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 第 3 页/共 6 页

洪武初，太岁、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俱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专祀。太祖谓非敬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步，从戊。木星一岁行一次，应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为阳，自干至亥为阴，所谓太岁十二辰也。阴阳家说，又有十二月将、十二日时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类，名不经见，唐宋不载祀典，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直于太史院。若风师雨师之祀，则见于周官，秦汉隋唐亦皆有祭。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因升风雨雷师为中祀。宋元因之。其岳、镇、海、渎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岳。东岳曰泰山，四岳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岳曰华山，北岳曰恒山，犹未言五岳。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始有五岳之称。盖以嵩山为中岳也。《周官·小宗伯》：兆望于四郊。郑玄谓四望为五岳、四镇、四渎。四渎者，江、河、淮、济。四镇者，东曰沂山、西曰吴山、南曰会稽、北曰医巫闾。《诗序》曰：巡守而祀四渎河海，则又有东西南北四海之祭。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罢封建，岳渎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于天子无预。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合，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岳、渎始有使者持节之礼，而海始入祀。魏晋以来，岳、海、渎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为四镇之祀。又以冀州霍山为中镇，于是有五镇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县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岳、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为五道。 其山川之祀，《虞书》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曰：“怀柔百神。”《周礼·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视伯子男。”刘向谓，山川能生物，出云雨，施润泽，品类以百数，故视伯子男。其在诸侯封内，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晋祭恶池，齐祭配林，是已。秦时通领于祠官，由汉唐以及宋元，又有其余，纷纷狸沈，不独岳渎也。 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祀遍天下。或赐额庙，或颁封爵，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如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皆以为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以为灌婴是也。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产物、助天、育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 今国家开创之初，尝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专祀，又屋而不坛，非礼所宜。唐制以立春后壬日，祭风师于城东。立夏后申日，祭雨雷于城东南。以今观之，天地生物，动之以风，润之以雨，发之以雷，阴阳之机，本一气使然。而各以时别祭，甚失享祭本意。至于海岳之神，其气亦流通畅达，何有限隔，今宜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山川、城隍诸地祗，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上于是遂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并钟山之神，东西庑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元年、二年，皆出上亲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至日清晨，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严陛御座，以待祭毕。献官回奏，解严还宫。七年，以孟春郊祀。时诸臣已预祭坛内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后择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诸神，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祭。今京师山川坛，建于永乐中。位置陈设一准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右，添祀天寿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礼官议而与焉者，盖二都主山，且陵园托焉故也。 国初肇祀太岁，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之神名目，谓非经见，唐宋不载祀典，惟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值于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春按《礼·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也。载诸祀典，孰谓非经见耶？ 今世宗时，议郊祀。或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言，今京师既定于燕，则恒山不当为北岳，而医巫闾之为镇，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议，拟改易。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尝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能守法矣。虽然，亦在其上听否何如尔。