。?自三传作俑以来，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不书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后起俗字，执此一字以说春秋，先已误矣，而谓孔子尝执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执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据其所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疏。孔子裁定旧史以取其义，不过数大端，而其事已毕，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尝屑屑焉如经生家着一书、执一例以从事哉?呜呼!自例之一字兴，而唐王仲俺、宋朱仲晦无不以孔子自命矣。岂惟「惟」，中研本作「为」，今据北图本改。王与朱，执一例以往，人人皆孔子、户户有春秋矣，又何难焉！若夫常事不书之说，实起于公羊，而唐宋诸解经者靡不奉为龟鉴。夫以为常事不书，则春秋所书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以非礼也、非法也，非礼非法必皆讥皆贬也，于是明明得礼者必以为非礼，明明合法者必以为非法，深文罗织，罔顾是非，每条必砌成罪案，使孔子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为刑书，为谤帖。嗟乎!谁毁谁誉之谓何，而诬圣人至是哉!由是竖儒自不知书，错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语，谓孔子假南面之权，行赏罚之典，黜陟诸侯，进退百职，以匹夫而为天子，虽以天子之尊，亦不难贬而削之，是乱臣贼子孔子躬实自蹈，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臣贼子乎?诬圣灭经，罪大恶极。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国以该天下，犹曰「天子之事，非诸侯之事也」云尔。错解孟子一语，以致错乱孔子全经，则又三传之流弊至此为已极也。予用是发愤从事兹经，大破三传积习，而后起之邪说悉屏弗论，独摘孟子中所述「则丘窃取」之言反复深思，求其「取义」所在。此从来诸儒所略而弗道者，虽以蠡测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则为「书法」。「书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与「常事不书」二者为说，安在其为「书法」也。盖「书法」虽不同于「取义」，亦必断自圣衷，出自圣笔，学者均不可略已。以是二者分别孔子之新意与鲁史之旧文，加诸标识，无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盖以其不知其义之为何义也。夫义之所在，鲁史臣宁不知之?然必不能如圣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则以己意为之，所谓窃取之是也。后之人虽不能尽测，然其大者亦自显然可见，约而求之，岂无数端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余，则不敢穿凿以失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没圣人谨严之意，爰是加诸标识，则春秋之眉目灿然略见，而圣人之心事亦或跃如于纸上矣。至于书法，固圣人之余事，亦宜标出，以别旧文，使人知为圣笔不可略也。吾见春秋书目，昔人有舍例从法之书，舍例是已，从法何不言从义乎，诚以书法犹属文辞，不足以尽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论春秋，质诸后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时去上古淳朴已远，其风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凡春秋所书会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属不善，故圣人据事直书，而不善自见，非贬之也。设使孔子为唐、虞史臣，则其所书皆善言善政，亦岂孔子褒之乎！故谓之「常事不书」，此最惑乱春秋、诬罔圣人之邪说。予谓史所记者，大事耳，如会盟征伐，必其有关于一国及天下之故而后书，若小事则有不胜纪矣，故而改之曰「小事不书」。 　　自古以例说春秋，予?为埽尽，惟标「取义」及「书法」二者。又「常事不书」之说，予改为「小事不书」，如是则春秋之旨庶可复明，圣人复起，当不易斯言。 　　予尝见世儒说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传后起最不通之例，若公、谷之例则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轻议矣。又所辨论者，以此例之是驳彼例之非，而自为其例，究不出例之范围也。