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学规 - 第 5 页/共 10 页
●文石书院
在澎湖。清乾隆三十一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人之请，捐款创建。有头门间，中架为楼，上祀魁星；中为讲堂，祀宋代周、二程、朱、张五子；后堂中祀文昌帝君，左右两间为山长住处，两翼有精舍各间。因澎湖乡产文石，故名。胡亲任山长，订学规条。后金门举人林豪主讲时，又续拟学约条。五十五年，复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谕通判王庆奎修葺。嘉庆四年，通判韩蜚声捐款重修，并改建魁星楼，以后堂作讲堂。二十年，通判彭谦就后院再建间，以祀文昌。道光七年，通判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俸倡修。光绪元年，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绅士重议修建。翌年后殿添两旁精舍，左边配胡、韩二公，并前通判蒋镛、王廷干禄位。其讲堂中厅祀制字仓圣，外庭建惜字亭。日本占据时期，地方人士为保扩民族文化，将其改为孔子庙。年拆除，仅留魁星楼及碑匾。
胡建伟：文石书院学约
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曰重人伦
古者庠序学校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人伦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为学者之所必先也哉！试思人生那有一日不与五伦之人相周旋？圣贤那有一言不与五伦之理相发明？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贤，人伦之至也。”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条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为学者学此而已；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世、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至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三达德：三种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以行五达道（达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墙，而门内多惭，至性菲薄，以视反哺之鸟、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二曰端志向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求？趋向不端，宜所学者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身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
三曰辨理欲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刘子云：“烟生于火而烟□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珠明而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又曰：“将收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耳、目、口、鼻、身，谓之五关。）。”盖言五关不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种品质，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士人修身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论人，必先从富贵贫贱说起者。夫人必能富贵不处，贫贱不去，则取舍之分明；取舍之分明，斯存养之功密，庶可渐至终食不遗仁，而造次颠沛必于是也。学者果能于此间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难与圣人同归也哉！《东庄学约》有云：“米盐妻子，庶事应酬，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苟使萦怀豪杰，志气不难因以捐尽。彼如应举一事，在明理者入场赴考，认题作文，不过将平日之学养，发圣贤之道理，至于取中与否，则听其在天，毫无侥幸之想。”今人则一团欲心，入场必思诡遇；拟题滥本，无所不至。朱子曰：“非科举之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又云：“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必应举，岂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四曰励躬行