不听，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国初异坛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诣太社，及配位坛前，献毕，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礼。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议，于社稷上创屋，以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奏，礼，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从之。后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祭祀。十年，又用礼部议，改建于午门外之右，共为一坛，合祭焉。坛上层上方五丈，二层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先时，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社坛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树以木，后世易用石。盖唐以来始然。然周礼有军社主车。郑玄注谓，军社之主，以石为之，则亦非无所本也。至是，埋石主于社稷坛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就方色饰之。临祭，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罢勾龙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三十二年后，更奉太祖配神。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从《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从《召诰》戊土之气也。因土气以祭土神，于义为是。戊又天田星也。《礼·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传》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传》蔡墨曰，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汉《郊祀志》载，汉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载，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语》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与等也。国朝享祀先农，躬藉田之礼，自洪武八年始，盖于是祀后稷也。 宗庙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汉蔡邕《独断》，所言如此。盖古制也。今太庙，主藏于寝，而岁时于庙，止设衣冠以祀。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西汉诸帝，高帝以下，各立庙。元帝时，用匡衡等议，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已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汉犹近古，所谓三昭、三穆之为亲庙者，制已不备。东汉光武再受命，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毋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承，藏主于世祖庙，皆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庙。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庙非有功德者，不称祖宗庙，称宗者，与祖皆百世不毁。后世共为一庙，庙不必有德者，皆称宗。而曰宗者，亦在亲尽而毁之列。此其失，自东汉始。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庙时享之礼。学士陶安等奏：“按礼，古者禴祀、蒸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庙，惟春为然。自汉而下，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合四庙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余三时合祭。有司请制太庙祭器。上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御，皆如事生之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从出，可得而推，故礼可行。自汉、唐以来，世系无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论，不过袷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袷，非也。宋神宗尝曰：‘者，所以审始祖之所出。’是则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礼不可行也。今国家既已追尊四庙，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于祭之礼，似难遽行。上是其议。春按，昔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祭以夏，祫祭以冬。聂从义谓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庙，而行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备也。周显德中，亦尝用其议矣。然不足为圣朝告也。 太庙，国初配享，亲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国初盖失记。南昌王妃王氏，附葬凤阳皇陵，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五典，以为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于葬长孙皇后时。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于高宗初葬之日。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于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神，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上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 洪武元年，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上以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寿星五种，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里于民，神实司之均其禀性。