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 - 第 34 页/共 79 页

心性之辨，今古纷然，不明其所自来，故有谓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有谓义理之心血气之心，皆非也。性不过是此气之极有条理处，舍气之外，安得有性？心不过五脏之心，舍五脏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处在方寸之虚，则性之所宅也。观制字之义，则知之矣。心中之生，则性也，盖完完全全是一箇乾元托体於此，故此方寸之虚，实与太虚同体。故凡太虚之所包涵，吾心无不备焉，是心之灵，即性也。《诗》、《书》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举心而性在其中，举性而心在其中矣。盖舍心则性无所於宅，舍性则心安得而灵哉？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举而言之，实谓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尽之，乃所以尽心也。非知性则心又何所尽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试观人病痰迷心窍，则神不守舍，亦一验也。 　　知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则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气。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气，而后可言性矣。乾元之条理，虽无不清，人之受气於乾元，犹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适中也。间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适中，则尽得乾元之条埋，而为圣为贤无疑也。固谓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则刚柔强弱昏明万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谓之性也。凡可以学而矫之者，其气皆未其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极矣。全以其困，而终不能学也。孔子谓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与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则为禽兽为草木。乾元生生之机，则无不在也，他不能同，好生恶死之心同也，盖以乾元之气无非生也。 　　《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此则所谓各正矣。然则虽圣人在上，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亦岂能使禽兽草木之灵同於人？亦岂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哉？则己不害其为各正矣。 　　世儒争言万物一体，尽人性尽物性，参赞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终是人自人，物自物，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强凑合，岂能由中而无间？须知我之性，全体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无不是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尽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参赞不来，即是吾性之纤毫欠缺矣，则知尽人物，赞化育之不容已也。 　　人见《中庸》递言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赞化育，参天地，似是尽己性外，别有尽人物之性，而尽人物之性外，仍有参赞之功。不知尽人物之性，乃所以自尽其性，而尽人物之性，即所以参赞化育。盖缘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别无己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别无化育。故至诚尽得人物之性，方是自尽其性，即是赞化育矣。 　　何谓尽人性，尽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机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圣人於尽人物之性，以自尽其性，未尝时刻放过。然子贡说起博施济众，圣人却又推开了，曰：“尧、舜其犹病诸。”盖圣人能必得己所可尽处，而不能必得时位之不可必，博施济众非有加於欲立欲达之外也，但必须得时得位，乃可为之，合下只有一箇立人达人之心而已。 　　惟《易》标出一箇乾元来统天，见天之生生有箇本来。其余经书，只说到天地之化育而已，盖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见矣。然学者不见乾元，总是无头学问。 　　孔子舍赞《易》之外，教人更不从乾元说起，故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及诸门弟子，犹不能解，直欲无言。孔子总是善诱，说来只是孔子的，与学者绝无用处，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为学为教，舍自得别无入路。欲自得，舍悟别无得路。孔子之无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谓：“以悟为则，乃释氏之法，而吾儒所无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觉后觉，则觉即悟也。圣门之生知、学知、困知，则知即悟也。即后儒之所谓察识，亦悟也。岂可以用之不同而论其有无哉！ 　　圣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箇乾元矣，盖天下之物，和则生，乖戾则不生，此无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团太和之气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气，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然则中节即是和，与人同即是中节。《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此所谓与人同，所谓中节也。然则求复其太和之气，岂在远哉？亦自其与人相近者察之而已。 　　自古圣人论学，惟曰心、曰性、曰命，并未有言气者。至孟子始有养气之说，真见得盈天地只有一气。其所谓理，所谓性，所谓神，总之是此气之最清处。清便虚，便明，便灵，便觉，只是养得气清，虚明灵觉种种皆具矣。然所谓养者，又非如养生家之养也，以直养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谓养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所谓直也，然非可漫然言养也，须要识得，然后养得。其识法则平旦之气是也。盖气原载此虚明灵觉而来养之，所以使气虚明灵觉，仍旧混然为一，不失其本来而已。 　　