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 第 29 页/共 44 页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杨氏曰】欧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别有礼志故也。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瑶、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入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 　　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鲭录曰，方等者即周徧义。【杨氏曰】作萧方者，当是传写之误，必非欧公原本。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原注】后异母兄。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旧书。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原注】旧书。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绦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原注】此二事已见于新唐书纠缪，今仍录之。 　　杨玚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管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原注】此说又见韦皋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晟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原注】马燧杨收传并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长六尺五寸。【钱氏曰】古尺短于今尺，它书已言之矣。【赵氏曰】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眦，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谓姚令言之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砒。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僊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诗鄂不韡韡。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杨氏曰】考异云，会要作马，今从实录。 　　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宇何所本邪？【杨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确传，太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钱氏曰】此条吴氏纠谬已有之。 　　旧唐书郑綮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綮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 　　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 　　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杨氏曰】自是子京见解之偏，其改傅奕辟佛疏及柳玭家训，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禆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误。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原注】金史张觉传，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执弗与。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康伯王大宝传。惟胡铨二书不改。 　　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原注】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杨氏曰】韩通传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进，三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传似本其家志状，与其祖景同为一传，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原注】刘祁，字京叔，浑源人，着归潜志。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人，着壬辰杂编，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奴申传赞。【钱氏曰】贞佑南迁以后事迹多取元、刘两家，章宗以前则实录具在，非出二人笔也。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弈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杨氏曰】金史较辽史为胜。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原注】本纪。息州行省谥之曰昭宗，【原注】完颜娄室传。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着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传中并称金义宗。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钱氏曰】宋史述与交兵事，亦止称大元，未尝内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议两史之优劣。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原注】白撒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 　　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杨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两传。【钱氏曰】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大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各，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已秕缪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祎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末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诸国，宪宗续平西域诸国，则纪传皆有之。刘郁西使记作于中统四年，具载诸国山川风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为元裔，则元太祖、世祖之勋绩洵奇伟矣。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纪太祖以来事迹，翰林学土承旨押不花等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其后撒迪请备录，皇上固让。大凡往来奏答与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续为蒙古脱卜赤颜，置之奎章阁。从之。则太祖之勋迹以奎章阁无书而不传矣。总裁仍濂、祎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埙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眉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预书为州者误。【钱氏曰】滑州自唐来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余年耳。干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随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称崇信军者，节度军号，非改州为军也。枣阳本随州属县，南宋升为枣阳军，则与随州各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为崇信军，又为枣阳军。此两军者一为虚衔，一为实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皂白，且枣阳与随各自为郡而强合之。又云复因兵乱迁徙无常，欲以弥缝其失，则舛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叶已为节镇，称护国军，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称河中府，与唐无异。护国军之号，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异，宋非废府而称军，金亦未尝去护国军之号。志中此类甚多，举之不胜举也。【又曰】宋时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县分繁简耳。单本刺史州，后升为团练，其州名仍旧也。志乃云，后唐改为单州，宋升团练州。是误仞团练为州名矣。史臣乏不学如此，岂不贻笑千古？志又云，济宁路，唐麟州，周于此置济州。按元之济宁路治巨野县，在唐则为郓州之巨野县耳。唐志虽云武德四年以县治麟州，五年州废。然唐有国三百年，其称麟州者仅一年，岂可以此概一代乎？宋承后周之旧，济州真治巨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说也？志于济州下又云，唐以前为济北郡，治单父。唐初为济州，又为济阳郡，仍改济州。周濒济水立济州，宋因之。此条尤可怪异。夫元之济州治任城，唐之济州则治卢，即隋之济北郡也。元和以后，省济州，以卢县隶郓州，自是无济州之称矣。后周始于巨野立济州，卢与巨野邈不相涉，岂可混而为一？周濒济水立济州二句，当书于济宁路，亦不当在此条也。唐以前济北郡治单父，不知何据？考太平寰宇记，单州单父县，后魏尝置北济阴郡。或因是误仞为济北郡耶？郴州之郴阳县，志云，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颇疑之，谓湖南旧为宋土，而敦字犯宋庙讳，且宋志郴州倚郭为郴县，非敦化也。顷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改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而元史臣乃以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真可笑也。