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尝曰：“读书一尺，不知行得一寸。”盖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今人生圣贤之后，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笔之于书者也。故诵读时，不可看作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察，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为有益。又如颜子所云：“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受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为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重义轻财，少思寡欲，忌盈恶满，周贫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引而申之，推而广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读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实践之君子也哉！
五曰尊师友
传道解惑，莫过于师；劝善规过，必资于友。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书》曰：“主善为师。”又曰：“师道立，则善人多。”《礼》曰：“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师友愿不重哉！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盖言子贱能尊师友，以成其德，故夫子称之也。考之古人，未有不尊师友者也。即如宋贤杨龟山、游定夫，侍伊川程子之侧，程子偶瞑坐，杨、游二子侍立不去。程子既觉，门外已雪深三尺矣。古人之尊师重道，有如此者。至于朋友，朱子所谓五伦之纲纪者是也。人或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中，有难言之隐、不白之情，积成嫌怨。得一良友，为我排释，为我解纷，委曲周旋，维持调护，俾得相好如初，其有益于人者，更为不浅。况乎励行勤学，质疑问难、读书作文，无一不取证于友。其所系之重，又有如此者。《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信然乎？乃世之人，无遵师之诚心、取友之实意，视师友如过客路人，岂不哀哉！极其所谓尊师者，亦不过厚脩脯、隆礼仪，以此为敬而已。其于尊德乐道，则概乎未之有讲也。待朋友虽极深情厚貌，亦仅以酒食往来为亲密，笑言通脱为莫逆而已。求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者，则又安在也！尔诸生当以古人自待，以今人为鉴也。
六曰定课程
《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智虑通达，谓之大成。”此古人为学次第法程也。矧今人欲学古人，而可无法也哉！孟子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课程者，即匠之规矩也。欲读书也，课程可不定乎？而课程之法，则莫有善于程畏斋分年月日程之一法也。其法本末兼该，体用具备。陆清献云：“此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也。”其尊信有如此者。今院内仿依此法，令诸生各置一簿，以为每日课程记。本日读何书，何处起止，或生书，或温书，并先生所讲何书，午间何课，夜间何课，一一登记簿内，从实检点，不得虚张滥记；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历历可考。工夫有常，自然长进。每五日，又于已熟之书，按簿抽背一次；或余于公事之暇到院，亦安簿抽背，以验其如有从头至尾背念一字不忘者，即给送纸写之资，以奖其勤能；倘有妄自开写簿内，背念不熟者，即由饬示罚，以为怠惰者儆。至于作文，每十日作文一篇，五言排律诗一首，夏日则策一道。务须尽一日之功，以完此课，不许继烛给烛。平日用功，以看书、读书为急，不比场前，要多作时文，以熟其机也。每日讲书后，要看书，先将白文理会一遍，次看本注，次看大全等讲章；如此做工夫，则书理自可渐明；四书既明，则经学便势如破竹矣。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
七曰读经史
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是十三经、二十二史，非学者所以必读之书而为学问之根底者哉？今国家取士，乡会第二场，试经义四篇，所以重经学也。至于第三场，多有以史事策试者。史学亦何尝不重？是经之与史，有不容以偏废者也。自世之学者，以读书为作文而设，如薛文清云：“学举业者，读经书只安排作时文科用，与己原无相干，故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来之气习，与不学者何异？”然此等读书，虽无心性之益，犹有记诵之功也。惟近来场中拟题一件，最为恶陋，其不出题者，勿而不讲；即出题之处，亦不过略晓大意，仅能敷衍成文而已。更有剽窃雷同，即章句亦多，茫茫然也。本经如此，他经可知，又安望其兼读诸史以为淹通之儒耶？但人之质性不同、敏钝各异，概今其服习熟读经史，亦非易事。然亦有法焉，可以序渐进也。则莫如仿欧阳文忠公限字读书之法，淮以中人之性，日约读三百字，四年可读毕《四书》、《五经》、《周礼》、《左传》诸书。依此法做去，则史亦可尽读也。亦惟勤者能自得耳。学者苟能如朱子所云：“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如此着力去读，则又何书不可尽读耶？宁第经史史而已哉？
八曰正文体
