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选 - 第 38 页/共 45 页
三岩在丽水西北，清寥高峻，然入境之外。宋李尧俞榜其右曰清虚，中曰白云，左曰朝曦。庚子四月，予与俞君仲鲁游焉。清虚形盎然，若剖大员瓮而半之，云物开朗，无洞壑阴森之气。其外修竹弥望，日光回照岩壁，霏霏有黛色。旁有石谷含 谷牙 如门。循门而左，则白云岩也。白云最深而回，四壁鸿洞如大宫高屋。其前崖倒悬，有瀑自空际下，峭石激之，终古氵从氵从有声。石下别出一潭，杂花木三两，丛蔽其上。天光水色，漾于乍明乍暗中，使人亻希然有无穷之思焉。其南为朝曦岩。岩顶大石斗绝，积翠百叠，阴阴压眉额。岩中空而上队，虚籁内翕，咳唾皆铿然。夏飙凌寒，石气逼人欲嚏。去清虚仅咫尺，而寒暄之变，殆类春冬。其后石壁如穴，暗水出其罅，凿小池止之。氵亭氵亭一尺，窈暗中虚明湛然，掬以手，凉冷如濯冰雪，是名丹泉，亢旱不涸。岩之南，磴道折，上有岩如小阁，宽仅容一席。予偃卧其上，听中岩瀑布声，萧条旷绝，仿佛篝灯小楼，夜深听春雨时也。其北有石谷，黝然以黑，深邃殆不可测。予谓其中当有佳境，然不能入也。
○应醉吾传
应寄仙，名清瑞，慈溪人，以善饮，自字曰醉吾。醉吾负奇气，好读书，尤好诸子杂家言，能文章，历落自喜。顾不中有司尺度，小试十余战，不能得一衿。家故不资，至是益落。醉吾既不得志于时，则纵酒自放，一切傺不自聊之气，悉托之酒。酒酣以往，或歌或笑弗省也。已而病颠，裸体走通衢。其家Ａ１之归，引一楼中，反扃其户，勿使出。醉吾则据窗疾呼曰：下下。一跃堕地，股几折。数载病间，纵饮益豪，入酒家，数十百觥立尽。以是得呕血疾。醉辄呕，呕辄淋淋然不得止，而其纵饮如故。里有娶妇者，宾客座上甚盛。醉吾乃衣新妇衣，伪为新妇也者，命舆夫舁之往。至则宾客皆离座出观。醉吾探首舆外，徐曰：盍以酒酌新妇。一座惊笑。其玩世不恭，率多类此。未几死。死之年，二十有八。
冯鸿墀曰：余十一岁时，始识醉吾于舅氏俞君处，今十年矣。醉吾性慷直，处世多所不合，顾谓余善，时以诗篇相质证。尤工词，得意处往往夺北宋人席，而卒以偃蹇死。於戏！
○先兄莲青先生事略
君讳鸿薰，字莲青，仲父溪桥公之子。兄弟三人，伯仲早卒，君其季也。十岁丧母，事继母钱恭人，如所生。故仲父爱之。稍长，入松江府幕中，佐其师治度支，为郡太守某公所器重。年二十四，始事科举业，未三载，即补宁波府学生。天性亮直，意所不可，辞色不少假，往往面折人过。顾以至诚待人，以是人或始尤之，终亦未尝不感之。尤谨礼法，生平足迹，未始近女闾。同人有招游狭斜著，辄正色拒之。人笑其迂，弗顾也。好读书，精力绝人，一目数行俱下，务为深湛之思。或遇疑义，不惮旁籀博考，以蕲折衷至当而后已。横胪群籍，当所坐处，左右前后恒满。尝谓鸿墀曰：铭说山川，刻画金石，吾不如弟。稽文字之同异，证古今之得失，实事求是，则吾有一日之长焉。既为诸生，益锐乎有上进之志。为文喜敷陈古义，不屑屑斧藻之末。坐是累试不得志。癸巳赴秋试，病归遂卒，人咸惜之。
君内行淳笃，事亲婉婉得欢心。家庭内外，不分町域，以敬以和，以事诸父，以及于群从昆弟。与鸿墀尤相爱甚。鸿墀十六而孤，君所以勖之学者甚苦。尝因春时朋曹宴会，娄旷程课，君则大戚。叔父之卒也，以弟属之兄曰：以付汝，成否惟汝责矣。今弟不务实学，而于是优游觞咏，以唐丧佳日，遗命之谓何！其忍背之也！鸿墀泣，君亦泣。由是鸿墀痛自绳克不敢懈。鸿墀体素羸，君爱怜之弥甚，饮食寒暖，体察于慈母。旬日不见，即ぉぉ不自得。君之赴试也，鸿墀与之偕。君既病，或劝君归，君不欲曰：弟一人在此可念。鸿墀察君意，遂不入试，同君归。盖君于墀虽为从兄弟，而友爱之笃，关注之深挚，以视同气，殆有过之。犹忆君病既亟，鸿墀侵晨入视，君握墀手觉冷，犹微语曰：弟衣得毋单乎？及弥留已不能言矣。墀入痛哭呼阿兄，君犹尽力一应之。呜呼伤哉！
君长于鸿墀九年，自少随仲父居松江，久之以续娶归慈溪。是时鸿墀年十一矣，君一见即喜之，时与同卧起。两月后别去。及鸿墀年十三，侍先君子出松，始时时从君读书。旋遭大故，匍匐扶衬归，其间别君者又一年所。已而君又招墀往。未几，墀又以思母归。最后仲父移家回甬上，于是始得与君终岁相聚处。然不三年而君遽以卒。呜呼！墀与君为兄弟者二十年耳。此二十年，离别间之，人事又夺之，其得实以有兄弟之乐者，先后六七年而已。夫以墀与君兄弟之情，如彼其深也，而为日顾如此其浅。悲夫悲夫！岂非人生之至痛，而天道之不可问者乎？
君卒于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春秋三十。曾祖讳应翥。本生曾祖讳应翱，廪生。祖讳梦香。父名允癸，诰授朝议大夫，封赠先世如例。母俞氏，继母钱氏。吾冯氏自高祖以上数世，读书多清德，而皆不显。逮本生曾祖白于公，以诸生为一邑大师，其文章尤有名，而亦以不遇终。其后吾祖若父辈，皆以家贫习贸迁术，家学浸微矣。至君与鸿墀，乃复稍稍以读书著。以为先人未竟之绪，庶几自吾兄弟振之。今不幸而君又死。君则诚已矣，而鸿墀之独学忧伤，其将何所挟以自壮耶？呜呼！亦其命矣夫！
君娶朱氏，继娶钱氏。子二，崇福、崇禄。崇禄又以君卒之次年殇。崇福初为伯兄后，至是仲父乃命兼以后君，礼律所谓一子承两祧者也。女二，均字徐。君不喜著书，有所考核都不纂述，心知其意而已。卒后仅存诗文稿二卷。君卒之二年，鸿墀始摭君之志行，略述一二，俾崇福长而有所观法，亦以致吾之哀焉。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从弟鸿墀谨述。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叙曰：阳湖张皋文先生录唐宋人词一百十六首，曰《词选》，其外孙董毅续之，复得百二十二首。先生之言曰：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今第录此编，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欲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可谓严矣。第自李唐创为斯制，于是西蜀南唐，君臣竞作。逮乎两宋，日益美备。譬犹天机之锦，尺度而难穷，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溢。限以方幅，遗美滋多。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阕。梅溪玉田，仅尝一脔，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夫程之者甚苛，而收之也似滥，此固不能无议于后之人矣。董君才识，抑又不逮，综其所录，玉田为多。其他名人，犹为漏万。
余始自弱龄，殚心词苑，窃以作者虽繁，其同类而殊出者，要可指而数也。有唐一代，金荃最高，张氏之言，是则然矣。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唯一朝之俊，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阳春》之录，因寄所托，归于忠爱，抑其亚也。
北宋之世，蔚若兴云。南渡以后，夏声益大。综其失得，可略而言。盛宋名臣，多娴斯制，间为绮语，未是专家。小山有作，始空群骥。伊川正色，且移情于谢桥，洛浦幽思，将并名于团扇。岂非同叔之凤毛，而颖昌之麟角乎？子野歌词，亚于小晏，晁无咎称其高韵，耆卿所无，韪哉言已！少游俊朗，世罕其俦。婉约多风，单缓入律。慢令双美，靡得而间。方回乐府，见称宛邱，妖丽之云，殆犹未称。论其圆吭徐啭，明姿淡泞，意周乎调，情余于词。固亦三影之埙篪，淮海之鼓吹也。
宣和之世，爰有美成。集乐府之大成，为词林之韶。抚弦动征，吹律含商，至于北里知名，禁廷倾耳，不其盛欤！高孝以来，词流盖夥。翳惟白石，实长齐盟。于是史邦卿吴君特羽翼于前，王圣与张叔夏标映于后。此五君者，譬诸渥洼美驷，荆舒明瑶。词学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没。邦卿昵于韩氏，清议所羞，要其纂组丽密，宫羽纟酋斐，不以人废，斯之谓欤。君特以Ο粹之姿，发瑶瑰之想，万花共采，五鲭合脔。七宝楼台之喻，殆乐笑翁之过言乎？碧山感物之咏，上薄《骚》经，玉田托兴之辞，义均宋赋。拟诸石帚，具体而微。其他庐申之、高宾王、蒋胜欲、周公谨之属，亦能各引一端，同声相应。洵长城外之偏师，廊庑中之高弟矣。综而论之，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演绎和畅，丽而有则，以周美成为极；清劲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尧章为最。至于长短皆宜，高下应节，亦终无过于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绝一世，稼轩嗣响，号曰苏辛。第纵笔一往，无复纡曲之致，要眇之音。其胜者珠剑同光，而失者泥沙并下。等诸变徵，殆匪正声。柳七黄九，并负盛名。然《乐章》九卷，瑕不掩瑜。关河残照之吟，杨柳晓风之什，数阕以外，半为郑声。导元人之末流，入桑中之鄙语。准诸宣圣，放之为宜。山谷鄙俗，又甚耆卿。竹矜严，红友极诋。斯真郐下，无当褒讥。又若完颜之朝，吴郎乐府，有名天下。今其词品，仅可下中。此殆女真无人，坐使兹父称霸耳。遗山诗学，北宋放翁，惟词亦同，均非极诣。元代作者，见摈宛邻。然如蜕岩之清绮，蛾术之明密，则亦未易至也。
今兹所录，一归雅正。其有合者，勿问时代，咸著于篇。其不合者，虽有高世之名，未尝附和。意在补宛邻之阙遗，作词林之南董，无俾筝琶之响，糅乎正始之音。其已见词选者不录，录其未收者，自唐及元，凡一百四十二家，都四百二十九首。间加诠注，密勘丹黄。小舫巾车，不离怀袖；花朝雨夜，每伴香灯。匪曰灾梨，聊同嗜枣。出而问世，其犹俟诸。戊寅五月初九日恩施樊增祥。
○草窗诗叙
崇阳傅蕙友同年，出其哲兄久成先生遗稿二卷，曰《草窗诗存》，属为勘定。第一卷皆古体，第二卷仅五律廿七首，盖校梓未竟者也。
吾乡道光以来，号能诗者，莫如监利王比部，与同县蔡黄楼，天门刘孝长，钟祥张觉山，号楚四家。又与龚九尊、郭南村诸人，号监利十子。其《漆室吟》、《百柱堂集》，风行雷动，震暴一时。流派延沿，竞高声采。五言必宗萧选，律体争慕杜陵。今制府张孝达师曩视楚学，设《经义治事学》舍，乐育人才，奇伟亮博之士，云兴鳞跃。同治以来，楚材称盛，江山文藻，相为映发。以余所知，未易更仆。今观久成所作，冲夷古澹，一扫信阳北地积习，而亦不堕公安竟陵滑易纤仄一派。其源出于陶韦，而宋之柯山具茨，国朝之苇间陋轩，撷芳漱液，遗筌忘象，盖庶几得味外味焉。余既反复吟玩，叹挹其词，而又讶其不竞时名，不逐声气。及蕙友出示其尊甫铁椽年丈《崇质堂集》，三复卒业，然后知家学相承，凤毛有自。而又叹瑰宝善藏，潜光不曜，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沉酣古籍，屏谢浮名。其胸次高，故其气骨峻，其传习正，故其词致醇。
