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类稿 - 第 40 页/共 70 页
如臣之议为可取者，其教养选用之意，愿降明诏以谕之。得人失士之效，当信赏罚以厉之。以陛下之所向，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于考择？行之以渐，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举者，未之闻也。其旧制科举，以习者既久，难一日废之，请且如故事。惟贡举疏数，一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守选用之叙，皆出特举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风俗既成之后，则一切罢之。如圣意以谓可行，其立法弥纶之详，愿诏有司而定议焉，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搜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余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广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屈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
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鳅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场。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御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而何求而不得也？
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议经费札子】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为一倍，元丰较于嘉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相应，由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余，足以周此。臣历观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故能拨唐季、五代数百年之乱，使天下大定，四夷轨道，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聪明睿圣，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莫如大祖；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莫如陛下。臣诚不自揆，得太祖任将之一二，窃尝见于斯文，敢缮写以献。万分之一，或有以上当天心，使西北守边之臣，用众少而得多，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有助圣虑之纤芥，以终臣前日之议，惟陛下之所裁择。〈《任将》篇见《本朝政要策》。〉
贴黄：五路城堡，据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数目如此。窃恐亻系旧来城堡，自来属枢密院差遣，后来逐度方降到窠名，亻系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数目加多。若虽是旧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余城，亦是立城太多。
●卷三十一·札子六首
【再议经费札子】
臣尝言：皇、治平岁入，皆一亿万以上，而岁费亦略尽之。景德官一万于员，皇、治平皆三〈一作二〉万于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皆一千万以上，是二者费皆倍于景德。使皇、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者，可考而知，皇、治平郊费之端多于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后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岁入如皇、治平，而录吏、奉郊之费同于景德，则二者所省盖半矣。则又以类推而省之，以岁入一亿万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谓臣所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今〉付之中书。
臣待罪三班，按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立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领之。端拱以后，分东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职，皆领于三班。三班之称亦不改。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较〈一作校〉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由，条于别记以闻，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惟陛下之所择。
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以类求之。盖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省者什三，计三十年之通，当有十五年之蓄。夫财用天下之本也，使国家富盛如此，则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以陛下之圣质，而加之励精，以变因循苟简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诒万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讲求其损益之数，而终前日之说以献，惟陛下财择。
【请改官制前预选官习行逐司事务札子】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修定官制，今百工庶务，类别以明，其于讲求经画，皆出圣虑，弥纶之体，固已详尽。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窃恐百执事之人，素未谕于其心，习于其耳目，一日之间，或未尽知其任；群吏万民，听治于上者，或未尽知所趋。待夫问而后辨，推而后通，则必有烦阻之患、留滞之虞。若图之于早，定之于素，则一日之间，官号法制，一新于上，而彝伦庶政，叙行于下，内外远近，虽易视改听，而持循安习，无异于常。此臣所以区区之愚，庶有补于万一也。
今百司庶务，既已类别。若以所分之职、所总之务，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以事者，使之区处，自位叙名分，宪令版图，文移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钩考，有革有因，有损有益，有举诸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受诸此，有当警于官，有当布于众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习勒已定，则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
盖吏部于尚书，为六官之首。试即而言之，其所总者选事也。流内铨、三班、西东审官之任，皆当归之。诚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以事者，使之区处。自令、仆射、尚书、侍郎、郎、员外郎，以其位之升降，为其任之烦简，使省书审决，某当属郎、员外郎，某当属尚书、侍郎，某当属令、仆射，各以其所属，预为科别。如此，则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员，如三班诸房十有六，诸吏六十有四，其所别之司，所隶之人，不必尽易。惟当合者合之，当析者析之，当损者损之，当益者益之，使诸曹所主，因其旧习。如此，则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矣，宪令版图，文移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钩考，其因革损益之不同，与有举诸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受诸此，有当警于官、布于众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则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则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备矣。其于选事如此，旁至于司封、司勋、考功当隶之者，内服外服、庶工万事当归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则吏部之任〈一作仕，〉不待政出之日，问而后辨、推而后通也。