文所以载道也。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莫不有体焉。是体也者，文之规矩准绳也，而可不正乎！今朝廷取士，重科举之业，文取清真雅正。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固已文无不约，礼无不正矣。平淡浓奇，各具一体，均堪入彀。至于肤浅卑弱之文，虽不中程式，然此等文字，如人生质微弱，病在标末，元气未曾伤损，服以汤剂，饷以粱肉，自然日就强壮，犹可为完人也。惟有一种艰深怪僻者，以妄诞为新，以判道为超脱，何异病人入膏肓，外强中干，纵有扁禾（扁禾：又作禾扁，是古代名医扁鹊与禾二人的合称。），亦岂能为救药也哉！凡此者，皆托名江西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为首，次为陈师道等二十五人，皆江西人氏，影响很大，故称江西诗派。）一说以误之，逐日复一日，沉溺而不知返也。夫江西五子之文，或意在笔先，或神游题外，自成一家机抒，然按之题位、题理，依照一丝不乱。此文之所以可贵而可传也。今人既无此本领，但剽窃险怪字句，以涂饰耳目，牛鬼蛇神，欲以欺人，适以自欺而已。然余以为欲正文体，更当先正题目，如欲出搭题以试学人之灵思妙绪，亦不得过为割裂，以致首尾不贯，上下无情。近见坊本，率多牵如两马之力与齐饥等题。学者遇此，亦安得不无中生有、支离附会耶！是何异策泛驾之马，而欲其范我驰驱，按辔和铃，以游于康衢九达以上，岂可得哉？
九曰惜光阴
人生百岁三万六千日，光阴盛矣。而其中可以读书，则自七八岁至三十岁，仅有二十二三年而已。即陆槎亭分年读书之法所言，自五岁至十五，十年诵读；十五至二十五讲卷；二十五至三十五涉猎，亦总不出三十年之外也。读书之日，宁有几乎？孔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又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盖人至四十、五十，血气渐衰，精神日灭，眼目近花，记性亦绌。礼言：“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未闻此时而向学者也。余观今人读书，暴弃者固多，姑待者亦复不少。谓今日不读有明日，今年不读有明年。不知眼前一刻，即百岁中之一刻也。日月其除，挥戈难返，嗟何及矣。今幸书院落成，尔诸生萃处其中，昼则明窗净几，夜则热灼焚膏，真有读书之乐矣。正宜励志潜修，及时勉学，断不可群居燕坐，三五闲谈，以致耗费精神，荒度时日也，若遇芳辰令节，放假一日者，亦是玩物适情，所以畅发其天机之一。如樊迟从游于舞云，不忘崇德之间，则游亦岂能废学也哉？至家中有事，或日久归省，亦人情之常，不能免也。但必回明先生，告假登记簿内，限日回销，总不得有逾五日之期。昔乐羊子远学来归，其妻乃断机相戒。妇人尚且知学如此，倘无故频频告假思家，不惟见怪于师友，亦且有愧于妇女，安可以有限之光阴而漫不加珍惜也欤？
十曰戒好讼
昔人有言：“饿杀莫做贼，气杀莫告状。”夫贼者，害人之名。人而为贼，乡评之所不齿，国法之所不容，贱恶极矣。而告状者似之，亦以告状之人，虚辞架陷，败人名节，倾人身家，与贼无别。事异情同，所以深著其害，而重以为戒也。即如易以天水名讼，赴义外刚内险，或前刚而后险，或彼刚而此险，两不相下，而讼以兴焉。是好讼之人，未有不刚险者也。人而好讼，大抵其人必贪暴而尚气，机械而诡诈。率其刚险之性，明则舞文弄墨，暗则射影含沙。或恃己之健讼，而颠倒是非，或唆人之争讼，而混淆曲直，深文以期其巧中，构□以图其重酬。无知者称为讼师，有知者鄙为讼棍。此等人品，实乡党之鬼蜮，而名教之罪人也。纵或法网偶疏，时有吞舟之漏，即天地神明，亦断不为之少宽也已。试以讼事言之，告状时，每日衙前伺候或官府出署，拦路下跪，或坐堂放告，则阶前俯伏。官呼役叱，腼颜忍受，其苦一也。如或不准，又须再告。幸而准理，出票时承书抑勒，万状刁难，乃下气怡色，委婉顺从，过于孝子之事父母。及至差役到家，则有接风酒、下马钱，恭迎款待，甚于贤宾嘉客。一有不当之处，则饮尔酒，发尔风，无所不至，其苦二也。及至临审，一切保邻词证又需供养；酒楼茶馆任其燕游，百计逢迎，总欲藉其左袒。又有派堂杂堂，一班衙头皂快，如饿虎逢羊，必无生理。非遇廉察之官，身家必至立破。且俟候听审，自辰至酉，寸步不敢远离，惊心吊胆，忘饥失食。若遇冲繁地方，职官因公他出，又须收牌别示，十旬一月，未有定期，其苦三也。至于审后，水落石出，轻则戒饬，重则问拟，有何好处而乐为此耶？尔诸生读书明理，心气和平，既无刚险之性，倘有非礼之加、横逆之投，情遣理恕，何难渔然冰释。即或万不得已，务要申诉官长，而据事直书，仍不失忠厚之道。则有中惕之吉，而无终凶之讼，慎毋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毋恃衙门为我熟而钻谋蠹吏。守卧碑之训，而一意诗书，品端行洁，谁不受敬之。苟其不然，即使尔诸生身为职官，见此等好讼之人，有不疾而恶之者几希矣。
林豪：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
清光绪年间
——经义不可不明也
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如汉儒以经义决狱，以《洪范传》推度时事，均能吻合。故先哲谓：《论语》半部可以治天下。非危言也。治经者，必先读注疏，择精语详而归于一是。若场屋与考经解，则以众说为波澜，而以御纂及朱子之说为主脑。朱注虽为时所尚，要当分别观之。如《周易》宜习汉学。其尤著也，若《虞氏义》一书，为国朝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所阐发，尤为汉《易》入门之径。大都以六爻之变动，阴阳之错综，先明其数。故治《易》者，必有图画，犹《春秋大事表》、舆地，皆有图说，以明其方向，于天下大势、远近强弱，方了如指掌。他如《毛诗小序》，必不可废。若能会萃众说而自抒新义，亦可以参备一解。大抵六经注疏，经御纂折衷，固已灿然大备；然圣贤理道，本属无穷，如近世江慎修之《乡党图考》、阎百诗之《四书释地》，皆足以专门名家，补前贤所未备。学者会而通焉，可也。
——史学不可不通也
