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类稿 - 第 18 页/共 70 页

●卷九·论议五首 【唐论】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为人后议】 　　《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知有严父之义，则知尊祖；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犹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 　　夫所谓收族者，《记》称与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礼义之类。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继立而崇其本亲，加以号位，立庙奉祀者，皆见非于古今。诚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弃私爱，节之以礼，故失所以奉承正统、尊无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后者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而退于己亲，号位不敢以非礼有加也，庙祀不敢以非礼有奉也，则为至恩大义，固已备矣。而或谓又当易其父母之名，从所后者为属，是未知考于《礼》也。《礼》，“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为所后者而非为己也。为其父母期，为其昆弟大功，为其姊妹适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为己而非为所后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则为己，名则为所后者，则是名与实相违，服与恩相戾矣。圣人制礼，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为人后者，不必皆亲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为之，则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有以缌麻、袒免、无服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若当从所后者为属，则亦当从所后者为服。从所后者为服，则于其父母，有宜为大功、为小功、为缌麻、为袒免、为无服者矣。而圣人制礼，皆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后者重而已，非遂以谓当变其亲也。亲非变则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肃《丧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其服之节、居倚庐、言语、饮食，与父在为母同，其异者不祥、不礻覃。虽除服，心丧三年。故至于今，著于服令，未之有改也。岂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绝乎！又崔凯《丧服驳》曰：本亲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则足以明所后者为重，无缘乃绝之矣。夫未尝以谓可以绝其亲，而辄谓可以绝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后大宗者，为推其严父之心以尊祖也。顾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岂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礼》“适子不可为人后”者，以其传重也，“支子可以为人后”者，以非传重也。使传重者后己宗，非传重者后大宗，其意可谓即乎人心而使之两义俱安也。今若使为人后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变革其名，不以为父母，则非使之两义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绝，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绝，亲亲也。尊尊、亲亲，其义一也，未有可废其一者。故为人后者，为之降其父母之服，《礼》则有之矣；为之绝其父母之名，则《礼》未之有也。 　　或以谓欲绝其名者，盖恶其为二，而使之为一，所以使为人后者之道尽也。夫迹其实，则有谓之所后，有谓之所生；制其服，则有为己而非为所后者，有为所后而非为己者。皆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也。至于名者，盖生于实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恶其为二而欲强使之为一，是亦过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为一，而迹其实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终不可以易，则恶在乎欲绝其名也。故古之圣人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而能使其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亲之厚者相与为轻，则以礼义而已矣。何则？使为人后者，于其所后，非己亲也，而为之服斩衰三年，为其祭主，是以义引之也。于其所生，实己亲也，而降服齐衰期，不得与其祭，是以礼厌之也。以义引之，则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以礼厌之，则亲之厚者相与为轻，而为人后之道尽矣。然则欲为人后之道尽者，在以礼义明其内，而不在于恶其为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此见于经“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汉蔡义以谓宣帝亲谥宜曰悼，魏相以谓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后世议者皆以其称皇立庙为非，至于称亲、称考，则未尝有以为非者也。其后魏明帝尤恶为人后者厚其本亲，故非汉宣加悼考以皇号，又谓后嗣有由诸侯入继正统者，皆不得谓考为皇，称妣为后。盖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号，而未尝废其考妣之称。此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考妣之明文也。 　　又晋王坦之《丧服议》曰：罔极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后之身所以有服本亲也。又曰：情不可夺，名不可废，崇本叙恩，所以为降。则知为人后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为制服之证。此又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是则为人后者之亲，见于经，见于前世议论，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者，其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见于他书及史官之记，亦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谓之私考妣，谓之本亲。谓之亲者，则不可一二数，而以为世父、叔父者，则不特《礼》未之有，载籍已来固未之有也。今欲使从所后者为属，而变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异义也。不从轻文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亦非常异义也。而无所考据以持其说，将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国之所以为贵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以治之故也。今忽欲弃之而伸其无所考据之说，岂非误哉！或谓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则为两统二父，其可乎？夫两统二父者，谓加考以皇号，立庙奉祀，是不一于正统，怀贰于所后，所以著其非，而非谓不变革其父母之名也。 　　然则加考以皇号与《礼》及世之称皇考者有异乎？曰：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礼》曰：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是则以皇考为曾祖之庙号也。魏相谓汉宣帝父宜称尊号曰皇考，既非《礼》之曾祖之称，又有尊号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号。至于光武亦于南顿君称皇考庙，义出于此，是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也。屈原称：“朕皇考曰伯庸。”又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祢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也。以为曾祖之庙号者，于古用之；以为事考之尊称者，于汉用之；以为父殁之通称者，至今用之。