此由例之一字从来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间有以书法论春秋者，而取义则从无人及之。盖春秋以取义为大，不可混取义为书法，犹之不可混书法为取义也，须辨明始得。 　　取义必其真确无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标出，若臆度影响之见、似是而非者，?不敢妄标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传久矣，而左传尤如影之附形，学者顷刻不可离也。然予谓经有三传，经之所以滋晦也。公、谷之纰缪，世所尽知之，故且无论，而左氏之诬罔不实，世或未尽知之也。何则?公、谷言义，纰缪可以立见，左氏言事，其诬罔难以悬知。故世敢于辟公、谷而不敢于辟左氏，为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舆辈亦知辟左，然旋辟而旋据之，终不能出左之范围，此非左之以事胜乎?予观左解经之语，亦大半纰缪，与公、谷同，而其事实与经抵牾者什之三四，然则经反非耶?故其事难以悬知者，亦以经知之而已。夫传以证经也，传不足以证经，安用传为?岂可舍经而从传哉！退之束传之言，盖亦发愤有见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见有行之者，故予仿其意以着此编。经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丝马?，未尝不可以见，而其会盟征伐，亦可合前后总观而得之，若夫传之繁文琐事、怪语夸辞，以及帏房猥迹，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尽据其事以说经乎！且诸例实作俑于左，则其害经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左氏固周人，但非亲见孔子，亦亲见国史也。故与经多抵牾。然以其为周人，其言亦时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经，凡后人说之不合者，则以左传正之，而于春秋，凡左传说之不合者，则以春秋正之。 　　左传虽出于张苍，然实显于刘歆，见歆移太常博士书。或因谓歆伪作，夫歆则安能作左传，岂不高了刘歆。 　　编中公、谷皆不置办，以不胜辨也。惟左氏有与经抵牾及诬罔不实者则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安国亦妄自称传，其纰缪已极，世人稍具心目者无不周知，又安用予辨为。故公、谷与胡氏?不之及，惟其中凡言礼制者似乎凿凿，实则皆枉撰无稽之言，间一及之，无俾世惑而已。安国传大?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称之，至今以行于世。又兼袭孙明复尊王发微，刘原父意林诸书，取其最纰缪者，并非全自撰者，又不可知其所由云。 　　刘原父春秋权衡专攻三传，盛名之书也。然吾观其攻左，惟在解经语，人亦多知其缪。又多辨杜注，杜注之荒缪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为事，其切要处则鲜及之。若其攻公、谷则益无论，盖亦浅陋之书也。 　　李廉氏春秋会通专于详例，颇为害经，然正予破例可资以查核。 　　张洽氏集注，明初与胡传并用，亦以张为朱仲晦之门人，故其后专主胡而张废。予观此书与胡亦相伯仲，但缪妄不若之甚耳。 　　昆山新刊经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种，佳者绝少，略可观者，吕大奎氏或问、程积斋或问而已。 　　黄东发解春秋语多有可观，闻见于他处，未见其全书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一篇，议论甚正。 　　郝仲舆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浅陋无当。其书专办楚之非夷，以己为楚人也，致(至)（「致」，二本同，疑当作「至」）为可笑。按：楚本蛮方，蛮与夷别，古南方皆蛮国，故孟子言南蛮，夷则远为外国也。郝于蛮夷且未辨，胡哓哓为?吴越亦蛮也，今江浙文采富丽且甲天下，人何尝以蛮少之?而其人亦何尝以蛮自歉邪? 　　季明德春秋私考主于辟左，可为有识，然其自解则多武断，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隐括颠末、贯穿前后，最为晓畅，宋明以来之说春秋者，未能有过之者也。 　　凡经书鲁君所行礼事，多春秋时之礼，春秋时之礼，即周礼也，故周礼虽亡，而赖春秋所书，犹可得其千百之什一。奈何诸儒误执「常事不书」之语，?为非礼书之，所以示讥，然则诸传及后人反知周礼，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此由误执谬语以致曲说诬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书之，亦可为小事不书之证。 　　