三史之学，一曰正史，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曰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曰纪事，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也。其他三通（三通：唐杜祐《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皆政典之书。）、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可也。夫史书浩如渊海，苦难遍读，故治史者，必自朱子《纲目》始。其法每阅一代之史，则设一簿，择其事之要者，论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自抄一本。或计一年所阅，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览。至岁终，揭起分类，抄成一本。年年如是，有三益焉：一可知古今之事变，人品之贤否：一可识史家笔法，与义例之异同；一则典雅字句，随意摘出，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更觉靡尽。凡此，皆读子、史百家之良法也。然读书尚友，必能知人论世，故有时读至疑难之事，该掩卷思之，设身处地，当如何处分？而后观古人究如何处分。其增长知识，尤不少焉。
——《文选》不可不读也
《昭明文选》一书，为古学之总汇、词赋之津梁。自唐以来，如老杜犹教儿熟精选理，岂得以难读而置之？即如“京都”、“江海”等赋，字多奇僻难通，无妨节取。他若屈子之骚，武侯之表，《春秋》、《毛诗》之序，苏、李、陶、谢之诗，皆出其中，宜择其明白易晓数十篇，自抄一过，朝夕吟咏，以为根柢，则出笔自可免俗矣。昔人谓做秀才者，胸中目中无《纲目》、《文选》二书，何得谓秀才哉？盖惟习此二书，则胸中乃有古人，而笔下方能超出时人耳。
——性理不可不讲也
我朝儒臣所辑《性理精义》，皆采择有宋先贤五子之学，若《通书》、《西铭》及《太极图说》，词旨深远，皆理学之至精者也。而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即本周子主静之学，衍为兵法，故生平战功彪炳。其门下弟子，类能起而捍大难，踣大憝，亦皆本其师说。盖是书所赅甚广，苟能明其一义，推而出之，亦足以开物成务。学者但本其性之所近，择其辞义可通者读之，当有领会，亦无庸缠死句下，琐琐较论心性，致与胶柱刻舟者等诮也。
——制义不可无本也
昔人谓制艺之佳者，不从制艺来；试帖之佳者，不自试帖来。若但能就制艺、试帖以求，则诗文未必能工。盖胸中无数千卷书，安能独出手眼，下笔沛然？虽复极力摹拟时墨、铺排涂附、学其套数，初阅虽有机调，细按之不过合掌雷同，无一语从本心中流出，奚贵其为文哉？至于题有层次，前后不可凌躐也；题有神理，一字不放过也。曲题用经义，贵能融化；理题靠朱注，贵有洗发手法。题尤要聊贯有情，补侧得宜。能如是，是亦足矣。先儒云：“文以载道”。又云：“时文代圣贤主言。”虽不敢执此以律时贤，亦安敢不力求实学，而取法于上哉？
——试帖不可无法也
自乾隆二十二年，文场始加试帖一首，排比声韵，法至严密。一字不叶（叶：“协”的古文，不叶即不协。此处指叶韵。叶韵起于南北朝时，文字读音，因古今不同，故古韵和今韵不同，当时强调合韵，强改古韵为今韵。为求压韵，甚至不惜擅改原文，其弊甚深。至宋代，提出古韵通转，不必改字之说，形成一字多读，随处可叶之势，多音字增加，其害亦大。清人深究古音，叶韵之说渐废。），则前功尽弃，可不慎欤？即如结韵、抬头、颂扬，系应制之体，不得已而用之。若全篇颂扬，澎士每喜用之，尤不可解。此体无足讨好，而最易惹厌，似不必轻用为当也。能为古近体诗者，其试帖虽不甚工，亦不致有尘俗气。大抵试帖之上者，莫如有正味斋，而九家诗次之，七家次之。要必汰其不合时式之作，而选其尤佳者数十首，以便揣摩可也。古学则以唐律的根柢，而行以馆阁格式。古学经解，在小试军中，易于偏师制胜，况平时能为古学，则试帖游刃有余，在闱中尤有裨益。宜讲律赋及赋学指南二书，以资讲习，为入门之径。
——书法不可不习也
场中作字，譬如善膏沐者，同此资质，而膏沐稍整亦足动目。故制艺俱佳则较其诗，诗律俱佳则较其字，而去取以分。其大凡也临帖之法，非徒濡毫摹写，以求其形似而已。必取古今名迹，悬挂壁间，或斜置几上，细玩其用笔起止，配搭疏密长短之法，队伏整列，笔气联贯而下，无错综不匀之弊，务期意在笔先，神与俱化。故未有楷法不工，而能工草者。至用墨濡笔，皆有程式。墨要去胶，笔要洗净，试卷虽涩，必不宜磨使光滑，所谓善事利器是也。我期功令，凡殿试、朝考，尤重楷法。鼎甲馆选，咸出其中，而可苟乎哉？先儒云：“作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则又不特场屋宜谨也。乃澎士书法，尚多未匀，即系注涂改，又多违式。查磨勘条例，每科学政，多有颁发。即乡闱，题纸后已胪列，为师者亦宜以教其弟子，每误则随时指正，必平日习惯自然，场中方无错误。若以为无关文字之佳否，而任意涂抹，是真与科名为仇也。大抵得失虽有定数，而人事要必先尽，故琐琐及此。古人云：三年心血，只争一刻眼光耳。有志者，幸勿河汉斯言。
——礼法不可不守也
《纪略》原载《学约》，于人伦、师友、立志、戒讼之说，再三致意，兹特举其意所未备者，推而言之。夫吾人既从事于学之一途，不能不以舌耕为业；舍此，则别无谋生之术。盖防礼自恃，有如处女；怀刑畏法，惧入小人，其力守大闲，亦仅仅可以免祸而已。要之，训诲有法，自不患事畜无资，而或欲于公门中上下其手以沾利益，此大误也。盖自来清正之官，必能循理。故凡理之直者，可无烦托我；其曲者，始欲藉重一言，为可缓颊。而既视为谋生之资，又不能择事而预，在有司则已窥我之后，谓是固非理相干者也。无论从与不从，而我且以一言见轻，他日虽有至言，转不易入矣。至于墨吏，亦有别才，其经手固自有人，本不欲与正士相接，而反借非公不至之说，谓礼义由贤者出，而以澹台子羽相待，则吾亦何能不以自待耶？虽然，俗事非尽不可与也。设有至亲为人倾陷，则当极力为雪其诬；又或亲朋两相争竞，则必苦口为平其怨；他如保固桑梓，兴利除害之大端，则士为四民之首，又安可不身肩其任。此虽仁义，未尝不利，而吾之坐言起行者动于礼，非动于利也。则仍不害其为礼法自守也。夫礼法之所赅，亦甚广矣。由勉亭之所言，所谓伦之明、志之笃、理欲之必辩、师友之是尊，以至励躬行、戒词讼，皆范围曲成于礼法中，而率履勿越者也。必能守如处女之固，而后免为小人之归，可不叹欤？古人云：做士子时，当如闺女，要畏人也；既入仕途，如健妇，要养人也；及退休林下，如老妪，要教人也。所愿士子，识此数端，为读书之根柢，而复以通经、学古、课文、作字各条，互相淬励，从此日就月将，相观而善，士气蒸蒸日上，以与中土代兴，是又区区者所乐观其后也夫。
