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 第 32 页/共 334 页

元康元年，诏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於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建昭四年，临遣谏大夫、博士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禄大夫、博士行濒河之郡，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鸿嘉二年，诏举淳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临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淳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四年，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诏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诏举武勇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冬，诏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凡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不得察举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东汉举士，多以孝廉，详见本考）。 建武六年，诏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以後并见本考）。 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光禄勋岁举茂材、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一人（四行，谓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章帝时，所徵举率皆特拜，不复简试。士或矫饰，谤议渐生，乃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著，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馀见《孝廉考》）。 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绰优於赵、魏老，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在於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元和二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淳厚质直各一人。 陈忠上疏曰：“嘉谋异策，宜辄纳用。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以广直言之路。”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 永初二年，诏曰：“间者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有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 顺帝阳嘉元年，除郡国耆儒十九人补郎、舍人。二年，又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顺帝永嘉元年，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胡广之。诏从雄议。（详见《孝廉门》）。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门，太微垣，左右执法所舍，即御史府，犹近世御史台。覆试，进士之法也，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是法也，胡广首其非，帝不从，既行而广出为济阴太守，首坐缪举之罚，盖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当世，风节刚劲，举雄者虞诩也，雄所举者周举也。观举雄者，与雄所举者，雄之为人可知矣；得雄之为人，雄之为法可知矣。范史推其效验，至於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而陈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缪举者，胡广辈尔。” 灵帝建宁元年，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晔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後，复增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莫敢妄选，十馀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元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得失，急登贤之举，虚降已之礼。於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正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苏章、种、栾巴牧民之良，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ダ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於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措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逮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馀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 魏文帝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延康元年，尚书陈群以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 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南朝至於梁、陈，北朝至於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黄初三年，诏曰：“今之计、考，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於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齐王嘉平初，曹爽既诛，司马宣王秉政，详求理本。中护军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次，涣然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於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众职之属，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而总之於台阁。官长所第，中正所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庶可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兼请除重设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辞不能改，请俟於他贤。 晋武帝泰始五年，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 散骑常侍傅元、皇甫陶以为政教颓敝，风俗不淳，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後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於今。陛下圣德，化邻唐、虞，唯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诏进之。元奏曰：“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以上子弟，则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随才优劣以之授用。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而无游人在其间。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於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政滋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於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於耕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赐拜不在职者又多，加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使冗散之官为农，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可以无乏矣。《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後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不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终不能用。於时虽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其为惩劝如是。其後中正任久，爱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渐弊，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皆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损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若然，虽宣尼之圣，莫不有过，则可废何独责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论，横於州里，嫌隙之雠，结於大臣，损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才德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载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於邪人之铨，损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乡党之义，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事殊方，犹不识其面，况能尽其才乎？而中正知与不知，将定品状，必采声於台府，纳毁於流言。任已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议，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为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趋末，损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而论功报也。今於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於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崇虚名也，损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损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锐於人事乎！损政之道八也。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涂辙。然诸贤之说，多欲废九品，罢中正，何也？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於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於一人之口。且两汉如公府辟掾属，州郡选曹僚，皆自荐举而自试用之，若非其人，则非特累衡鉴之明，抑且失侍毗之助，故终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则司评论者本不任其咎。体统脉络，各不相关，故徇私之弊，无由惩革。又必限以九品，专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狭，其迹太露，故趋势者不暇举贤，如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是也。畏祸者不敢疾恶，如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议王戎从弟衍，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独免是也。快恩雠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吊劭子岐，岐辞以疾，粲曰：“今年决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沈滞累年。谢惠连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坐废，不豫荣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儿时，便见此文，而论者云是惠连，其实非也。”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乃始为彭城王义康参军。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於有司，遂被清议十馀年。缵孝谨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以此三事观之，其法甚严，然亦太拘。盖人之履行稍亏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扌文拭湔涤，则天下无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当乎！固不若采之於无心之乡评，以询其履行，试之以可见之职业，而验其才能，一如两汉之法也。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 太兴三年，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诸科，自东汉以来，皆有策试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优劣，己不足以称其科名矣。今观东晋之事，则应举者皆不能试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迟以五岁，待其讲习，乃能预於试，不亦有面目乎？然观惠帝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智识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此行，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会是岁三王举义，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试，接以为恨。然则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来久矣，宜其皆欲侥幸於不试也。 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馀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及公卿所举，皆属於吏部，序才铨用。凡举得失，各有赏罚，失者其人加禁锢，年月多少，随郡议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长幼。（详见《举官门》）。 齐尚书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谢超宗以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鲁史α贬，孔论兴言，皆无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会，岂必委牍方切理道，非患对不尽问，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诏从宰议。因习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其时士人皆厚结姻援，奔驰造请，浸以成俗。至和帝时，梁武帝为丞相，上表曰：“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馀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俟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进，怀质抱直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於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泌者，又以名不表著，绝其阶绪。必须书刺投状，然後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核，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造请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过立试吏，求之愚怀，抑有未达。何者？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实幼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於斯为甚。”乃施行。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诏凡州岁举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复令诸州各置中正，仍旧选举，皆须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则否。 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多少，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悬绝，陪奉朝夕，义隔乡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庠校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於小吏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於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见谓愚贱。且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鸿胪卿裴子野又论曰：“《书》云：‘贵贵，为其近於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犹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式闾拥，无绝於时。其後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亦成风俗。