吾属驰逐诗林二十余年，自以为尽交海内之士，而不意山林深蔚之地，乡尚阝耳目之前，有如此才，不获一接言论。而仅得于覃蠹丛残豕鱼淮别之际，流连吟望而不能已。正恐空山寒谷，藏名避世，若草窗之诗者，尚复不少也。此集嗣崇质堂而出，当与监利分镳并驰。拟之有明，监利如李何之有废兴，崇阳则徐高之无绝响矣。光绪十六年太岁庚寅除夕前二日恩施樊增祥叙于都门寓庐。
☆简朝亮○朱九江先生集序
学者问曰：闻集之始也，后人集之，而非自为集也。朱先生既没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搜之未备，既不得遽，又时将有待也。然迁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学者乃出其所得诗文百篇有奇，又有数策录所闻者。问曰：然乎？乃检其所得，曰：诗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称为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闻则不能无异，自古而然者也。
乌呼！悲哉！先生既没，赴至，朝亮父丧方礻覃，以师丧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敛，将盖棺，家人闻来，哭止之。遂入哭，犹及见先生面如生也。行省两院为文祭之曰：明不自翘，遗书有无。朝亮闻之而悲。夫先生有书而无书也，先生之明终不可以没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门，冬归成昏礼，反而晋拜。先生赐之酒。既侍饮，敬问先生著述，举所以欲为书者而答。凡七书，而自谓于儒宗性学，发之而为政术，尚之而为风俗。得失虽微，即于中国人伦之大，天下强弱安危所存者，则尤属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语其家人，将定稿以成书。亡何疾作，乃燔其稿，逾月而没。此有书而无书。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由之者也。
虽然，先生之书未传于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见闻者矣。况其莫年讲学，上辨古人，下穷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为书之精意，岂犹有隐而不宣者乎？先生讲学，尝陈时病，力辟其非，以Ψ击案曰：即如著述，当在斯也。然则先生之明，已传者精意，未及传者文字尔。古有修身教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终布于天下。士大夫得以自艾，妇孺得以交称。史氏赖其言，而一朝时论之是非乃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传而书之者也，此无书而有书也。
先生既没逾年，同门将表其传，属议为书。朝亮方母丧，未获承也。服阕后，感其意尝欲为先生年谱一编，棼棼人事，久之未成。[C114]々深居默坐，忆当日席间所见闻者，愀然有感。虽风雨中夜，犹必书之，惧将失也。虽书之而不敢遽以视人，惧其或失先生意也。语未及终，学者视抱以思。乃曰请成年谱，以视吾学者，使无惑于所闻。且先集诗文，其所未得，搜之可补也。孰与扃其正者而投其妄者乎？若此之时，能待者几何乎？朝亮以学者之请，固衷于谊而不敢辞也。然蹲循久之，盖以谊之至大，将卒为之。苟一言之失，斯获戾矣。将不卒为之，使先生不彰，其获戾者犹小。使天下不得闻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从，其获戾者实大矣。既不可已，遂许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诗五卷，文四卷，暨书先生事者附录一卷，乃成年谱，列于卷首。庶读集者先有考焉。
诗由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刊者，今考其年类而次之。壮年者少，大都四十以后为之也。由诗而文，递推终身，故以为次，亦韩集例也。年谱自三十有八以前，据先生公车纪程，暨其家人所得纪年事略，以后据先生在官日记，襄陵碑录，暨先生手定门人文卷也。年谱以年为次，而有先叙合叙。使其文不散者，《左传》编年之书已开其例也。《论语》、《诗》，可以兴，陆稼书谓观朱子年谱可以兴。今年谱录诗，则诵诗论世，其所兴者不勃然为风之自乎？诗由天性，野人歌谣，今犹于古。百世之后，微问如何，诗必不绝。先生为诗，谊原三百，如古之诗人，非今之诗人所可囿。录其大者，可厚人伦，固先辈以诗篇为年谱之风也。年谱例录文，谱居集前，只录其题。今或仍录其文与诗同列者，谱普也，风谊之高，欲普见其凡也。先生年谱，人谱也，书其可书，不可以常例书也。
学者问曰：今谱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乎？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顾亭林为《日知录》，自谓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考其书，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谓者略是矣。然其书之用，不系乎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法，则其书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顾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则古人之言，始终复明，天下虽有邪说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则古人虽已言，犹未言也。历世以来，独立不惧之君子，天下所争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独言，皆申古人之谊，以蕲后人之明。何者？天下之变无常，变无常而谊有常，君子得其公谊，续其公言，无不孚验也。不知者酾曲谊以为新，斧小言以为断，谓之古人未有焉，其于天下不适害哉！既而学者群请曰：书成，吾学者传录之，难且易讹。今备梓费，请刊之，遂如其请。学者校刊于琴书草堂。
○尚书集注述疏序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书之失诬。其为人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今之为《尚书》者，其诬有三焉。东晋伪古文，其诬一也。书序孔子作，其诬二也。执汉学之失，其诬三也。昔者汉孔氏安国献古文《尚书》，此秦燔书时所壁藏者也。其为伏生壁本今文所有者廿九篇，其逸书多十六篇，惜不终立之也。晋永嘉之乱，而古文亡矣。东晋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其为今文所有者，自《大誓》而外，皆取诸马郑古文本也。而其余则伪者二十五篇，盖经附传而出焉。伪传之罪小，传可从而可违者也。伪经之罪大，经可从而不可违者也。宋朱子不既疑于东晋古文哉！蔡氏沈受朱子之命而为书传也，固疑之矣。故其为《牧誓》传曰：此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大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于一人之口，岂此独为全书乎！盖疑其有伪者也。特未皆辩之明尔。今之辩伪者，皆明其伪之所从出矣。然辩伪如惠氏，犹谓伪古文于大义无乖也。则何以使天下明伪古文之乱经而贼道哉！
伪《大禹谟》，言舜以帝位让禹，禹以舜之帝位让皋陶，是以帝位等臣位也，是诬也。《尧典》言舜以百揆命禹，禹让于稷契暨皋陶。百揆者臣位也，禹得而让之。舜之帝位，惟舜可言让之，禹不得以舜之帝位让皋陶也。故《尧典》言尧让四岳帝位，岳不受。岳虽知有舜，不以让也。其举舜者，以帝命而举之也，非自岳让之也。其后言尧让舜帝位，舜让于德，曷尝言舜让于何人哉！伪《大禹谟》曰：枚卜功臣，非也。夫禹，以诸功臣皆可让帝位也者，则其先何为而独让皋陶乎？既独让皋陶，则皋陶在诸功臣之上，与所谓义钧从卜者异矣。虽禹让而帝未俞之，禹何不再言皋陶，而乃言枚卜功臣乎？诸功臣可卜而让之，则其先独让皋陶，非禹之诚也。圣人而犹有不诚者乎？
伪《大禹谟》言益赞于禹者，欲禹感苗民，乃以舜感瞽瞍为辞。而曰至诚感神，矧兹有苗，是益为舜臣，而斥天下之父，以为有苗之不若也。顾氏谓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皆诬也。《周语》称《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反而言之，是民可下也。《易》所谓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即可近之义也。伪《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反而言之，是民可上也，则悖矣。不其害哉！是诬也。《左传》称吴公子光云。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阎氏踵为此任威灭爱之言，而谋逆如公子光者，喜闻之尔，非《书》辞也。伪《允征》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则以所闻者为《书》辞矣，是诬也。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威爱所宜兼济也。岂古之《书》辞，而不及兵家言邪！伪《咸有一德》曰：惟伊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此袭《礼·缁衣》所称尹吉者而窜之也。然则伊尹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将伊尹亦有九有而与汤共天下乎？是诬也。《左传》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史记》言楚子伐随，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观政犹观兵也。《史记》言武王先伐纣二年而东观兵矣。伪《大誓》曰：观政于商，以《史记》之诬诬之也。《左传》以兵谏为爱君，春秋之邪说也。程子以为今日而天命绝，则纣独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绝，则纣君也。武王为臣，敢以兵胁君乎？《礼》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盖武王既事，则诸侯奉之为天子，故柴祭天也。
