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列传 - 第 5 页/共 23 页
从一六六四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的邀请，成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因粤难去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七年。这时期曾著《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啸峰大然编成《青原志略》。这儿应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个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是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时的弘济禅师）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山中有"五贤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念庵）等五人。
这一时期，除了潜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往还也很密切。魏禧对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较复杂，提出了婉转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魏僖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名墨历，又名木立）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方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史料，摘引如下：
"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与魏禧所记稍有出入，可以互相参证的是王夫之的记录：
"乃披缁以后，密翁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兴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财。"（《船山遗书?搔首问》）
肖伯升在《研邻偶存》中记载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行处则乎实，待人则春风"。
尽管学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诗文往还。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耽禅说，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从明末到甲申以后在两广避难时期（约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前编，全本藏北京图书馆）、《博依集》（此书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北京大学有全本）、《膝寓信笔》（此书多通行本）。
中期：避地两广后以至北归桐城、南京等地时期（公元1644年-1652年）：《东西均》（此书现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新印校点本）、《岭外稿》（在编排上属于《浮山文前编》的后半部，现均藏北京图书馆）、《浮山文后编》。
晚期：从两广北归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止（公元1652年-1671年）：《易余》（全书共约十二万字。现存当时抄本）、《药地炮庄》（有康熙萧刻本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删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记）、《易图》（又名《寂历图》）、《鼎薪》（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得到此书存在的消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有《嘉兴藏》本，分四卷，约三万字）；《一贯问答》、《冬灰录》、《五位纲宗》、《性故》（即《古今性说合编》）均有抄本；《禅乐府》（有一九三五年其后人方鸿寿铅印本）、《诸子燔痏》（方以智论诸子的著作，尚未发现）
此外尚有有关医药，音韵，及论诗词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列举，待编辑其著作时，再作考证。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遗书》中，《两粤新书》收入《海甸野史》中，都不是方氏的著作。应当注意。容肇祖先生发现钱谦益《初学记》卷二十三《响言》二卷与《七件遗书》本《向言》全同，经考证，确定系钱谦益所著。至于《两粤行书》非方氏之作，朱希祖在该书跋中有详细论断。
方以智逝世以来，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通而为人们熟悉的是《通雅》、《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三书，《通雅》、《物理小识》不乏被人引用，如袁枚的笔记，陆耀的《切问斋文集》中都有零星引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有对《通雅》的著录和评论。乾隆时日本三浦晋所著《赘语》中，多次引用《物理小识》。
《药地炮庄》尽管流传下来，但由于非常难懂，钱澄之曾说方以智"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见《通雅》序）．目前所知，清代尚未有人加以研究和论列。