河南省
●大梁书院
在开封。又名丽泽书院。明天顺五年，提学副使刘昌创建于城南薰门内。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抚李衍改为巡抚治所，迁书院于丽景门外二程夫子祠处，祀二程。天启二年，巡抚冯嘉会、巡按邱兆麟费银余两重建。有讲堂、会文堂、二程木主堂、缭垣、坊表、门屏、石桥及高明楼、八角亭、碧玉泉与诸生读书号舍等，置学田亩。明末没于水。清康熙十二年，巡抚佟凤彩改建于城西北隅天波楼旧址，有大门、仪门、正堂、左右斋舍百余间。堂后有书楼。延师课士。二十八年，巡抚阎兴邦重修，扩大殿堂，祀名臣先贤达人，均为“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寄迹于斯，立德立功”、“皆于大梁有光”者，使“缙绅知所则效，子弟知所尊崇”。教学“以‘六经’为根柢，以程朱为绳尺”。聘张沐、耿介等名儒任教，“两河之士，翕然归之”。三十五年，巡抚李国亮移建于城西南隅州桥西、古汴水经行处。五十八年，得御书“两河文教”匾，悬于讲堂。雍正十一年，总督王士俊、布政使刁承祖重修，得帑金一千两，并定为省城书院，在全省范围选拔生徒，礼聘院长。乾隆二年，巡抚尹会一祀河南先贤人于讲堂，又刊刻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及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悬于课斋。道光初，得御书“正学渊源”匾，悬于讲堂。十六年，钱仪吉任主讲，授义理考据之学。光绪十八年，学政邵松年整顿书院，增设辨志斋，选学行优秀之士肄业其中。为“振兴文教，造就士林”，次年又增建明道书院，移辨志斋诸生肄业其中，作为分院。经费“由大梁书院节省饭食银项下，每年拨给银六百两”，诗文考课仍归大梁。定有学约、院规，藏有大量书籍。书院还刻印图书，存印书板种。清末任山长者有仓景愉、顾林、顾璜等。二十九年，改为大梁校士馆，其藏书归入新成立之河南图书馆。三十一年，改为尊经学堂。
桑调元：大梁书院学规
清乾隆年间
夫读书植品，士之所有事，而非实胜之是务，则终无由立。人即知识开明，一心所窥者浅，故必充之问学，而知乃日进高明。顾千言万语，只使收已放之心，约之人身，以为向上之寻，斯下学上达之功见。倘文与行二之，则全无一是。幸而轨辙求合，抑犹虞其涂泽为之，则根已全虚，虽自诡文之淹通、行之魁特，终其身无分毫之实获，为尤可哀也。故立诚为学者之关中、河内，舍是无以定其基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括《论语》全书，并可括《十三经》传古今无穷之书。其中审端用力之方，自有节目次第。循序而进之以渐，虽资性未敏，亦或先或后、或疾或徐、骎骎赴乎是莫之量。仆赋性钝愚，规模迫隘，只求近里著己所可力者，恳苦自鞭。窃举平生向学之方，缕缕为诸生告焉。
——辨志
学莫先于辨志。志如悬的，萃心与力中之，苟其的一差，误中之害莫可诘。亘古今惟三不朽（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谓三不朽。）撑柱天地，此外别无有人。今与诸生接，甫启口，辄进之于三不朽，或不能无惊疑，然无以为也。德不能及孔、孟、程、朱，而忠信廉洁一节之表见、一行之执持，不谓为德之立不可也，此岂谢弗能乎？功不能经天纬地，溥利群生，而随处存心，一民一物之克济，宁不云功之立乎，此岂谢弗能乎？立言不必定援笔著书，杰然成一家之则，汉东平王只“为善最乐”四字，其言立矣，此岂谢弗能乎？矧由是而进，即蕲至于古之不朽非难。中州风气淳朴，前圣遗泽最深且厚，近为汤、耿诸先生讲学之乡邦，诸生之志，固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立本
立本之道，在孝弟慈。人孰无父兄，人孰无子弟。我有父兄我事之，我有子弟我抚教之。孝友子谅之心油然而生，得之性而无待于强。惟注力在察识扩充，俾满其分斯贵耳。尝见士夫之于父母，养非不足也，礼非不具也，而或且旁移其慕，曾不若野人之于父母，肫肫浓至，天性烂然，则是野人之父母较之士夫之父母为重也。忍不忍也，故君子之于孝弟慈注力也笃。移之忠，移之顺，推诸子，惠万民，莫不基于此。未有不厚培其本而枝叶能旉昌者也。《康诰》言只恭字与《大学》合，先后圣于此恒警动言之。苏长公谓今之人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予谓今之人有亲而不知事为可惜也。此予与诸生言及此，能无怦怦感恻于中乎？
——穷经
圣人之心存乎经，不凝神静气以穷之，则圣人之心不可得而见，而经乃晦；更穿凿附会以渎乱之，而经亡矣。穷经之大致有三：曰博综，曰折衷，曰自得。先之以博综，所见广而参稽有资，则疑义从之生；然后会众说而折其衷，则至当归一而论乃定；久之动乎天机自得之妙，不待游刃而豁然中开，非侈谓前贤之粗，而我得其精也。刍荛之所见，犁然有当于圣心，是天之聪明散乎众人之心者，时而呈露其义，未始经人道，而一拈举之，确不可易，斯乐莫乐于此矣。士通经乃足用，自来之引经断事见诸猷为者尚矣。即一操觚而不本之于经，则根柢薄而论说皆肤。韩、欧、曾之古文皆大醇，而朱子尤醇乎醇。时文中王、唐、瞿、薛、归、胡诸公之所为，俱灏衍不可崖涘经熟也。穷经之方，自少及多，通其少而多者徐由之贯。《十三经注疏》、昆山徐氏所刻《经解》之外，逸简甚众，穷年皓首，莫得其端，此多而无纪也。今就《四书》专经，条分缕晰，融会贯通，不墨守断烂之讲章，时有心得。一经毕更及一经，群经可次第程功，不苦其难，不惮其烦，不好奇以妄为之说，则经义如脱颖，岂独锥末之见已哉。