伪《大誓》曰：类于上帝，是始事伐纣，武王以诸侯而祭天也，是诬也。《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夫人心者，天命之实也，其应乎人者，皆其顺乎天也。孟子所谓天吏也。孟子称《大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救民者，岂以诸侯而祭天，妄为应天者邪？伪《汤诰》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此袭《论语》所称汤祭上帝者而窜之也，亦诬也。祭上帝者天子之礼，将伐桀而祭上帝，而汤先自为天子也。孟子何以言非富天下也？《论语》所称者，墨子引之，称曰汤说。其汤说有今天大旱之辞。盖汤既克夏，大旱七年，而祷雨于天也。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说。今汤说犹《金》之说也。《礼》曰：殷人牲用白，今用牡元者，盖元之色黑，则水也，祷雨故也，非未变夏礼也。犹周人牲用も，而其诗言兴雨者，则曰：来方祀，以其も黑也。然则祷雨之说，非将伐桀而祭上帝也。故《汤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言祭上帝也。《牧誓》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不言祭天也。犹《论语》言天厌之。又言获罪于天，皆以天道言之，非祭天而为是言也。故《礼》言祭天详矣，而礼无将伐桀纣而祭天者，礼别嫌疑，其义精也。《曲礼》言诸侯曰：临祭祀。外事曰：曾孙某侯某。《诗》言武王之兴曰：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盖伐纣时不称王也。
伪《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是诬也。将伐纣而武自王，是贪商也，则武王之志荒矣。《乐记》称：孔子之辩武音者，犹是也。或曰：周王者史追加之尔。夫《牧誓》称王曰者，史追加之也。此为祝辞，则无追加之者也。《礼坊记》曰：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为良显哉。盖《君陈》为人臣爱君之辞，犹《大誓》为人子爱亲之辞也。今伪者以成王告君陈，则为人君告臣之辞，是导谀也，是诬也。阎氏曰：导谀中主所不为，而谓三代令辟如成王为之乎？
伪《毕命》曰：嘉绩多于先王，此美子孙之臣，称先王而自多，非善则称亲之义也，亦诬也。蔡仲之祖，文王也，即成王之祖也。《雒诰》称周公告成王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然则成王告蔡仲，当言我文祖矣。伪《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训，以成王而称文王曰乃祖，既无美称。且若成王与蔡仲不同祖者，诬其祖也。《左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盖中者民心之本然，孟子所谓我固有之也，所谓性善也。伪《君牙》曰：民心罔中，惟尔之中。伪《孔传》谓民心无中从汝取中也。夫民心苟无中，又何能从汝而取中乎？荀子曰：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此荀子言性恶以诋孟子者也。今伪《君牙》，以荀子性恶之意而伪焉，则诬民也。
夫伏生今文无《书序》也。今谓孔子作《书序》，斯诬矣哉。朱子谓其为周秦闲人作也。蔡氏从而辩之，大义章矣。《甘誓》曰：大战于甘，犹《易》所谓龙战于野也。《序》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夫王师大战，不可以言与战也，诬启之不竞也。蔡氏曰：大战者甚有扈之辞也，序书者宜若春秋笔然。春秋桓王失政，与郑战于葛，犹书王伐郑，不曰与战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启之贤，征有扈之无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与战，若敌国者，何哉？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其疏乎？故伪《伊训》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伪《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盖伪者以为太甲以孙继祖，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汤崩逾月，太甲即位，遂以二十六月而服阕也，此非礼之大者也。《公羊传》曰：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今于先君崩年而即位改元，是一年二君也。是今君忍死其先君也。曾谓伊尹为相而有是乎？则伪古文因《序》之疏而益其诬也。
然汉学如马郑，无不从《序》者，而序有失焉。故汉学之失，有因《序》而为诬者矣。君曰：在家，不知在家者退老也。此周公留召公在国以知事，据经而明也。《序》曰：召公为王，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谓之不诬不可也。而马郑皆从之。不有蔡传，不使周召元老终古皆疑乎？《康诰》之首，苏氏谓《雒诰》脱简者，是也。经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又曰：乃洪大诰治，其为《雒诰》之首可知也。序者不察，而以为成王封康叔之书，失之者大矣。《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盖康叔武王之弟，此武王封康叔而诰之也。康叔监诸侯，故曰：孟侯。康叔于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谓周公以成王命诰之，则既为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称之？蔡氏所由辩《序》也不辩乎此，乱贼托焉。汉王莽说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何其诬之甚也。以《左传》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由曰：晋及鲁卫，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诰》，则封于殷虚。且参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盖叔者母弟之称也。鲁卫武王母弟，晋成王母弟也。夫以卫为王母弟，分物以封，则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则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盖有由也。古之称王，天子也，非后世所谓诸侯王也。《大诰》称王若曰猷，此周公奉成王命而东征也。郑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呜呼！周公为臣，可居摄王位而权称王哉！王莽拟《大诰》，为摄皇帝若曰之文，胡为乎郑不戒于莽贼也？夫君幼而臣摄政则可，摄位称王则不可，《春秋》所以不书隐公之摄位也。周公摄政，非摄位也，郑释《大诰》之诬，因《康诰》序为之也。今江氏王氏孙氏，于此皆从郑焉，非执汉学之失而不辩邪？
凡若此者，皆三诬之宜去者也。故必去其三诬，则孔子所谓书教者宜明也。书教宜明，则孔子所谓其国教者宜明也。礼朱子之意，求汉学之是，以明孔子之书，辩《序》而察之，使伪古文不得托于《序》也，其可乎？《礼》之为《记》，虽犹有失。然记者，初非伪经也。扬雄拟经，《汉》《史》犹以《春秋》诛僭王者诛之，况乎其伪经也？今伪古文，虽不得伪者之主名，亦以《春秋》诛不得名之贼诛之而已矣。
伪者或袭《尚书》逸文而窜之，其他百家，亦杂采焉。彼询伪而不去者，岂不以惧遗所袭之义，遂忘所窜之非义欤！今萃逸文而明之，则其义之袭逸文者，皆存乎其间，而于彼何所遗也。其杂采而义者，于所袭百家之书而明之，则其义亦岂遗乎？夫伪者虽所袭之义，而既在伪古文也，则皆失其浩然之气者，何也？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今有法物而盗窃焉，好古者欲观法物，与其从盗之家而观之，则法物杂乎盗物，而为之不尊也。奚若执盗诛之，而还法物于其主，乃从其主之家而观之，然后见法物皆焕然如初也。高宗纯皇帝定四库书，凡辩伪古文者，无不采录。盖以经义者盖世之公义，将以俟后之考之者也。夫孔子以书教知其国教者，于何为而观其深也乎？《大传》称孔子谓颜渊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盖七观，皆观国之光也，其余则可以推矣。
