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 第 4 页/共 6 页

《东轩笔录》，费孝先卦影，应者甚多，士大夫无不作之。独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邪？春闻今闽中九鲤庙，问梦，梦多奇验。然始皆不可晓，事后乃悟，抑何用梦为也。 弘治戊午夏，京师西直门，熊入城。守卫者不知觉，有被伤者大司马钧阳马公谓野兽入城非宜，既参问守卫者，因乞严武事，以备盗贼。春谓同列曰：“熊之为兆，既当备盗，亦须慎火。”同列莫晓，未几城内在处有火灾，礼部毁焉。或问余，此于占出何书？春曰：“余不晓占书，曾记宋人，记绍兴己酉永嘉灾前数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则谓其佐，赵允蹈曰：‘熊于字，能火，群中宜慎火烛’。果延烧官民舍十七八。余忆此事而云尔，不意其亦验也”。 春按洛阳，闻人云：郡治南，昔有两农而讼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己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己田中”。知府令舁石来视，则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其时正乙亥，知府南郑虞廷玺。虞谓此必出康节窝，即安乐窝也。因就所得石，虞倡民建康节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载虞所建安乐窝记文，郑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为九贞观，元季毁于兵火，景泰之甲戌，虞来为守。明年，访得观遗址，于禾黍中，得残碑读之。知康节昔日夏居安乐窝者在此，于是为先生祠。未尝及石上十九字也，岂其事妄也，抑实有，而郑特讳不言耶。余观风之余，不暇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官命。官是数起处，然星辰明陷，一以官禄为主。就官、禄二星而论，又禄为主。禄多者富，官多禄少，虽贵亦贫。昔张南轩，论朱晦庵命，判“官多禄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辞官，文字甚多，贤者于此，盖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无，春不暇究。曾记一谈星而多中者，谓春“官实胜禄”。余贫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来，谓余“禄胜官”。其法自髭髯论之，上为禄，下为官。多髭而寡髯者，主富且寿。春掀髯曰：“措大乃复有此拗命，口上毛子勿言黔雷戏余，余徐验焉。” 逆瑾时，人才无论矣。消磨世界，今何以异昔。百官差除，曾无一久任者。内之侍郎而下，员外而上，外之布政而下，知县而上，二三年间，奔竞者，必显擢；恬退者，亦左迁。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欤。张咏在蜀尝云，只一个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谁当念之。 云南、广西，在处土官割据，蛮洞彼此仇杀，胎患地方。朝廷每下抚巡司府官员抚谕，动经数岁，不得停帖。是虽夷性酷拗，亦抚之者多贪利之人，以养成之。如云南木邦、孟养，广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过一狗，乞与一大骨头便去矣。”今日缙神，遇骨于地，不狺然而争者几人。悲夫！ 一友人不得志，自讶云：“骂声成风，谁忍扇此群怒；浮谤如川，事实源于小忤。泣隅兮，人不汝恤；叫阊阖兮，汝徒自若。眼昏多泪，盍内流以润腹；齿恶舌存，不如缄口而无语也。” 人之所谓贤者，谓有才也，谓有德也。国家之所为求贤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与德，在人无不见之其言与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时，上之人隔于势分，不能一切知之，是故属诸有司，试其言于科举之场，而占其行于选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观其德也，亦可以观其才也。科举以文字第高下，而经取其一。于前列称魁元，选任进士，依甲第名次。而台谏，独擢于不恒名要职，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预以其才与德而望焉者。考课之法，肇自虞世。汉宣帝尝诏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我朝，考课一本诸古。官满三年，乃一考。牌册备书任内行事功绩。属官则先考于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核焉。亦书其最目，然后以归吏部，稽其治状，为之殿最，则此又风宪之所当有事焉者。然则，进士之选与为魁元，擢要职而适及考课际，可无以自表见者邪。 吕居仁记前辈言，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意。春尝侍西涯先生，论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临下，宁遽一一中节，惟尽心岁月，秤停自熟。若公子性，虽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无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辈生而富贵，人已别眼待之；既膺命服，犹习纨绮，故态奢傲自恣，竟挂清议，小惩大诫，非不幸矣。独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诸生时，高谈古今，历诋卿相，孰奸孰贪，孰谄孰谗，孰为蔽贤，熟为素飧，孰为附势，孰为弄权，孰与世浮沉，孰模棱两端，心有定见，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迈往之气，正正堂堂，必此是惩，莫或免焉。及错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复持旧论者几人？宦成伊迩，患失弥深，能复存初心者几人？为卿为曹，去奸去贪，去谄去谗，不蔽贤，不素飧，不附势弄权，不与世浮沉，模棱两端，而见訾于后来者几人？