——学古
古之器至坚厚也，而细致为今之工巧所不能过。古沈而今浮，古用力深而收功远，今虑浅而欲速，无惑乎不相及也。人不学古，则其人也凡近，或遂至嵬琐而不足论；文不学古，则肤庸拙僿，纷杂无章，甚且剿袭雷同，文坏而士品亦丧，可恫也。《易》曰：“其旨远，其辞文。”夫旨远矣，辞即不文，庸何伤？然且谓不文不足以行远也。故理道已明，行文要自有矩矱。《六经》之文，天地之大文也。天地之大文，阴阳寒暑推移变化无端倪，而按诸通复往来之度，井井不乱。《六经》之文，文成法立，不以文鸣而为文之至，故其妙与化工埒。古今之文之卓然成家者，莫不取则于是，是岂无工夫所得到哉。程子谓：“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西铭》。”夫《西铭》之理直诣精微，而非操笔力如子厚作之无由，此足觇行文之须用功取法矣。孔、孟生于今，必应举，应举必为时文，为时文必期合程度，而断不舍驰驱之范以诡遇，可知也。吾平生论文，持六字诀曰：“出落清，柱意明。”出落清，则如建章宫千门万户自有次第；柱意明，则肢股中血脉贯而不容左右互易，此其大较也。其细微曲折，当俟讲文阅文详悉指画，而揭其大旨如此。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古法如是，吾与诸生共学之而已。
——博习
人之质性，有专讲习时文曰犹不足者；而聪明奇隽之士随地不乏，徒以时文可取科第，既已优为之而遂不他及，其所成亦遂止于是。学术文章不尽其才，致为可惜。夫穷经为本，固人人之所宜务，而诸史群书、诗古文辞举足以开广识见，裨益性情，俾德器深以醇，才猷闳以达。朱子天秉绝人，其于道学根底、经传渊源既已契先圣之心得，集群贤之大成，所作《传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矣。《纲目》一书上续《麟经》（麟经：相传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后人因称《春秋》为《麟经》、《麟史》），皆天地间之大文，而旁通博览，于书无所不精勘，所作诗古文辞卓然为南宋大家，皆学力深邃、远有师承，非由臆作。此以知大儒通三才，综群术，断非拘墟自域、抱残守固为也。诸生中有才地超群、孜孜好学、志为宏通博硕之彦，裕廊庙之徽猷（徽猷：高明的谋略），发山川之鸿藻。承学之人虽愧浅陋，愿以所闻于师友者共讲明而切究之，此内实源流相贯，非仅多梁园（梁园：又作梁苑、兔园，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汉梁孝王刘彻修筑，为其游赏与延宾之所。当时文坛高手司马相如、枚乘等皆为座上客，吟唱词赋。李白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诗句。）词赋已也。
——静
为学莫先于养心。心凝然不妄动，渐几于澄澈，以之穷理而理明，以之处事而事当，以之执笔为文，而渊然之思探入深微，俾出之晃朗，而无丝毫之翳杂，单微所萦能穿溟涬，胥由此也。天地古今精蕴，决不翕聚于浮动之胸，故人须沈静而器识斯广，学业斯宏，他日之所成就亦远大莫可测量。一日之间，务期默多于语，止多于作，则气渐宁谧，诸事就安详而静可几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周子曰：“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夫耳目口鼻之欲。”圣人所不能冥心以处也，而猥云至于无，不几折入于二氏之门径乎？盖澄然无事，动辄不逾乎矩，则欲无非理，即谓之无欲矣。下学之所不能骤臻，则寡之斯为善术。故圣人主静，君子慎动。若心无检匣，浮躁飞扬，神疲而识昏，气粗而言庞，不惟器宇远于儒者，即细与之论文，亦岂能有所入哉？
——恒
天恒覆则恒清，地恒载则恒宁，日月恒照则恒明，圣人纯亦不已，故贞。夫一常人，心有断续，讵便妄几乎是，然不可不勉强秉持，以注于是也。无恒不可作巫医，南人之言，大圣取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左右前后纷纷藉藉齐以羞进，《易》以谓“其来不可御”也。其集莫之穷也，故或之。或之者，非疑之也，有先招之者矣，而奚为不急用？吾占考之俗谚，则如彼；征之经言，则如此。无恒固无一而可，而人顾以或作或辍之功，挂名从事于学，文与行亦安能有获？凡人苟有所为，精神常聚则光华自生，吾尝试之矣。书之难句读者，日日往复之，而疑意忽开朗，即得其理；解事为之难合者，日日经营之，而机缘忽凑讫有所成就，故其方莫善于恒。有恒者之不二其心，其于可否无所择，圣人犹与其质地之坚确，况衷于道，而俛焉日有孳孳不已也。吾愿与诸生绵密以之。
——整
凡人心志整则无非僻，举止整则无倾邪，事务整则无纷庞，文思整则无杂乱。竟日课程，限定作何诵习，整饬不紊，则日起有功。当读书时思讲求作字，即谓之务外，当读此书时忽欲研究彼书，亦谓之放心不收。若义理触发、旁推交通者不以此绳，否则皆执持不定。所致读一书，自序文以至终篇，首尾勘究，不令一字放过。案头惟专对展读之书，余列他几，不更纷陈，若时当次及，则掩此卷而更易之。程子言：“敬以主一，无适为训。”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主一，此直致功于内，而复恐心之出入无时而难为操也。更以整齐严肃为言，而吃紧处首在于整，整则无适矣，无适则主一矣。杜绝诸妄，端在一整，此吾有见于整之一法，为亲切而有味也。课文之日，尤贵乎整。浮游耳目，浊乱心神，较为交接语言，此不整之尤者也。释回增美，愿诸生深得力于整，弗以吾言为河汉。
——勿聚谈