盈天地间，只有此气，则吾之气，即天地万物之气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万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天地，我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机耳。以直养则未发即是中，已发即是和，吾之气，吾之性，仍与天地万物为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间”，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气，吾之性，至与天地万物为一，此所谓纯亦不已，尚何仙佛之足言！学不至此，不若不学也。 　　仁生机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礼则物之则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则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机？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复礼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则，斯有所间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虽其一身生机，亦不贯彻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礼勿视，目得其则矣；非礼勿听，耳得其则矣；非礼勿言，口得其则矣；非礼勿动，四肢得其则矣。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则，则吾一身无往非生机之所贯彻，其有不与天地万物相流通者乎？生机与天地万物相流通，则天地万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归仁”。《中庸》曰：“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则归仁之验也。 　　致知致曲之致，即孟子所谓“扩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扩而充之，不知，则所扩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后，致曲在明善之后，皆先有所知而后致也。知即明德也，此知岂曰人所本无哉！情识用事，而真知晦矣，即有真知发见於其间，无由识矣，故曰“行之而不着，习矣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识所谓良知者何状，几何不认贼作子也！ 　　东莱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则阳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既言之矣。特格物之说，真如聚讼，万世不决，何欤？亦未深求之经文耳。论格物之相左，无如晦菴、阳明二先生，然其论明德之本明，卒不可以异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异也。则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务，亦明明德之实功也。阳明以心意知为物而格之，则心意知不可谓物也。晦菴谓事事物物而格之，则是昧其德性之真知，而求之闻见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说，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谓物物有本末之物，则但知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之说，皆可谓之格物，皆可谓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则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则即格也。格字之义，以格式之训为正，格式非则而何？要知物失其则，则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则，则物物皆明德之用。既灼见其所谓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则，何以致之？孔子告颜子之为仁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格物之功也。视听言动，悉无非礼，则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尚何弗明哉！此所谓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谓道也。学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别无道，舍知性之外别无学。学知困知者，较之生知，只是多费一倍功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既知之后，与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谓生知不待学，故朱夫子於凡圣人好古敏求，好学发愤，皆以为谦己诲人，非也。知而勿行，犹勿知也，即曰“安行”。在圣人自视，未尝不曰“望道”，未见未尝不曰“学如不及”。即舜之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亦学也。盖行处即是学处，特视利与勉强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谓非学也。 　　遵道而行，即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即所谓半涂而废也。然自得亦难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为，自得不可以力为也。即有明师，亦惟为劳来匡直，辅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即得者，有俟之数年而得者，有终身不得者，有无心於感触而得者，有有心於参求而得者，有有心无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师不能必其时必其事，己亦不能必其时必其事也。学者须是辨必得之志，一生不得，他生亦必期得之，则无不得者矣。 　　或谓未悟以前之苦功，皆是虚费之力。此不然也。悟前悟后，凡有实功，皆实际也。颜子悟后而非礼勿视听言动，固真修也，使原宪而有悟，则其克伐怨欲之不行，亦真修也。 　　盈天地之间，只有一气，惟横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和所谓道。”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於《易》者也。 　　宋人惟以圣人之好学为谦己诲人，遂谓生知无学。后来宗门更生出一种议论，谓一悟便一了百当，从此使人未少有见，辄以自足，儒为狂儒，禅为狂禅。不知自凡民视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难；自圣人视之，则知犹易，而行之未有能尽者也，故曰：“尧、舜其犹病诸。”盖斯道之大，虽极於无外，而中则甚密，无纤毫渗漏。倘有渗漏，则是有虚而不满之处，不足以为大矣。故《中庸》曰：“优优乎大哉！”言其充足之为大也。非学之密其功，与之俱无渗漏，何以完吾之大乎？圣人之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过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学其有止息乎？