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 第 8 页/共 59 页
９、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韩维”。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於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１０、乙酉，（《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以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参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夹河引汴水溉田。是月癸亥朔乙酉为二十三日。）
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大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１、丁亥，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馀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１２、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纪》：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恶远州军；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后注：浸轻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诸路预给钱和买绢。案：《编年备要》：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闻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卻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於常岁折科和买之外，又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使和买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七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七○）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癸丑，诏：案：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乙卯日下，与此异日。“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於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案：毕氏《考异》作“广渊”，误辨，已见二年九月。近至京师，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闻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正月，条例司言提举常平、广惠仓者，本职外毋得侵预外事。）
２、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诏程昉赴阙。原注：云：去年闰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迁官，今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案：今原文已佚。据《东都事略·韩琦传》，时琦由复判相州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故有论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载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其略云：“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壹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来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三万三千，专治东流。据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与此日月异，疑《宋史》附二月以诏下时纪之。又《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己未，杨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参照。案：今原文已佚。）
４、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议。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上曰：“但悯其资历。”安石曰：“悯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於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方平（案：原佚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愿陛下广聪明览之外，采公议於得失之情，深察军民之情，原为社稷之虑。朝廷尊而国体平，顺气应而嘉禾生，遂退就诛殛，亦所甘心。） 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参考。《纪事本末》敓注原文已佚。）
５、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馀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以给，无有赢馀。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６、是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春正月，录周、唐后。案：《宋史本纪》癸丑日。
１、二月壬戌朔，（案：毕氏《通鉴考异》云：瞿中溶云：“《辽史天象志》以癸亥为宋二月朔。”则壬戌乃正月晦日，与《长编》差一日。韩琦言：案：《魏公家传》：行青苗法，众议皆以为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无复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奏，今将欲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出粜，就贱量增市价收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人户情愿预行支给，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于次熟日送纳。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於田作之时不虑缺食。盖人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仍乞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续准敕节文，常平、广惠仓见钱许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例，出晓示召人。情愿请领者十户为一保，即不拘户等高下；不愿请领者，不得抑配。若客户愿请，即与主户合保；若约度物数支与乡村人户有剩，即亦许准上法支俵，与坊郭有物力抵当人户。如纳时斛斗价贵，愿纳见钱者，亦听，仍相度量减时价送纳。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案：《家传》作“支俵”二字） 青苗价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头甲，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案：《家传》此下有云：如所支钱外更有剩数，其第三等以上人户，） 委本县量度。（案：《家传》此下有云：於今来所定钱数外，） 增给三等以上人户。若有剩钱，更许增数。於坊郭人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仍五家以上为一保，依乡村青苗支借。（案：家传此下有云：不得过抵当物业所直价之半。） 其诸县不得避免出纳之烦，致令诸色人扇摇人户，卻称不愿请领。（案：《家传》此下有云：仰逐县官吏用心告晓。） 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入马递申赴当司，以凭选差清强，往彼晓谕。人户如卻愿请领，其本县干系人必定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由申奏。如夏秋收成物贾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视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人户有物产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近下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也！复峻责诸县，如人户不愿请领，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卻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摭，则其势须行散配。且贫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也。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官吏，（案：《家传》作“州县”。） 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惑愿请者支俵，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是夏秋随税送纳，灭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灭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即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於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於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尝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案：《家传》此下又有云：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群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重，） 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传》载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２、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无癸丑日，今据《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及毕氏《通鉴》改。癸亥初二日也。） 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馀，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
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时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绢，或强支配以盐，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摇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手劄，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於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谕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石曰：“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惟务多纳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为矣。”遂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略曰：“今士论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无可憾，朕之所望，将欲委谁！”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谕以失於披阅。安石既入见，固请罢，上奖谕之。）
３、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於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张稚圭、李德刍为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录《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进。此仅张稚圭一人，恐有脱误。）