予统临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兴以来，损伤者众，神其体天之命，多产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恶云云，同前。神其顺天之令，赏善罚恶，使下民知所劝戒。司氏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意兆之数，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与。司禄曰：天生五谷，以养下人，惟人之禄，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谷丰登，生人咸遂。寿星曰：天有赏罚，神实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寿，凶暴者必减其算。故上帝任之，历代之所崇祀。惟神鉴察，以体上天之命。盖寿星旧曾有祀，余四司肇祀于此，寻废。按周礼，太宗伯以ㄡ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郑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轩辕角。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秋后亥日，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则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尝无祭也。 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县，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称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县称州若县同。祀风云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为山川，某府州县，曰某府若某州县境内山川之神；其右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县城隍之神；若岳镇海渎，国初定拟，应祭去处，所在官司，又于仲月上旬，择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诏礼臣考定王国应祭封内诸神，而谕之曰：“王国有岳镇海渎，即以岳为正，次海，次镇，次风云雷雨之神。”于是，礼部为图以进，遂颁行之。东海则燕、齐皆祭。东岳、东镇，齐、鲁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晋祭北海。此又古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义也。 南轩张先生曰：今州县祭社，当筑一大坛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为不经；塑为人像，又配之以夫妇，亵渎甚矣。以是观之，宋祭社稷，尝有屋矣。若设坛为主，以祭，以报，以祈，我朝得礼之正，无逾焉。 范文甫尝问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谒庙。伊川曰：“正如社稷先圣，又如古先贤哲谒之。”又问城隍如何？曰：“城隍不与，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张南轩治桂林，毁淫祠。诸生日从游雅歌堂后，见土地祠依城隈，令毁之，曰：“此祠不经，况自有城隍在”。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陆游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仪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诏定岳镇海渎，俱依山水本称。城隍神，亦皆改题本主，曰某处城隍之神。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详，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礼，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门曰户，人之所出；曰中溜，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养。故杜佑曰：‘天子、诸侯，必立五祀，所以报德也。’今拟依《周官》五祀，止于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上用其议。岁暮享太庙时，五祀并列庙西庑下，东向，太常寺官行礼。自永乐以来，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户用孟春。宫内祭灶，孟夏。光禄寺祭中溜，季夏，土旺后戊日。奉天门外文楼前西向祭门，孟秋。午门前祭井，孟冬。宫内祭，皆内官行礼。 《祭法》：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吕伯恭云：诸儒论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礼，以灶代行。门，设酒馔于门内左枢之前。灶，设酒馔于灶前。遣子弟一人行礼。国初，礼部尚书崔亮议五祀，谓群臣则四品以上，祀中溜、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门、灶二神。当时，并著为令。今官宦家，无复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子谓门人，记圣人祭祀之诚意，而又引圣人之言以明之。所谓“如不祭”者，圣人盖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义补》言：当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摄行其事。所摄之人，必须气类相通，职掌所系，然后可以使之。内祭当用亲属，外祭当用礼官。不然，恐无感格之理。因举洪武十四年，圣祖更定府州县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职长官行礼，守御武臣不与之事。请朝廷遇有遣官摄祭，亦准此制，而以礼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与，则摄位’之仪，其言有见。今太庙、太社，皆国家大祀，制当亲祭，或不免遣官。太庙，遣驸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太社，不遣礼官，而例遣公侯驸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议武臣不与祭祀。礼部言：官有职掌，礼贵诚一，古之刑官，尚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与祭，但不专奠献，而陪祭，固未尝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坛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丧等项有禁。大祀地，内臣避之，以其人经刑，形体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内臣行事。