此子贡请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 　　孟子既曰：“持其志”，又曰“无暴其气”，似扫性宗之学；既曰“勿忘”，又曰“勿助长”，似扫命宗之学。孟子时，佛法未入中国，已豫为塞其窦矣。至於勿助长，人皆谓即是义袭，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长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断其根也。夫义袭诚有害，然何至断根？憬然悟，憣然改，则根本在矣。独以揠苗为喻者，自老氏御气之说，以至玄门之炼气，皆是也。盖惟是则将气矫揉造作，尽失本来，虽有人与说破直养之道，念头到处，依然走过熟路矣，奚复能直养哉？此所以为断根也。 　　管登之尝分别学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语，亦千古学者所不可不知语。透得坤元，只见得尽人物之性，是人当为之事，犹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才知尽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为之事，直是了自己事。 　　少时读孟子告齐宣好货好色之说，以为圣贤教人点铁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单刀直入，不着丝毫处，与孔子欲立欲达，只换得一箇名目。盖举得箇百姓同一之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 　　学莫严於似是之辨，故《中庸》圣经之下，首别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将终，极称乡愿之乱德。则夫孔子诛少正卯之“行僻而坚”等语，犹是可刺可非，未足为似也。直至非之无非，刺之无刺，则其似处，真有不可以言语名状分别者，焉得不惑世诬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谓之曰“犹”，孟子於乡愿谓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钺也。然真实自为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炯然不可昧者。 　　古称异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别有所谓异也，端即吾之四端耳。盖吾之四端，非可分而为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实相为用。见之未审，执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则非惟其三者缺焉而莫知，即其所见之一，亦非吾之所谓一矣，焉得不谓之异乎？杨氏之始，岂不自以为仁？卒至无父而贼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为道也。至於无忌惮之小人，则与君子均窥其全矣。惟窥其全，则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无复顾忌。天地惟吾所上下，民物惟吾所颠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见绳之，卒之与君子分背而驰，遂有君子小人之别，正由不知莫见莫显之后，真慎独之功也。曾子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此圣学之真血脉也。《大学》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谓养气则己正其源矣。《大学》曰：“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意非自诚也。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诚之也。是正心者，好恶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与人相近，则好恶几於正矣。气得其养，则无时非平旦之气，无时非好恶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谓正其源也。苟气之失养，而徒欲正心，则以心操心，反滋劳扰，心安可得而正哉！ 　　余训慎独之独，为不与万法为侣，至尊无对，非世儒所谓独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说，亦不可废。”余因反复思惟，乃知终不然也。传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则既吃紧破此见矣。小人正谓念之初发，人不及知，可为掩饰，故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掩之，不知其念发时，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视，君子已见其肺肝矣。藉令一念之发，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则十目十手亦已指视，即欲挽回，必不可得。且既欲挽回，则较之小人之着善，相去几何！反之此心，亦必不慊。故所称独者，必是万感未至，一灵炯然，在《大学》即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无不诚，发无不中节耳；於此而不慎，一念之发，如弩箭既已离弦，其中不中之机，安得复由乎我也？ 　　一切喜怒哀乐，俱是此生机作用，除却喜怒哀乐，别无见生机处。 　　一切喜怒哀乐，正是我位天地育万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学》以好恶贯孝弟慈，故以“所恶於上，毋以使下”等语证之。《中庸》以喜怒哀乐贯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为证。 　　《中庸》一书，统论性体，大无不包，其实际处，全是细无不满，所以成其大。大无不包，天命之谓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既已知得时，功夫却在细无不满处做，故云“君子之道费而隐”。自夫妇之与知与能，以至天地圣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体之所贯彻，故凡达德达道，九经三重，以至草木禽兽，与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赜，莫非吾性体中一毫渗漏不得者。盖凡为乾元之所资始，则莫非吾性之所兼该。其大非是空大，实实填满，无有纤微空隙，方是真大。故既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於天”，又曰“优优乎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观优优，盖充足而且有余，其大斯无一毫亏欠耳。不然，少有亏欠处，便是大体不全矣。始知学人见地，尚有到处行，愿真难得满，圣贤一生兢兢业业，履薄临深，皆只为此。彼谓一悟便了百当，真圣门中第一罪案也。 　　孔子语学，曰“约礼”，曰“复礼”，礼是何物？即《易》所谓天则，《诗》所言物则也。盖礼之所由名，正谓事事物物，皆有一箇恰好至当处，秩然有序，而不可乱，所谓则也。恰好至当之处，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处，安得不约、复？此安得非仁？ 　　善解博文约礼之说，无如孟子。其言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添却“详说”二字，便有归约之路矣。何者？说之不详，则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详究其至当恰好处，宁复有二乎哉！世谓博即是约，理无后先，恐未究竟。 　　《中庸》内省不疚，无恶於志，正是独处，正是未发。