废学百宝之滋，总由于聚谈。昔夫子所叹为难者有二：一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此不过颓惰之流自弃而已；一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之人，其滋害为特甚。夫丽泽之益，朋友讲习，专在于赏奇析疑，则道日益明，文日益进，此不在聚谈之列。若聚谈则多说一句无益之话，少读一句有益之书，既已双失之。且“不及义”、“行小慧”，势所必至人品沦败，将不可穷究。学者惟日孳孳犹恐不及，安得有余闲聚谈。即稍有余力，亦须静坐凝神以涵养德性。平生所痛惩者，在聚谈一节，是用动色相戒。在诸生肄业于斯，自必厉志精进，决不蹈此，而特揭明戒者，防微杜渐，区区过虑之苦心也。
已上诸条，为法者八，戒者一。能尽事此法，则无所庸戒。一或稍不戒，即足以败法有余。循法为之，有无穷之益，吾翘首拭目相待，深为诸生愿望之也。所戒或忘，便有无穷之损，我心恻，我颜抚，不愿诸生之出此也。仆来自浙江，诸生居中州，不远数千里相聚，所事何事，此中固有至情关切，教之所以为教，学之所以为学，讵等泛泛悠悠，期诸生争自濯磨，相与有成。处则为经明行修、束修圭璧之身，出则建致泽徽猷、彰黼黻鸿业，用以副圣天子振宣文教之隆，贤执事乐育群材之盛，并峥嵘自立，郁为时栋，吾亦与有荣施焉。尚其勉旃谨旃。
湖北省
●问津书院
在黄冈。相传孔子自陈蔡去楚过此，后当地人掘地曾获石刻，有“子路问津处”字，故名。元初，龙仁夫寓此讲学，立有先师庙，元末毁。明正德间，知县胡浩曾建亭立石。隆庆初，知府孙光祖重建，县儒士郭庆、吴良吉与黄安、耿定向、定九兄弟复于此讲学，至万历间萧继忠、王陞重建，题额“问津书院”，并在河南商城建有分院，一时称盛。明末毁于兵。清康熙六年，县人士邹互初、操之盛先后修建祠垣讲堂，规制宏敞。中奉至圣先师像，西为仲子祠、东为先儒祠，祭品祭田毕备，士子肄业其中者，每春秋二季之末月十五致祭。乾隆八年，改东西祠为两庑，东祀仲子及沮溺，西祀朱子及先儒，建学舍、藏书馆，馆侧有从先堂，殿西有文昌阁，前有魁星楼。十九年重修圣殿，二十三年修讲堂。道光七年，举人胡玉森等捐建理事斋一所间。光绪七年，监生熊明春等募资重修大成殿。院内学田近亩，自明至清由官宦、士绅捐赠。
萧继忠：问津书院学规
明万历年间
问津书院自龙麟洲先生创兴讲席，距今三百余年，流风余韵，瞻溯无从。继忠昔侍吉水、三原、天台诸先生，谆谆以此事相属。自维谫劣，蚁负何堪（蚁负何堪：自比马蚁，不堪重负。）？然伏念吾辈稍知向学，适生先圣过化存神之地，而觍颜食息，坐销日时，岂得复比人数？今与诸同志辟草构椽，略有端绪，因念古人于学问先后须有次第，胡安定湖学四科，朱子白鹿洞六条，是其大较也。今酌定每月十六日俱会于斯，上奉先师之灵，下资朋友之益，共出一月所学，互相咨证。盖会不欲数，数则徒资口耳；会不欲疏，疏则或至遗忘。会所供具，唯以四味八殽为率，道腴是甘，谅有同心也。谨列规条于左：
——德行
吾辈即望圣学修身为第一吃紧，凡一月行止，虽能自信，未必尽能共信，每会必将隐显巨细一一商较，庶不差脚。
——宗旨
凡学人各承师说，具有源流，其于身心意知平日所窥路径，每会首先讲究，令毫无疑义，庶渐见底里，可向上去。否则本原一差，身坠落坑堑，可不慎哉。
——经济
凡学问，心性其体也，经济其用也。古之圣人惟有钦明文思之心，斯有于变时雍平地成天之经济，讲心性而不讲经济，则心性可知。每会必将平日所斟酌兵农礼乐诸大制度一一互订，庶见明体达用之学。
——制举
制举业为先资之言，正所以发择圣贤道理，每会必出所肄业，共为衡量，匪独以中主司程度，亦以觇同学邃养。
——识议
传曰前事者后事之师，又曰诵诗读书不知其人可乎？每会正讲毕，必将前代人物得失，独出手眼，共相衡论一番，庶闻其议论，观其识见，可以决所从违矣。此皆学问中修齐治平大准也。
——规劝
圣人无过，君子改过，小人文过。吾辈不能为圣人，容甘为小人乎？倘有得失，每会必藉师友规劝，毋面谀而心非，毋意拂而耳受，务共勉旃。以上各条，惟我同盟务各遵守，倘当会不至与至不遵规者，俱各有罚。
邹江遐：问津书院会约
清康熙四十六年
——文以会友，行实先文，敦伦其大者也。身列士林，为四民（四民：古称士、农、工、商为四民。）瞻仰，试午夜自问，其事父母也，养志口体果居一于此否？丧果尽其礼，祭果尽其诚否？兄弟友于和乐且耽，其财产果不争竞，妻言果不听否？果不藏怒宿怨怡怡如否？朋友势交利交不足论，即讲文章意气，要一段真情至性流通贯彻其间，果言而有信，肝胆与共，生死不易否？夫妇尤关一家福祥，果不狎不渎，不嘻嘻失节，不牝鸡司晨否？传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君臣数者，如不可问，其于君臣概可知也。五伦乃天地之大经，人生之大节，有一不尽正，所谓马牛襟裾者。先儒谓诚意为人鬼关，则伦之尽否，争人兽关头，可畏也。凡我同人，著力猛省，务期文行兼优，以无负先王询事考言之意。
——帖括取士不下四百余年矣，一题之文载在房墨者盈千累百，每科必有一二人另番花样，愈出愈奇，无他，惟其新也。盖人心之灵，百变不可方物，平奇浓淡，总以新颖为上乘。韩子曰戛戛乎陈言之务去，诚秘钥也。在先辈，则研习经史，穷极《性理》、《语类》、《或问》、诸子百家等书，乃能信今传后，久而益新，近乡、会试添设五经中额，论题出《性理》，正欲学者留心古学以作根柢，则文章不求新而自新，切勿徒事剽窃，徼幸万一。
——人之好尚不齐，见解自别，而理脉则一也。会文公请前辈到院，键门批阅，凭其去取，必有一种识见出人头地，倘自是不服，妄肆讥谈，貌受心非，势难取益，况怒于言怒于色乎？虚受者当不其然。
——诗、字两学虽曰末业，然近日应制以诗命题，有关黜陟。字尤举业家所谓出马枪者，笔笔正锋，字字法帖，小试最易制胜见长，标榜尽能出色成名。江浙八股外以诗字结社，讲究宗派，所以登高遣兴，随地挥翰，人物骚雅，才品洒落，晋接闲绝，不露缚手缚脚、遮头盖面之态。同会人请以暇豫稍留心焉，亦雅人深致也。
——会中优取前列之文，不遍传共阅，彼此无益，阅卷发案毕，其优等应誊者领卷归，各目缮写四本，照原批点装订，送至书院汇齐，分上下东西四路，酌期递传，以示欣赏。明先达创四季大会，末路、兵燹接踵，朝不及夕，厥典遂废。先大人与奚王诸先生复结问津堂会业，丁酉、己亥间，诸先生连镳并辔，其余教授生徒，而问津之课亦寝，吾郡人文蔚起，英才辈出，不愧先型。但人自为家，闭户造车，出门合轨者固多，而南辕北辙亦复不少，此道日新月异，倘不及时切劘，匪进则退矣。学问退则品望必差，一失足终身陷井，今与诸同志公订酌夺，题以学之内外，分拈期定，季之仲望，编号弥封，毫不假借，而其合力交口劝勉者，只以“人品学问”四字为归宿，仅列会款于右。岁丁亥春仲望日，邹江遐谨识。