《鸿范》者，通皇极于四海者也。纪天之数，而无不征之于人，非人无以立政，非政无以用数也。故八政八曰师。师者兵也，无兵则诸政必乱，食货皆可夺，而四海之宾者将不宾矣。兵居八政之终，非以为可后也，所以成诸政之终也。虽然，兵不可后，而徒言兵不可也。立政者能官人以立政，其兵遂强也。谋忄佥人之面，则政不立而兵不强，用吉士之心，则政必立而兵必强。故《立政》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能官人以立政者，其兵能若此也。此非《尧典》之柔远能迩者乎？《皋陶谟》，以知人而安民，莫安于此矣。顾命之训，其言柔远能迩也，曰张皇六师。其言昔君文武也，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皆此意也。文侯之命，苟不徒曰：其归视尔师。而平王与文侯谋六师而立政也。东周岂不可复兴哉？由是推之，《书》教所以系于其国也。故释《书》者不可不慎也。
《史记》言成王诛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盖微子去之，卒得之为客而封宋也。则《史记》谓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军门，面缚膝行而前者，非所以教孝也。《大传》言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鲜，武王因以封之，盖箕子未尝受封也。所谓我罔为臣仆也。虽在朝鲜，终身称箕子焉尔。箕子者故商之封也，则《大传》言箕子受封，以臣礼朝周者，非所以教忠也。此一人之说，且古说也，犹得失半之，不皆古义也。则择群言者可不慎乎？凡说经者，虽添文以明经义，而于经实无添文。孟子称孔子释民之诗，今可考也。《金》曰：王亦未敢诮公，盖示天下以成王之明，足以为教也。郑以欲诮未敢释之，欲之为言，于经病添文也。经无欲诮之文，而郑添之，则成王不疑周公之心，无以白于天下矣。
《汉志》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是矣。然《尔雅》训诂，或一名数义，或不备焉。非旁通他经，案之本文，将失其大义矣。《尔雅》曰：食伪也，此《左传》食言之义也。孙氏执之，谓伪古通为，以释《尧典》食哉惟时，而于蔡氏释以孟子不违农时者，反不从之。是不知《尧典》咨牧，道在养民，当教之以重民食也。《尚书》古文梅本，其为今文所有，而取诸马郑古文本者，二十八篇，其窜之者甚微。今幸犹有所据，皆复其始也。今古文异流同源，宜通之矣。使取其长，犹今本《论语》合古文齐鲁之长也。今自《雒诰》之首脱简而外，诸篇皆无脱简，亦无阙文。惟稽其篇次，稍失之尔。或疑其讹且脱者，以为壁本之残，或牵于伪孔传《序》，以为伏生口传之失也。或以为佶屈聱牙，遂不考于诸经，而不知古圣贤人为文之法也。故必知诸经有代为设辞之文，然后《梓材》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逆而倒叙，断而遥接之文，然后《雒诰》之义皆通。必知诸经有因时变称之文，然后顾命之义皆通。义在文中，圣门以经学称文学者，谓斯文皆斯道也。
朝亮不敏，谨为《尚书集注述疏》，凡《尚书经》二十九卷，《逸文》三卷，冠之卷首，附之卷末，上下都为三十五卷。其明今古文之传者，详卷首尚书大名下焉。其《大誓逸文》，择次二十九卷中，存二十九篇之略也。《书序辩》，附卷末上，伪《古文》，附卷末下，欲其备考也。伪《逸文》，则附伪《古文》后焉。《礼》曰：毋剿说。今之所集，皆述也，敢剿说乎！其纯采之，则名。其不纯采之，与或为公言，则不名，无非述者。《易·文言》四德，采之穆姜而不名。今考于《传》，盖不纯采之，且或为公言也。《论语》答颜渊仲弓之问仁，其语皆然，与所称周任之言者不同也。其不纯采之若亦名焉，将必录而辩之，则芜矣。此孔子所以述而不作，皆为文言也。朱子称苏氏释《书》之文，以为过人，盖知言矣。后世言经，言不悉文，或苦其芜，今不敢不戒之也。凡要义于注登之，异文异说之要，于疏存之。征引则取其义之著者，义同则取其言之文者。注文宜简，疏文宜详。其或征引详于注中者，以经之古言古义，非此不明，从郑《礼》注之例也。征引之字，彼此不同，则以可通者明之，从释文及诸经疏之例也。义之先后，贯乎章句，外注或申其义，或总其义，皆与内注相参，而经之脉络通焉。从朱子《四书注》之例也。古经善文，或句中有图，今疏后或附图，《雒诰》以图及献卜之义也。疏原其始，前人之注，后人疏之，其注而自疏，非从唐之《道德经》注疏例也，《易传》固有其例也。《易·说卦》曰：帝出乎震，齐乎巽，而又自申之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盖说八卦皆然。伪孔传非不多所袭也。讨其所袭之义，复其所袭之名。而注不登伪孔矣，亦诛绝之也。非郑弃邓析而用其竹刑，如《左传》云也。其伪传之非义而可惑者，则疏皆辩焉。
自维固陋，少之日手写《尚书》，缀而读之。迨游九江朱先生之门，时讲习之，若有寤者。既不自休，博稽《尚书》家言，朴学可观，其义犹将待发也。久而乡居草堂，与诸学子辩难，而令钞所属草者。八年，旋以时义旅于阳山之将军山，与诸学子居山堂，夙多从事如乡居时者。又三年，百为皆废，终食不忘，胥勉勉乎《尚书述草》。盖自草创以来，既十有一年矣。所以艰屯无悔，必蕲草毕者，自以读书报国，愧非其才。惟素所习孔子之书，或犹可竭力于斯，以无忝君父之教云尔。今草甫毕，诸学子数请校刊之，愿得为礼之肄简也。乃如其志，以草畀焉。庶几共明书教，将知远而求之深也。
○尚书集注述疏后序
呜呼！治经之事，岂一日乎哉！诸学子而校刊《尚书述草》焉，则五年于斯，率僦居广州城，集同门千金，以资刊者。其草则自阳山山堂，八百里月邮以至，皆旋定而旋发也。其始手书诒校者曰：昔程子为《易》传，其草不遽以授人，有问者，则曰：尚冀少进乎？迨寝疾而后授之，此其慎也。朱子为《论语集注》，《孟子章句》，先后得其草者，数刊之，则见其数改之，其将没而犹改之者。则所为大学诚意注文也，朱子岂不欲如程子耶？世变愈大，非刊之，则其草难存，不得已也。今《尚书述草》，非敢有然矣。惟其改之，则所怀也。二三君子，将于校刊时而能助乎？季汉武侯曰：昔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此以政事而念幼宰之勤渠也。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曰是亦为政乎？虽十反宜也。凡经义皆大而微，有素所存疑，乃决疑于斯须者。今之发草，时或递至山下，遽追而改定，此所谓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也，则亦何疑于辩难乎？二三君子，心力方强，惟经义足以生浩然之气。古之人所以为无竞者，皆至今存也。其完文然也，其逸文犹然也。其大略不可不先明之也。
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夫后，君也。胥，犹诗载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与，民相与也。宁，安也，言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盖王者子民，则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亲之也。《易》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亲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与安矣。《易》曰：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亲之，故二君而启其争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无能相与安矣。无以者，无与也。《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无与也。辟，亦君也，言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孟子曰：民为贵。是故得乎邱民而为天子。盖天子之贵，由民以为君，当无贱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贵之也。《易》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苟得民，则四方皆与君之矣。苟不得民，则四方无与君之矣。《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故曰：辟则为天下﹃矣，明无与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于君，君依于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经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称民权。以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经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职，而不逞君权，以君非民无与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万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书》之逸文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夫众者，民众也。元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传》戴皇天之戴，谓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长。君体子仁足以长久。故曰：乾为天，为君。又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明万国之众，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诰》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此以知民不当挟众而自主矣。盖众非元后何戴焉。
