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 第 5 页/共 59 页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湜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搔扰，宜从湜奏。”（《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诸书，在十一月丁亥。） 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於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案：《传家集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据《集》中云：臣伏睹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欲望将来大礼毕，两府臣僚更不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取旨。） “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於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为出，固不可於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惟国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岁河北之地灭害特甚。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莩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恤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资。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於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於天下，虽锡之山川、土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於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灭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於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 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 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案：《传家集》：此下有“诚冀国家”四字。） 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戆，识虑肤浅，所言皆目前之实状，非奇伟之高论也。伏望陛下更赐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断自圣志，勿为众言所移，则天下幸甚。取进止。又案：《传家集》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已，上问：“河北灭变何以救之？”光对曰：“河北大水，仓廪漂没，所难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卖於民以籴穀，则重增烦扰。且禾稼荡尽，籴之亦无所得。故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上曰：“已令漕五十万石以振之，可足乎？”对曰：“臣闻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臣闻河北东、西路，水所不及州县颇稔，可籴。又汴水未绝，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济之。”上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任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臣仓猝不能记，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转，古方伯、州牧之任，系一路休戚，当慎择天下贤才，不可但取资叙及酬奖为之也。”上又问：“两府辞郊赍劄子何不呈？”对以“同僚有假故。”上问：“兹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对曰：“今郊赍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於体未顺。”上曰：“已有带马矣。”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赍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灭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赍，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云云。《纪事本末》均节去不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於此。至《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亦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数十字，而不录安石语，仅云“安石谓非是”五字而已。於当时之言论发端，均未明晓。） 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於黎献，位冠百僚上，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３、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４、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５、乙丑，复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惓，元亨、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惓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长编》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惓成，赐名《明天》。周琮等迁两官。可考。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云：庆历中，有术士姓李，多巧思，馆於荆王门下。会太史言月当食於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奏闻，诏付内侍问状。李云：“本善惓术，知崇天惓蚀限太弱，此月所蚀，不当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楚衍推步日月蚀限，加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卻是蚀限太彊。惓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惓》，始知旧蚀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惓加减，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６、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馀万给其用。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傒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宁元年八月，命河东诸路买马，每五千匹赴卫州监牧。）
７、戊辰，王荀龙请织造圆坛地衣。（《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甲戌，李肃之言，检典礼并南郊仪，无地衣制度。诏罢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龙请造地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八月，孙觉罢。案：《太平治迹统类》：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兹有贬秩谏官，御史怀奸挟邪，或论事越理，或暗默不胜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罚金贬秩犹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许。觉遂移牒邠门、御史台及所领诸局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不入朝，及釐务邠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便郡。”考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在七月辛巳。《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有密；邵亢不材，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媿矣。”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庚午朔。） 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为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局官。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各一员，以河南监并为孳生监。（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马之孳生，系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 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后徙京西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奉举按劾，仍不隶於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於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监牧使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六百二十四，馀止堪给马铺。两监岁费及占牧地约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十朝纲要》：乙酉，置南北监牧使。）
２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孙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属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许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属一人；位号别而品资同者，许比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人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与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荐人亡殁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係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於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緦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卻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馀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劻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劻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窃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举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入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奏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入亲民差遣；若奏补班行及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先是，殿中御史悰行陈兆楷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馀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中带职员郎共五百馀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於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馀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馀缗，其生日、嫁娶、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复诏裁减。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参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诏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手诏曰：“我艺祖之兴，以天发之期，再造区夏，大谟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宗之籍，以属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东都事略》、陈毕《通鉴》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孙从式。《玉海》卷一百三十：熙宁元年八月，诏王太祖之后。九月辛未，舒国公从式封安定郡王，进彰化军留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又据《十朝纲要》，诏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为下诏日，恐误。《编年备要》：九月，封太祖后。初诏中书门下考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当从献於郊庙，世世勿绝。适韩琦从长安入觐，因言：“主鬯从献，皆太子事。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命词但云“遵仁宗庆历四年故事”。《东都事略·刘攽传》云：熙宁初，神宗手诏推求太祖诸孙属行尊者为王，以奉太祖。后攽曰：“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传天下於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太祖置后。以谓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从其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陛下褒扬艺祖，休显著明矣。”陈桱《通鉴》云：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封楚康惠王德芳孙舒国公从式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绝。明年，复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毕沅《通鉴》云：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１、十月庚子朔，枢密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初，范纯仁知襄邑县，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纯仁，有诏劾治，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