方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东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迄未刊印，有的孤本流传。感谢三百年来的收藏保存者，方以智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遗留，将是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资料。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安徽桐城人。故明翰林方以智子。
初，以智著《通雅》五十二卷，于训诂名物皆有征实。君少传父业稽古，有机思，喜量圭黍察仪漏；以古九章法仅存条目，鲜能寻绎其义；乃据御制《数理精蕴》推阐之，复列数原律衍几何约珠算笔算筹算尺算诸法，辑诸家说，制取其长，制为一书，名《数度衍》，凡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谓："九章皆出于勾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勾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齐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钟粟布出焉。黄钟出于方圆者也。"又谓："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规，出三角。乘莫善于筹，除莫善于笔，加减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君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他著有《物理小识》十二卷，及《浮山文集》。
○冯登府
冯登府（？～？1840），字柳东，浙江嘉兴人。
嘉庆戊寅举顺天乡试，庚辰成进士，选庶吉士。改官江西将乐县知县。不两月，以亲病解绶去。服阕，教授宁波，大吏重其才，拟荐之，力辞。
幼即能作韵文，中年治经，深得汉儒家法。兼通金石文字。阮元、徐士芬、李泰交皆订至契。著《石经补考》十二卷，于汉魏蜀石经以备古今文之异同，于唐石经并正亭林某字误写之非。《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论语异文疏证》十卷，搜讨详备，辨证亦极精当。又集古彝器暨砖瓦遗文拓本为《金屑录》四卷、《石金录》四卷。仿元潘氏、明王氏为《金石综例》四卷。聚所见浙省古砖，加以考辨，为《浙江砖录》四卷。其余尚有《唐宋词科题名》一卷，《酌史岩摭谭》十卷，《玉台书史补》六卷，《梵雅》一卷。
性好游，工诗。归田后，家贫弗能具山资。以东诸侯之招，重客三山，佐修通志。更撰《福建盐法志》三十卷、《闽中金石志》十四卷，名震海峤。诗宗金风亭长，有异世神交之雅。坐咏勺园，寒缸暑簟，或吟辔所至，兼善倚声。诗文为《石经阁文集》八卷，《拜竹龛待存》十卷，续集二卷，《种芸仙馆词》四卷，《钓船笛话》一卷。而所编者犹有《曝书亭外集》八卷，《冯氏清芬集》八卷，《邝砚倡酬集》一卷，《梅里词辑》六卷。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庭，江苏吴县人。
弱冠补县学生。道光壬辰举于乡。庚子，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文宗御极，大臣疏举人才，以之与林文忠同荐。旋丁忧归。比服阕，而太平军已陷金陵。承诏劝捐输练乡团，事办，叙克夏诸城劳，晋五品衔，特旨擢中允。有间之者，因告归，不复出。向、张师溃，太平军攻吴郡，群议赴皖乞曾公援军，虑不遽应，推先生具草。乃为陈危急情状，并时局利钝，及用兵先后所宜，语甚详挚。曾许之，令李鸿章率水陆诸营东下，遂成平吴之功。吴平，李公开府苏省，数就先生谘访郡县利病。如苏、松减漕额，长、元、吴三县减佃租，数百年积重难返之弊，一旦顿除。先后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各书院，为诸生讲论学术，成材甚众。卒年六十六。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师事李申耆、李尚之两先生，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精研小学，兼嗜畴人家言。著有《说文段往考正》，《校邠庐逸笺三种》，《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丈田绘图章程》，《使粤行记》。与修《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尤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凡水利农田盐漕兵刑诸大政，莫不了然于胸中。作《抗议》四十篇，均关系于民生国命，亭林所谓"若果见之行事，不难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仲长统《昌言》、荀悦《申鉴》，未足比也。《显志堂稿》十二卷，并长于治事，不为浮词云。
○凤韶
凤韶，字德隆，江苏江阴人。
岁贡生。所居滨江，邨巷僻陋，聚生徒谋糈以为食。与惠、戴诸先生隔绝，不能遍见其所著书；顾能深思独造，治经精密。著述盈笥，皆随笔条记，羼杂无次序。其门人始辑其说之涉四书者刊之，曰《四书补考》。又松江吴氏刊于《艺海珠尘》中者，曰《读书琐记》，更仅寥寥数条，均非其全。卒年七十余。后九年，武进李兆洛，总辑遗稿为《凤氏经说》三卷，于是君之学乃表曝于世。
○傅山
