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 第 46 页/共 103 页

校勘记 [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 按：《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又《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 [2]十二月 原本无此三字，兹据文意补。『先是十月』云云，《长编》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 [3]傅卞 原本二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亦未辑此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参。 [4]文帝 原本作『文章帝』，其『章』字衍，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 [5]闻惠卿之言乎 原本脱『闻惠』二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拾补》原校：『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6]吕升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二五三补。 [7]周安世 原本作『用安世』，据《长编》卷二○四改。 [8]监应祥 《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无『监』字，疑衍。 [9]戊寅 原本作『癸本』，据《长编》卷二二○改。 [10]七千五 原本作『七十五』，据《长编》卷二二○改。 [11]壬寅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二六三改。 [12]为之 原本作『为天□』，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 [13]提举司天监 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衍一『司』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献垂帘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复召已责降医官朱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丁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戊寅，诏许之，既而以疾不果。己卯，大赦。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持上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皇太后处分称『吾』，群臣进名，起居于内东门。从之。 　　韩琦投杖褰帘拥护英宗事，据《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国史并无此。 　　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初议帝与太后同御东殿垂帘，辅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见上方服药，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太后居其东室。辅臣既入西室候问圣体，因奏军国事，太后乃独御东殿，辅臣以故事复奏于帘前。甲申，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赏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罚之至轻。善则善矣，而小人不识大恩者，或几于骄慢。臣窃意陛下今兹继而为政，必纠之以严。纠之以严，诚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圣泽日久，一旦暴加绳检，恐骇而离心。伏愿殿下徐以义理教之戒之，有不听从而尤无良者，然后加刑罚焉，则谁敢不肃?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摄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观听，以觇盛德。臣以为凡名号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上自不豫以来，丧皆礼官执事，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乙未，大祥，上始亲行礼，又卷帘坐受慰。人心稍安。己亥，群臣上表，请临朝听政。表三上，乃许之。诏礼院别择日御正殿。上疾犹未平，命辅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及景灵宫、寺观，又遣使二十一人祷岳渎名山。 　　六月癸酉，上复以疾不出。是时惟两府得入对柔仪殿，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覆政事于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厌服药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也。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犹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见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亦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宫中过失事，众颇惑。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此据琦《家传》及《别录》，但略加删润，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盖此时琦未赴昭陵，彼时归自陵下，不妨两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感动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殿皆不御。至祔庙如故。 　　九月。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拱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屡尝论奏，愿陛下拨去疑贰，自与二府讲评国论，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动寂寥，中外未有所传，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不能仰寤君听。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勉于听决大政[1]，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贰谦抑，自使盛德阁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心神未宁，则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等对曰：『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然独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 焚歌辞据《韩琦家传》，谓焚歌词时，琦在陵下，恐不然。《别录》称琦在中书，今略加删润，其他则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既不出主名，深恐必无之，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非大臣也。如《家传》所载太后问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庶不失事实。《别志》又云：欧阳修独见帝。按《传》则云韩琦独见，其劝帝尽礼。于太后语意略同，今改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实也。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车驾行幸，以安人心。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上曰：『当与太后议之。』韩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谓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须。』琦曰：『此细事，不难办也。』乃诏有司择日以闻。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欢呼相庆。戊甲，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之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观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无公?公勿庸请也。』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韩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 太后还政撒帘事，据蔡氏《直笔》、《邵氏见闻录》，并参取《韩琦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及《家传》所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皆亏损圣德，且非事实，今并削去。《直笔》误云琦告枢相文彦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语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如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据司马氏《记闻》。《邵氏闻见录》称弼谓韩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恐弼无此言也。 吕诲上言：『皇太后罢同听政，谦尊之德，光辉益著。在皇太后则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诏，曲形谦让，至于再三，感动群情，庶几中礼。』诲寻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详治道，方罢共政，虽陛下至明烛理，凡百官关白，示未敢专之，则上慰慈颜，所得多矣。』庚戌，上始日御前后殿如故。