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 第 169 页/共 437 页

拨乱兴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功可就。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必有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定计论》。） 　　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设险论》。）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正心论》。） 　　用兵之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之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之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直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凡曲直者，兵家制胜之先几也。陛下勇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直可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矣！（《养气论》。） 　　百家谨案：先生诸论，自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必不可易也。细观之，亦尚多泛论，不十分切要。当日事势，只要高宗复仇之心切，则此气自然塞两间，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录 　　少长，入太学，昼夜刻励。同舍有颍昌靳裁之，尝闻程氏之学，与先生论经史大羲，以是学益强，识日明。 　　登第时，考官定为第一。宰执以策中无诋元佑语，欲降其等，哲宗亲擢第三。 　　钦宗一日问中丞许翰识安国否，对曰：「臣虽未识其面，然久闻其名。自蔡京得政以来，天下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不为所污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桌建议：「天下之势，治平则宜内重，遭变则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帅臣以都总管为名，各付一面，为卫王室、御狂寇之计。」先生奏曰：「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然一旦遽以数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则权复太重。假令万一抗衡跋扈，号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掳见今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每岁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师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京师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一举两得矣。」其后以赵野为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卒如先生言。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黄潜善讽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张忠献浚荐先生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补。） 　　高宗谓曰：「闻卿奥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之点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亲笔，实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除兼侍讲，专以《春秋》进讲。 　　会除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先生奏：「胜非昔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先生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臣以讲《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时吕颐浩再相，欲倾右相秦桧谋于席，益目先生为党魁，引胜非为助，乃降旨曰：「　安国屦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如国计何！」落职奉祠。 　　先生至丰城，寓居半载，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岳，买地结卢，为终焉计，颓然当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辞，诏从其请，与祠。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内祠兼侍读。未行，陈公辅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诏馆阁，裒其遗书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予祠。进宝文阁直学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学训经义，自谓千圣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偏旁点画通也，则诋以为断烂朝报，直废弃之，不列学官。下逮崇宁，防禁益甚。先生谓《六籍》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者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中原之祸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自壮年即服应于此，至年六十一而书始就，慨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盖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未尝不屡书而致详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门，杨、游、谢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谢公尝谓朱子发曰：「康候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闻公进道甚笃，德业日美，所到岂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问文定甚处是精妙处，甚处是平常处。曰：「此语说得不是。无非妙处。」徐宪曰：「亦无非寻常处。」（补。） 　　吉甫尝问：「今有人居山泽之中，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所谓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作入息，能不为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补。） 　　