傅山字青主（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O7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山西省阳曲县人（今太原市），明诸生，少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性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节，不肯少与时相周旋。时山西提学袁继贤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故奄党也，先生乃伏阙陈情，袁竟得雪，先生以是名闻天下。明亡，变服黄冠居土室。天下大定后，始以黄冠出与客接，间有问学者，则曰本学庄列，于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形同遁世，但志在济世，不屑为空言。明清之际，深怀民族意识，不甘臣服于清，改其行，或作万里游，或雌伏不出者，南有序林，北有青主，是以自叹曰，"弯强跃马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骨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
明中叶后本为王学的天下，泰州学派兴，末流遂入于狂禅，于是蔑仁义弃礼乐，形成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之异军，青主的思想行为亦与之合流，而行纵放诞，颇类于魏晋风流，他的《上谷元旦》诗曰：
"秉烛起长叹，吁嗟行路难，资粮惟曲蘖，礼乐看蹒跚。景物家家别，风光岁岁阑。此生须荷锸，倒地即为棺。"（《霜红龛集》卷五《五律》）
志在前明，不得已而消极放诞，衷心则倾倒于"夥涉"为王，推倒强秦者，看他歌颂："夥涉真高兴，留侯太有情，篇章想不死，蜩蟪定长生。剑术一人敌，杯中万虑冥。悠然篱菊老，可不咏荆卿。"（《霜集》卷五《五律》）陈涉、张良、项羽皆反抗强秦的英雄，但剑术一人敌耳，无济于世，于是诗酒风流，老于篱菊，但仍咏荆卿，志在亡秦！青主一生在矛盾中，形为黄冠而志在红尘，不得已资粮曲蘖，倒地为棺，但心雄万夫，入世而作出世装，此其所以有"桃原直处忘情士，处士多情奈若何"（《霜集?杂著》卷十八）之歌，处士而多情，悲夫！
青主实主王学，而近于泰州，虽末流入狂禅，但蔑弃礼法，随寓而安，弃德从道，他曾经解"礼"，"......夫世儒之所谓礼者治世之衣冠，而乱世之疮也，不知劀其根而以膏药涂之，又厚涂之曰，治疮之礼也"。（《霜集?杂文》卷十四《礼解》）以礼为乱世之疮疤，治世之衣冠，是在治世礼不过门面，在乱世，礼实在是疮疤，以疮疤为礼，见于禅宗和尚语录矣。因之形成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人生一迂合耳，当其所迂，岂暇问其可否。凶狞之狗，见人野溷，则宾宾然伺于其傍，必不蒙一啮咬之念，以其人之能食我也，故论人者当如此。设求之安往而不得安分知义之人，故人望人则贤者可知，此有来言，以狗望人，则贤者更无数可知矣"（《霜集·杂文》卷十五《不寐寱语》）。以狗喻人，狗因人可以食我遂无啮咬之思。以此求人，则安分知义之人所在多有，更以狗求人则贤者满街；左派王学几于圣人满街走，盖皆以狗望人耳。这当然是愤世的语言，在清人的统治已经巩固的情形下，复明已不可能，久处土穴，亦掩耳盗铃者，于是出而问世，问世实等于出世，因不愿为当权者用，于是浪迹人间，随寓而安，亦无可如何耳。如何在无可如何的环境中自寻乐处？他说，"昔人教寻孔颜乐处，此句也是平地圪垛语，读得书久，自有乐处，便与孔颜不远，若白白去寻孔颜，孔颜与你个对面不见，岂不罔过了日子也。赖天地祖宗之泽，破书可读，一切龌龊人事不到眼前心上，钝资磨去，日知所亡，三间小屋之下好不富贵也。自爱不自贵，自知不自见，圣经贤传，古今载记，尽尔游行，谁能禁之。一生为客不为主。......故凡事颇能敝屣遗之，遂能一生无财帛之累"（《霜集·杂著。卷二十二《乐处》）。人而去寻孔颜的乐处，孔颜将与你对面不见，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乐处，不能从同。在他看来有破书可读，钝资磨去，龌龊事不上心来，三间小屋也是无限富贵。"为客不为主"也是随寓而安，在不合理的情况下，不随寓而安又奈何？荷锸而行，倒地为棺，自有无限乐处，然而这都是苦中作乐。
人不能改变客观环境，为客观环境所拘限，只能为客不为主，以苦为乐，这些以苦为乐的说法，实在也是自乐其所乐，三间小屋有破书可读，乐在其中正同于王心斋。"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心斋语录》）体用一元，方法即目的，此王学之所以为主观唯心主义。但青主于此从王学中跳出，入于老庄，从主观转为客观，他在《老子二十一章解》中云，"形所从者非穞也，从道来也。......物也而有非物者传焉，非物之物，道之为物也，恍惚象物似之矣而不可得，而窃之以窈冥之精，......其何物也耶？此道也，传之于父，父受之于祖．祖受之于曾高，父溯而上之彻于天，天大父也。自大父而传之不知历几何父而有我，我又为父矣"（《霜集·外编》卷三十四）。物之外有道，道非物，传之于天为大父。道相传初为一，可以名之曰德；道不可得而德可传。他又在《庄子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段解》中说：
"阴阳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无而已，别无所有。然无而有者，无可得而名，确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闻不可见，然万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曰德。溯此德者则我得之父母，得之天地之始为人之时而延之于我之身，生生世世，业识识业日远于德，故循性而修之以反于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为之法皆消融于乌有，几几乎并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谓德至，至则同于泰初之无有矣。"（《霜集·外编》春三十四）