若而人趑趄嗫嚅，{阿女}<骨委><骨皮>，弃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国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无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才足以祸己；无秀才性者，似可无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将至于祸国。”先生抚掌曰：“有是哉”！ 宋时，郡县岁收，朝廷应入钱粮之外，又有一种入库公费钱，不知何项辨此。州郡库公使钱，所谓无碍官钱，官得使用，如佣钱、搬家钱之类，于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为送遗、饯宴过往官员支费。吕居仁《官箴》云，当官取佣钱、般家钱，多为之程而过受其直，所得至微，所丧多矣。殊不知此数，吾分外物也。其送遗人者，朱子作郡，亦尝用来，只是用得分明，随官高下多少，定为之例，不至如他人，并缘为奸，且以市私恩耳。《语录》云，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用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遗，并无定例，但随所向为厚薄。某问胥吏，向时直是如此。于是立为定例，看何等官员过此，便用何等例，送与之。自后遂得公溥。凡入广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观之，库积不为不多，岂即今问刑取赎物耶，抑均徭岁剩数也。朱子言，当时经总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有被知州瞒匿，通判更不敢与争者。今日无经总制钱额。客引钱，有有处，有无处。田产契钱，在处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谓之堂食公用，岁终库数，十无二三。其问刑取赎，及均徭剩余数，法应入库，一毫不许擅支。然龌龊掌印相承瞒者，不为少，不知当时何以能辨此。今有司，钱粮合征外，在法不许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门，行移府州县，所谓动支无碍官钱者，特浪语耳。今欲辨此，非难事，然必爱民惜财，廉而有为者，乃可致之。郡县栉比，安得皆其人乎。若过往官员公差人役，无动官钱，以送遗例，有司于此，但只责在见役里甲、头会箕敛，雇夫、雇马、买办下程，种种出备，冲要道路，日费不可言。国禁虽存，人情难尼，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穷也。 五代晋天福间，南唐括田定赋。每正苗一斛，别收三斗，与民盐二斤，谓之盐米。随苗附藉，朱批带纳。后周世宗，取准盐场入周，盐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运使陈靖，元丰五年，提举刘谊，皆言此民病也，法当豁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为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绍熙中，在处守臣，先后建明，陆续均减。而在饶者，迄宋末始除。事载马端临《减苗记》，可考。虽然，此事在宋，特故属南唐诸郡地然耳，他州无此害也。国朝班户口食盐于天下，而岁收其钞，曰“户口钞”，盖以盐课钞也。今盐不班，已数世矣。而民岁出折银钱，户口钞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无一人言于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难均，前代己不能无病。于是，朱子尝言，乡有阔狭，富豪有多少。狭乡富豪，仅仅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荡。惟彭仲刚作临海县，先计其阔狭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终不能变也。春按，彭之所为，今法令无不可得为者。顾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户列九等，门分三则。乡乡不能无上、中、下户。虽上上户，不能无中下门。所谓富豪，有在此乡称上上户，而曾不比于彼中上户者。有在彼下上户，而可当此上中户者。为州县者，若只计其阔狭多少，而不计其事力高下，概加通融，亦未见其能均也。马廷鸾《并都记》引晦庵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众擎易举之术耳。并都、并里，今日乃极不得已事也。 洪武十九年，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行间工部侍郎秦达，复议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藉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徭役，著为令。于是诸匠便之。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门，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纸之半，照各地方编写字号、押印完毕。外号底簿，发诸有行都、布、按司，直隶、府州、卫所收掌。内号底簿，并勘合纸本，衙门收贮。凡行移在外事务，发勘合科填写号纸，下各地方，比照朱墨字号相同，将开去事件，奉行完报，如号纸尽绝，照字号编接如前。各该司府州卫，候年终，将发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缴。仍具青册一本，送原发衙门，以凭稽查比较。此即刻木剖竹，革奸弊之符契也。始时，半印纸，交藏内府。临用赴领。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丰城典史马坚言，今置勘合，为券印，以字为号，次第书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征收必合而验之，同然后行，甚得革弊之道。近闻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辄加棰楚，而其事反害及于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毕，缴报所司，亦必不敢轻发以病民。