迄於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令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弘退让、厉德兴化之道也。”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详见《举官门》）。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详见《举官门》）。 韩麒麟子显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有门地，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代无周、召，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较其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详见《举官门》）。 北齐选举多沿後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周武帝既平齐，广收遗佚。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至宣帝太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元开皇举秀才，试策高第。时海内惟正元一人举秀才，馀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元独不得进止。曹司以策过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剌史何忽妄举此人！”素志在试退正元，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元及时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其弟正藏亦举秀才，苏威监选。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甲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正元一门三秀才。 按：常贡者，不分优劣，随例铨注之人也。举秀才者，文才杰出，对策高第之人也。隋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有一二，则反讶之，且嫉之矣。杨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视如此；苏威儒者也，亦复沮抑正藏。士生斯时，何其不幸邪！ 治书侍御史李谔以选才失中，上书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於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浇漓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是以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剌史司马幼之上表华艳，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代。如闻在外州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於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称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敕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炀帝始建进士科。 ●卷二十九 选举考二 ○举士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於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於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於考功员外郎试之。 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等。凡明经，先帖文，然後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後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後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後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进取之方，与士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徕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初，秀才科等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高宗时，刘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举秀才者，请自六品以下至草野，蕃加搜访，毋令赫赫之辰，斯举遂绝。”开元二十四年以後，复有此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於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无及第者。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 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後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於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 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则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有乙科而已。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庭，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开元以後，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高祖即位，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於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 天后表曰：“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从之。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试策。 武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於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贡士既试於南宫，已精其较选，而又试之殿庑，是以南宫为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从而升降之，殆犹儿戏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请罢殿试，其说甚当，然未能有行焉，无亦悦其名，以谓亲屈帝尊，策天下士，其α然为举首者，天子所亲擢欤？夫南宫礼闱遴选文学卿大夫，使司衡鉴，严莫甚焉。以是为未也，重复试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虚设。古者明试以言，岂其若是之劳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窃乱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试诸路贡士，盖如後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唐自开元以前，试士未属礼部，以考功员外郎主之。武后自诡文墨，故於殿陛下行员外郎之事。 右补阙薛谦光上疏言：“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故选曹授职，喧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昔汉武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携桴鼓，临难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观其勇略而已。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今宜宽平年限，容其采访，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君子道长矣。” 长寿二年，太后自制《臣范》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 中宗神龙初，制：“贡举人停习《臣范》，依前习《老子》。” 元宗时，诏举人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 按：《六经》孔孟之说，有国家者所当表章，为士者所当习业也，老氏岂得以并之？武后假圣绪之说，狐媚其君，及其窃位，则复以其所自著所谓《臣范》者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聚之丑，牝晨之祸，岂足以垂世立范乎！ 长寿三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於朝堂列拜，则金帛羽毛升於玉阶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可。 元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具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又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敕诸州贡士：上州岁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又言：“主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旨，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从之。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身於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於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後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徵问，不立程限，故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於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後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正业不得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方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量格，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才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於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於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 开元二十五年，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帖。” 天宝六载，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按：温公《通鉴》载此事於天宝六载，然以《唐登科记》考之，是年进士二十三人，风雅古调科一人，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当考。 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 十四载，复乡贡。 肃宗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ゼ其词藻，深昧求贤之意。”及试进士文章日，於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於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兹，请恣寻检。” 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飧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为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杜阳杂编》记舒元舆进士，既试，脂炬人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广记》云：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作诗云：‘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卷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七转丹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又云：‘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而旧说亦言：举人试日，已晚，主文权德舆於帘下戏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举子遽答云：‘八韵赋成，惊破侍郎之胆。’故《国史 窦正固传》：‘旧制，夜试以二烛为限，长兴二年，改令昼试。正固以短昼，奏复夜试。’周广顺中，窦仪奏复用昼。乃知本朝循周，不许见烛。” 代宗广德二年，贾至为侍郎，建言：岁方艰歉，举人赴省者，两都试之。两都试人自此始。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言：“进士科起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於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状、保辨、识牒皆停。而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诏议之。给事中李栖筠等议曰：“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虽京师州县皆立小学，兵革之後，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请增博士员，厚其廪稍，选通儒硕生居其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而众论以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其失业。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於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於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德宗贞元十八年，敕：“明经、进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 十九年，敕：“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愆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今年宜权停。” 博士韩愈上状曰：“伏见今月十日敕，今年诸色选举宜权停者。道路相传，皆云以岁之旱，陛下怜悯京师之人，虑其乏食，故权停举选，以绝其来者，所以省费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窃以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费。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之，诚未为有所损益。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举选者皆赍持资用，以有易无，未见其弊。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二则人士失业。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今缘旱而停举选，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 宪宗元和时，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 初，开元时，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後中废。侍郎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长庆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後放榜。”议者以为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 《钱徽传》：“徽为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诿徽求致第籍。浑之者，凭子也，多纳古帖、秘画於文昌。徽不从，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乃诏覆试，徽坐贬。”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於《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又曰：“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诏加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後，宿平康里，赋诗云：‘银缸斜背解明，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俊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太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饣束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按：唐科目考校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采取誉望，然以钱徽、高锴之事观之，权幸之嘱，亦可畏也。东汉及魏、晋以来，吏部尚书司用人之柄，然其时诿曰“取行实甄材能”，故为尚书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足以察识。今唐人礼部所试，不过於寸晷之，程其文墨之小技，则所谓主司者，当於将试之时，择士大夫之有学识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专以礼部为之。今高锴之为侍郎知贡举也，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挟势以私裴思谦也，至於再嘱，於是锴亦不能终拂凶以取祸矣。此皆预设与久任之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