４、壬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陈桱《通鉴》、毕沅《通鉴》均云：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讬劘上之名。”云云。） 外讬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构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於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壬申为十一日。《传家集》载十二日《辞枢密副使劄子》云：臣准邠门告报，已除臣枢密副使，续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今受敕告者。臣赋性朴愚，不通时务，近日以来，加以衰疾，恪居旧职，犹恐隳败，况乃拔擢，待之不次？窃惟宥密之地，日侍泄谟，内训六师，外抚四海，用人当否，系国安危，岂臣无似所能堪称！伏望圣慈更择贤材，俾居其任，听臣且守旧职。取进止。又十三日《辞枢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奉宣圣旨，令臣即今入见者。臣屡违严诏，当伏重诛。但以闻命以来，揣分已熟，自幼及长，颇读经史，舍此之外，一无所长。当世之务，懵不通晓，常日置之闲官，仅脱旷败，尚以属文不工，剸剧非长，翰林审官，每欲辞免。况於枢府要地，任重责大，一日失职，则死及之。臣虽至愚，粗知自爱，陈力就列，古人所韪。是宁冒违诏之罪，不敢当窃位之讥。伏望圣慈察其悃款，决非虚饰，特赐寝罢新命，止取守旧职。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进止。又十九日《辞枢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两曾辞免枢密副使，未奉俞旨。窃虑区区之诚，未能上达，须至详悉，复有奏陈。臣闻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是以官不旷而事无败也。臣幸生承平之时，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於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仕宦以来，多在京师，少历外任，故於钱穀、刑狱繁剧之务，皆不能为，况於军旅，固所不习。独於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际，辞所不能，而不辞其所能。曏者除开封府推官，以繁剧曾辞；后除脩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以文采不工曾辞；除龙图阁直学士，以久在谏职无效曾辞；再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以言事未了曾辞；除史馆修撰，以方修《资治通鉴》，恐与修国史，难以两处供职曾辞。自馀除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职，除书始下，臣即时受命，未尝辄辞。所以然者，自度驽钝可以策励，不致旷败故也。天下之人见臣屡辞恩命，或以为不慕荣贵，或以为饰诈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习赋、诗、论、策，应举就试，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臣若阴有营求阳为辞避，乃可谓之饰诈邀名。陛下察臣，何尝如此，岂饰诈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处，岂臣愚浅下材所能堪称！或遇国家大事参陪末议，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忧，以累知人之哲，臣虽伏锧横尸，不足塞责。加之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颇多健忘，居常供职，犹惧废阙，况以衰病当兹重任！是用披肝沥胆，昧冒上陈，违犯诏旨，至於再三，触法抵罪，不自知觉。伏望圣慈特赐矜察，依臣前奏，追还新恩，俾守旧职，不胜忧惭危切之诚。临纸叩头，俯伏俟命。取进止。又案：《辞枢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纪事本末》不载，今取，附初诏除日下，馀劄附癸未日下。）
５、先是，文彦博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行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是日，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６、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案：《宋史本传》作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辛巳，（案：《纪事本末》上脱“二月”字。窃考《朔闰考》，正月癸巳朔，无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据《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内。司马光言：案：《传家集》云：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屡遣陈承礼等趣臣就职。德泽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陨身糜骨所能报称。然臣窃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盖察臣狂直，庶几有补於国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过竭其愚衷，以裨圣德之万一。若陛下徒以禄位荣臣，而不取其言，则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则是盗窃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诚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丧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见陛下天纵英明，厉精求治，思得嘉谋以新美天下。而建画之臣不能仰副圣意，思虑未熟，讲议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患财利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恭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也。） “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置三司条例司，（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者扰乱其间。） 又言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馀人，（案：《传家集》作“四十馀人”，下又有云：以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其实） 专使散青苗钱。（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自疑智识短浅，不足以知天下变通之务。） 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叆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案：《传家集》作“发口复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案：《传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 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赢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馀，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领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灭，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穀贱不伤农，穀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为青苗钱，又以其穀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穀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穀赒赡乎？） 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穀共及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犹大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国家每有大费，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辄取内藏库物以给之。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库，无有穷竭之时，则可矣；若本皆敛之於民以实之，则有时而空矣。昔汉文帝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何以台为？”太宗时，兖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观之。翊善姚坦独？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惟见血山耳，不见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笞挞，血流满身，愁苦之声不可忍闻。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上亦自为假山，闻之遽命毁之。） 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馀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为露台、假山之费，不亦多乎？陛下聪明仁俭，固不减汉文帝及太宗，然而视弃财物如粪土者，盖未知其所从来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 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取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於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於中外无事，不见兵甲，百有馀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窃观方今四夷亲附，边鄙不耸，五穀和熟，盗贼稀简，是宜为天下和乐无事之时，而中外汹汹，人不自安者，无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诸路有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献谋画，各矜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掊敛财利，以希恩宠，非独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计亩率钱，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种稻浇溉民田，及欲泄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类，不可悉数，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条例司自以高奇之策，书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兴作之不已，皆如青苗之为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罢废此局，则生民必无休息之期矣！） 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员并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青苗钱已散者，令州县候丰熟日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仓钱穀依旧封椿，令提点刑狱司管勾，则太平之业依然复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如此） 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馀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此疏，谓《辞枢密副使奏》。据《传家集》目录，是疏乃《乞罢三司条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载《辞枢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后附注。）
８、王安石既入见，又屡奏辞位，上谕韩绛遣其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预买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官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敢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劄子，今体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９、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趣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案：《传家集》，此《辞枢密使第五劄子》后贴黄中语也。《纪事本末》节录，未为详载，今并《第四劄子》附录备考。《集》中载二月二十一日《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入见者。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诚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浅，一无所用，独有补过拾遗，可裨万一。方今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故臣不量力势，轻用上陈。傥陛下以臣言为是，乞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满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岂不为圣政之累也！伏望圣慈追还枢密副使恩命，今臣且供旧职。取进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即今赴邠门受敕告者。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臣窃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必以识虑为小有可采，臣亦以为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无报效，是以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於用臣为两府；臣若得此言果行，胜於居两府之位；傥或所言皆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伏望圣慈矜察，更不复遣使臣宣召，追还枢密副使恩命，庶使贱臣差获自安。取进止。贴黄：李舜举传圣旨谕臣，以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臣今若已受枢密副使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更言职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犹是侍从之臣，於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所以区区贪进小忠，庶几少补圣政之万一。况所言二事，并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恩，非为侵官，乞圣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见患一疮，有妨起拜，入见未得，伏望圣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膝疮稍愈，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遂称疾谒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