２、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诏王珪、苗镇等讲《礼记》。十月戊申，诏经筵毋讲《礼记》。此作壬寅，与《玉海》异日，必有一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 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魏郑公、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东都事略》所载此下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自古悉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３、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４、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阔，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於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当勾当公事，并理本资序，十数年后岁老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诸监牧田，大抵皆宽衍，为人所买占，故议者争请收其馀资，以供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广赋入为务。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馀顷，而今籍五万五千，馀数皆隐於民。自是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总牧地河南六监三万三千顷，河北六监二万三千顷。）
５、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椿以备买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纪》载出珠买马於九月乙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乙卯为十月十六日，九月则为庚午朔，无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入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迈《容斋三笔》云：以奉宸库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银钱，准备买马。）
６、己巳。（《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殿，顾问京都等路禁军数，并遂诏并军额。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拨并军营，会减军员。”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并营事。案：原文已佚。十月庚子朔，月末为己巳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又云：先时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徙。从之。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久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汹汹，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去不复可号令矣。若逐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奭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寘诸无用之地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畎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於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咨怨，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从之。案：《通考》所载非十月末事，然《纪事》不载，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蔡挺传》：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肄以时，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遗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补所阙土兵。”诏问挺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泾、渭、原、仪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罢，周而复始，比之募土兵省费多矣。《宋史兵志》一：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又《兵志》五：诏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洛、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二番。九指挥以上者再分本番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终满一月罢遣。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兵与民为两途故也。”）
２、庚戌，种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甲子，诏种谔赴阙。初，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会谔丁母忧。原注：谔初复官，已见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二百十七：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谔复皇城使。原注：云：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监。丁母忧，不拜。今据辑此。案：谔降四官，随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陈桱《通鉴》於十二月书诏谔随州安置，恐误。盖以谔复官之日为谔责降之日也。）
３、赐夏国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惓，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浸远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於荼毒，当曲示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於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壬子，韩绛建议讲求和籴利害。（《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熙宁十年八月乙丑，诏陈安石乘传同转运司讲求和籴利害。原注：绛始建议，在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为壬子日。案：《宋史·食货志》上三云：神宗即位，京师米有馀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未载韩绛议。惟《志》后又云绛复建议。）
５、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馀依试身。言书判人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灭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官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灭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馀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馀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於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案：此诏，《纪事本末》失载，文已佚，无可考证。） 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得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邪！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６、乙卯。（《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诏武臣诸州未立定合兼钤辖州军，除知州带经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参照。案：原文已佚。）
７、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等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已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国传》：定子仲通亦被虏去。） 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又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国传》云：李崇贵言杨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及归时，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军。故夏人以为卖己，杀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责崇贵而削定官，没其田宅。）
８、庚申。（《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其他路令转运逐州选官相验，运副、运判，分指逐州督趣。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９、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阳集《魏公家传》云：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宁，乃以疾求罢。因奏曰：“陛辞之日，亲奉德音，候西事稍宁，即令臣卻知相州，愿全旧恩，使均劳逸。”章六七上，不许。乃召忠彦上殿，令驰驿往彼慰谕，及询访边事。忠彦回，又附表恳诉之，乃召复知相州，仍令赴阙朝觐。公时冒大暑至都，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实曾不安，始疑讬以为辞，自此须且速就安养。”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辞之日，上从容访问政事，公因条陈，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谓公云：“谁可属国？”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圣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龟鉴，朕敢不从。”公至相州数月，上遣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斋手诏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朕甚惕然。朕尝虚上宰之位，伫卿之还，虽岁月一易，犹恐未欲轻去乡里。且大名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数舍间，人情未为不乐也。将欲除卿西路安抚使，故驰一介之使以谕朕意，苟勉而祗命，则朝廷岂有北顾之忧哉！”公奏曰：“君之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此乃陛下仁恤老臣，过示优礼。然臣方得守乡郡，陛辞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许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辄当烦重，况当此大异之后，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须假应副。若复如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误圣寄。”十二月，复降手诏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苟朝廷有可应副，朕当力为主张。今差御药院内侍李舜举斋敕赐卿，宜即祗受。”公再辞不许，遂之任。公以河朔沿边次边及近悰以来州军乡村人户，自去年秋冬以来，将带老小、车乘、衣装、钱物过黄河南去，称昨经灭伤，往唐、邓、许、汝间，许买田土居住，至今未绝。