故曰“人所不见，若省之念发时，则十目所视矣。”安得尚言不见也？“知微”之微，正是“莫显乎微”之微，犹非独体。盖惟其知微之不可掩，故於微之先求无恶耳。 　　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明道先生谓：“即是鸢飞鱼跃气象。”又云：“会得活泼泼地，会不得只是弄精魂。”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千古以为直道上乘妙语，细绎之，犹在活泼潇洒赤地，洁洁净净窠臼，未是孟子血脉，乾元体段也。 　　平旦之气，一念未起，何以好恶与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独体也。但是一念未着好恶，明德之明，炯然暂露，乃是《大学》知体，《中庸》性体，能好能恶能哀乐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恶与人近。 　　人身之气，未尝不与天通，只为人之喜怒哀乐不能中节，则乖戾而不和，遂与太和之气有间隔。果如孟子所谓直养，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减一分，则一身之气，即元始生生之气，万物且由我而各正保合，天地且由我参赞矣。气至於此，死生犹昼夜，一阖一闢而已。 卷二十七　南中王门学案三 文贞徐存斋先生阶 　　徐阶字子升，号存斋，松江华亭人。生甫周岁，女奴堕之眢井，小吏之妇号而出之，则绝矣。后三日苏。五岁，从父之任，道堕括苍岭，衣絓於树，得不死。登嘉靖癸未进士第三人，授翰林编修。张罗峰欲去孔子王号，变像设为木主。争之不得，黜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学佥事，晋副使，视学江西。诸生文有“颜苦孔之卓”语，先生加以横笔，生白此出《扬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离席向生揖曰：“仆少年科第，未尝学问，谨谢教矣。”闻者服其虚怀。召拜司经局洗马兼侍讲。居忧。除服起国子祭酒，擢礼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学士掌翰林院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无逸殿庐，撰青词。京师戒严，召对，颇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赞玄恭谨，上怒亦渐解。加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满考，进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傅。上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请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国时所居，上不悦。先生主建万寿宫，令其子璠阅视，当於上意，进少师。分宜之势颇绌，亡何而败。进阶建极殿。自分宜败后，先生秉国成，内以揣摩人主之隐，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发舒，天下亦颇安之。而与同官新郑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动，为之泣下。新郑以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众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郑，新郑遂罢。穆宗初政，举动稍不厌人心者，先生皆为之杜渐。宫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悦。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宫奴为内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郑复相，修报复，欲曲杀之，使其门人蔡春台国熙为苏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缧絏。先生乃上书新郑，辞甚苦，新郑亦心动。未几新郑罢，三子皆复官。天子使行人存问，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赠太师，谥文贞。 　　聂双江初令华亭，先生受业其门，故得名王氏学。及在政府，为讲会於灵济宫，使南野、双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其时癸丑甲寅，为自来未有之盛。丙辰以后，诸公或殁或去，讲坛为之一空。戊午，何吉阳自南京来，复推先生为主盟，仍为灵济之会，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诚有功於天下，然纯以机巧用事。敬斋曰：“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故无论先生田连阡陌，乡论雌黄，即其立朝大节观之，绝无儒者气象，陷於霸术而不自知者也。诸儒徒以其主张讲学，许之知道，此是回护门面之见也。 存斋论学语 　　亲亲仁民爱物，是天理自然，非圣人强为之差等。只如人身，虽无尺寸之肤不爱，然却於头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齿觉渐轻，遇有急时，却濡手足，焦毛发，以卫腹心头目。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说人原不爱手足毛发。故亲亲仁民爱物，总言之又只是一个仁爱也。 　　人须自做得主起，方不为物所夺。今人富便骄，贫便谄者，只为自做主不起。 　　程子云：“既思即是已发。”故戒慎恐惧，人都说是静，不知此乃是动处也。知此则知所用力矣。 　　为学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读书，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两人也。志譬如树根，树根既立，才可加培溉。百凡问学，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无处施耳。 　　凡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为善之心未诚，若诚，自止不得。且如世间贪财好色之徒，不独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为之，此其故何哉？只为於贪财好色上诚耳。吾辈为善，须有此样心，乃能日进也。 　　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顽然不动，只看动处如何。若动在天理，虽思及四海，虑周万世，只是存；若动在人欲，一举念便是放也。人心之虚灵，应感无方，故心只是动物。所以说圣人之心静者，乃形容其常虚常灵，无私欲之扰耳，非谓如槁木死灰也。吾辈今日静功，正须於克己上着力。世儒乃欲深居默坐，自谓主静乎？今人见上官甚敬，虽匍匐泥雨中，不以为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欲利薰心故也。 　　人未饮酒时，事事清楚；到醉后，事事昏忘；及酒醒后，照旧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则於事断无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知行只是一事，知运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实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属气，行配地属质，分而为二，不知天之气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载而不陷，发行而不穷者，孰非气之所为乎？ 　　