１０、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传云：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详检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於均输、青苗，散敛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取息。”） “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事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言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言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诏令，自当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议论胜，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面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预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於蒋之奇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１、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案：《魏公家传》载《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灭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今已期岁，赖圣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佣归复，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缮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只充大名府安抚使。） 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１２、戊子，司马光谒告之六日，（案：谒告在二十二日，此为二十七日。《传家集》亦谓二十七日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 上复趣入见，光言：（案：此为《第六劄子》。据《传家集》所载云：臣伏准勾当御药刘有方传宣抚问，兼问臣取几日入见，令早入者。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伏念臣即膝疮虽稍减可，尚未痊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见之日。不独如此，兼为） “臣近曾上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 未闻朝廷少赐录，（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闻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 臣当此际，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故宁被严谴，未敢辄出。臣闻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参酌下情，与众同欲。是以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决是非。） 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取进止。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方光力辞，韩琦亟走，书文彦博请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彦博以琦书示光，光正色曰：“古今为此，名利所诱，亏坏名节者不少矣。”於是彦博复琦书曰：“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１３、庚申，刘希奭为走马承受。（《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壬戌，刘希奭标定界至。原注：云：刘希奭时为走马承受，已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１４、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原注：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邠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邠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预於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时有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以自劾违旨，不散青苗钱，降监南康军税，五年而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陈舜俞传》：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穀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钮、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不善治生。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乃官自出举，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穀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南康军监酒税。又案：《宋史·食货志》上，亦载舜俞奏，与本传文互有详略，谨参合附录之。
又：许州长葛知县乐京曰：提举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条悉，又不报，不肯治县事，乃去。提举官劾之，夺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编》卷百九：京，荆南人，在乡以行义闻，用荐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不奉助役法，自劾匄去。坐夺官，经十年，乃复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於家。
又：刘蒙知唐州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以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案：《宋史新编》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阳湖县。常平使者召议免役法，蒙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卒年四十。门人诔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
又：赵抃自除参政后，感激思奋，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以公议为主。安石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曰：“公辈坐不读书尔。”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后与安石议论多不协。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之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於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荙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得小而失大，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许。是岁复申前请，乃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抃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皆骈聚为恶。抃知其意，择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恶党相率遁去。未几，徙青州。用其朴厚，临以清净，青人便之。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川来，至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案：《长编》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日，抃知杭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及之，因文与《长编》少抃，姑存此。
１、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苗钱不胜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东都事略·曾公亮传》云：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於是神宗益专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俯首不言，安石厉声，与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与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２、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曾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书》云：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并多闻，至於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蔊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於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於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於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三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於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赞阝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屩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及。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以身亲，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於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於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於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子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灭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言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安石答书，见《临川集》者仅一通，馀不载，他无所考。据《临川集》答云：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於人主，议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挌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又案：此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盖第三书文义皆与此答相针对，馀二答书，《临川集》未载，俟考。）