而凡事务，亦不至久旷也。今日之事，亦顾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详其制。窃议唐时诸司，因官置印，决已非一。宋时，凡各衙门，长佐官员，皆有印。官有员外置者，系兵刑及专达与给纳官，一切文书，各用所请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诸司往往借用旧印。有以不便请者，又因费重而止。或问，朱子奏状，还借用县印否？曰：“岂惟县印，县、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请印。时有指挥使，并一道家印，胥吏得钱方给。”足知当时县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文书。朱又云：“其时有县丞用漕使印者，盖诸司旧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计。”唐、宋间人，会际非常，倒用印以济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恶长奸者，亦不可胜数矣。我国朝，建置诸司，司置一印，以长官掌。长缺则贰署。政繁之司，官则虽多，印无二。京官十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事、佥事分巡，有分巡印。于本道、本司印，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抚视行勘，则给关防。关防之制，又自与印信别。我朝制度，过前代者，此亦一也。 ●卷五外篇 教学，于王者之务莫先焉。成周遗册足征也。二代以降，汉、唐、宋为达治体，而汉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兴太学。唐仍魏制，始郡县有学。然唐郡县，未闻有专官于学者。宋庆历间，始立学命官。时宋已四世矣。我圣祖太学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诏天下府州县，遍葺黉舍，无遐僻，官为师，定以员，有长教焉，有分教焉。盖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而楫之以溯古之帝王之所为治。文治之盛，不俟积久而后明也。学官之任，于今其不既重矣乎。今之士者，奈何举卑学官，仕而任学官，辄惘然不满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祖宗时，学官之选，加于诸执事一等，人皆以师道自持，节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礼。而今多不然矣。噫！当事者，不知学官之任为重；任学官者，其有能尽其职，以无负其任之重者乎？噫！尽其职，无负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师儒之职，固君子之所乐为也。今之时与祖宗时异，君子居其任，顾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期可矣。 书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县学未立时，硕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学校遍天下，文教熙洽，而书院亦所不废。盖家塾、党庠、术序，皆所以为成德达材之地，揆诸古法，近民之教，不厌数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贡”。科举、岁贡皆出自学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难易迟速，不同焉。称荐乡书，奏捷礼闱，登名进士藉，即受美职，公卿大夫可阶陟也。在学校，视食廪为资需次。而贡常例，府岁一人，州三年二人，县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礼部，送内府试，就校官者，则重试；不者，送监肄业，送各衙门历事，送吏部附选。假归俟取，率十余年始沾一命，与州县佐而止耳。科、贡之途，相去如此。嗟夫！暗暗啾啾，士游黉舍中，孰不以得隽科举为志。志不能皆遂，于是乎，岁贡虽富学识，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犹正途也。仕有难易迟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学识而难且迟者，不有命乎。 宋开宝初，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往来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及后法废，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宋初，远郡小官致罢，多芒屡策杖以行。不幸丁忧解官，或离任不能归。咸平中，诏川、广、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盖恤小官意，然非礼制所宜。我朝统驭四海，川广通舟之地，官必南人。云贵地方，陆路艰险，小官选授，法许给驿，任者不惮跋涉。举人新中，赴礼部试者，俱得以公据给驿，法均厚矣。旧举人，云南又独以远驿，给脚力，佗处虽不然，而乡贡黜于礼部，亦有进用阶。非如宋，不中复回，有重解苦也。 礼部会试天下，国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乃命翰林儒臣，复择下第举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试之。擢韩克忠为第一，仍赐克忠等进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则皆北人也。明年，再试寄监下第举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谕、训导；不中者八十七人，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盖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国朝进士，惟永乐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太宗命近臣，拔其尤异者二十八人，赐名庶吉士，俾入文渊阁读书。