然则称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是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非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可者也。然则以为父殁之通称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汉哀帝之亲，称尊号曰恭皇，安帝之亲，称尊号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且《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前世失礼之君崇本亲以位号者，岂独失为人后奉祀正统、尊无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亲也。前世崇饰非正之号者，其失如此，而后世又谓宜如期亲故事增官广国者，亦可谓皆不合于《礼》矣。 　　夫考者，父殁之称，然施于礼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庙祝祭之辞而已。若不加位号，则无典册之文；不立庙奉祀，则无祝祭之辞，则虽正其名，岂有施于事者？顾言之不可不顺而已。此前世未尝以为可疑者，以《礼》甚明也。今世议者纷纷，至于旷日累时，不知所决者，盖由不考于《礼》，而率其私见也。故采于经，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议】 　　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皆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别子之适子继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谓大宗。其别子亦各仕于其国为卿大夫，其适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谓小宗。盖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世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传于无穷。夫岂有服尽而绝其禄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谋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居五十三人，盖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其可见者，则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之属是也。其称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则周之近属。其称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则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传国至于无穷，夫岂以服为断乎？至于宗庙之数，天子七，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郊祖宗，远或至于数十世之上，亦皆未尝以服为断也。其推而上之，报本于祖宗，至不可为数，推而下之，广骨肉之恩，至于无穷。盖其积厚者其流泽远，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报，其理势次序固然也。是岂可以拘于常见，议于锱铢之内乎？故服尽而戚单者，所以节人之常情，而为大宗小宗之数，安可以论帝者之功德，而为广亲亲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唐虞之后，下车而封夏、商之后，其在异代，尚特显之，其急如此。况受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俭于骨肉之恩，以不满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受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间，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宝玉分之，有宝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是皆无所不尽其厚，未有从夫略者也。”盖《诗》“裳裳者华”，刺时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而传栾、、胥、原、狐、续、庆、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隶，叔向亦以为晋国之忧，况于帝者之功德与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孙夷于闾巷之凡民乎？后世公族无封国采地之制，而有列于朝，有赐于府，是亦亲而贵之、爱而富之之意也。其名书于宗籍者，繁衍盛大，实国家庆。有司虽费，非多于天下之国七十有一，而姬姓独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节之而已矣。顾令袒免以外毋与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谋，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礼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议》，使好学者得详焉。 　　【讲官议】 　　孔子之语教人曰：不愤悱不启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告也。孟子之语教人曰：有答问者。荀子之语教人曰：“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Γ。傲，非也。Γ，非也。君子如响。”故礼无往教而有待问，则师之道，有问而告之者尔。世之挟书而讲者，终日言，而非有问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师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则示之以道者，以审喻之为浅，故不为也。况于师者，何为也哉？正己而使观之者化尔。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弥高，钻之而弥坚，德如是，然后师之道尽。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势，而唐虞三代大有为之君所以自忘其势也。 　　世之挟书而讲于禁中者，官以侍为名，则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谓吾师道也，宜坐而讲，以为请于上，其为说曰：“必如是，然后合于古之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夫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语其任之无为与有为，非以是为尊师之道也。且礼于朝，王及群臣皆立，无独坐者；于燕皆坐，无独立者，故坐未尝以为尊师之礼也。昔晋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则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参复坐。则坐云者，盖师之所以命学者，未果有师道也。顾仆仆然以坐自请者也，则世之为此者非妄欤？故为此议以解其惑。 　　【救灾议】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于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则百姓何以赡其后？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赈之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余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今秋气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俚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梃于草茅之中，以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χ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销之于未萌也！ 　　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令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赈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亻待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岁聚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 　　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转死亡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已哉？