３、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岂不必为媿耻！”（案：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十三字，今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陈升之案：此上亦仅存一“之”字，今据补。以老母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是日，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又必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在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於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４、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并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５、条例司奏转疏駮韩琦所言，皆安石自为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韩魏公家传》：公既上章乞罢青苗法、条例司，复疏难颁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俵，有伤国体。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诸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它也。”） “今准都进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案：《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駮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 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唯举其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案：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将使无敢复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辨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案：《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即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今制置条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元敕绝相违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至於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唯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不过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者。”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布之不售，贷之滞於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国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钱万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伯；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於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时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二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於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科卻无钱散与人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三等户及坊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陌，许之贷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即上等人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如人不愿请领，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人户，卻情愿请领，即当别作行遣；若选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行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就人取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俵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於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请领，即结罪申报，别选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於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卻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情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於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饥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饥殍未有补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傒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於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则固不愿请领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广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於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庸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彊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闻有三两路州军曾於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及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讟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振救乏绝之恩也。《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合或两石以来，所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深详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条例司劄子。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准朝旨於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匹，充常平本钱，寻分擘与诸州县发卖，必是破货不了，欲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仰更切相度，如依减定价例。委是人户情愿，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亦听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自京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传乘赴恩州请搬，趁时支俵。勘会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绢三万匹，虽未搬到，缘係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即不阙钱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属张皇骚扰，牒臣本司请照会者。臣遂备录闻奏，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早赐施行。卻准中书劄子，奉圣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傒当，兼累降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劄与臣知者。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贯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即於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免罪咎，将抑配以为情愿，何处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今将绢二十万匹直行指挥，许散与乡村人户，依青苗法纳钱，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方敢施行，未尝直便处分，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则在外守职臣僚，其谁敢不禀从？望早赐辨察，使事归政府，庶於国体为便。） 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駮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至，钱唐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并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於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馀人绝不尽理，不必辨也。”上然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条例司駮韩琦所言，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论列，不报。） 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为言，帝曰：“吾遣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又案：《魏公家传》载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６、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利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职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於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戩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於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建议谓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案：《宋史道学传》：戩为监察御史悰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 监察御史悰行程颢言：（案：《明道文集论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则为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係乎事始。众情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和协则有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而近日之所闻，尤为未便。） 伏见制置司疏駮大臣之奏，举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窃谓陛下固已烛见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非吝改张，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舆情大郁，众论益讙，若欲遂行，必难终济。伏望陛下奋神明之威断，审成败之先机。与其遂一失而废万方，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况粜籴之法兼行，储蓄之资自广。在朝廷未失於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 伏乞检会臣前所上言，早赐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载《论新法乞降责疏》：臣闻天下之理，本诸易简，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荙而至於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则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 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直陈之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觉疏其凡有七，其条三文佚，俟考。《宋史本传》云：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於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 於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理，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以上《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 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於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 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於时事亦不为无庸。”（《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於百端；其后陛下每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罔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只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駮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今诏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原注：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原注：《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他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卻即坐，为流俗所胜矣。”（《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８、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駮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上误记觉言以为公著。公著降知颍州事，原注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云云。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