又尝问曰：「某已永感欲尽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离得！」（补。） 　　先生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仕之日不及六载。虽数以罪去，而爱君之心，远而愈笃。每被召，即置家事不问，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斋纪问》曰：胡文定尝言：「读《系辞》须是都将作《易》看，不可泛说。且如『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说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泛滥，须于《易》中求之。四十九筮蓍，当其未揲时，固寂然矣，『问焉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岂非感通乎﹖『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读《易》时其心自然肃敬，非有以使之也。其余皆然。互体亦岂可不信，如《归妹》互体为《泰》，而《泰》五爻有『帝乙归妹』之语，《归妹》之义有『天地不交』之语，此类可见。」 　　问文定与秦桧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尝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荐试宏词。游定夫过密，与之同饭于翟，奇之。后康候问才于定夫，首以秦为对，云其　人类荀文若，又云无事不会。京城破，金欲立张邦昌，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惟秦抗论以为不可，康候益义之，力言于张德远诸公之前。后秦自北归，与闻国政，康候属望尤切，尝有书疏往还，讲论国政。康候有词掖讲筵之召，秦荐之也。然其雅意坚不欲就，是时已窥见其隐微一二，有难处，故以老病辞。至后来秦做出大疏脱，则康候已谢世矣。」 　　百家谨案：靖康金议立邦昌，马时中伸抗言于稠人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缄默坐视，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秦桧不答，时中即自属稿，就呼台吏连名书之。桧既为台长，则当列于首。以呈桧，桧犹豫。时中帅同僚合辞力请，桧不得已，书名。是桧迫于马时中，以台长列名，何尝抗论。乃知当时无论贤愚，尽为桧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后世亮之。因叹知人之难也！ 　　吕东莱《与朱侍讲书》曰：「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此乃纲领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讲友 　　忠公邹道乡先生浩（别为《陈邹诸儒学案》。） 　　文定朱汉上先生震（别为《汉上学案》。） 　　侍郎曾先生开（别见《廌山学案》。） 　　刘先生燮 　　刘燮，字君曼，河清人。与胡文定游。（参《斐然集》。） 　　附录 　　《胡氏传家录》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刘曼字君奕，其人有相业。（补。） 　　（梓材谨案：先生名字，二书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故相文简公曾孙，钦圣宪肃皇太后之再从侄也。清约如寒士，强学自励，永嘉刘安节与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进士第，累官至知淮宁府。视事六月，寇兵至陈，先生率诸弟城守，励战士，开喻百姓。既而城陷，骂贼而死。子十人，或死或虏，惟沈与鸿得免。诏赠通议大夫，谥忠毅。（参《杨龟山集》。） 　　唐先生巩 　　唐巩，字处厚，荆南人。与胡文定情义最笃。（参《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别见《苏氏蜀学略》。） 　　◆武夷同调 　　叶廷珪，字嗣忠，口口人。知德兴县，张邦昌伪诏至，不拜。高宗中兴，历官太常寺丞，补中秘府。轮对，议与秦桧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笃学淳雅，名重当时，叶颙、陈俊卿、黄祖舜、郑丙皆出其门。有《诲录》三十卷。（参《姓谱》。） 　　◆武夷家学（孙、程三传。）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别为《衡麓学案》。） 　　参议胡茅堂先生宁 　　胡宁，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荫补官。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迁祠部郎官，出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沣州，不赴。学者称为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传》，修纂检讨尽出先生手。又自着《春秋通旨》，总贯条例、证掳史传之文二百余章，辅传而行。吴渊颖曰：「胡氏传文，大概本诸程氏。程氏门人李参所集程说，颇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盖欲观正传，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观，则化工与画笔何异。惟其随学变化，则史外传心之要典，圣人时中之大权也。世之读《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昔者向、歆之学而异论也。」由吴氏之言观，则茅堂《通旨》之书多与文定相参考，可以互证者矣。是书在元初赵仁甫最传之，（云濠案：仁甫一作仁辅，即江汉先生。）故《胡氏春秋》遂颁学宫。惜乎今之不可复见也！（修。） 　　谢山《书宋史胡文定传后》曰：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先生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四先生殁后，广仲尚能禅其家学，而伯逢、季随兄弟游于朱、张之门，称高弟，（梓材案：季随为朱、张高弟，伯逢特与朱、张有辩论，当非受业弟子。）可谓盛矣。茅堂还朝，秦相问曰：「令兄有何言﹖」对曰：「家兄致意丞相：善类久废，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谓茅堂曰：「先生《春秋》议论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议论。」又问：「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对曰：「总不若夷、齐之不降不辱也。」遂以书劝避相位，以顺消息盈虚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饭，意极拳拳，归而台章已下。《宋史》秖载其蔡京之对，且谓因致堂与秦相绝，遂并罢，不知茅堂自不为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牵连也。 　　（梓材谨案：五峰序吕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门人候师圣自三川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之游。」考靖康初年致堂为校书郎，禀学于龟山，则五峰所谓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闽书》径称致堂从候师圣游，则于《刘李诸儒学案》仍列致堂于候氏之门，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务胡五峰先生宏（别为《五峰学案》。） 　　简肃胡籍溪先生宪（别为《刘胡诸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