国家每有兴作，俱命内官监内臣致祭，不知刀锯之余，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与祭；而亲经刑者主祭焉，岂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庙祀，汉、晋及隋，或号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称。至唐玄宗，始谥为文宣王；而至圣之号，加于宋真宗；大成之号，增于元成宗。国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议尊孔子以帝号者。言者所见不一。或谓，宋真宗未加谥前，尝诏礼臣定议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岂无可易者哉？孔子大圣，有位无位非所损益。而道则配乎天地，功则贤于尧舜。后世尊崇，惟知其为万世帝王之师，何与于周，异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门，至今人心不能无笔诛之忿。或乃又谓，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也，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当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诚非有差级。然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为王，迄今然也。圣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则在当时，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谓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至尊极徽之号，非在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而尊崇之典，则不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圣人弗受。“大成”之云，采于孟子，非无本。出于元制即当弃。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获大行于圣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征于孔子。国朝孔庙享祀，循旧乐，用六佾。宪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谟言，益而为八。百代之下，谁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尝以此议言之于朝，梅福勉其君所谓不灭之名者也。 儒先从祀孔庙，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故于太学祀之。卜子夏自圣门高第，此不假论。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经之功，非后世可拟。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辑篇章、训诂文义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盖当时之所取者，在是。故汉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书儒家有公孙尼子者，《汉志》以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为孔子弟子。《史记》云：《乐记》，公孙尼子次撰。李善《文选注》载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曰：《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也。公孙尼子，盖不啻公、比，而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人，其言可补六艺之文，非有功于圣经者邪？唐宋后来，封爵俱不及者，失之于不详考耳。公孙尼子见于信史诸书，灼灼如此。《乐记》、《缁衣》之出其手无疑，于此复疑，将以谁信哉。戴圣之徒，其相去也远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诸传录训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则，公孙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时已失议，而今骤举之殆非所宜。春闻有其举之莫敢废之语矣，未闻缺典之不可举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从祀。英宗皇帝朝，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之祀旋举焉。祖宗于汉、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则悬公孙尼子之封祀，行于今日，阐幽发潜，以诏天下后世，岂非□圣朝一盛事哉。 杨雄，宋元丰间，从祀孔子庙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杨砥言：庙庭诸贤，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贼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贤，顾不与焉，殊为乖舛。上纳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顺间，已曾以仲舒从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仪同释奠。十九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加之非号，为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扬，而授丹书仲山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闻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及后承平日久，天下军卫子弟，多习儒业。延至边徼，亦或设学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师，勋戚之胄袭爵，及被选尚主者，亦学于国子监。至于各卫幼官，与子弟未袭职者，资多可教。于是，正统初，两京并建武学，因复武成之庙。官设教授、训导，品秩、俸廪如京府儒学之制。奏定条格，储养训习，以备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许应试。天顺间，乃复试武举。成化、弘治以来，间一举行。然但取骑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举，三年一次，于辰戌、丑未年，文举毕日，开科入试。钦命试官，进呈为录，揭榜于兵部，锡宴于中府。礼仪始隆，法制始备。呜呼！饰武为文则既盛矣。 节祠，张南轩谓黩而不敬。朱子答南轩书云：今之俗节，古所无有。故古人虽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为重，至于是日，必具淆羞，相宴乐，而其节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复以其物享之，虽非礼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当专用此，而废四时之祭耳。