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 第 831 页/共 1043 页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非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
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大臣耻过，终莫肯改。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此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刁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至，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
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兄大忠弟大钧大临刘挚苏颂
吕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贲，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县无井，远汲于涧，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导而入县，地势高下，众疑无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准之，不旬日，果疏为渠，民赖之，号曰「吕公泉」。
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故时，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大防始均出纳以平其直，事转闻，诏立法禁，命一路悉输租于官概给之。青城外控汶川，与敌相接。大防据要置逻，密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严障蔽。韩绛镇蜀，称其有王佐才。入权盐铁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阙，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有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请解机务，章十余上而不纳；张昪年几八十，聪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从；吴奎有三年之丧，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能守边，恐死塞上，免以尸柩还家为请，亦不许。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余年，则进退尽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是岁，京师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庐舍，杀人害物，此阴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命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年，知廷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众谓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从者斩以徇。会环庆兵乱，绛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数月，徙知华州。华岳摧，自山属渭河，被害者众。大防奏疏，援经质史，以验时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先王所以兴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后王所以坏也。《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愿仰承天威，俯酌时变，为社稷至计。」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元丰初，徙永兴。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治本之宜三也；治边、治兵，缓末之宜二也；广受言之路，宽侵官之罚，恕诽谤之罪，容异同之论，此纳言之宜四也。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便者辄上闻，务在宽民。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供亿军须亦无乏绝。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廷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馆伴契丹使，其使黠，语颇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隐事，诘之曰：「北朝试进士《至心独运赋》，不知此题于书何出？」使错ＴＤ不能对，自是不敢复出嫚词。
迁吏部尚书。夏使来，诏访以待遇之计，且曰：「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弃之则弱国，守之又有后悔，为当奈何？」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贺登极，以观厥意，足以测情伪矣。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此虑之不熟也。至于守御之策，惟择将帅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守环、庆，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御敌而有余；今以九州之大，奉边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为中国怯，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生擒之。
三年，吕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师。手札密访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至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恳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须岁月，吾亦就东朝矣。」未果而后崩。为山陵使，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颍昌府。寻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入辞，哲宗劳慰甚渥，曰：「卿暂归故乡，行即召矣。」未几，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之，夺学士，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实录》直书其事为诬诋，徙安州。
兄大忠自渭入对，哲宗询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三二年可复相见也。」大忠泄其语于章惇，惇惧，绳之愈力。绍圣四年，遂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丰而病，语其子景山曰：「吾不复南矣！吾死汝归，吕氏尚有遗种。」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请归葬，许之。
大防身长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徽宗即位，复其官。高宗绍兴初，又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曰正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