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陈，诏特许之。诸人日游中秘，食于大官，月给膏烛费，上间燕之。顷驾亲临问，时举僻书疑事，以验其学，激厉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选，至今论者，亦惟是科为多得人。今考求之，其名业自王文端、王文安、李忠愍、暨文襄四公外，罗侍郎、陈祭酒、李布政，人知其贤者，余亦不尽知也。 " 曾状元棨，在翰林时，有邑人入奸党事，当累及。太宗特原之，谓曰“朕惜尔才也”。曾所居，近西长安门，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为置不问。其受知如此。刘子钦当时极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谪广西南丹，终太宗世，始起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寿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寿，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数得耶。李忠愍之大节，固有科目以来人物也。张宗琏者，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壮奔走哭于庭，皆哀具仪，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数千人。后数年，民不能忘，作庙江阴之北君山，至今岁时祀焉。夫进士得人，如张亦足以不朽矣。寿考禄秩，系乎天，君子论人，岂其寿考禄秩为丰歉哉？客有与春商及近来科目士者，因举是科，吾所知者告之，余请例推。 宋太宗朝，吕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仁宗朝，韩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洪容斋云，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桧柄国，而子熹、孙埙，皆于省殿试，冠多士者异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谟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为同族，嫌而抑，置于后，桧无足论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为嫌。景泰间，都御史王文子，乡试弗第，至自讼焉。春目所及见者，孝宗己未科，武宗辛未科，阁老皆有子入廷试，其父引嫌，不预读卷，其子并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后，官已文武异秩。汉官阶秩，品则武高，权则文重。魏晋而下袭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骑步名，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挥、副指挥，以兵马司名，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汉长安四尉，城东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盗贼，伺察奸邪，魏晋而下袭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虽视汉小异，然犹选于吏部，为品官，至五代而始废，宋之有尉，增置于开封、祥符两赤县者，则今之兵马指挥司是也。宋初，并用选人，后改差武臣。元祐中，苏辙以为言，复仍其旧，我朝，改胜国万户为指挥使，次之为同知，为佥事，皆武臣之秩，而选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马指挥使司，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改兵马指挥司，分五城，设指挥、副指挥，革知事，增吏目。职专京师巡警等事，所属地方，盗贼争竞，风火街渠，凡各衙门，事须捡覆，无一不在其所当理。前代尉之设，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马指挥、副指挥，则独设於京师。县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则独为一司。尉不免杂武臣，而此司一选于吏部，皆学校科贡之英。然则，今日此司此官之设，有武之品，有文之权，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挥使、同知、佥事之所能恩也。春惟古今官资，有秩之文，而亦类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实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别白而言之，后将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蕲，而为言之如此。 武职，在国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虽千百户不轻畀；非从征而犯事者，至子孙亦多不世袭也。故指挥以下，及镇、抚、千、百户之亡故者，官为造坟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孙优给俸例。系阵亡、失陷、伤故、淹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并出海运粮，病故者，减半。盖锡之法当厚，而又有节如此。世袭子孙，亲弟侄，未及二十者，袭职。至年二十，乃比试年及者，即与试。初试不中，袭职署事，食半俸。二年后，再比，不中者，降充军。其法不得不严，又如此。国初，武职虽世袭，法不滥也。武职之滥也，其自永乐始乎。革除年间，卫所官旗军，有称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拿人有功，升职者；有称全城归顺升职者；有称江上朝见，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恶、逃叛等项，俱作奉天征讨名目，升职者。