物德以生之调德，德可以强名之曰一，他又指实一为水，"天为一大，太为大一，一即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气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即一也。"（同上注）以一为水为气，是首先点出气字来，理气，道器，本为程朱学派话题，青主主陆王。今亦道程朱，盖其学本宠杂，既本陆王，不得心外有理，更使气无存在余地，但已化主为客，遂于道外存气为物之所由生，而程朱不言无，于是以黄冠解老庄而引入无。道为无，由无而有，有为一为水为气。青主亦言理，但谓"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无理"（《霜集·杂文》卷十四）。窥其义盖谓气之精者无理，是理与气合而为一，气见而理不见，于是而引进气在理先之一唯物主义课题。他说："老夫尝调，气在理先，气蒸成者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禽兽、虫、鱼皆然。若云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引自山西祁县孙郅原藏傅山手稿）如果这些话果真出于傅山，那么他的思想偏离王学已远，盖一变从主观到客理，再变而以气为物之所由生，三变而气在理先，于是从唯心到唯物，盖青主之晚年定论欤？方以智以火为万物之本而青主以水，他们虽同时言水言火，但未谋面。
彻底变则变化无迹，但王学之于青主尚有踪迹可寻，随处可见，徐广轩后以陆王解傅山不失为解人，傅山论学有云：
"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无理。学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无见而学，则智者之登泰山泛东海非不闻高深也，闻其高深则人高之深之也，故训觉之为效似矣，而始终乎，人拾级而卑之，至于效先觉而效始不至，于日卑其所谓先觉者，非占哔训诂可以为童子师而先之也。乃孟子称伊尹为先觉，其言曰，子天民之先觉者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乐尧舜之道学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觉桀之当诛，觉汤之可佐，故幡然曰，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尧舜汤也，尧舜汤者，杀桀乃所以为尧舜也。是觉也谁能效之，谁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时也，其时矣而不敢效之曰，吾聊乐尧舜之道。"（《霜集·杂文》卷十四《学解》）
以觉训学，而以见训觉，都是以主观行为代替客观，格物以为知，是由外铄；觉见之为学则为自得。盖传统儒家无有言觉者，自佛氏入而言觉，青主不排二氏，遂以觉见解陆王，而王学与禅宗结合，觉见近于顿悟。见亦自见，非由他人，故云："无见而学，则瞽者之登泰山泛东海，非不闻高深也，闻其高深则人高之深之也。"徐广轩注曰："学字之解可谓千古大案，先生判断了了，更不作一调停含糊语。......或曰，觉训为见，见者何物，学训为觉，觉者何境。曰，先生之言德言泰两段中训之矣。其物一也，见则见此也。至其境则所言'空灵法界'四字盖以尽之。或曰，何道之从而即可以见而觉？曰，善哉问乎，君子深造之一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即见而觉之谓。欲自得而不得其道，是缘木而求鱼也。究理博物，程朱之学也，一道也，效人者也。先立乎其大，致良知，陆王之学也，本之孟子者也，求诸己者也。陆王不足信，孟子亦不足信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傅先生之学不专一家之言，儒书外，老子、庄子、释迦、达摩之言，靡不毕究。"（《霜集·杂文·学解》卷十四注）陆王本孟子，为学求诸己，而傅山本陆王，为学亦求诸己。
广轩言："至其境则'空灵法界'四字盖已尽之。"此非徐之增字，青主实多言"空灵"及"空灵法界"，言顿悟者必主空灵，否则见一物格一物，境为物遮，安见空灵，拨物见空，亦有悖于气在理先之说，此吾谓之为晚年定论也。青主说："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齿因〉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霜集·杂记》卷二十五）"死狗扶不上墙"，正严斥奴儒之言，奴儒者摭拾前人牙慧便矜矜自持，以为学有根底，其实这只是"妄听妄说"而已。徐广轩曰："先生一生所走路头，所造地位，显然揭出，佛者见之谓之禅宗指月，儒者见之谓之道学超诣。"禅宗指月，道学超诣均可达于空灵，而空灵法界者，"常就中庸思之，中庸之至而民鲜能，以其不空灵也，唯圣者能之以其空灵也，夫愚不肖之民，其不能宜矣，贤智之民何以亦不能，只因一'予'字，割舍不下耳。其所以不能割舍其予者，不能割舍其予之智耳。......若圣人则不然，此中空空吾无知也，安见所谓道而用意以遵之，乃至事至物来，率性而出而其机不滞，自然依乎中庸矣。......由是言之空灵法界非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哉。予未有知，吾无知也，绝圣弃知，其为旨一也，皆空灵之谓也。戋戋之儒妄生分别，傅先生之所谓未究其法界者也。或曰，如何用功，便究其空灵法界？曰，不睹不闻，独体炯然，四面无倚，空灵法界也"（同上）。这虽然不是青主的定义，但他自己也说过"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两者不相远。
这些语汇，都近于佛，尤近于禅宗，所以青主说"贫道以为佛本训觉，震旦《大学》之明德以至于诚明明诚之性之教谓何。达摩既人而后有见性成佛之传，不知衣领之珠先自有之，陆象山先生所谓，东海西海千百世上下圣人出而此心此理同也"（《霜集·杂著》卷廿一）。明心见性成佛又加上陆王之传，所以我们说傅山近禅，所谓空灵法界，不滞著于外物，一切空灵，这不是儒家传统的境界，儒家理想"大同"也并不空灵。所以我们说气在理先之说不见于青主已刊著作中，未刊稿，如果可信，也是他的"晚年定论"。或者是曾经有过的说法。佛、道、程朱陆王对于他都发生过作用。他的思想来源是庞杂的，而所处的环境是单纯的，长期处于土穴中，出来后也是黄冠，所以空灵对于他，并不生殊，但究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欲空灵而出世．不可得，于是他又究心于世功而倾心于陈同甫，所以我们说他本心是入世的。
他的思想解放，便打破传统的枷索而詈奴儒，奴儒大儒都是在传统儒家教条下压服了的人，他们毫无主见，滞著于传统的束缚，也就绝不空灵，这样说，"空灵"云云，还是打破传统枷索的一种手段，空其一切，当然传统的束缚，历史的约定，都在排斥中，因之在文学上他也鼓吹竟陵而颂钏、谭。但究竟是禅宗在影响他，所以他惯作语录机锋："牛头未见四祖时，何故百鸟衔花？曰，未见四祖。曰，既见四祖时，百鸟何故不衍花。曰，既见四祖。此钞正百马衔花时事，若遂谪不必百鸟衔花，则亦终无见四祖时，其初难知百鸟惊飞云矣。"这是原牛头见四祖一案的注脚，我们在其中看不出道理来，只是你依你的，我说我的，各不相干的对答，而青主对此颇感兴趣，为什么。这是空灵，彼此各不相干，不滞著于任何事物，问其所问而答其所答。这和张载、戴震等哲学家认为气在理先的课题毫无相同处，所以我们怀疑青主那种理论的真实性。
