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43 页/共 184 页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 　　臣按：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近世又于各道专设风宪官一员以提督之，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细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卫所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每军受田二十亩、纳租六石，而余丁所受所纳比之正军则又降杀焉。臣窃以为，民田则例最轻者须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军所屯种者多其所弃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请如唐人，较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为征收则例，使凡屯种之军乐于趋赴，既得以足军国之储而无欠负，又得以遂室家之乐而有盖藏，公私两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一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 　　臣按：韩重华于代北开营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自有屯田以来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时沿边之地皆为藩镇所专，而行之犹得其利若此，今国家烟火万里，卫所列峙，又值边圉安靖之时，虽时或有侵轶，未尝举大众入深地，诚于无事之时寻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东起辽东、西尽甘凉，于凡边塞无碱卤而宜裁种之地，因其地势，相其土宜，立为营堡，开垦田畴，分军耕种。当夫耕耘收获之时，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壮尽室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设立亭障，开凿沟堑，为烽堠以瞭望之，出游骑以巡哨之，遇有寇盗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备，势可敌则拒之，不可敌则避之。如此，则处处皆有屯种之所，年年皆有收获之入，边储自然给足，可以省内挽之劳，可以严外侮之备。 　　宋太宗端拱中，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边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廪而限戎马，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则恐变生不测。”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兴作之难，而处置得宜之为难也。自汉赵充国于边地建屯田之议，魏晋至唐皆行之，未尝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穷边绝塞之所、冱寒硗卤之地，未闻虑其有不测之变而不为也，今宋之所谓边者，乃在中国，非边徼也，而陈恕乃恐其变生不测而密奏止之。呜呼，使为天下者凡有兴作，不顾事体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从违，何以立国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臣请于凡边塞置立屯田，分军耕种，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为赏赉则例，但使人人奋耕、家家有积，边城自然充足，于是令内地该运边粮州郡，俾其赍价来籴，家积有余，市价自平，不独边用不亏，边军皆赡，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临津令黄懋上书，请于河北诸州作水利田，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小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发诸州兵万八千人给其役，于雄、莫、霸等州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定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众，武臣耻于营葺，群议益甚，几于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马端临曰：“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于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坏，然后兵农判而为二，不独农疲于养兵，而兵且耻于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弊于饷军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几三千里，而又与契丹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当四方无事之时、人民繁庶之际，按承矩之故迹而举其废坠，诚无难者。万一此言见取于九重，是亦足国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国初设行太仆寺辖六监二十四苑以牧马，今其寺虽废而其监苑之地固在，多为亲幸陈乞以为私庄。伏乞英断，一节勒归，亦如宋人设田官专稼政，非但可以资牧马之用，亦因之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孝宗隆兴元年，张阐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谷以为官谷，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罢之。臣以为，与其弃之，孰若使两淮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后取其余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 　　臣按：凡前所陈屯营之策，非田不可耕，实恐耕田无其人，专用乎军则军伍有限，专用乎民则民各有田，其弊诚有如张阐所云云者。臣窃以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为边境，岁有军旅之兴、防御之备，戎马蹂践，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随处游食，而江右尤众。国家诚择任有风力大臣，付以招徕之，任借以官帑银数万两以为籴本，俾自择其属，遍行天下，有间田处相地度势，立屯堡以聚游食，辟污莱以为畎亩，开渠堰以资灌溉，异时成效，补助非少。虽然辟土之功固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难，方其举事之初，量度或未必当，及其施为之际，弊病或不能无，自觉失宜，许其陈首，饰非要功者然后加以责罚，如是，则无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独屯田一事为然，凡天下事无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为翰林直学士，进言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东，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后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谋国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吁，亦已晚矣。今国家都于燕，京师之东皆濒大海，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当此全安极盛之时，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专任其事，仍令先行闽、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从行相视可否，讲求利害，处置既定，然后召募丁夫，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一如虞集之策。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议之时，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然几会已失，事势巳去不可为矣。呜呼，岂非后世永鉴哉。臣尝闻闽浙人言，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必得河水以荡涤之，然后可以成田，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沟渠以导淡水之来，然后田可耕也。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观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处无如直沽，然其直泻入海，灌溉不多，请于将尽之地依《禹贡》逆河法，截断河流，横开长河一带，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则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非独民资其食，而官亦赖其用，如此，则国家坐享富盛，远近皆有所资。譬则富民之家，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集虽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从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由是岁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尽人力、广地利，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国计不无少助。 　　以上屯营之田。臣按：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逮于我朝，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体宸极之尊居，受四方之环拱，始于此建极图治焉。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所费有不赀焉者，岁计何啻亿万，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沿边建阃，屯兵列戍，率资远以给近，取外以足内，调乎中以实之边，聚积固难而输，将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赋有限，国之用度无穷，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而欲其优裕丰瞻，难矣。