御史中丞王畴上疏云云：『愿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车服承卫之等威、百司供拟之制度、他时称尊之美号、外家延赏之恩典，可以称奉亲之意者，皆宜优异，以发扬母后功烈。』是日，诏中书、枢密院参议尊崇皇太后仪范以闻。壬子，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目慈寿，加宣徽北院、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议除拜，上以问宰相韩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问枢密使富弼，弼对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请，久之乃许。 司马光《记闻》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內外上下事体已定，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它事勿预也。』按：《实录》：佾制下，太后犹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当考。 　　壬戌，以帝康复，命辅臣谢天地、宗庙、社稷、宫观。癸亥，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阙门之外，无由知禁廷之事。窃闻道路之言，未详虚实，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劝之礼甚加于往时，而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语言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达?妇姑之礼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惧不敢自亲者，盖以此也。臣窃惟殿下母仪天下逾三十年，柔明之誉洽于中外。皇帝龙潜，藩邸进德修业，仁圣之望，光于远迩。先圣以至公大义选贤建嗣，海内之人，皆谓继统之日，慈孝之风必自家刑国，诚不意闾巷之民忽有今之异论。推其本原，盖由皇帝遇疾之际，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谍，一则诈效小忠，以结殿下，侥求禄利；二则自知过失素多，畏嗣君之严有所不容；三则欲窃弄权柄，恶长君聪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窥觇，拾掇丝毫之失，无不纳于殿下之耳。殿下虽至聪哲，不能无疑，虽至仁慈，不能无怒。皇帝以刚健之性屈于众口，无以自伸，不能不愤悒，遂使两宫之间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闻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窃议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诱其衷，殿下濬发慈旨，卓然远览，举天下之政归之皇帝，此乃宗庙之灵，生民之福。然臣窃料谗邪之人心如沸汤，愈不自安，力谋离间。彼皆自营一身之私，非为国家与殿下之计也。臣愿殿下鉴察其情，勿复听纳，斥远其人，勿置左右。召谕皇帝以向来纷纷，皆此属所为，自今以后，母子之间，当坦然无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谢，然后两宫之欢，一皆如旧。皇帝进见之际，殿下宜赐之温颜，留之从容，往来无时，勿加限绝。或置酒笑语与之欢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礼，则殿下坐享孝养，何乐如之?』吕诲言于太后曰：『臣伏睹殿下近降手书，以皇帝既安，坚罢同政，圣子恭孝，遂成母德，虽前世有还明辟之事，亦未闻期月而成辅翊之功及形谦之美者，休声茂实，当垂光于万世矣。然闻外议，以符宝未归于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则?国政犹不欲其久，而复眷留符宝哉?万一所司行遣之间稍有稽缓，涉此议论，无益于圣躬，亦恐前降圣旨，或未孚于中外，则有累全德始终之际，不可不审。臣所以沥恳而言，万死无避，惟祈鉴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伏睹手书还政，殿下优游房闼，尊安内朝，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喜。然自降手书，今二十日矣，惟御宝尚未致上前。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久而未还，益招群论，臣窃为殿下惜。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 　　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等迁官，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辛未，富弼具奏辞所迁官曰：『陛下录臣事先帝微劳，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料陛下自知之。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召居禁中，其时先为奸人所谍，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以来，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陛下岂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驾之夕，中外惶骇。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天位遂定。无何，两三日后，陛下以积忧成疾，天下万务，无所取禀。大臣列奏，请太后权同听政，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充位枢府，凡百几务，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次至帘前关白而已，并无一字可否，一依先得圣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见皇太后至公之心，心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而辄生异同也。臣又思皇族中，于仁宗洎皇太后校其亲疏，与陛下同者多矣。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为恩德，可与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报答则可以称副?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阙失，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皇太后垂帘日，尝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臣等共闻此语，实为伤心。必料中书亦闻其说。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泽，入人骨髓，以至遍及虫鱼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谓至大。今日不忍见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小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报。弼又奏曰：『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尽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颜色，极诚实之礼。若勤勤不已，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京师翕然歌咏，传达天下，遂成风教，陛下可不劳而治，至时推恩数倍。今日臣自不辞让，君臣之际，两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优诏答焉。弼又奏曰：『圣诏云：鸿惟仁宗皇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矧敢曰养之至乎?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咸愿陛下践此说，行此心，盖欲其子孙化之，而尽为孝子顺孙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辅导，倾耳凝听，尤甚于天下人之心也。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则臣倡一为十，传于士大夫，使展转宣布于天下，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所恨近日寂无他闻，与向时所闻者多无小异，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思有补于圣明也。又诏曰：「今既勗朕以事亲之道，而拒君命不受，岂其言之戾耶?」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语耳。臣累奏劝陛下事亲之道如此之切，反自违君命者，盖有上□之所说云耳[3]，岂可便谓之为戾乎?』弼又两奏，卒不听，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使[4]，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斗两宫间，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皇后，因受赏赐。吕诲言：『昨嘉祐中，臣僚请立皇子，先帝与太后属意陛下，属日久，守忠百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邀后福。赖天意不移，宰臣韩琦等力赞成之。先是诬毁宗懿不孝，乃其本谋也。逮先帝晏驾，太后主持神器，大臣尽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药经年，守忠酝造言语，交斗两宫，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非圣后明贤，几为守忠所误。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因陈还辟之说，掠功于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来[5]，但闻陛下孝养之阙。今夏以后，只闻太后慈爱之失。腾谤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语言，离间宫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党，众所共知。原其用情，诚国之贼。自先帝弃世，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其数不赀。