自来朝廷累令州县存恤赈济，兼去年夏秋残零，税赋租课，并已倚阁，及住催贷粮，不差夫役，又有赊籴常平仓斛斗，支俵麦钱，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户，各有行装次第，且非寒饿不能自存之人。时间听信奸人扇摇，轻去父母坟墓，与乡里骨肉离散。近奉朝旨，振济许从便宜，乃分遣官於诸桥渡晓谕，计口给券，令还乡里，至则又以粮贷之。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者，皆先令还地，宽以岁月，归厥值。朝廷以大名府路彊壮元额一万三千一百馀人，今管五千七百馀人，令具不补因依以闻。公奏曰：“河北彊壮，自庆历二年拣刺义勇之时，下等短弱之人，并退充賸员彊壮，於帐内别项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县以退下人数，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灭困，非是添补彊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从之。保州自嘉祐以来，议欲修展关城，至是刘几复乞展筑，朝廷终以张皇引惹难之。公奏曰：“保州闻欲展城，军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阳关皆尝修展，不闻引惹。既非创筑，於虑誓无嫌，愿亟城之。”从之。又案：《家传》所载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从之”，皆二年事，《纪事本末》不录。然此皆魏公在大名时之事迹，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备考。又案：《安阳集》载《魏公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刘有方斋来诏赐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且大名为天下襟喉之地，将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抚使。及有方口传宣旨，亦如诏意者。惟君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者，此乃陛下加礼老臣，过示仁恤。且虑犬马之诚，或有所蕴，庶几得以自达也。幸甚！幸甚！窃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当西帅之重，累具奏牍，披沥血恳，方得还守乡郡。陛见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故许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虽稍宁息，然肌骸依然虚劣，近复气攻左臂，举动颇艰，神识眊然，饮食殊减，见多方调理，未得痊平。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谐保养，若遽然又当烦重，则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虽欲继之以死，实恐有误国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养疾三五月间，俾其气体渐完，始降成命，则臣奉承圣寄，或可勉彊。臣又念昨在陕西，当羌人绝好边鄙用兵之际，凡有处置，朝臣尚动加沮诘，不甚应副孤危，自视无所施设，赖陛下神明垂照，方获善退。比来河朔地震水灭之后，生民失业，人情震骇，妖异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轸虑，多方拯济，则可以纾一方之患，岂但徙臣北京，便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与应副之事，若复似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则陛下虽得命世大贤，使当此任，料亦不能少济。矧臣素禀愚朴，何以胜其大责哉！唯陛下深鉴前事，无俾老臣重居有过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从来朝廷谨择帅臣，得以专制，盖凡百耳目相接，易为裁处。今若又置四路安抚使以总之，则恐徒翻空文，使逐处愈难承禀，故昔日程琳、陈执中知其无益，并曾辞免，只当大名一路，朝廷悉从其请，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例，只充一路安抚。所贵事不务於虚名，职可修於实效。又《第二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李舜举斋赐臣诏敕，及传宣抚问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者。臣衰病馀生，赖陛下大恩，得假守乡里，以遂调养，甫及百日，殊未补复，而陛下以北道继有地震水灭之患，不以臣无状付此重寄。臣上体圣意，丁宁训谕，当彊率疲劣，不敢再有诉免，然前者刘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唯朝廷谨择帅臣，使得专制，职事耳目相接，易为裁处。故昔日程琳、陈执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抚使，寻以此辞避，遂只当大名一路。若将来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抚。且臣昨所陈请，盖欲朝廷不崇虚名，使逐路各展实效，庶几不误朝廷虚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后，精神顿觉减耗，不类日前，若忝窃权任，不自量力，卻致旷败。虽陛下以重责加臣，何益国事。欲望睿明照此，别赐指挥，许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抚，以安愚分。臣今见交割相州公事与通判讫，且在本州，候得俞旨进发。）
１０、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１１、是月，王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部奏。原注：韶作机宜，） 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案：《长编》原注不系日月，辑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简，取《宋史》本传增辑数字。宋史《王韶传》云：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於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武威之南，至於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栀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肥兼之时也。诸种既服，则河西李氏在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并其言，召问方略，以韶为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侠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后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馀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四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未尽误。毕沅《通鉴考异》则又以广廉事属广渊，未免沿本传之误。然《东都事略·广渊传》，固未见有贷钱於陕西之说，则置义仓者为广渊，行贷钱法者为广廉，辨见九月丁卯。）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案：《宋史·本纪》：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上欲召公为相，先遣中使谕旨曰：“卿今兹无得更辞，当力疾入辅为宗社计。”） 弼既辞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时弼以足疾未能入见，间有於上前言灭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几入见，又言：“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又言：“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原注：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成汤祷，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责。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汉时有日食、地震之变，必延郡国贤良之士，以访阙议。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灭，皆避正殿，减膳彻乐，或出宫理冤狱，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国长久，受天之祐。若灭异之来，一付之天数，则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弃而不修。熙宁建议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国丧家之兆，非富郑公辞而挌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时弼自汝州入相。《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谓以足疾未能入，恐误。《富公行状》云：正月，召还京师。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恳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见，闻有人於上前言灭异皆是时数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书灭异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惧修省。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孟子对梁惠王曰：‘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闻以灭凶归之於时数也。在人之一身，则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则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馀庆馀殃，尚因人之善恶而致，宁有国家天下之灭祥而反归之於天数，而无事而致，亦未闻推之於天也。陛下万一或时而信，则救灭恤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亏损陛下之德，不为生灵之福，无甚於此。”）
２、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奏曰：“中书、枢密院尝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奉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馀子孙，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别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庚子，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 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詀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召对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於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晦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卿且与朕力变此风，且不知卿设施，以何为先？”对曰：“变风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务也。”上以为然。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闻杜鹃声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编年备要》云：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政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乎？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未竟，邠门追班。光退，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又案：诲劾安石，见六月。）
４、甲寅，初开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初开经筵。与此异日月。）