谓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然则孔子为幸灾乐祸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违心反说以为记异，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书」一语，流毒以至于此极也。 　　吾今始知后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为说者，亦无怪其然。何则?盖由于不知鲁史之旧文何在，圣人之取义何在、书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为解经话柄，若舍此，直无置喙地矣。 　　谓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为刺讥，此世之阴险薄夫所为，然则解春秋作如是观者，定是此一辈人耳。 　　或问春秋既无褒贬，然则孟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义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误解孟子此语，以孔子为天子，以春秋为刑书也。然尚有未尽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乱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谓春秋书臣子弒君父，则乱贼自惧，乱贼惧则天下治矣。孔子之时本治也，故以此为一治，便于伸其治乱之说耳。孟子与孔子道同而迹不同，孔子言言质实，孟子生于战国，尚议论丰采，其言多有不可执泥者，苟或执泥，便会错去。如谲谏而怂恿、好货好色，不将为逢君之恶邪?尚论圣贤所宜?知此竖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乱贼惧，真不值一笑也。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后，论之周匝无遗，使人一览首尾，了然者次也。若仅就此一事评论善恶得失、灾祥报应，肤辞套语，漫衍盈幅，此是史论，与经旨毫无干涉，斯为下矣。吾见宋人解春秋大率不出下者，而宋后至今诸家亦不能免焉，愚着绝去此弊，宁为简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论，览者审之。 　　编中取义者以○识之，书法者以△识之，注字于傍，其无识者约略皆旧史文也，非敢于圣言有所点污，诚思冀得圣衷之一二尔，知我者亮之。 　　无例之说既备于前，又各详于经文之下，书成，复加荟萃诸传及后人所造种种谬例，牛毛茧丝，分条明辨，名曰春秋无例详考（「春秋」，中研本作「春称」，今据北图本改。），以附于后。吁!竭其愚衷，大声疾呼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览此即可了然，无俟旁搜曲讨也。 　　春秋通论卷一 　　新安首源姚际恒 　　　　　　隐公惠公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隐公者，必当日祇就鲁史原本从隐公而始也。其前或别一史官，或散佚难讨，均未可知，无他义也。或以平王为言，鲁史无与周事，且何不托始于东迁之时，而托始于其末年乎? 　　元年 　　　诸侯奉天子正朔，其有国也，则各以其始年为元，盖由来久矣。 　　春王○取○义正月。 　　　王者，君也，主也。春为四时之首，一岁所托始，犹君主之义，故曰「春王」，为此称者，所以重天时、端岁首也。春虽二、三月，亦必称「王」，而夏、秋、冬虽四、七、十月，亦不称「王」，后世于春曰青帝、曰东皇，虽近不经，然未尝非本此为其名也。此出孔子之取义，而非鲁史旧文。何以见之?有「春」下无「王」者，乃仍旧文偶遗耳。春秋本无例也，后人不明此旨，以「王」为王者之王，附会孔子尊王之义，以「春」字句绝，「王正月」三字连读，不知孔子固尊王，然以史纪事之月而寓尊王之义，亦殊无谓。春秋之时，侯国虽强，王室虽弱，即以桓、文之强大，犹秉正朔，未闻敢有改易，岂虞我鲁之不奉正朔，而特加「王」以明之乎?且王称「天王」，亦孔子之取义也，而亦有时仍旧文称「王」，所谓春秋无例也。若「春王」则惟一「王」字，并不称「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见「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学者试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夹入一王者「王」字于中，岂不近稚?以「王」属「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属「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子。春独非周王之春乎?改时。当日「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独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则一岁之正月足矣，何必兼二三月而言邪?