天下之民，闻国家厝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后玉辂徐动，就阳而郊；荒夷殊陬，奉币来享；疆内安辑，里无嚣声，岂不适变于可为之时，消患于无形之内乎？此所谓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桴鼓之警，则虽欲为之，将不及矣。 　　或谓方今钱粟恐不足以办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余则取，不足则与，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百姓富实而国独贫，与百姓饿殍而上独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贫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备水旱之灾，然后谓之王政之成。唐水汤旱而民无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国家仓库之积，固不独为公家之费而已，凡以为民也，虽仓无余粟，库无余财，至于救灾补败，尚不可以已，况今仓库之积，尚可以用，独安可以过忧将来之不足，而立视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肤，割发宜及体。”先王之于救灾，发肤尚无所爱，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军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余州军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籴粟常价斗增一二十钱，非独足以利农，其于增籴一百万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钱，吾权一时之事，有以为之耳。以实钱给其常价，以茶Η香药之类佐其虚估，不过捐茶Η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其费已足。茶Η香药之类，与百姓之命孰为可惜，不待议而可知者也。夫费钱五钜万贯，又捐茶Η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足以救一时之患，为天下之计，利害轻重，又非难明者也。顾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见，破常行之法与否而已。此时事之急也，故述斯议焉。 　 　 　 　 ●卷十·传序二首 【洪范传】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何也？武王叹而谓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协顺其所居。居，谓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叙。”箕子乃言：“我闻在昔，鲧之治水也，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故上帝震怒，不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败，鲧则殛死。及禹继而起，天乃与之以洪范九畴，而常理所以叙。”盖水之性润下，而其为利害也尤甚。故鲧之治水也堙之，则失其性，而至于五行皆乱其陈列。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得其性，而至于常伦所以叙。常伦之叙者，则舜称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也。其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盖《易》亦曰“洛出书”，然而世或以为不然。原其说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习见也。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变之不可尽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远也。彼以非其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为是说者，不独蔽于《洪范》之锡禹，至凤凰、麒麟、玄鸟、生民之见于经者，亦且以为不然，执小而量大，用一而齐万，信臆决而疑经，不知其不可，亦可谓惑矣。 　　五行，五者行乎三材万物之间，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则身修矣，身修然后可以出政，故“次三曰农用八政”。政必协天时，故“次四曰协用五纪”。修身出政协天时，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极”。立中以为常，而未能适变，则犹之执一也，故“次六曰用三德”。三德所以适变，而人治极矣，极人治而不敢绝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尽之于人神也，人治而通于神明者尽，然犹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于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征”。征有休咎，则得失之应于天者可知矣，犹以为未尽也，故“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福极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于民也。敬本诸心而见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农用。农，厚也。天时协，则人事得，故五纪曰协用。谨其常，则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极曰建用。建，立也。者所以救其过、持其常也，故三德曰用。明则疑释，故稽疑曰明用。庶征之见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征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则宜向之，故五福曰向用。极之在于民，则宜畏之，故六极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杂，而其序不可乱也。推其为类则有九，要其始终则犹之一言而已也。学者知此，则可以知《洪范》矣。 　　“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何也？盖爰者，于也。润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也。曲直、从革者，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于之稼穑而不及其他者，于之稼穑亦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于之稼穑也。夫润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于天者。然水导之则行，潴之则聚，火燃之则炽，宿之则壮，则其所化亦未尝不因之于人也。或曲直之，或从革之，或稼穑之，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从革，可以稼穑，则其所性亦未尝不成之于天也。所谓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学者之自得之也。润下者水也，故水曰润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穑则非土也，故言其于之稼穑而已者，辞不得不然也。又言润下所以起咸，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从革所以起辛，稼穑所以起甘者，凡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味者，皆养人之所最大也，非养人之所最大者，则不言，此所以为要言也。《虞书》：禹告舜曰政在养民，而陈养民之事，则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与此意同也。 　　“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何也？盖自外而言之，则貌外于言。自内而言之，则听内于视。自貌言视听而言之，则思所以为主于内，故曰貌，曰言，曰视，曰听，曰思。弥远者弥外，弥近者弥内，此其所以为次叙也。五者，思所以为主于内，而用四事于外者也。至于四者，则皆自为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于言从，视不明者不害于听聪，非貌恭言从然后能哲，能哲然后能谋，能谋然后能思，而至于圣也。曰思曰睿，睿作圣者，盖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圣者人之极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材，不能尽其材者，弗思耳矣。盖思之于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盖人有自诚明者，不思而得，尧舜性之是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诚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汤武身之是也。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然而尧舜汤武之德及其至，皆足以动容周旋中礼，则身之者终亦不思而得之也。