以，如《易》能以众正之以，谓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众可左右而用之也。于是乎有以守邦，虽敌国必畏之矣，是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众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阳之守而存也。《论语》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则曰民无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学》曰：失众则失国。此以知君当畜众而自强矣。盖后非众无以守邦焉。《召诰》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顾畏于民岩。夫岩，险也，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则民险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险也。《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邱陵也。庄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今《召诰》所谓民岩者，岂以为人心之险哉！谓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恶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过于民心好恶之公者乎！故谓之民岩也。盖以是为民险矣。天道至公也，则有天险焉，地道至公也，则有地险焉，人道至公也，则有民险焉。民险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论语》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诰》言天德之敬，节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盖有王元子之所以为П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于是乎民险皆平矣。天险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险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险之平，以人道之和也。从古以来，敌国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国者，皆无可恃焉，恃民岩之险也。故古之敌国，若无所顾畏矣，而终不敢不顾畏者，有民岩在也。若宋之义民是也。而谓有王元子，反不顾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顾于天显民祗。《酒诰》曰：迪畏天显小民。皆不言民岩也，而其险昭然矣。不知者以为民岩者，庄子所谓人心之险也。挟众而讪言，犯上而作乱，皆民岩也。所以称民权也，何其戾于《召诰》之义哉？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大学》曰：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从之者，天以民为心也。《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则无不从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说，诬民者迂之矣。而其托于《太誓》者，以人欲为天必从之者也。岂不悖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盖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于外物焉。故《乐记》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欲绝之矣，而妄以为天必从之乎？
《夏书》之逸文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夫遒，聚也，振木铎而行，则聚众听焉。故曰遒人，徇遍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是也。此《汉志》所谓行人采诗者也。师，众也，官师者，百官之众也。规正也。《诗序》曰：沔水，规宣王也。相规者，相与规正其君，若《无逸》所谓胥教诲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谓艺人也。《国语》曰：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工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盖言工执艺事以谏也。《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况其争之多乎？夫谏者争也，以公义争其不义也。天子君天下，诸侯君其国。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专也，而愿闻其过。是故谏无常职，人人可以尽言于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谏也。遍乎百工，则众矣。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国语》曰：庶人传语。又曰：风听胪言于市。皆众谏之义也。
然而古之士民，其气不嚣者何也？非挟众故也。以义之正者为公，非以言之众者为公也。夫谏者何为而知义之正乎？古之学校六经之术明也。盘庚曰：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此盘庚将迁而告民也。诞大也。，诚也。有众，民也。造，至也。勿亵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则有庭询之法，臣民集焉。《洪范》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者也。古之为君者，此其不与臣民相隔也。然岂询之而不察之，徒听于庭议之众哉！《论语》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是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故凡庭询者，非不察之而徒听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学》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先必格物致知也。朱子所以必言穷事理为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于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穷事理为言。盖以人臣之义，正君而救民，莫大于是也。当盘庚时，以河患迁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违君，虽民有箴言，皆伏之不闻矣。盘庚苟不察之，徒听于众，将不以庭议沈其国耶！善夫盘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恶，释其民之疑，不废庭询，而庭询有正，不可以众挟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设中于心者，而能然乎！
《大诰》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告东征也。管叔率群弟，流言诬周公，殷武庚从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东征，而察天人之际也。非空言也，实事也。实理则实事之由也。夫造，为也。为犹作也。哲，智也。《洪范》曰：明作哲。迪，道也，谓导而行之也。君之于民，以哲智导而行之，则民无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为大学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即《大学》致知之至也，此《大学》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释《大学》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导民安康，况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皋陶谟》曰：天明威，自我民命威。盖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后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则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谓此也。爽，明也。诗曰：此邦之人，不可与明。《君》曰：厥乱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于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献之十夫，皆民之贤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犹《无逸》所谓训告迪哲也。亦犹《君》所谓迪知天威也。盖上帝命讨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导而行之，非知无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则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于此见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盖十人迪哲，则天命讨贼之义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乱之邦矣。当是时，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专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尔，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当在焉，其不疑盖有由也。故成王所谓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于能察奸谋而定天下之大艰也，岂类小智不明者之所谓格知乎！