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义亦必有处矣。愚意时祭之外，各因乡俗之旧，以其所尚之时，所用之物，奉以大盘，陈于庙中，而以告朔之礼奠焉。则庶合乎隆杀之节，而尽乎委曲之情，可行于久远。至于元日履端之祭礼，亦无文。今亦只用此例，时祭用分至，则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烦渎，改用卜日之制，尤见听命于神，不敢自专之意。 俗节之祭，非古礼。然汉唐以来，士庶不能废。朱子谓韩魏公处得好，谓之节祠，杀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门人记：朔旦家庙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类，皆名俗节。大祭时，每位用四味，请出木主，俗节小祭，只就家庙，止二味。朔旦及俗节，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奄所谓依韩公而行之者，大略其此类欤。南轩张敬夫废俗节之祭，晦庵问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陈淳问行时祭，则俗节如何？曰：“某家且两存之。”问莫简于时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亲之心也。他日淳问先生，除夜有祭否？曰“无祭”。春惟今人家岁除，必宗族咸来宴会，或当房妻子上寿为乐，其邻里亲识，亦预有馈献之仪，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乌能自安乎？淳尝记先生依婺源旧俗，岁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礼。次日，召诸生焉。又记先生以岁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间从来如此。则晦庵于岁除无祭，除夜岂得独不饮酒，不为乐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国朝太庙，岁除行祫祀礼。今士庶家，固不应无除夜祭也。 ●卷四外篇 洪武二年二月，诏脩《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戒，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等十六人，同为纂脩。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上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时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脩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七月，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事迹，增脩《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三年二月，诏续脩《元史》。时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宋濂等总裁，儒士赵埙等十四人同纂修。七月，续修《元史》成，《记》五十有三卷，《纪》十，《志》五，《表》二，《列传》二十六。凡前书未备，悉补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率诸儒以进，诏刊行之。授儒士张宣等官。赵埙、朱右、朱世濂乞还田里，许之。史氏成书，盖未有速于此者矣。欧阳佑等采访元统及至正间事迹，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纪》之类，恐亦有所未见也。 国朝《太祖高皇帝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学士解缙等，后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凡经脩进二次。解缙《表》内开，一百八十三卷，计一百六十五册，以元年六月十五日进。夏元吉《表》内开，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十册；又《宝训》十五卷，计十五册，以十六年五月一日进。解《表》今载《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约解《表》语为之者。其云颁修史之诏，在嗣位之初。爰纂成书，实由圣断，谓事贵直，而文贵简，理必明，而义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编〖劘于岁月。所以见再脩者，此数言尔。《实录》既出再脩，而《明文衡》之人，乃载其初进之表，殆有深意。 律，圣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书也。律不明，则上之仁义隐，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罹辜者之手足无措矣。故律，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读。读斯，求以明之，谁谓明习律法，非吾儒事哉？我皇祖钦定律条，大抵承用晋、唐旧文，文深而旨奥。士大夫乍读，或有所不逮，而况于诸吏胥。故大学士丘文庄公尝言，律须儒臣通法意者为之解释，必使人人易晓，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则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卖法，春窃感其言，欲取疏义等作，从通法意者相讨论，弗果。就日耒浈，得巡按陈侍御原习所刻，以资刑官书相示，而未及为之序，乃因原习所刻者，广编为《恤刑书》十二卷，配脩过《备荒书》，统名曰《体民存录》。录成，序之。原习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习也。乃得见九峰胡侍御贵阳所刻《律集解》，为之跃然。凡可以资刑官用法之书，盖于是乎备。而深者睹，奥者露，原习之所属，自兹无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于地下，当为此书抚掌，为斯民幸。而九峰自序顾曰，以资遐陬吏胥传写讲读之便，此岂独为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马公为《稽古录》，朱子称其可备讲筵。夫事莫贵于稽古，言无大于论治，若进言而无要，犹无进也。司马公常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国之要。及英宗时，进历年图，遂载之后序。神宗即位，又以上开，且自谓平生学力所得，尽在于是。其进《稽古录》时，指陈治要，盖有在矣。侍御顾君，在我孝宗敬皇帝朝，进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总论一篇，备典故凡十几则，而论断其下。特蒙嘉谕，留备观览。弘治末年，召见大臣，访求政理，圣德之隆，远俦虞夏，孰谓非君此书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书援经证史，融古适今，大参庙猷，详及工度，真为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视，春因得披其详焉。