兼二三月言，是以「春王」为义，而非「王正月为义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往，何不皆可王乎?惟其错解「王」字，所以有后来夏时冠周月之谬说，苟知「春王」二字本相连，奚至有此谬说哉?令常人不必通春秋之义者，顺口读去，必曰「春王二字连。正月」，而不曰「春一字断。王正月」者，亦可见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连读，否则，当以「春」字句绝，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日「王周」，岂成文理耶?是「王」之属「春」不属「正」，尤断断然矣。若夫正月之为建子也，春之为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说，人多知之，可无俟予赘矣。经凡四公不书即位，此隐公与庄、闵、僖公也。盖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详无例详考。左氏于此谓「不书即位，摄也」。据谓隐公、桓公均非适，而隐居长，则自应立，岂可谓之摄乎?隐在位十一年，生称「公」，死称「薨」，与他公同，初无摄之事迹可证，固不待欧阳氏而后知其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书即位之义，于四公皆附会其说以实之。谓庄不书即位，为文姜出故也；闵不书即位，为乱故；僖不书即位，为公出故，皆非其事而妄言。详无例详考。于隐公益无以言之，则创以为摄，尤属凿空无据。合而观之，其悉为附会，昭然可见矣。彼第从「摄」之一字辨之者，犹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近鲁小国，非附庸也，仪父其大夫也。鲁、邾以邻国相盟，邾子不亲至，而使大夫往，其后亦然，是必有疾不能往也。仪父，名，古多以「父」为名，如蔡侯考父、齐侯禄父可证。左氏谓即邾子克，其谬有三：克为名，则仪父为字，全经于诸侯未有称字者，一；诸侯卒，名，及灭国、出奔，或名，从未有盟而称名与字者，二；前称邾仪父，后称邾子克，经从无此体，三。 　　夏五月，郑伯克书△法段于鄢。 　　「克」者，胜之之辞，敌国则言伐、言败、言取。全经无言「克」者，今变文言「克」，则以其为兄弟之亲，不可以敌国言，此孔子之书法也。左氏曰：「称郑伯，讥失教也」。称「伯」是其爵，并无讥意。又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则，楚世子商臣弒父，称「子」，岂予其为子乎?又曰：「如二君，故言克。」二君从未言克也。又曰：「不言『出奔』，难之也。」经于来告则书，不告则不书，岂有来告而难之不书乎?且经于内讳，未尝于外讳，何难之有?可见摘取经字造为谬例，实左氏之作俑也。 　　秋七月，天王○取○义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天子，常称也，春秋时皆称天子为王，故孔子加「天」于王上，犹之称「天子」也。且以当时楚、吴诸国有僭称王者，故加天以别之，此孔子尊王之义之大者，所以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天王」字他经无见，况史臣乎!其出孔子新意可知王称「天王」，春称「春王」，王之天犹春之王，正是一类语义，亦可无疑于「春王」矣。宰，非冢宰也，宰本为有职之通称，如邑宰亦称宰是也。经称宰有二：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与此宰同，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周公」，称爵不名，则为冢宰可知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此必鲁以惠公及仲子之丧同赴于周，故天王亦同下赗诸侯，礼也。惠公、仲子，二襚也，不书「及」，二襚同也。或作「惠公之仲子」解，谓以天子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为非礼，不知此云「惠公、仲子」，与书「僖公、成风」同，若云「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风」，无论君与妾、子与母，前后不应混同其文，而春秋亦断断无此书法也。左氏谓「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按：天王下赗诸侯，距隐公改元方七八月，何云缓乎?其云「子氏未薨」，尽人知其谬。赗者，因其来赴告也，世无不赴告而预赗生者之理，盖误认二年「夫人子氏薨」为仲子也，因是谷梁又以仲子为惠公母、孝公妾，以证其蚤薨，尤可怪，其事于何据乎?乃主其说者谓据僖公、成风之例，不知谷梁正误解「僖公、成风」耳。说见上。至云「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反若全赖此解为天王出脱者，则更可笑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国，近宋。见庄十年「宋人迁宿」。兹公往宿与宋人盟，而宿亦与可知。