推吏部之事，以通于百工庶职。如此，则体虽至大，而操之有要；事虽一变，而处之有素。一日之间，官号法制，鼎新于上；而彝伦庶政，叙行于下。内外远近，虽改视易听，而持循安习，无异于常。
区区之愚，庶有补于万一者在此。而臣愚浅薄，不知治体，贪于倾尽，而不知其言之妄。采掇增损，实待圣断，惟陛下之所裁，幸取进止。
【请改官制前预令诸司次比整齐架阁版籍等事札子】
臣伏以陛下发德音，正官号，法制度数，皆易以新书，太平之原，实在于此。今论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际，新旧代易之初，庶工之间，或吏属因循，或簿书缘绝，其于督察漏略，检防散逸弥纶之体，不可不早有饬戒。欲乞明论，有司架阁有未备者备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宪令图牒、簿书案牍，皆当次比整齐，敛藏识别。以至于官寺什器，凡物之属公上者，亦皆当钩考，详于簿录。庶于新旧更易之间，得无漏略散逸之敝，非独儆当今典领之懈，且以绝异时追究之烦。取进止。
【请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为书札子】
臣窃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属，皆有分职，见于《礼经》。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职事，见于《六典》。今陛下讲求化原，更定官制。盖作宪垂法，由古以来，其于大体有不可易者，虽唐虞三代未尝易也。至于缘人情，因世故，斟酌损益，有不可不易者。故虽唐虞之际极盛之时，凡巡守四方，则皆修五礼，而周人治象之法，亦岁有更革，况于时异事殊，而可以胶于一方之说、泥于一偏之迹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弥纶大意，则远体《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谓于其大体，有不可易者也。至于从宜应变，则解纵拘挛，独出圣谋，不牵常，此谓斟酌损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审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断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当而已，然后可谓明制作之体。
惟陛下圣性之卓，故能处之无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于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职分。职分既明，然后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效其实。而考察者欲核其实，则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谓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书，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内外上下，晓然究悉，以熙庶绩而康万事。臣适典明命，亦得各以百执事所分之职，载于训词，以饬戒在列，以称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责实之意。其书宜以时颁布，以幸天下。如体重事巨，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论次尚有未周，则百司所守小大之务，亦宜先有条具，委曲章明，施于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劝于赴功。而臣亦得讨论演畅，见于王者之训，以副圣君励精求治、为世作则之心。取进止。
【史馆申请三道札子】
臣修定国史，止依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至于书事随便，今略具条目进呈。其余文义曲折，难预为定例者，须候著撰之际，徐更随宜，候书成日，为逐篇述传，系于末卷，以见论次之意。盖若预为定例，恐于文义须至拘牵，就例或有所妨。其书事随便，今略具条目如左：
一，群臣拜罢，见于百官表。
一，刑法、食货、五行、天文、灾祥之类，各见于逐志。〈已上更不于本纪载述之类。〉
一，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更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
一，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更不备书。
右取进止。
臣修定五朝国史，有合申请事，具下项：
一，自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丘园，其有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有贡献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志、行状、纪述之文，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来所修国史，须合收采载述。恐虑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至今岁月已远，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在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孙者，延致询问，谕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实，传之不朽，为人子孙者，亦宜知父祖善状，合要显扬，使得见于国史，以称为人后嗣之义。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委官，以官用佣写字人书写校正。其曾任两府、两制、台谏之家，须逐家一一询访，无令漏略。各限自指挥到日，一月内取到文字，发送史局，其逐路监司、州府、逐县长吏，各具无漏略文状连申。
一，申中书，向来编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见，得从初名目，及枢密院有编集机要文字，并两处有录得累朝御札手诏副本文字，欲乞令检送本局，以备讨论。取进止。
臣修定五朝国史，据旧书，及更加采摭，以备纪录外，窃虑五圣临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闻，及自来更有纪述，发明文字，藏在宫禁者，欲乞特赐颁示，以凭论次。所贵祖宗功德，传布方册，得以周尽。右取进止。
【请访问高骊世次札子】
臣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得为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骊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四王皆传子，自治至询，三王皆传弟。询自天圣八年来贡，至熙宁三年，今王徽来贡，其不见于中国者，盖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圣文武，声教之盛，东渐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阙下。
盖高句骊，文字之国也，其使者宜知其国之君长兴坏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诏谕典客之臣，问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由，其兴也自建始欤，抑建之先已有兴者欤。自天圣至熙宁四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欤，岂其中间复自有继询者欤，徽于询为何属。如其言可论次，足以补旧史之阙，明陛下德及万里，殊方绝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义来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声教之所被者，远不能及此。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