永乐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有功升职者，为新官，子孙年十六，出幼袭职、替职，免比试。三十一年以前者，为旧官，子孙年十五，出幼袭替，俱比试。永乐元年以后，与旧官同。兹令也，所以厚诸奉天征讨者，又如此。武职之滥，其始於此乎。正统十四年，有所谓被虏走回遇驾拿马者。天顺初，有所谓夺门迎驾者。或以升职，或署试而得实授，承袭，往往有之。虽然，此犹我祖宗于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许后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买级，纷纷于天下。权门势豪，乞养奴隶。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万里，一有征进功赏，文册必鳞次其名焉。官升不极，其任不止，而子孙则又皆世袭也。武职之滥，其极于今日乎。呜呼！ 武职冗滥，京师为甚。俸给不时入，非善治生顾行检者，往往捐俸预贷于人，比关给时，升勺皆人物也。本卫军士，有子本家，其亲管官旗，至俟门而仰面焉，冠屦倒置，无人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马始禁各卫所官旗，不得预指俸粮贷钱，其富者，不得写人俸粮，以营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贫富偶俱怨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临安宰到任，揭榜民户，不得还私债，意亦在于抑厚利，以恤茕独。已而，妇人剪发入市持，男易斗粟，鬻卖农桑之具，流逋纷然。遂复揭榜，令上户放债。惜乎当时，无以此为大司马计者。此事其真无可救之术邪？ 京卫上二十二卫，称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都督府。锦衣与旗手等卫并同。然其卫，洪武十五年，自仪銮司改置，故所隶，又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役。其职掌，直驾、侍卫、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卫镇抚司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卫官，皆得罪，将本卫刑具烧毁，以所系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乐后，北京照例开设，职事仍旧，而任遇渐加，视诸卫独异。凡奉旨提取罪犯，本卫从刑科给贺帖，都察院给批差官，则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尝得专也。镇抚司，掌问理本卫刑名，始亦与诸卫同，而兼管军匠。后专设镇抚二员，专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铸印信，各为一司，今谓北镇抚司者，非祖宗制也。凡问刑，洪武旧制，径自奏请，不经本卫。凡鞫问奸恶重情，奏请圣断，或奏送刑部拟罪发落，内外官员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参语。则廷尉之评，亦未尝得挠也，今日之事，其孰有问之者乎。凡同厂及本衙各处，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从公审察究问，务得真情，若有冤枉，即与辩理，不许拘定成案，滥及无辜。此令去今几何时，法司於东厂及本卫之所送问者，不敢一毫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抚司之参语者乎？呜呼！ 事由势为缓急，以机为进退。曰“缓”、曰“急”，势也；缓急之际，机也。势有二，而机为一。故论事者，贵辨乎势；而善处事者，必审乎机。吾郴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于盗贼之为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于用兵者乎。此其事，势之急，与其机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贼出兴宁，随犯吾郴。己巳之春冬，桂阳、桂东、宜章、永兴诸乡邑，遍遭蹂躏，岁无虚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灵，皆汤火惊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装久矣。长沙、宝庆、衡永、荆襄、辰靖之兵，为之奔命，前僵后仆，甲生血鳞，胃养疮虱，寒暑暴露，旷日逾时，劳苦而功多，其谁乎？中间事势更变靡一，岂不屡有可乘之机，而三载于兹，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将士。始之失，而终之得也；甲之丧，而乙之成也。缓急之际，进退之宜，谁以执其论，谁以专其处，而事以责其人，而功以归其身。呜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势，而可以兴举；未有不审乎机，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于势辨之在蚤，智者于机审之在微。壅滔天于涓流，扑燎原于星爝。足驻峻阪，耳掩迅雷，以适是势，而投是机。其视民患，急于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声茂烈，取捷旦夕，此岂寻常行伍，悠悠迷瞀之徒，所能辨哉。呜呼！畴曩吾弗论已。今兹以往，地方不犹有当处者乎。吾尝有疏闻朝廷，吾不能谓今兹可安于无事，而习畴曩之坏于无备也。 春顷衔命，三边将官，副、参将而下，随行境外，彼已装束，与诸军同。军士衣甲鞍马之类，皆与边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将官服色，不异军士，临阵对敌，使贼不得识之。万一遂陷不测，犹得绐而脱也。西魏河桥之战，王思政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著破衣敝甲，敌人疑非将师帅，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士攒射，欲不毙得乎？”