尧舜性之矣，然尧之德曰聪明文思，盖尧之所以与人同者法也，则性之者亦未尝不思也，故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谓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圣，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无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视曰明，明作哲，听曰聪，聪作谋者，视之明，无所不照，所以作哲；听之聪，无所不闻，所以作谋也。人之于视听，有能察于闾巷之间、米盐之细，而不知蔽于堂阼之上、治乱之几者，用其聪明于小且近，故不能无蔽于大且远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纩塞聪，又以作聪明为戒。夫如是者，非涂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而已矣，所以养其聪明也。养其聪明者，故将用之于大且远。夫天下至广，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聪明于大且远者，盖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诸侯百官，而总之以四岳，舜于视听，欲无蔽于诸侯百官，则询于四岳，欲无蔽于四岳，则辟四门，欲无蔽于四门，则明四目，达四聪。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户察而能立于无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达四聪者，舜不自任其视听，而因人之视听以为聪明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独然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舜于聪明，下尽人，上参天，斯其所以为舜也。舜之时，至治之极也，人岂有欺舜者哉！舜于待人，亦岂疑其欺己也！然而访问反复，相参以考察，又推之于四面，若唯恐不能无所蔽者，盖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于无蔽之地也。立于无蔽之地者，其于视听如此，亦不用之于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聪，而天下之情可坐而尽也。言曰从、从作者，《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则言之要为可从而已也。言为可从也，则其施于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龙，亦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言之不可违如此也。貌曰恭、恭作肃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盖威仪动作见于外者无不恭，则生于心者无不肃也。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礼义威仪之则，所以定命也。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视听言动以礼。而卫之君子所以称仁者，亦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养其聪明，而不失之于言貌，故尧之德曰聪明文思。言貌者，盖尧之所谓文，则虽尧之圣，未有不先于谨五事也。 　　“三，八政：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宾，曰师。”曰食、曰货、曰祀、曰宾、曰师，称其事者，达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称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于养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伦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盖聪明文思，尧之得于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诸心，故能求诸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有诸身，故能求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诸家，故能求诸国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诸国，故能求诸天下也。积于其心以至于身修，此尧之所以先觉，非求之于外也；积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尧之所以觉斯民，非强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尧之治何为也哉？民之从之也，岂识其所以从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为无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而已也。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讲明者，所以达上之所为，使之服习者，所以顺上之所为，所谓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无，下得而效之也。当尧之时，万邦黎民之所效者，尧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尧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尧之身。而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者，舜为司徒也。舜于其官，则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后至于五典克从，民效之也。及舜之时，舜之导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后，其命契为司徒，则犹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敬敷五教，在宽。”盖忧民之不亲，而念其不顺上之化，命之以谨布其教，而终戒之以在宽，岂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际，导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为之命令，为之典章，为之官守，以致于民，此先王之政也。盖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觉之无可言，未有可以导之者也；导之无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于率之无可言，而欲一断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谓善，觉之者也；其所谓法，导之者也；其所谓政，率之者也。其相须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备者也。先王之养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详且尽矣，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过也，非终也，虽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故《汤诰》曰：“惟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是，故以民之罪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养之无所不足，教之无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犹有渐于恶者久，而蒙化之日浅者，则又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过也，终也，自作也，教之而犹不典式我也，则是其终无悛心，众之所弃，而天之所讨也，然后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谓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虽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杀。用刑如此其详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详且尽，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际，相继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余年。则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无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于衣食，迁善而远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废，故曰宾，宾者非独施于来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废，故曰师，师者非独施于征不庭、伐不惠也。