湖南省
●岳麓书院
在长沙岳麓山下。其前身为唐末五代时期僧人智璿为儒生所建读书之所。宋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因袭拓建智璿之屋，正式创建岳麓书院，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咸平二年，知州李允则扩建，增书楼，祀孔子，置田产，招六十余人肄业其中。四年又得国子监经史书籍。至此，挟儒佛文化交融之优势，岳麓形成讲学、藏书、祭祀、学田的基本规制，显现大家风范。大中祥符八年，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教授生徒数百人，而得真宗皇帝召见，拜国子主簿，使归教授，并赐对衣鞍马、“岳麓书院”匾额及内府藏书。最高统治者的褒扬，使其称闻天下，名冠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北宋中期，在大兴官学运动时，它又与潭州州学、湘西书院连为一体，形成“潭州三学”体制，正式确立起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
南宋乾道年间，张栻居院讲学，弟子甚众，岳麓成为影响甚大的湖湘学派的基地。三年，朱熹不远千里，自闽率弟子到院访学三月。朱张会讲，吸引学者千人，诚为书院盛事，既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上不同学派会讲先河的开启，又表明它在全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已然确立，朱张之学由此也成为岳麓数百年不变的学统。再加淳熙十五年、绍熙五年、嘉定十五年陈傅良、朱熹、真德秀等大师分别讲学于此，遂养成吴猪、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陈琦、钟震、钟如愚等为代表的岳麓诸儒，他们构成湖湘学派的中坚，更以其经世致用，坚持抗金而彪炳史册。淳祐六年，宋理宗皇帝再赐院额，岳麓遂与白鹿洞、丽泽、象山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德祐元年，元兵攻潭州，岳麓诸生据城共守，死者十之八九，院舍亦毁于战火之中。
元至元二十三年，学政刘必大重建。延祐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修。其时的岳麓作为理学的大本营，倡导朱张之学，和白鹿洞一起，成为政府向北方一体推行理学和书院的榜样。明初，书院废弃六十余年，至宣德年间始得渐次恢复。弘治十年，院舍全面重建。正德年间，王守仁访院讲学，山长陈论创射圃，首修院志，守道吴世忠增设文庙，岳麓始得恢复元气。嘉靖六年，再度扩建，计有四斋、六舍、东西两讲堂、成德堂、延宾、集贤二馆等建筑，置学田余亩，规模空前，书院之盛，振美一时。由此而历隆庆、万历、天启年间，王门弟子王乔龄、季本、张元忭、邹元标等先后讲学，岳麓演成传播阳明心学的讲坛。至崇祯年间，山长吴道行“以朱张为宗”，得与东林书院相呼应，复倡理学，培养了王夫之这样的学生。清顺治九年，书院重建招生。此后二百余年弦歌相续，办学不断。康熙二十六年、乾隆九年，皇帝分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及图书，弘扬其倡导理学之功；雍正十一年得帑金一千两，建为省城书院，在全省范围招生；嘉庆七年，招生名额扩至名；道光十三年增设湘水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辞章分科试士；咸同之际，院藏图书达到卷。凡此种种，皆表明岳麓作为高等教育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长期保存不变。其时的名山长李文炤、王文清、旷敏本、袁名耀、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等，皆湖南名宿。著名生徒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长佑等，多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人物。
光绪年间，岳麓适应时世而求变通。王先谦主院期间（—），注意时务，倡导新学，设算学、译学，开始近代化变革历程。二十九年，终于改为湖南高等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凡经演变，成为今日湖南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的岳麓书院地位独特，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全天候向游人开放；作为高等学府，它要向国内外招收研究生，开展书院文化和思想史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活动，成为全国罕有的能够贯通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教育血脉的活化石；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它历史悠久，超乎巴黎、牛津、剑桥、耶鲁等名校，并且能和它们一样阅古常新，成为全人类文明中令人景仰的璀璨之星。
李文炤：岳麓书院学规
清康熙五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