重感司马公事与是类为跋于后，而归之。 《群方续钞》，春于群书中所得之方，钞而传之，以续琼山丘先生之所钞者也。蜀唐慎微考诸方书，及经史子传、佛道藏书、药方医论，而附于本草之末，为类证，摭拾多矣。琼山所钞，则慎微前之所遗，而后来人事之既验者。春之续钞，又琼山所遗。后人欲志慎微之为，其不有取于斯乎？琼山钞方，自序感暇日记避难止小儿哭法，而成其帙。春于续钞，盖亦有为。今岁两淮三吴、浙东西民饥，道馑相藉。陶学士大道丸方，可施也。往岁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苏学士圣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春兹实致意焉。又其附书四方，事颇涉异，然宜应灵契，气通理感，殆有未可诬者。览者定不迂之。若类证后名家诸方，则医学多所刊行，专门有成书。在春何与哉？弘治甲子岁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 《金光明经》载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跛者，乃昌蒲、瞿卢、折娜、牛黄、塞鼻力迦、苜蓿、莫诃婆伽、麝香、末擦眵罗、雄黄、户利洒、合昏树、囚达罗、喝悉哆、白及{艹阇}莫迦芨、苫弥、枸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目萃哆、香附子、恶揭噜、沉香、梅檀娜、梅檀多揭罗、零陵香索；瞿者，下子茶、矩么、郁金、揭罗婆婆、律膏柰、刺柁、苇香、勿路、战娜、竹黄、苏泣迷罗、细豆寇、苦弥、哆甘松、钵怛罗、霍香、嗢尸罗、茅根、香萨利杀跛、芥子叶、婆你马、芹那伽、鸡萨罗、龙华须、萨折罗婆、白胶矩琵，他乃青木也。春使陕西，邢御史劝余食枸杞子粥，刘都御史尝采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余惠公差陈进士。有胡进士者，博洽士也。谒余，苫弥乞少许，余曰：“无之。”胡笑：“某乞公适惠陈物耳。”余曰：“‘苫弥’，佛书谓枸杞根，非谓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无地骨皮，何以乞子？”虽然，此亦余所偶记，不尔此即“配盐幽菽”之问，惭在春矣。兹书之，亦可以自警也。 旧传张说有“记事珠”。珠绀色，事之忘者，玩珠则复能记。国初，撒马儿罕附马帖木儿，遣使奉表来朝，有“钦仰圣心，如照世杯”之语。“照世杯”者，或曰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则，世诚有此杯与此珠乎？秦皇照胆之镜，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窑，烧造供上磁器。其始抟作涂饰，求其精致一也。开窑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恶辨矣。其中有同是质，而遂成异质；有同是色，而特为异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复能与，是之谓窑变。盖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然监窑官见，则必毁之。窑变宝珍奇，而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疵瑕，色泽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为。民间烧磁。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毁之，盏Ａ３２小者藏去，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夫金玉物产之英华，圣人贵之。彼磁虽奇，出于所变。大者，上之不得用于宗庙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毁裂，竟同瓦砾；而琐琐者，以供富室私玩，奚以变为哉。愿质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责，吾不得而知也”。 旧传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事云。在沈氏贮少物，物经宿，辄满百，物皆然。他人试之，不验。事闻太祖。取入试，不验，遂还沈氏。后沈氏籍没，乃复归禁中。尝疑世岂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见宋初人吴淑《秘阁闲谈》云，巴东下岩院主僧水际，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碗。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徒弟惊愕。师曰：“吾死，尔等宁能谨饬自守？弃之，不欲使尔增罪戾也。”然则，昔人亦尝传此，世界有此物乎？院主之识高矣。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梦与人论字。“俾”从“人”，从“卑”。“使”从“人”，从“吏”。“俾”犹“使”也。为人使者，人所卑。使于人者，为自卑。为吏者，能使人。使于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为人所使者乎？”《传》曰：“从吾所好，其不为人所卑者乎？”夫惟不为人之所卑，斯不为人之所吏。 《云间志》方言，谓人曰“渠”，自称曰“侬”，何如曰“曰宁馨”。谓“虹”曰“鲎”。言罢必缀以休，及事际、受记、薄相之类，并见于《苏志》。又如谓“此”曰“个里”。谓“甚”曰“忒煞”。谓“羞愧”曰“恶模样”。谓“丑恶”曰“泼赖”。问多少，曰“几许”。皆有古意。至于音之讹，则有以二字为一字。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声。韵之讹，则以支入鱼。以灰入麻，以泰入个。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吴音也。 洪武三年，诏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劄，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圣、先贤、汉贤、国宝等字，以为名字，宜禁革之。”于是礼部定议，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劄称端肃奉复。致平己者，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则云书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国号，悉令更之。此事后来不复讲矣。 何子尝夜苦多梦，梦亦复苦数醒。非醉甚劳极，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数。梦中未尝不自知其梦也。梦中动静，若于平日不异，必自诧曰：“此梦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与心违，所见非思虑所及，又必曰：“此何为者，岂非梦也？”以是而醒。或梦得大可愿，乐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梦所遇。”以是而醒。梦诸怖畏，及所可恶，情感不伦，理未应然，必曰：“是非佳梦，何必久之。”以是而醒。梦历异境，参会古人，议论非常，增广耳目，必曰：“奇梦乃尔，安得长会。”以是而醒。