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臣故于“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之下首举“贡赋之常”，而以“屯营之田”终焉，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用人之力，尽地之利，因天之时，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问于朱熹曰：“《大学》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时，留心于天下之大本，义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胜惓惓。 　 卷三六 　　△明礼乐 　　▲总论礼乐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礼。 　　朱熹曰：“律谓十二律，黄钟、太蔟（千候反）、姑洗（苏典反）、蕤宾、夷则、无射（音亦）、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也，六为律、六为吕。以之审度而度（入声）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去声）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五礼，吉、凶、军、宾、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风俗（十龠之十当作合）。” 　　臣按：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于律则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于礼则修之，修之恐其有废坠。则是礼乐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后世惟于创国之初一颁其制，继世之君不闻有所谓同律、修礼之举，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此治所以不及古欤。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诈伪）而教之中（无过不及），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谓欲之动者）而教之和（无所乖戾）。 　　郑玄曰：“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五礼谓吉、凶、军、宾、嘉也。乐所以荡止民之情思使其心应和，六乐谓《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大武》也。” 　　吴澂曰：“人伪日胜则党偏反侧，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则放僻邪侈，流于不和。惟以礼乐防之，则其教易入，礼乐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义在《周礼》为最难通者也。先郑氏以阴、阳德为男女之情，既未适当，而康成则曰：‘天产者动物，谓六牲之属；地产者植物，谓九谷之属。阴德，阴气在人者，阴气虚，纯之则劣，故食动物作之使动，过则伤性，制中礼以节之；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之则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如此，然后阴阳平、性情和而能育其类。’郑氏之说如此，亦未见其必然（先郑氏谓兴也，以别康成）。” 　　臣按：天产、地产即下所谓百物之产也，阴德、阳德即下所谓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产，阴阳各有其德，先王作礼乐以事鬼神，阳之德为神，阴之德为鬼。用天所产者以作阴之德，礼由阴作者也，礼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实必得其中而不过于奢俭焉，是以地制之礼而节天阳之所生也；用地所产者以作阳之德，乐由阳来者也，乐以防之，使其笾豆之实必得其和而不至于乖戾焉，是以天作之乐而节地阴之所成也。夫天本阳也，以天产而作阴德；地本阴也，以地产而作阳德，如此，则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合为一矣。由是而事鬼神，则阴阳之气交、动植之物备、礼乐之用节，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万民以之而谐闺门、族党，无不和协者矣。百物以之而致，鸟兽草木无不顺成者矣。 　　《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陈澔曰：“万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礼主于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后作乐，以文德定天下者乐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乐武功之成，非泛然为之也。节事为人事之仪则也，道志宣其湮郁也，世治则礼序而乐和，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故观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为治之大本惟在于礼乐，礼之大者在郊天享庙，乐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为一代之礼以节天下之事，使其所行者咸有节而无大过不及之差，修为一代之乐以道万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无郁结不平之患。是以自古善观人国者惟于其礼乐观之，而于其政刑则略焉，此无他，求其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郊特牲》曰：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臣按：圣人本天地之阴阳以作礼乐，故乐由阳而来，礼由阴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发舒天道之阳、敛肃地道之阴。然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必礼备乐和、兼施并行，然后天之阳、地之阴气交而形和，而絪缊之气通、生成之道备，而万物无有不得其所者矣。 　　《乐记》曰：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按：《乐记》此章上文有曰：“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说者谓以玄酒、腥鱼、大羹非极口腹之欲也，以朱弦、疏越非极耳目之欲也，盖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恶，好恶得其平，则是人道之正也。故圣人因礼乐而示之以好恶之正，使民观其礼而知上之制礼而不专事乎口腹也，如此，则莫不好质而恶奢；观其乐而知上之作乐而不专尚乎耳目也，如是，则莫不好和而恶淫。如此，则民之好恶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于是复其初矣。后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此人道所以日流于邪淫而世道日沦于污下也欤？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臣按：礼乐之制皆是以人为之节，度于人之死而兴哀也，则为之衰麻之服、哭泣之数以节其丧纪；于人之生而好乐也，则为之钟鼓之音、干戚之舞以和其安乐；因人之生而有男女，则为之婚姻、冠笄之礼以别之，使其不混；因人之生而相交接，则为之射乡、燕食之礼以正之，使其不流。礼以节之则民之行也无不中，乐以和之则民之言也无不和，是则丧纪也、安乐也、男女也、交际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为之，不失之太过则失之不及，是以先王为之衰麻、哭泣，为之钟鼓、干戚，为之婚姻、冠笄，为之射乡、食飨，皆是因其所当为而为之节也，岂以私意巧智为之哉？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辅广曰：“乐者所以合人之和，礼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则相亲，分辨则相敬，有以合其情而无以饰其貌则乐胜而流矣，有以饰其貌而无以合其情则礼胜而离矣。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二者阙一则不可。” 　　臣按：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此二言者非但以论礼乐，凡人之行己处事，接物、交朋友，处族姻、乡党，无不皆然者。故礼以饰貌必有其义，其义既立则检于外者各得其宜，宜则人心安而不乖；乐以合情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则存于中者各有其理，理则人心定而不乱，此合情饰貌所以为礼乐之事而救其流离之失。然又必有义与文焉互相为用，然后贵贱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礼乐所以四达而为王道之备欤。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郑玄曰：“乐由中出，和在中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 　　臣按：礼乐之所以为大者，以其简易也。乐由天作而其大者与天地同和，如干以易知；礼以地制而其大者与天地同节，如坤以简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为天下之极，若其文为度数则付之有司，亦犹乾坤之简易也。是以恭己五位之尊，揖让庙堂之上，而化行于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简而不烦，所守者至易而不难也。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郑玄曰：“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不失者，不失其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报焉。” 　　朱熹曰：“礼主减，乐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义。礼乐、鬼神一理，在圣人制作处便是礼乐，在造化功用处便是鬼神。” 　　臣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乐形而下者也，鬼神形而上者也。上下无异形，幽明无二理，是以自古圣人之制作礼乐于昭昭之表，所以妙契鬼神于冥冥之中，无愧于此即无愧于彼也。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