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第 77 页/共 93 页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兒、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硃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兒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兒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挚对曰：“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恆、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籓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完颜素兰　陈规　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刺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飐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籓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 　　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恆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於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由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诏付尚书省，略施行焉。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兒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