梦有所与，必曰：“梦与人物，胡损于余。”有所受，必曰：“受所梦物，于余何有。”以是而醒。梦饮食际，必曰：“我饥固宜梦食，缘渴梦饮。”以是而醒。梦飞与坠，疾走动心，必曰：“梦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梦，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识相扰，势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梦类所闻旧占梦事，必复念言此当某占，某当此验，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间，盖几梦焉。梦而竟其始末，不自以为梦，而亟醒者，一夜数十梦之间，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来日，无不验也。何子昼而叹曰：“吾殆有梦疾乎？孰能治吾疾，使无梦乎？吾闻至人无梦，愚人亦无梦。吾不能进于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辈达观，以大梦譬处世，吾昼不知处世之为梦，而夜梦中乃独知梦焉。心眼益扰，非吾之疾乎？”或闻之曰：“先生多梦，而数醒，惟其知梦也。知梦则不惑于梦，不惑于梦，其肯惑于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无梦？先生而知梦也，移梦中之所以知梦者，以处世，则即知所以处世之梦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区区于梦、醒之别，昼日所验之事，梦乎？醒乎？其别几何？不惑于梦，而惑于醒，是惑于醒时之梦也，是非知梦也。是则，梦之疾也，先生其谁使治哉？其谁使治哉？” 京城夏月，蚊多处，人苦于宵噬，百计薰逐，不能成寐。其无蚊处，虽帐幕可无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数家，而彼此悬异者，春僦贷移徙此地多矣。巷陌琐碎，不足缕数。顾学士谓春曰：“此异岂独京城，吾乡淞江，某方蚊多，某方蚊少。某门外城河中可里所，绝无一蚊，群人暑夜，尝移舟避宿其间，其所以无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记梁元帝金楼子云，荆州高斋，盛夏之月，无白乌，余亟寝处其中。及移余斋，则蚊声如雷。数丈之间，如此之异，然则古人尝怪之矣。 春同年方给事矩，尝以小鱼饷余，一筋千头，曰：“此吾乡浈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户录》云：恩州出鹅毛延，其细如虾虫。岂此类耶？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槠为贵。其为树，四时无改柯易叶，质性坚于桧柏，伐而材之，虽百岁雨淋日炙，弗蠹弗腐。作屋置以当风雨之冲，棺在土与石郭敌。此槠之所以为贵也。槠树岁结子，其子小者，小于榛，味如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苦。土人取为果实，谓小实者为圆珠槠，大者苦珠槠，以此分二种，其材固无异也。按《山海经》，前山其木多{者卑}，注谓其树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难腐。“{者卑}”岂即此槠邪？ 《玄中记》，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即愈也。叶文庄盛《水东日记》，庄浪有饕羊，土人岁取其脂，非久复满腹。盖地接西蕃偏方，气使然尔。文庄尝官陕西，所言必其所见。春使节经武威时，恨不及询之。“饕羊”可与“及牛”对。叶谓地接西蕃偏方，地气使然，余考之《玄中记》，信然。 神木厂所苫大木，皆永乐中肇建宫殿之剩物也。其最巨，有樟扁头者，围二丈，长卧四丈馀，骑而过其下，高可以隐。近年覆芘不时，风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当时殿阁之用，如扁头类，吾不知其几。或谓当时无扁头类者，因其大无对，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称，或谓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采用，故特云耳。春桉，曾西墅棨作《工部尚书河南宋公礼墓志》云，永乐初，议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于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闻，诏封其山为神木山焉。然则，厂之得名，岂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乐四年，工部尚书礼，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马瑚府，计庸万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达于坦途，所经声吼如雷，巨石为开，度越岩阻，肤寸不损，百工顾视，欢哗踊跃。事闻，廷臣称贺，上遣官致祭，封其山为神木山。诏有司建祠，岁月祭享，以答神贶。盖其详如此。木生于山，自萌蘖而拱把连抱，不中厄于斧斤，仆于风雨，克历千数百年，以待大用于盛世。神之所以卫闷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诏求而奠皇君，灵应聿见于昭有赫是，岂寻常耳目之所能测哉。韩退之所谓，山川之所钟，灵气之所感，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者，当复何如。人材生世，偶运应期，栋明堂，梁法宫，岳降之神，信非偶尔。而适然之数，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风雨，不获于材显者，吾无论已。幸见采于上称神木，如樟扁头者，宜大矣。而又不免置诸散地，有朽腐之患，岂不可重为人材一太息耶。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问县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后贯高事觉，武帝微行，至柏谷，遂为老父所窘，其得免，幸尔。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置埋怀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伐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与金人战，大败之于兴州之杀金坪。近日，广西马参议玄，与都司同姓某征徭，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江西宁贼反，至安庆兵败，州泊黄石矶，问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贼叹曰“我固应失机于此”，已而就擒。 春族兄指挥铨，旧为人祈祷，事多灵验。春尝戒之曰：“兄何得与巫觋竞能？况生名家不宜为，官尊不宜为，兄固无所利也，何为为此？”族兄曰：“吾一念偶着于此，不自禁也。而能巳岁早起群疾，庶几所谓济物者事，吾固无所利也。吾此术受于陈道人云。”凡授此术者，誓于神，事后不得一毫受赂谢也。一受赂谢，后无复灵验矣。春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然则此术，不又有胜于今日衣冠中之所为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