默识是主本，讲学是工夫。今人亲师观书册等，是讲学事。然非於心上切实理会，而泛然从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处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间，许多礼文是器，其尊尊亲亲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许多枝叶花实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两物，故只说形而上下，不说在上在下也。 　　有言学只力行，不必谈说性命道德者，譬如登万仞之山，必见山头所在，乃有进步处，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个甚么？ 　　人只是一个心，心只是一个理，但对父则曰“孝”，对君则曰“忠”，其用殊耳。故学先治心，苟能治心，则所谓忠孝，时措而宜矣。 　　人言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然谓之蹊径，则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远，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间，而渐入穷山空谷之内，去国远矣，况能有至乎？故学须辨路径，路径既明，纵行之不能至，犹不失日日在康庄也。 　　《大学》絜矩，只是一个仁心。盖仁则於人无不爱，上下前后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谓惟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学者须豫养此心始得。 中丞杨幼殷先生豫孙 　　杨豫孙字幼殷，华亭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南考功主事，转礼部员外郎中。出为福建监军副使，移督湖广学政。陞河南参政。入为太仆寺少卿，改太常。华亭当国，引先生自辅。凡海内人物，国家典故，悉谘而后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华亭者，无不辐辏其门。先生谢之不得，力求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卒官。 　　先生以“知识即性，习为善者固此知识，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习也，其刚柔则性也。”窃以为气即性也，偏於刚，偏於柔，则是气之过不及也。其无过不及之处，方是性，所谓中也。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体未尝不在。如天之亢阳过矣，然而必返於阴。天之恒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虽偏於刚柔，其偏刚之处，未尝忘柔，其偏柔之处，未尝忘刚，即是中体。若以过不及之气便谓之性，则圣贤单言气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为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总坐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一语，由是将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间，而荀、杨之说，纷纷起废矣。 西堂日记 　　古诗云：“百年三万日。”有能全受三万日者几人哉！童儿戏豫，暗撇十年。稍丱便习章句，以至学校之比较，棘闱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间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几时哉！夫子自卫反鲁，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为儒。就今观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岁，人方有一二知向学者。古之学者，先学而仕，故两得之；今之学者，既仕方学，故两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励朝闻夕死之志，学到五六十岁，亦必稍别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岁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才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义，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则未必有仁也。人之爱父母也，以其为身之本也。乾坤与父母初无二本，故曰“事天如事亲”。知得一本，则虞、舜、曾参原无天人之别，订顽正欲发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说孝，曷尝知有本来？只是从幼见人亲爱父母也。去亲爱父母，岂有彻上彻下之道？便做得成时，祗到得薛包、王祥，更无进步，所谓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说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较与天相近，尧非亲，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犹鱼之不能离水也。故动必本天，言必称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圣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晓，后来却只往道上求，便觉与天稍隔一尘。末世并道字不识，支离淆杂，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处，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谓礼乐为显，鬼神为幽，肝肺为内，耳目为外，几席为近，燕、貊为远。《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处？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爱己者，须先识己，识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为不善，欲害人，为穿窬，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取胜於乡党之间，故为人而冒为之。其为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义，故亦为人而强为善。是善固为人而不善亦为人也。孟子曰“人役”，庄子曰“謏人”，此辈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声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为世情束缚，不能埋头反己，理会性分，只是拣题选事，供奉它人耳目，竟与自家无干。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性无善不善，所谓人生而静也。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张子曰“性未成则善恶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继之者也。