孝祖果于阵为矢所中死。昔卫懿公，不去其旗，以败于荧。关云长望见颜良麾盖，而得刺之于万众之中。故鸷鸟将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战必锦袍绣帽，出入阵间，使贼识而畏之。宋韩世忠之战淮阳，亦锦衣骢马，立阵前，以示敌，且遣人语之。何也？将非李、韩其人，而效之，几何不以身予敌耶？ 春往使陕西，见西安城上，旧贮铁炮，曰“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军中久不用。余谓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载，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举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发炮裂，铁块四飞，故能远毙人马，边城岂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烧者，用之虽不若铁之威，军中铁不多得，则磁以继之可也。飞火抢枪，乃金人守汴时所用，今各边皆知为之。不著。 宁夏近作战车，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设一牌，以卫人，箱上横两枪床，左右附两铳，俱孔达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则为车，前脚行，则铁钩约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竖。车近身为绳袋，袋搭什物。临战时，枪铳之类，惟四人便之。入夜下营，人与车从。车之取于战阵，大抵防冲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国初，中原地，兵兴之后，田多荒芜者。太祖命省臣计议，民授田，设官以领之。省臣议，置司农，开治所河南。司设卿一员，小卿二员，丞四员，主簿、录事二员。从之。其后六部并建，司农属户部，各省设布政、参政等官，于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垅。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兹盖生道杀人，虽死不怨者也。 宋程必，绍熙中，主临安府昌化簿。时邑酤额重，榷禁严，有种秫者，官不履亩而籍，民以为病。必言于御史，奏蠲其额，百里德之。种秫加税，盖宋时法如此。我国初，亦禁种秫，此禁酤首务。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军国之费，科征于民。吾民效顺，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取之过重，心甚悯焉。曩因民间造酒，縻费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稍平，或以为颇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有生，庶几万民之富贵也。”后酤禁开，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贡，岁额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为多。天下贡茶，但以芽称，而建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则建宁为上。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复其户五百，俾专事焉。事责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于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宁上供茶，听民采进之诏。只此一事，知祖宗爱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资生乳酪。然食久气滞，非茗饮，则亦无以生之。番饶马而无茶。故中国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黄。此中国之利，茶不可无禁也。若守边者，不得其人。不通赂商贾，纵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横科番马，既亏国课，又启戎心。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国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领受，俾为符契，以绝奸伪。诏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认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极刑。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三十年，敕兵部，遣人赍谕川陕守边卫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一体申饬。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倚势横暴，所在不胜其扰。而藩关大臣，皆奉顺不敢违。伦令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州。伦家人周保者，索车至五十辆。兰县河桥巡检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闻。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官、河桥吏，特嘉劳之。曹国公还自西番，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给京卫骑士，国初之法如此。永乐十三年，遣御史三员，巡督陕西茶马。正统十四年，停止茶马金牌。后每岁遣行人四员，巡察私贩，自潼关以西，至甘肃等处，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今法之行，非复国初，而所得之马，岁益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