八政之所先后如此，所谓彝伦之叙也，不然则彝伦之ル而已矣。 　　“四，五纪：曰岁，曰月，曰日，曰星辰，曰历数”。盖协之以岁，协之以月，协之以日者，所以正时。而协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验于显也；协之以历数者，所以考其验于微也。正时，然后万事得其叙，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与众民。而惟时厥众民，皆于汝中，与汝保中。盖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众民，无有以淫为朋，人无有以比为德。盖淫者有所过也，比者有所附也。无所过，无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谓学士大夫别于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A6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者，汝则念其中不中，其不协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类，大则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颜色，而谓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协于中也。有猷有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无恶者也。不协于极者，不能无所过而已，教之则其从可知也。如是而汝则与之以福，富之以禄，贵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劝也，如此则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刚不中者至于虐A6独，柔不中者至于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刚无虐A6独，柔无畏高明，所谓刚而无虐，柔而立也。盖刚至于虐A6独，则六极恶之事也；柔至于畏高明，则六极弱之事也。惟皇之极，则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则犹一言而已也。洪范于皇极，于三德，于五福、六极，言人之性，或刚柔之中，或刚柔有过与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尝不欲去其偏，与夔之教胄子、皋陶之陈九德者无以异。盖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与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协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为者进其行而不已，则久而后能积，积而后能大，大而后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国其有不兴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可以责善。责善者，必始于汝家，使无所好于汝家，则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则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与之福，其起汝为咎而已。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极”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于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又曰使无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于富，行之必始于家，其先后次序然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何也？“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者，无过与不及，无偏也；无不平，无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无适莫，遵王之义也。“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恶，偏于己之所好恶者也；好恶以理，不偏于己之所好恶，无作好作恶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径，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异辞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者，存于己者无偏，则施于人者无党，无偏无党也，其为道也，广大而不狭吝，王道荡荡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者，施于人者无党，则存于己者无偏，无党无偏也，其为道也，夷易而无阻艰，王道平平也。“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者，无所背，无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无侧也；其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为王之义、为王之道、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会于有极者，来而赴乎中也；归于有极者，往而反乎中也。由无偏以至于无侧，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达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遗小，能远而不遗近，能显而不遗微，所谓天下之通道也。来者之所赴，归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应者弥广，所操者弥约，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国家天下可为者也。其可考于经，则《易》之智周乎万物，道济乎天下，故不过。其可考于行事，则舜之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汤之执中立贤无方，能推其无偏陂、无作好恶、无偏党、无反侧之理，而用其无适莫、无由径、无狭吝、无阻艰、无所背、无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执其所会所归之中以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为圣人之要道，非穷技曲学之谓也。舜之治民，为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谓也。汤之用贤，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独恶之谓也。《洪范》之为类虽九，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极者，则在于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则在于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辞也。其辞以谓人君之于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为常，是以为顺，于帝其顺而已，人君之为言，顺天而致之于民，故凡其众民，亦于极之布言，是顺是行，以亲附天子之辉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曰父母者，亲之辞也；曰王者，往之辞也。上之人于“遵王之义”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说，则下之人于顺上之所行所言，而相与附之，其爱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后之说。经所以始其义于彼，而终其效于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则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虚致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刚克者，刚胜也。柔克者，柔胜也。“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变殊，故所之德异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何也？人之为德，高亢明爽者，本于刚，而柔有不足也，故齐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潜晦者，本于柔，而刚有不足也，故济之以刚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则无所偏，故无所救。