所谓元者善之长，无对者也。性体空洞，何尝有孝弟来！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见者耳。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则有善，无知则无善也，是习之初也。由是而稍长，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习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怼父母，是习於不善以丧其善也。其习为善者固此知识，其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知识即性也，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民可使由之，顺帝之则也；不可使知之，不识不知也。民用智，则不能由；圣人以人治人，用智则凿矣。夫人安之难，起之易，圣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是以知为明之也。 　　古之学者必有宗，学无宗则无以一道德。孔子既没，此时当立宗，子夏、子游、子张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时年长莫如子贡，学醇莫如曾子，然子贡又独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亚子贡，而学亦大醇，故门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则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陈孔子之业，则微言岂易绝哉！惟失此举，其后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子贡居齐，漫无统一，阙里散后，诸贤再无丽泽之资。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於孔子，而自为偏见，惟其无以就正之耳。汉时《五经》师傅最盛，有数百年之宗。彼经术耳，且以有宗而传，我孔氏之道德，再传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观有若言行，如《鲁论》、《檀弓》所载者，最为近道。其论夫子出类处，比之宰我、子贡以闻见品题者自别。故《家语》有古道之目，《左传》有稷门之望。其没也，鲁悼公弔之。《鲁论》一书出其门人所记，为万世准绳，后世只为四科无名，又被《史记》说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义，记者之词不达其意，遂与伊川、象山有异同之说，不得列於十哲。今跻子张而诎有若於东庑，反居原宪、南容之下，岂礼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鲁，次子世为周公，於畿内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为三公，犹鲁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谓文公旦也。 　　异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丧，其妻哭之哀，母以为子之好内也而责之。子之好内，以训其生则可也，若夫没而哭，礼也。盖穆伯之丧，穆姜以有礼称，然而皆枝叶也。居夫之丧，而往来於季康子之家，哓哓辨论，忘己之失，而挠妇之得，《檀弓》、《国语》皆喜称之，岂《草虫》、《卷耳》之义，相君、孟姜之节为非礼乎？且曰：“朝哭穆伯，后哭文伯。”以为有不夜哭之礼。夫寡妇不夜哭，以男子之殡，必於正寝，夜行不便，故辍以待旦。非如汉人所谓避床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则哭，何朝暮之有？枝叶如此，本根之拨，可窥矣。 　　《乡饮酒》为宾兴而举，虽曰“乡饮”，实王朝之礼也。故其乐歌，先王事，后家事。始歌《四牡》、《皇华》、《鹿鸣》，臣道也；次《南陔》、《白华》、《华黍》，子道也；次间《鱼丽》、《由庚》、《嘉鱼》、《崇丘》、《南山》、《由仪》，自臣道而推之治国之事也；次合《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采蘩》，自子道而推之齐家之事也。至於《乡射》，则州长所以演其乡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关雎》以下而已。盖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后私之心，然后有事可做，此圣人之意也。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尝有水。水流相禅，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见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负舟充查，蕃鱼长龙，为世之需也。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竞注而不流”。 　　生之谓性，性即气也，言气则不必言性。伊川曰：“论性不论气不备。”是二性也。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试以不善者言之，刚之恶，必为强梁而不为阴忮，柔之恶，必为阴忮而不为强梁。阴忮者习也，其不能互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蟠然焉，则刚者必为爽闓，而不能为缜密，柔者必为缜密，而不能为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恶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体统正，论议明，不惟君子有可用，虽小人亦有可用。性非瓦砾，虽小人亦有寸长可用，上有主张之者，则亦掩庇其丑，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医巫，皆出羲、农，岂其自为之算五行、尝百草哉？亦众人之能也。后世则不然，不惟君子无以展布，虽小人亦无以展布。彼小人者，虽无恁大见识，就其所蕴，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径不一，内以弥缝妇寺之间，外以揣摩人主之隐，精神心术竭尽於此，以博其富贵荣宠之私，几时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见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为志无不行，不知几时行得一事？盖其精力机巧，能使禄山慑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阳之命。然其心方内蛊君欲，外抗杨钊，昼夜之力，穷於蹊径，何尝得少用其才？呜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圣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恶至明矣。其所谓善恶，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爱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择也。天之赋物，惟有生理，驺虞之不杀，豺虎之食人，总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鸟兽不可与同群，为人计者，惟远之而已。周公驱猛兽，程子放蝎，皆不杀之。