《仲虺之诰》之逸文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夫自为者，自己为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为者，通上省文也。疑犹礼言师保疑丞之疑。故与师友并言，盖疑则谋于人也。诸侯自为得师者王。若孟子言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国语》言晋文之长事贾它也。得疑者存，若《战国策》言燕昭之问郭隗而来乐毅也。皆自为得之也，非由敌国为之也，非由异国为之也。士虽有由敌国异国而来者，非受命于其国之君臣而来间我也。故我得之以为己用焉。师其所当师，友其所当友，疑其所当疑，诚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此之谓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讠讠。予既已知之矣，讠讠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谋国者宜如何自省哉？《左传》言楚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之奔晋者，皆怨楚也，乃为晋谋，以害楚焉。故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此霸国余烈云尔。其有近于自为得之者欤？
《周书》之逸文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夫农者，平地山泽之三农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备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三宝者，所以通有无也。《史记》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禹贡所谓惟金三品也。而周监于夏焉，则周之三宝可推矣。断而不续曰绝。虞者，山泽之虞也。财者，货财也。竭而不生曰匮。微而不多曰少。盖足民之食，其原出于农。备身之事，其原出于工。行币之宝，其原出于商。取地之财，其原出于虞。故《史记》引此而说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于此也。今不出焉，则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今《周书》约九职而统言之。其言农也，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其言工也，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其言商也，而商与贾统焉。其言虞也，而虞衡与薮牧统焉。故农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龙断之商。工商者，济乎农而资乎虞也。虞者，农工商所由赖也。此与九职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无遗矣，岂待他求哉！《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奈之何夺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宝之金，不忧其困欤？曰：自《周书》言之，则不忧也。农出其三农之货，工出其百工之货，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中邦之货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其资于货者多也，其资于金者不多也。货之生不穷，而金之生有穷也。此以本富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
《说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则天子之言矣。盖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称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郑氏谓羞犹辱也。惟口起羞者，郑氏谓当慎言是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所以谓无言不雠也。甲胄者，身之兵备也。兵备在身，人皆见而知之，其他无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当阴备，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今乃且形于甲胄乎？《史记》称：子贡之言曰：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此兵所犹起也。或曰：甲介也。礼曰：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如其失也，军容不肃，则必不能兵，乃使觇国者轻之而起兵矣。盖祸患所由者，口与甲胄，则其大者焉。衣裳者，国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当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赐也。犹《诗》美彤弓者，称其受言藏之也。《史》称韩昭侯有弊，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国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谋动兵者之身也。《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郑氏谓当恕己，不当害人是也。《左传》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以其能省故也。盖喜怒所用者，衣裳与干戈，则其大者焉。且《说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胄干戈之间，何哉？《易》之诗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又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师之道，锡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锡命之言也。衣裳者，锡命之用也。甲胄干戈者，行师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于是乎甲胄无谋，干戈不戢矣。《诗》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
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祢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觐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
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
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
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土，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
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诗教也。张三世，别九旨，通三统，明六历，随世运升降以立法，循环无端，百变不穷，易教也。大之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无所不具也。举廿四史典章制度，成败得失，大无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兴利除害，革故鼎新，损益裁成之法，不啻叠矩重规也。
《春秋》据鲁史为王、伯、方伯、卒正、连帅五等之中，五学以《春秋》居大学、高等、小学、蒙学之中。蒙学小学，修身之礼容，治国之典章，始基来源也。高等大学，皇帝之大同推验。其归宿也，举《春秋》以括终始，得其中而首尾备。故中者握要之图，身家细小不求详，皇帝高远所不迪，一年纲领条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刘旧法，涉猎普通，据一经以应万事，左右逢原，泛应曲当。始终三年，上下俱达。大、高各以一年，化小为大，取效不难。小学之功，宽以三载。蒙学以后，统计八年。平治修齐，通可卒业。得所依归，效可操券。且诸学蝉连，事同一贯。提纲挈领，成效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耻。存此私议，以张旧法。野人食芹而甘，愿共同好。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其机括或在是欤！