凡此者，以治己与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刚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则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畴之所有；九畴之所无者，箕子盖不得而言也。知此，则知九畴之为九矣。人君于五事，思无所不通，聪明无所不达，言之出纳无所不允，于皇极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侧、作好作恶、淫朋比德之事。人臣虽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虽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窥其间，缘其有可蔽之端。故虽小人之庸者，犹得以无忌惮而放其邪心也。《洪范》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刚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则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则僭君之刚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则为侧颇僻，无所不僭矣，故于三德详言之。至若杜其间，使无可蔽之端，虽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则在于五事修、皇极建而已也。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也？言选择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职，曰雨、霁、蒙、驿、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谓卜五者也。曰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谓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职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卜不同，则从多也。“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何也？谋及乃心，揆诸己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质诸人也；谋及龟筮，参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谓此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何也？从于心而人神之所共与也，故谓之大同。则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也。“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何也？所从者多，则吉可知也。“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何也？心与龟之所从，则作内吉而已；龟筮之所共违，则不可以有作矣。凡谋先人者，尽人事也；从逆先卜筮者，钦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则逆、卿士逆者矣。若龟从、筮从，则皆不害其为吉。又至于龟从、筮逆，则可以作内而已。龟筮共违，则皆不可以有作也。盖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谓通诸神明。神明之所从，则吾必其吉；神明之所违，则吾必其凶。诚之至，谨之尽也。 　　“八，庶征：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时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何也？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所谓五者也。曰时，则五者之时也。五者无不至，则所谓五者来备也。无不时，则所谓各以其叙也。五者无不至，无不时，则至于庶草莫不蕃庑，言阴阳和，则万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则为，所谓一极备凶也。有所不至亦为，所谓一极无凶也。于五事，貌足以作肃，则时雨顺之；其咎狂，则常雨顺之。言足以作，则时顺之；其咎僭，则常顺之。 　　视足以作哲，则时燠顺之；其咎豫，则常燠顺之。听足以作谋，则时寒顺之；其咎急，则常寒顺之。思足以作圣，则时风顺之；其咎蒙，则常风顺之。凡言时者皆休之征，凡言常者皆咎之征也。五事之当否在于此，而五征之休咎应于彼，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于天也。“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征也。休咎之征，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与王共其任者，卿士、师尹也。则庶征之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当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谓念用庶征也。王计一岁之征而省之，卿士计一月之征而省之，师尹计一日之征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责重；所省少者，其任责轻，其所处之分然也。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岁月日三者之时无易，言各顺其任，则百谷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日月岁三者之时既易，言各违其任，则百谷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则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从，则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与卿士、师尹之动则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从，则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从星之所好，则以风雨。犹王政失其常，而从民之所好，则以非僻。言此者以庶征之来，王与卿士、师尹则能自省，而民则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则王与卿士、师尹当省民之得失，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己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则休征之所集也；己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则咎征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复如此者，所以畏天变、尽人事也。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征则不言也。不知王与卿士、师尹之所省者如此，则于念用庶征无所当，而于言为赘矣，是不知九畴之为九也。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或曰：福极之言如此，而不及贵贱，何也？曰：九畴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极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福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乡向}；极之在于民，则人君之所当畏。福言攸好德，则致民于善可知也；极言恶弱，则致民于不善可知也。视此以向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贵者也，未有恶弱而非可贱者也。故攸好德则锡之福，谓贵之。所以劝天下之人，使协于中，固已见之皇极矣。于皇极言之者，固所以勉人，于福极不言之者，攸好德与恶弱之在乎民，则考吾之得失者尽矣。贵贱非考吾之得失者也。 　　人君之于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于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于人。次之以五纪，协其时于事。次之以皇极，谨其常以应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适天下之变。次之以稽疑，以审其吉凶于人神。次之以庶征，以考其得失于天。终之以福极，以考其得失于民。其始终先后与夫粗精小大之际，可谓尽矣。自五事至于六极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于六极皆以顺五行，则五行之用可知也。《虞书》于六府言修，则箕子于五行，言其所化之因于人者是也。《虞书》于六府，次之以三事，则箕子于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书》于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则箕子于九畴，言庶征之与福极是也。则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尝不同。其道未尝不同者，万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畴之所以为大法也。 　　