５、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制置三司条例。（案：《临川集乞制置三司条例议》云：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准，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於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於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馀藏，诸司则用事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计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穀？”安石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搉制兼并，均计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厥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王安石、陈升之领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推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又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臣谓尧、舜与并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上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寻以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多与惠卿谋，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案：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纪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辙言青苗，而安石闻言累用，不言青苗，亦不此时。《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类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请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财，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请建章奏，皆惠卿草也。《太平治迹统类》：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初欲置惠卿讲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得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害乃己。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为中允及置经筵，均不得其日。《纪事本末》亦失载其事，今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吕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於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有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官，当并科举议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录》此事系於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於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窃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时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２、丙子。（《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外，其他路令转运司於逐州选官相验。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丑，富弼入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见。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４、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令各出钱雇人充役。蔊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钱。）
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案：此疏《纪事》删节，略存数语，今据《栾城集》拾补之。《集》中《上神宗书》云：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於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於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则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彊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於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特其所见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资，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於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灭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灭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穀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能继也，其终卒致於废黜谋臣而讲议和好。夫陛下谋之於期年之前，而罢之於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途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邱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而已。） “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案：《栾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案：《栾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於郡县，出以为守令，入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於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於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挌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於中途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僣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於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则过，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不黜而自减。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也，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者，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於朝，袭簪绂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贱而屈於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於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於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於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於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而百司可见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议；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议，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次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於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终岁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於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行之，陛下自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皆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於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於将师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於间，赏莫重於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於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秘计而效之。至於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於用间，则曰官给茶采。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於出境，而所问不过於熟户，得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於茶采则多，而三十万之奉比於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於百万，则恬然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盖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於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於事；恩穷而后迁，则伤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於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於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於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於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於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庙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庙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於宗室而不然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於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於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於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於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於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於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并汴而上，以石计者，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於南，则不足於北，荙之於东，则有馀於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於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於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於天下，数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於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兹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足，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候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救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於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恶同而好冗，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於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於惑。众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於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恐惶恐，稽首顿首。谨书。） 疏入，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召对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栾城集》颍川遗老传云：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於廷。时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未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言：“辙，臣所荐，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
６、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於本司陈述。”於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以理财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条例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诏曰：“朕以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教。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於内，以革其大弊。夫事专於所习，则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於有司，能习知其事者焉，则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术。若夫苛刻之论，务欲朘削在下而敛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限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利害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