○群经大义序
经学有微言，有大义，有事文，有取□□□篇。拟编《群经大义》。盖去幽奥，取显明，舍糟粕，取精华。儒者章句繁多，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说《尧典》二字，至三万言。青年入学，皓首不能通一经。儒无用，实经累之。方今去古逾远，史册政典，日新月积，数十百倍于经传。西学度海，篇帙繁博，过于中典子史，流派尤属芜杂，书简繁多，古今变局也。虑学人讼言废经，欲掇精英，以便诵习。惟是事体大思精，知难而退，固其常也。苏子瞻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由于己出。计穷智出，化旧为新。因取《白虎通义》为监本，略加排次，综考原书，长义可数，略举梗概，有十二绝。
东汉初中国经学最盛，天子临雍，标题讲义，迥非寒素所能比拟。西汉石渠讲论，其书早亡。群书引用者，亦止数条。惟《白虎》巍然独存，为中外一一无二之作，一也。两汉博士，由少渐多，增立十四，为古今之盛会。博士笃守师法，专门名家，魏晋以下，不能有二，况十四。又其身价尊贵，难于供奉。明帝时当全盛，以国家禄位尊养，乃得供给京师，同堂讲论，二也。东汉去古未远，孔门传授师说，渊源可寻，不似魏晋以后，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东汉以后，师法绝响，是书粹然邹鲁之微言大义，迥非后世所及，三也。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十四博士萃集一堂，各出所藏，以应诏命，克臻美善，无抱残守缺之憾，四也。入讲既属高贤，诏命班孟坚论次其说，文章斐然，条畅华赡。故虽谈经之书，辞旨渊茂，无注疏支繁，理学空衍诸弊。即以文论，非后世后及，五也。何许古今分争，调和弥缝，儒林势成聚讼。当时古文虽兴，未能成派，辨别异同，不敢参以诸老，笃守师法，志同道合，尊仰尼山，古文晚说，百不取一。不似魏晋，事杂言庞，以伪乱真，六也。艺文志著录各书，全在故府，今则百无一存。以见存《公》《谷》，当时本俱存，故多佚文。如伯姬归于纪，明待年也。与讥娶母党，皆为今本所无。《乐记》引八音配八风，今本亦属遗佚。《》《梁》作三军，传有脱文，范氏因之疑传。是书独存古本全文，出范本远甚，多足补正今本，七也。魏晋以下，儒生专宗郑学，全失家法，浸淫至于六朝。唐初正义，不知取舍，为经学大厄。是书遗文坠典，一字千金，如三公从守，顺八风施行政事，《论语》天子四饭，取诸四岳所贡，故文遗义，数十百条。又伪《古文经传》，与《毛诗》古书，《周礼》公孤百十二女，周制七千里司空缺官之类，绝无其说，真文秘记，允堪宝贵，八也。道德天命，阴阳五行，为皇帝家法。后儒误解，于平治修齐外，别有所谓道德，趣天下学人，同归禅寂。是书表张皇帝，道出于天，不似后儒有王伯无天下，圣教囿于偏隅，不足以收血气尊亲之效，继往世，开太平，九也。自马郑学盛，孔子外别主文周，与博士日寻仇衅。如五经异义，墨守膏肓，今古分争攻战不已，如仍异同，经义何得一统。是原书不别姓氏，本为长义。又以史读经，糟粕刍狗，启后人废经之说。是书首论六艺，推及百行，继往思来，万世师表。儒不如吏，庠序蒙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舆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骛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即属专材，何忧乏用？若求全备，以周公才艺，遍责学生，清夜自思，亦当发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职之外，均属枉劳。时局需人，尚欲别开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势。与其一日遍习十余事，一人遍读四库书，大而无当，徒劳仰屋。何如改弦易辙，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课程，分之十人，则一年而毕。再分二十人，则半年而毕。中外学术，专科有师，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则三年之艾，安见终身不得乎！外国学校章程，译者恐失其旨，否则明于局厂，昧于庠序。博考四国，原不尽同，相与商榷，庶得改良乎？
☆严复○上皇帝万言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氵典氵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讠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皆有池鱼之忧。伏维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祖宗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汉蒙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蹴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非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当，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审察时势，内政外交，皆了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
且臣云：今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征之事，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鬼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扬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幸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生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由率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崇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源，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剂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长度大之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者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尝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岁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亻然不终日之势矣。嗟乎！此其为事岂仅祖宗之所不及知也哉！盖虽周孔之圣，程朱之贤，其论治道虑后世也，可谓详且尽矣，然而今日之变，则所未尝豫计也。
今天陛下之所以为治，与诸臣之所以辅治，不过近考祖宗之成宪，远稽古圣贤人之所著垂，详择其中以措之于政而已。而近日外交之事，既为前人所不及知，而未尝豫计，则陛下之为治与诸臣之辅治者，将皆无所循效据依，以为一切因应之具。往者尝欲不察外情而纯任我法矣，顾外人不但不范我驰驱，乃常至于决裂，而吾国愈病。于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从彼，苛以求一顷之安。然而彼之欲常无穷，而曲意之为，将有时而必不可忍。于是陛下乃起而求折冲御侮之臣，与夫绸缪未雨之佐。而平日国既不以此养才，士亦未尝以此为学，则人才消乏之弊见矣。陛下思所以整武备，缮封疆，与一切可以建国威，消敌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费，动辄数百巨万，吾国度支，以之处平世则有余，以之处非常必不足，则财赋匮乏之弊又见矣。
夫人才之与财赋二者，兴事者之所必资也；而皆乏如此，则陛下纵欲为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闻天下非财之难也，而理财为难；又非才之难也，而知才实难。夫今日中国所处之时势，既大异于古初矣，则今日之才，方之于已往者，虽忠孝廉贞之德，不能不同。而其所具之才，所以干时艰，策外交而辅内理者，必其详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国之故者也。夫如是，故其所治之学与其所建白者，亦将有异于古初。而异于占初者，非陛下与内之二三臣、外之十数疆吏之所尝学而深悉也。如是，则所以知此才而为之区其贤否矣。无以知此才而区其贤否，则所求之才，伏而不出，而游谈乱真者日以多，故陛下虽屡下明诏，督诸臣以荐举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缘虚声以为采，内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荐而陛下用之矣，然而事实之际不可诬也。则不幸往往有败，而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转曰今之所谓人才，吾既取而用之矣，而于吾事乃如此。然则天下固无才，抑虽才亦无益于吾事也。如此，则陛下求才之意衰，而中国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国之桢干也。无人才则所谓标、本之治皆不行。于此之时，陛下欲自为其本，则事无旦暮之效，为之虽切，恒恐不逮于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标，则陛下在在无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知陛下之难为也。