【进太祖皇帝总序〈并状】 　　右，臣误被圣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谕，所以任属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处，是以蚤夜一心极虑。惟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岂能拟议仿佛！将无以使列圣巍巍之韪迹耀昭彻，布在方策，此臣之所惴惴也。 　　窃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鸿业，更立三才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才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宜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伏念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自省，大惧智不足以窥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臣不胜大愿，惟陛下留意万幸。臣未敢请对，谨具状，以所论著随状上进以闻，伏候敕旨。 　　盖唐之敝，自天宝已后，纪纲浸坏，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兴起，五十余年之间，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变数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国，擅立名号。当是时，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缪乱，不同夷狄者亡几耳。 　　太祖为天下所戴，践尊位，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除旧政之不便民者，诏令勉核相属，推其心，无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镇之病民也，故设通判之员，使敛以绳墨。忧吏之不良也，故数使在位举其所知。患吏或受赇、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无所贷。原其意，盖以谓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或遇水旱，辄蔬食请祷，欲移灾于己。其于群臣，有恩旧，有劳能，待之各尽其分，以位贵之，以财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虽仇不废；不可用，虽光显矣，不处以势。其有罪多纵贷之，或赐之使自愧。及至坚明约束以整齐天下者，亦使之不能逾也。 　　强僭之国，皆接以恩礼。商贾往来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为之置市边邑，使两利。有所乏少，常赈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师出未尝不以义也。其君长已降，及就俘执，道路劳问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数辱之，优假秩禄，及其宗亲吏属，赐以田宅，使子孙世守，拥护保全，皆得以寿考终。自晋既覆灭，契丹浸大，中国惴畏不敢当。太祖拔用材武护西北边，宠以非常之恩，任属专，听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有讼进者，谓曰：“进军政严，此必犯进法。”送进，使杀之。关市租赋，诸将得恣用，不问出入。以其故，士附，斗者尽力，谍者尽情，边臣可诿者，皆十余年不易其任。然位不过巡检使，众不过三五千人。盖任专则势便，位不极则士励，兵少则用约，御将亦多术矣。总其所长，能兼用之，故能省费息民，振新集之众，屈凭陵之虏也。盖太祖笃于孝友，有天下之行；聪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爱人，有天下之志；包含遍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俭恭慎，虚心纳谏。鉴于粤、蜀，以奢侈为戒。思天下之重，不复游畋。封拜诸子，务自约损，不尽循故典。收纳学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备，或守难进之节，亦不夺也。晚喜读书，劝诸将以学，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从容以德。江南平，览捷书而泣曰：“师征不义，而顾令吾民死兵，彼何负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钱ㄈ来朝，复归之越。契丹愿听盟约，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势，连数十城之镇，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动难畜之兵，敛置怀服，以消其难。至于举贤良，崇孝弟，缀礼乐，明考课，虽宇内初辑，然庶政大体，弥纶备具；遗文故事，施于后世，皆可为法。民于是时，从死更生，室家相保；士农工贾，各还其职；鸟兽草木，亦莫不遂。前世旧臣，备将相、处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质。天下广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怀二三之臣，负众自用，令之不从、召之不至者，尚数十，皆束衽来庭，代易奔走，如水凑下。粤、吴、楚、瓯、闽之君，分天下为八九，曰帝与王，传子及孙，更数十岁者，编名囚虏，并聚阙下。四海之内，混齐为一。海东之国高丽，极南交，西戎吐蕃、回纥，北狄契丹，皆请吏奉贡。天地所养，通途之属，莫不内附。 　　当是时，更立天下，与民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乱而复正。盖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图众以智，图柄以力，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其在天者历数，在人者群臣万民，三军之士不归周，归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谓天也。及其传天下也，舍子属弟。是则太祖之受天下，与舜受之尧，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传天下，与尧传之舜，舜传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传天下，视天与人而已，非其心未尝有天下，岂能如是哉！ 　　世以为太祖不世出之主，与汉高祖同。盖太祖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宝以后、更五代二百余年极敝之天下；汉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乱，所因之势既殊。太祖开建帝业，作则垂宪，后常可行；汉祖粗定海内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脱民榜笞死祸，定著常刑，一本宽大；汉祖虽约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诛，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终一意；汉祖疑间诸将，夷灭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强，藩臣遵职；汉祖封国过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汉祖数战辄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汉祖非得三杰之助，不得无失，不及六。开宝之初，南海先下；赵陀分越而帝，汉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汉祖折厄白登，身仅免祸，不及八。太祖后宫二百，问愿归者，复去四之一；汉祖溷于衽席，女祸及宗，不及九。太祖明于大计，以属天下；汉祖择嗣不审，几坠厥世，不及十也。汉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来，拨乱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孙太康失国，汤之孙太甲放废。文武之后三四传，昭王不返于楚。由汉以下，变故之密，盖不可胜道也。太祖经始大基，流风余泽，所被者远。五圣遵业，至今百有二十余年。上下和乐，无变容动色之虑，接于耳目，治安久长，自三代以来所未有也。维太祖创始传后，比迹尧舜，纲理天下，轶于汉祖；太平之业，施于无穷，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盖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元年，户九十六万；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万。今上元丰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圣之德泽，覆露生养，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实，其所由致此，有自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