此处须理会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为人，为羊豕，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则何以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岂惟爱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杀，圣人不戒杀，此处难着爱憎字。或曰：“人之食鸟兽也，亦大之噬小与？”余曰：“大岂能噬小，鼠之食肉，鸟之啄牛，蝇蚋之食人，岂尽噬小哉！此理相循无端，人不能泥，泥则无易矣。” 　　方长不折，非止爱物，只自养仁，不独贤者有此心也。今人见折花将蕋，便自不忍；及斩刈合抱，就以为当然，了无顾惜。其不忍之心，没於见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卷二十八　楚中王门学案 前言 　　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闇斋、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观徐曰仁同游德山诗，王文鸣应奎、胡珊鸣玉、刘瓛德重、杨礿介诚、何凤韶汝谐、唐演汝渊、龙起霄止之，尚可攷也。然道林实得阳明之传，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恶可较哉！ 佥宪蒋道林先生信 　　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严，盛暑未尝袒裼。不信形家术，母殁，自择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外郎。出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术禁人，先生召之，术不复验，寘之於法。陞贵州提学副使。建书院二所，曰正学，曰文明，择士之秀出者养之於中，而示以趋向，使不汩没於流俗。龙场有阳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广清浪五卫诸生乡试，去省险远，多不能达，乃增贵州解额，使之附试。寻告病归。御史以擅离职守劾之，削籍。后奉恩例，冠带闲住。先生筑精舍於桃花冈，学徒云集，远方来者，即以精舍学田廪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辍，惟家祭始一入城。间或出游，则所至迎请开讲。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属纩时作诗曰：“吾儒传性即传神，岂向风埃滞此身？分付万桃冈上月，要须今夜一齐明。” 　　先生初无所师授，与冀闇斋考索於书本之间。先生谓：“《大学》知止，当是识仁体。”闇斋跃然曰：“如此则定静安虑，即是以诚敬存之。”阳明在龙场，见先生之诗而称之，先生遂与闇斋师事焉。已应贡入京师，师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门者甚众，则令先生分教之。先生弃官归，甘泉游南嶽，先生从之弥月。后四年入广东，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游南嶽，先生又从之。是故先生之学，得於甘泉者为多也。先生初看《论语》与《定性西铭》，领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三十二、三时病肺，至道林寺静坐，久之，并怕死与念母之心俱断。一日，忽觉洞然宇宙，浑属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来领会，元是思索，去默识尚远；向来静坐，虽有湛然时节，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以为“《六经》具在，何尝言有个气，又有个理？凡言命、言道、言诚、言太极、言仁，皆是指气而言。宇宙浑是一块气，气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纯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体认。心是气，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岂有个心，又有个性？此气充塞，无丝毫空缺，一寒一暑，风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与一片精灵知觉，总是此生生变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气，浑是一团太和，中间清浊刚柔，多少参差不齐，故自形生神发，五性感动后观之，智愚贤不肖、刚柔善恶中，自有许多不同。既同出一个太和，则智者是性，愚者岂不是性？善者是性，恶者岂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独言性善？此处非功夫与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一动一静之间，是天命本体，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本体，那纯粹至善的头面便现出来，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便随感而应。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处见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无极之真原是气，无极之流行变易，便为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万物。知二气五行与男女万物，本自无而有，则知中正仁义之极，由静而立。”先生既从一动一静之间，握此头脑，谓动而未形，有无之间，所谓几者，圣贤戒慎恐惧，正是於此精一。用处，即是体，和处，即是未发之中。夫周子之所谓动者，从无为中，指其不泯灭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诚神几，名异而实同，以其无谓之诚，以其无而实有谓之几，以其不落於有无谓之神。先生以念起处为几，念起则形而为有矣。有起则有灭，总极力体当，只在分殊边事，非先生约归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论理气心性，可谓独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远之，何也？ 桃冈日录 　　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一动一静之间，正是这精灵元初本体。故心也者，无知而无不知，无为而无不为，不当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 　　只须在天命上立根，久则气质自会融化。天命上立根，时时约气质归於一动一静之间，即气质便是刚中柔中，无声无臭，几矣。若只就气质上强治，何时得他融化！ 　　心亦是气，虚灵知觉，乃气之至精者耳。心才喜，容色便喜，心才怒，容色便怒。此便见心与气贯通在，未尝二也。 　　浩然之气，与夜气、平旦之气同，乃指精灵之心而言。 　　智崇是心体高明处，礼卑是应用中庸处，智崇是理一处透彻，礼卑是分殊处停当。如释氏见得本来是空，亦是智崇，却外人伦日用，何处得礼卑？古今贤者，非无人伦日用处用功，有个礼卑，却於大本处未能见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礼乃是性之中正处，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於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故万物一体之学，即智崇便已，天下归仁即礼卑，便是智之流行处，非有二也。 　　圣贤之学，全在好恶取舍上用力，随所好恶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