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陛下惟恭己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有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新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尝论今日中国之法，虽已大敝，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縻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为可虑者也。迩岁以来，朝野之间，其言变法以图自强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曰理财最优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而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
故臣闻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欲求强健，良医临证用药，必将补泻兼施，夫而后积邪去，元气苏，徐收滋补之效。使其执不可攻削，恐伤病人之说，而专补不泻，日进参蓍，则虽所废多金，以求良药，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倾将无日矣。陛下试观今日诸臣所为，何以异是？故臣窃谓前者诸事，以治标而论，则事势太逼，恐无救于危亡，以治本而论，则积疾未，亦无益于贫弱。其事诚皆各国所以富强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图，第为之而不得其序，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縻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取之尚遥。何者？将以为标，则救亡图存，事尚有急于此者；以之为本，则原始要终，事尚有先乎此者也。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至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未变法之前，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惟陛下俯垂圣听而已。
臣所谓未变法所亟宜行三者：一曰联各国之欢。今夫欧洲各国之事，至纷纭矣。然而约而言之，大抵英、俄两大权之所举措而已。英最孤立，俄则有法、德之连。其所以联者，以三国皆以倾英为谋故也。盖英之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其属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至北美之康纳达、非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则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首。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联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管五洲之锁钥者也。余国出而行贾，皆有仰于英，而英则无所待于余国。然而以设埠之多也，故虽为国大费，而不能不盛设海军以弹压之，此则事相为表里者也。
至于俄之国势，则与英悬殊。英岛国也，而俄处大陆，地势平衍，跨有二洲，游牧农渔之利最富，陆师额设之多，甲于天下，善治而自守，收葱岭以西部落，夫已蔚为雄国矣。然自大彼得崛兴以来，常以无四时不冻口门，使商利不恢，国威不畅为恨。百数十年，其君若臣所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者，为斯一事而已。拓土开疆抑其次也。彼维特海白海皆冻，不足以蓄船；黑海宽矣，而内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则地中海东西两头，皆英人司其门户，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争，虽死不能入尺寸者也。咸丰末年，以中国之多故，伺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龙江之东部，于是俄肇有海参{山威}自由之海口，而其东方之略，亦用此为起点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参威，一径两海，中间径六七千迷卢，多穷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筹数百兆之费，创为锡伯利亚之铁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陆，道成则有以夺英之商权，而大得志。嗟夫！谋若此，可谓高掌远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丽失，而我丧师。日本荐食上国，且有以妨俄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大业，此其势所不能不争者也。于是俄既以助我为名矣，则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则俄自知兵力之单，而引以为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矣，其事俄也，疾英国而思报德人也。俄一举足，有以为二国轻重，德不能树襟背之敌，故不得已，而折入于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奥欲为从矣。且使法人报德之志，日久而衰，则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适己事而已。此泰西各国之大略也。
至于泰东今日之局，俄、日殆有不可解之深仇。日于俄之助我也，怨浅，于俄之以我为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韩之所为，尤使日人а娟不能出气。故乙未至今，两国伧亻襄，争为战备，简军峙粮，无一息之逸，吾沿海米价，为之昂腾。度日本之未与俄告绝者，度英援之未足深恃故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国也，往者泰东西有事，英罔不执牛耳者矣。顾近岁以来，独若谦让未遑，不敢为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军之费已重，属地已多，恐窭薮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规，民主者，不甚以并兼为利，二也；为各国所妒冒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与各国日有违言，国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绩，备极崇闳，今即不争，已多厚实，争之而胜，得者无多；争之不胜，国荣顿减，故常以持盈保泰为事，五也；君王后享国六十年矣，即位以来，国之富强日臻，己之身名俱泰，为其前史所未有，当国者咸思保其晚节，不忍轻举，六也。以此六故，虽武备日修，力足以与人争先，而无往不为持重，此客岁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闻其近月以来，稍稍变矣。变则英、日两岛国，左提右挈，必有以阻俄人之东略；而俄人不能为让，则东方战事，始殷然矣。至既战之后，各国之离合综错，与其胜败之数，虽有明智，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备国皆以日本为必危；去岁土希之战，论者又以希腊为宜胜，及其事验明白，皆异人言。是故事变之来，非臣愚所能豫决。而所决然可知者，则我必受其敌而已。盖外国之事，如海流然，方其澜之安也，则蛟龙鲸鲲，翔泳奔突，奋迅悦豫于涛波之中，皆宽廓有余，而不足为患；及其聚为海啸，则浑乱荡，水之百怪，皆郁勃放肆，求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而所冲之地，田庐民舍，罔不被灾者矣。
是故目前东方之祸，苟有术以弭之，亟宜早为之所。臣遍观欧、亚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祸者，独中国而已。而中国之中，独一人而已，则皇帝陛下是也。设今者陛下奋宸断、降德音，令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上请皇太后暂为监国，从数百亲贤贵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国，历聘诸有约者，与分庭抗礼。为言中国天子有意为治，今之来者，愿有以联各主之欢，以维治东方太平之局，怀保中外之人民。继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义所可许者，吾将悉许之无所靳。且吾将变法进治，俾中西永永协和，惟各国之助我。而其有阴谋无义，侮夺吾土地，而蹂躏吾人民者，吾将与有义之国为连以御伐之。夫如是，则不待陛下词之毕，五洲称圣明英武，而东方分争之祸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