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金两献于中宫，不惟自邀厚赐，以固恩宠，其实窥伺陛下，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人矣。』司马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于都市，以惩奸慝。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 文潞公《私记》：治平元年八月，谏官司马光、吕诲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斗宫闱，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之。时富弼为枢相，乞行谏官之言。英宗命窜逐之。弼与中书同奏事殿上，宰相韩琦进曰：『陛下登极之时，守忠亦预有劳，愿少宽之。』弼奋而前曰：『先帝亲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赞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顾复之恩，报太后拥佑之力。而此辈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劳，臣不知此何等语，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上韪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数步。《邵氏见闻录》：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概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使、蕲州安置。』取空头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也。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修云：『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盖以此。』二书所载不同。又《私记》毁琦特甚，《见闻》誉琦又过，今并不取。 　　丁巳，司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抚爱陛下，恩渥周备。数日之间，慈孝之誉达于中外，播于远近，闻者无不相庆。自圣体不安，旬月之间，道路之人，渐有异议，皆云因守忠等不乐陛下为嗣，故于皇太后，则言陛下与中宫之短；于陛下与中宫，则言皇太后之失，遂使两宫之心互相猜贰。间隙一开，猝难复合。今陛下奋发英断，屏黜谗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胜忭悦。然臣愚窃恐皇太后尚未能尽知奸人之情，与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与中宫亲诣皇太后阁，顿首陈谢，具述从来为守忠等所误，致屡有忤违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愿与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旧日，然后朝夕与中宫侍养左右，膳药羞饵，躬亲进献，承顺颜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妇姑之礼。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离间者，愿陛下立行诛窜，勿复有疑。如此，则谗慝之人远黜，内外雍睦，善气兴行，灾沴消亡，宗庙永安，令闻长世。若失此之际，两宫之欢不能复旧，则恐长无可复之期，岂惟今天下之人以陛下为非，将传于史册，取讥万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没人民畜产。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事。司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自防御使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见省。臣请以小谕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千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熙宁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 元丰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余见《神宗朝奉太后》）。 校勘记 [1]勉于 原本『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2]己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补。 [3]上□之所说 《长编》卷二○二作『上之所说』，未知墨丁原为何字，姑仍其旧。 [4]安静军留后 原本作『安静军留守后』，衍一『守』字，据《长编》卷二○二删。 [5]外臣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议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1]，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2]，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盖为大宗斩，还为小宗，期不二斩[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宾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辅陛下以义。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今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谕。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礼典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纯仁又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四边。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至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改除，现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等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有所偏颇。臣用是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 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默。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乞召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御史台记》云：台僚以濮议俱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 　　壬戊，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尊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立园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诋诬，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牴牾。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戌，礼院言：『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而宗襆丧未除，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其祝文令教授为之。』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京曰：『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 　　卞本传云：上疏言：『外忧可以预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乃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悖理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校勘记 [1]先发 原本无『发』字，据《长编》卷二○五补。 [2]况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3]期不二斩 原本『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4]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七补。 [5]太常博士 原本作『太学博士』，据《长编》卷二○七改。 [6]休宁县 原本作『休宁□□』，据《长编》卷二○七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枝甚众，而诱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1]，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2]，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正。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 《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洁。尝割股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行己俭薄，岁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蒙国厚恩，不幸婴疾，今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7]。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宗室女中[8]、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之，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孙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