「及」，公及也，或言「公及」，或言「及」，无例。谓此为「内称及，外称人」，两微者也，非也。「人」者，通上下之称，或亦微者，未可知，若内及，则不必微者也。庄二十二年「及齐高徯盟于防」，又谓「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何居?或亦以此为「公及」，谓不言「公」为内讳，然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又何居?「及」犹与也，书「及」，或主我，或主彼，均不可知，无例。左氏于前「及邾仪父盟」，谓公「欲求好于邾」；于此谓「公立而求成焉」，皆为「摄」之一字为此揣摹之说耳。故凡谓「及」者我所欲与，内为主，又皆祖此为说，俱不可从。 　　冬十二月，祭伯来取○义。 　　　「来」，来朝也。王臣来朝，不可以训，故上不言「使」，下去「朝」字。 　　公子益师卒。 　　　公子而纪其卒，未有不为大夫者，书「公子」，常也。间有书「大夫公子」者，亦同，无例。不日，史阙，亦无例。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会」者，两相会之辞，或内为主，或外为主，均不可知，无例。必谓会为「外为主」，非也。然考其地，则亦有可知者。潜，鲁地，是戎来而我会之也。春秋之时，戎杂居中国久矣，公会之，要亦有不得已者与?然据义，中国不当与戎为盟会，此亦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无讥意。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国，近莒，鲁之地，盖尝属鲁，兹莒取之。人者通上下之称，故书人无例。莒亦小国，故常书人。 　　无骇帅师入极。 　　　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称「公曾孙」，则为之赐族，族即氏也，孙尝以王父字为氏，此无骇据左氏谓公子展之孙，则当为展氏矣。左氏子(于)「子」，二本同，疑当作「于」。八年「无骇卒」乃云「羽父请谥与族」，请谥，可也，请族，非也。焉有终身为大夫而无氏者哉!决不待卒而后请族明矣。说详「无骇卒」下。极亦近鲁莒，附庸小国。春秋初，鲁大夫无专兵之事，凡称某帅师者，皆公使之也，故或书「公使」，或不书「公使」，无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日，不日，无例。余说见前「会戎」下。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伯姬，惠公之女。先言「女」者，从外称也，再言「伯姬」，从内称也。逆女或称使，或不称使，无例。大夫或称名，或称字，亦无例。以不称使谓昏礼，不称主人，撰为「有母」、「无母」之说，谬甚。以书大夫名谓非正，讥不亲迎，尤鄙儒之见。天子诸侯无亲迎之礼，所谓「亲迎」者，迎于境上，非远适他国也。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纪、莒皆近齐，而纪尤甚，故纪既昏鲁，而要莒为盟，以防齐也。左氏谓「鲁故也」，则以其昏鲁而要莒盟，使莒、鲁交好，殊迂。「子伯」，字必有误，或「伯」字衍，左氏以「伯」为「帛」，然不应大夫先诸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二本原阙此条，今据经文补入。 　　　左氏以为桓公之母即仲子，则是元年天王先赗矣，谬不待辨。公羊以为隐公之母，谓不书「葬」，成公之意，子不终为君，母亦不终为夫人，亦谬。经已明言「夫人」矣，惟谷梁以为隐公夫人，近是，故人多从之。公在，故不书「葬」。 　　郑人伐卫。 　　　左氏谓郑此郑讨公孙滑之乱。经于郑伐卫书，于卫伐郑何以不书?未敢信，后仿此。言「伐」，有言「战」者，有不言「战」者，言「战」，详也，不言「战」，略也，无例。既伐矣，安有不战者哉?谓不言「战」，卫已服，此鲰生之见。卫非弱小于郑，何事兵临而即服耶?四年「卫人伐郑」，卫之未服，居然可见。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书，志变也。或言月与朔，或言日，或言朔，或不言日与朔，史之详略异而失之也。「日有食之」，本之小雅，可见古人亦用经。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孙桓王立。天王崩，或志「崩」，不志「葬」，或志「崩」、志「葬」，史之详略异也，无例。杜氏谓「不书葬，鲁不会」，非也。凡书「葬」，不必定是鲁会，必如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始是鲁会也。不独天王，凡诸侯书「葬」皆然，往会则书，其但书「葬」而不言「某往」者，亦非鲁会也。说详无例详考。天子崩，诸侯本有会葬之理，但夷陵至于春秋，王室弱，诸侯强，不知有王矣。难以这诸侯会之礼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作「君」，公、谷作「尹」。（北图本缺此条小注。） 　　　尹氏，周之世卿，尹吉甫之后，当时皆称其为尹氏，不敢名也。