一个人的思想会有矛盾，尤其处于一个环境变迁，思想界也在变化的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时常有的，在青主的思想上更反映了各种烙印，他思想解放，"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但他并没有脱掉中古宗教迷信的束缚，他曾经在《书扇贻还阳道师》中说，"师素祈雨，多被三界尊神谴之，故迂此报，然足以见师本领矣"（《霜集·五律》卷四）。这说明他的思想解放的局限性，他有魄力向传统的儒家理学挑战，但没有勇气向传统的宗教迷信抗争，这也是他的矛盾。
青主是明清之际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他超过当时的学术大师黄宗羲，王夫之辈，顾炎武似亦有愧色。在文学理论方面，他反对师古，在艺术上，讲性灵，讲禅似。
他冲击了几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法，他为妓女作传，为畸人传奇，一切平等法，虽然他还有所滞，但没有无局限的人。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原名巩祚，浙江仁和人。苏、松、太道丽正子。
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又获闻其外祖段茂堂六书音韵之学，自视甚高。故事，凡翰詹科道子弟，别为官卷，较民卷易入彀。君顾不屑藉门荫，以县学生就民卷中式嘉庆戊寅恩科本省经魁。屡上春官不第，狂名满天下。既购洞庭别业，又买昆山徐侍郎秉义故宅居之。道光己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用知县，改内阁中书，擢礼部议制司主事。丁父忧归，掌教云阳书院，膺暴疾卒。
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己说得申乃已。治经始由训放，继及刘申受、宋于庭游，闻常州庄氏说，则转好今文之学。然所造顾不深，亦疏家法。惟所作《古史钩沉论》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主张相近。又熟习掌故，通蒙古文，长于西北舆地，旁逮诸子道释金石术数，莫不贯串。为文瑰丽恢诡，诗亦奇境独辟。著述极富，惜多佚弗传。后人裒其遗集，仅存十有八卷。外《太誓答问》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收《经经解》中。馀皆无从踪迹矣。
○谷应泰
谷应泰（公元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
他青少年时代，在县学念书，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学业进步很快。他二十岁时，取得了举人出身。过了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取得了进土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他在浙江提学任上，考选公正。
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唐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杭州日益繁华，西湖成为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是骚人墨客出没的场所。谷应泰有意效法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谷霖苍著书处"。
谷应泰担任浙江提学时期，选拔了不少有才华的人，输送朝廷，官居要职，因此，谷应泰获得了来自朝廷的支持。同时，他在杭州潜心学术研究，又获得浙江一带文人学士的舆论赞赏。因此，他遗留下来的文化别墅，被视为重要名宦古迹。
谷应泰的著作，主要有《筑益堂集》和《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始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白成攻克北京。全书列成八十个专题，每题为一卷，共八十卷。记述作者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始末。虽然，它没有全面纪录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甚至对明代各项政治经济制度，郑和下西洋扩大我国和南洋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等，都付诸阙如，但由于该书出于清代官修《明史》以前八十余年，根据作者的社会关系、地位、财力和才能所能得到的条件，他广泛采集私家野史，综合多种明代资料，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及沿海倭患，议复河套等事，都远较《明史》为详。尤其是关于农民起义的专题，竟有十五篇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对于宦官阉党的专横，也有详细的叙述。所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系等，提供了不少可贵的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在浙江从事学政之余，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以补前史"。它记载明代典章事迹，每篇篇末都写有编著者的论断，题为"谷应泰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这个评论，从该书的体例形式来看，符合实际情况。