如诗「尹氏大师」，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周卿士不「卒」，「卒」者，亦如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刘卷卒」，但彼名此不名异耳。书「刘卷卒」者，以其新在会也，若此尹氏与王子虎，以其权势所在而和交之故书与?尹氏，不书名、不书爵，盖循当时之称，亦第曰「尹氏」耳，则以名字爵位为褒贬者，其非可知矣。不然，以其有罪，却其爵可也，何为并却其名耶?惟其所书如此，故左氏不解，而以为「君氏，声子也」与? 　　秋，武氏子来求赙。 　　　鲁不奔丧、会葬，可也，岂赙礼亦不致乎?书「来求赙」，以见王之过小，鲁之过大矣。不书「王使」，未逾年，不称不也。称「武氏子」者，大夫之子，遗其名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诸侯曰「薨」，今外诸侯皆称「卒」者，嫌与内君称「薨」同也。或曰「从赴称卒」，非也。外诸侯卒，书日书名，常也。或不日或不名，阙也，无例。 　　冬十有二日，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石门，齐地，郑庄要盟于齐僖。是时，鲁、宋为一党，齐、郑为一党，而齐、郑尤为强，宋、郑之争始此，而齐之伯亦由是以肇焉。 　　癸未，葬宋穆公。 　　　外诸侯书「葬」，说者谓鲁人往会，故书。今按之殊不然。使凡书「葬」皆鲁往会，则如宣十年「公子归父如齐葬齐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类何以书，而其它皆不书乎?且如哀十五年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方伐之归，而即遣人会葬，必无此理也，说详无例详考。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莒，小国也，前既入向，兹又伐杞，取其邑，何其暴与! 　　戊申，卫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公子弒君者，适人、归生比，皆书「公子」，独州吁、无知不书，岂同一弒君父也，又分别贤否与?故书「公子」与不书「公子」，无例。邪说者乃谓「以国氏」，夫不书国，知为何国事乎?又谓罪君父不待以公子之道，若然，乱臣贼子皆得以借口，不惧而反喜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卫地，前公与宋盟于宿，兹宋欲伐郑，将搂鲁、卫以共伐，故与遇于卫地，此宋所欲明甚，然则谓「及」为我所欲者，非可知矣。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伐郑之役，据左氏谓宋殇公之立，以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故谋伐郑。今观首书「宋公」，则宋为主兵以雠郑可知也，卫则为其所搂，且非君往，故与蔡同称「人」。或专以卫为言，卫固杀君，于此条则无与也。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夏，四国伐郑，不得志，至是要鲁，鲁使大夫帅师，复共伐之。春秋书法，凡大夫出征皆不书「公使」，其鲁大夫出征，春秋前之为公使者在焉，后之专兵者亦在焉。左氏见不书「公使」，遂谓「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公不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此昧于经之书法无「公使」之文，而附会为此说也。鲁、宋交好，盟于宿，又遇于清，岂有来乞师而不与者乎?春秋之初，大夫无专兵之事，因其同一书法，而遂以后之大夫专兵目前，其误甚矣，不可不辨。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无例。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又称「公子」矣。左氏于此曰「书曰『翚帅师』，疾之也」，于逆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夫桓自娶夫人，与先君之好何与?且先君之好，惠公事也，于何征之乎?是此等例实起于左，于公、谷何这焉?公、谷袭左而益肆其邪说耳。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杀州吁称「人」，不得其实也。左氏以为石碏，果尔，经当书其名矣。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立君未有书者，为人所立则书，以见其国乱无主，权移于下也。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若夫国不可一日无君，而晋之恶，此时又未着，固无不宜立之意在也。左氏亦谓石碏立，经亦书「人」，不必从。或以不书「公子」为贬，则尹氏立王子朝，书「王子」，岂褒乎?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 　　　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