《明史纪事本末》的成书经过，传说很多。有谓系张岱所撰，谷氏以五百金购得；有谓系德清徐焯代作；有谓出自谈迁，有谓兼采张岱纪传（《石匮臧书》、《石匮书后集》）、谈迁编年（《国榷》），而改为纪事本末的。众说纷纭，极不确切。实际的情况是，本书不一定出于谷氏一人之手，当时他曾延揽了一批文人协助编纂。
谷氏编纂《明史纪事本末》，自称是为了"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御失"，可见是力图为统治者总结并提供一些维护长治久安的经验。他以《甲申殉难》的专题，大力表彰"忠烈"；用平"盗"或骂"贼"的专题，辱骂农民军为"困兽"或"蚁附之妖"。
○顾栋高
顾栋高（1679--1759），字复初，一字震沧，又自号左畬（yu），江苏无锡人。
康熙辛酉成进士，受内阁中书。性倨傲，不合时宜，坐奏对越次罢官。归田后，惟日以穷经著书为事。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乾隆庚午，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明年，于所举中核其名实允孚者得四人，先生其一也。并授国子监司业。以年老不任职辞。掌教淮阴，从游者甚众。夏日不见客，闭重门，解农脱展匿帷后，手一卷，研诵弗辍。高宗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生平于五经多有发明，尤笃好《春秋左氏》学，昼夜探讨。每怀忿懥（zhi），家人以《左传》一册置几上，即怡然被览，不复问他事矣。著《尚书质疑》二卷，不信梅赜古文。间有逞臆断者，以于《书》本非其所长也。《毛诗类释》二十一卷，采录旧说，阐明经义，亦甚谨严。其毕生精力尽苹于《春秋大事表》一书，泛滥者三十年，罩思者十年，执笔属稿者又十五年，而后写定。凡列表四十，首时令，终列女，合五十卷；表皆有序，后更附以舆图一卷；辨论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诸序论又皆引据赅洽，持议平允，每发前人所未发。此不独治《春秋》经传者之要籍，亦读史所宜取法者焉。少受业高紫超；讲学尝援新安以入金溪，为调停之说；故复辑《大儒粹语》二十八卷，期合宋元明儒而一之。卒年八十一，其后诏修《国史?儒林传》，首举其名，谓："如顾栋高辈岂可不为表章！"馆臣遂承上意，创传推先生为始云。
○顾广圻
顾广圻（1629-1701），字千里，号涧薲，江苏元和人。
少孤，多病，枕上未尝废书。弱冠，从张白萃游，馆于程氏。程富藏书，因得通览，学者称万卷书生焉。不事科举业，年三十始补博士弟子。继师事江艮庭，受惠氏遗学，逐尽通经学小学之义。尝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于此。"欲取汉人经注作假借长编而未属稿。从兄之逵字抱冲，亦邃于学，多藏宋元本书，为一一订正之。刻列女传以传。
当是时，孙星衍、胡克家、秦恩复、黄丕烈、吴鼒、张敦仁等，并深于校雠之学；莫不推重，延之刻书。为孙刻宋本《说文》、《古文苑》、《广律义疏》。为胡刻《文选》、元本《通鉴》。为秦刻《扬子法言》，骆宾王、吕衡州两集。为黄刻《国语》、《国策》。为吴刻《晏子》、《韩非子》。为张刻抚州本《礼记》，严州单疏本《仪礼》。每一书竞，综其所正定者作考异或作校勘记于后。
又颇服膺宋儒《语录》，摘其切近者，成《遁翁苦口》一卷。平居博览，咸能识之无遗。每论议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靡所瞻狥。家故贫，赖为人校刻博糈以食。虽往来多公卿，卒未尝有以自润。晚得痹疾，卧床五年，年七十卒。
自撰《思适斋集》十八卷，自作记曰："顾子贫，斋非所能有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适'之名亦寓焉。当其坐斋中，陈书积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箧之所有，参互钩稽以致其思，思其孰为不校之误，孰为误于校也。思而不得，困于心，衡于虑，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无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所以求其适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启幽室而日月之；举世之适，诚莫有适于此也。"可征其用力勤至云。
○顾櫰三
顾櫰三，字秋碧，江苏江宁人。
少孤贫，母以十指课之读，弗给，或丐食于邻焉，用是读益苦。稍长，以敏捷称，才名满江南北。尝一日中为长幅骈俪文三四首，洋洋数千言，华赡工整。至制举文，一日更毋虑八九首。补岁贡生。治经通训诂，尤擅长于史学。以司马氏、范氏书恒不志艺文，说者每引为憾，乃竭十数年之力，旁搜博采，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三十一卷，分二十九类，既逐条疏其出处，而如《诗》小序、《书》古文，郑、贾、服诸儒所撰著之荦荦大者，辨证加详，凡群书佚文有可考见，亦复辑载无遗。末附《经学师承》及《明习谶纬》两门，较《儒林传》所载尤多倍蓰，迥非钱、侯、姚等《补志》所能望其项背。清河王氏获手稿，亟排印于《小方壶斋丛书》。别有《补五代史艺文志》，仅一卷，且考释无多，或非其定本也。其他著述甚众。子联鏕避乱走淮上，依丁柘塘，全稿为所剽窃，取出者止十一二。王氏复刊其辑通俗文佚文一卷，《风俗通义佚文》一卷。而《然松阁赋抄诗抄》若干卷，则收入《金陵丛书》。凄声郁旨，恒冠绝一时侪辈云。
○顾炎武
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1613-1682）。
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
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迷，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唆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了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
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
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先生讲求经世之学，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与前史旁推互证，而折其中于六经。游历所至，以骡马载书自随，凡西北阨塞，东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检勘。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措意，则马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即又发书熟读之。放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取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旁逮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随录之，斟酌损益，不空言泥古，务质之今日所可行，垂二十年始就。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今偶获传本，书计百卷，密行细字，所自谓"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又别为备录"者也。惜虽造端宏大，而《郡国》仅具长编，颇疏义例；《肇域》又未遑删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于音韵之学，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来人之失，著《音学五书》：一、《音论》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持论精博。惟入声变乱旧法，后来音韵学者，愈阐愈密，或出其所论之外。要其发明古义，则陈第后屹为正宗；二、《诗本音》十卷，主陈第诗无叶韵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例；列本证旁证二条，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举南宋来随意叶读之谬，至是廓清。三、《易音》三卷，以其音与诗音异，又或往往不韵，乃不如诗音之确，且有附会；然考核精当处，于古音不无有裨。四、《唐韵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韵之讹，逐字以求古吉，当移出者移出之，当移入者移入之。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当出，以至今古纠牵，不可究诘；其体例特为明晰。五、《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三鱼、虞、模、侯；四真、谆、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阳、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淡、盐、添、咸、衔、严--凡以平为部首三声随之。其移入与割并之部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另《韵补表》一卷，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叶读之乖方，各为别注，得失自见。
先生兼嗜金石，当其足迹所经，荒山颓址，遇有古碑遗迹，必披蓁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著《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每有欧、赵、洪、王所不及者。
先生生平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二卷。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其去取谨慎、空诸依傍如此。晚益笃志经学，居华阴时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叙》，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学最力，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乃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回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学指南》一卷。凡请讲学者，亦谢绝之。在关中对人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告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哉！"其宗旨所存，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营学之事也；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失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康熙庚申，其妻殁于家，寄诗挽之而已。次岁，卒于华阴，年六十九。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门人奉丧归葬昆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尚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传之。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其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