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末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 　　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钱氏曰】蒙古灭金之时，亦未有国号。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则金亡久矣。金史纪传皆追称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奸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汉赐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愍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着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已为愍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钱氏曰】宝应王懋竑谓，孟子书所言齐王皆愍王，非宣王。愍王初年，兵强天下，亦必有过人之才，故孟子许其足用为善，而好勇好货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丧邦之辱。后人校孟子书者疑孟子不当仕愍王时，添入宣王谥，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记所书得其实。【赵氏曰】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愍王，遂致纷纭莫定。按国策燕王哙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疑。史记所以系之愍王者，则以愍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而愍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愍王。然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章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距本有三十余年，则破燕者宣王，为燕所破者愍王，国策本自明白。计宣王破燕之后不久即殁，愍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正与燕昭二十八年之数约略相符。则国策之文原与孟子相合，而顾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属武断。总由未尝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之语耳。【雷氏曰】此周赧王元年、齐宣王七年事也。纪年谓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时齐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立之十年，田午弒剡自立，是为桓公。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败魏于马陵，时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为元年。后元之十五年，威王卒。时周显王之四十八年，齐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为齐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时周赧王之元年也。国策燕王哙既立一篇，亦三称齐宣王。一则曰，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又曰，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夫纪年成于魏史。其人与孟子同时，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验，何致反误？战国策虽短长书，词多蹖驳。然纪事之言不必皆谬。如王哙既立一篇亦经之佳证已。自太史公作史记，于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书末出，襄哀字讹，不知惠有改元之事，犹可说也。至齐之桓、威、宣、愍，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愍王十年，田齐世家又缺而不录，反取孟子劝伐之说载于燕世家，此实大谬。唐初竹书虽传，而晋书束皙传诬之于前，太平御览、寰宇记诬之于后，于是纪年一书，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止据史记集解所引荀勖、和峤之言，记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斗，议论滋纷。朱子通鉴纲目虽从温公，而孟子序说仍袒史记，甚以荀子北足败燕句疑似之词，疑孟子与之不合。他若吕东莱大事记谓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黄氏震日抄谓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愍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乱。国朝阎百诗四书释地又将子之事移上十年，谓当周显王之四十五年。鹤短凫长，说之不同如此。盖自史迁移齐年于前，温公移齐年于后，迄今千年，经儒者百数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断，即巧作调人。未有定论。予弱龄读孟子，即疑此事，辛酉后，考订纪年，阅九岁，书成，而后涣然以解。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围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杨氏曰】宣纪本云幸雍，荀氏纪则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后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强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原注】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原注】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原注】并在今平陆县。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原注】六典，东都有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原注】计大原仓虽属陕州，当在河北。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原注】疑当作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谈氏曰】温公之作通鉴也，参同订异，采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殚，真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继左氏而兴者，谁复与京哉！然亦间有七病，请类举-—二，以概其余。所谓漏，如汉高帝二年，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为算赋，诏谳疑狱。十一年，减省口赋，下诏求贤。十二年，为秦始皇、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魏公子无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号为高皇帝，令郡国诸侯王各立高祖庙。下诏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鉴皆不载，则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遗如此，则余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遗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饥、郊天祀庙、行幸还宫、命相封王，皆通鉴所慎重，而汉以前缺者十之一，汉以后缺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庐江连率李宪据郡称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称帝。四年，遣马成击宪。六年，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封帛意为渔阳侯。而通鉴于宪之称王称帝则书，于马成破宪、帛意斩宪则不书，是为无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驰道，至孝武崩，乃罢之而通鉴但书罢，不书立，是为无首。汉惠帝三年，冒顿遗高后嫚书，樊哙愿将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曰，前冒顿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夷者甫起。歌吟之声正谓平城之歌也，而通鉴删去之，则歌吟二字无所谓矣。献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卒，别驾糜竺率州人迎备。备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孔融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鉴删去四世五公四字，则冢中枯骨无所谓矣。所谓复，如晋安帝义熙十年，西秦乞伏炽盘灭南凉，虏其太子虎台，既而以虎台妹为后，遂厚待虎台。至宋营阳王景平元年，炽盘后密与虎台谋杀炽盘，事露皆见杀。而通鉴于义熙十年豫书杀虎台，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详书之。唐太宗贞观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而通鉴一载之于七月，又载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本在圣暦二年，而通鉴于神功元年、圣暦二年两书之。钦望罢为太子宾客，本在久视元年二月，而通鉴于圣暦元年、久视元年两书之。所谓紊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通鉴于此即书平原君好客养士之事。今按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是为赧王之五年也，则惠文之生或当在六七年之间。至十七年，武灵王传位于惠文王，则惠文于是时亦不过十二三岁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则是时或止数龄耳，岂便能养士？然则平原君之养士，后事耳，何可便缀于此？汉高祖六年，始封张良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为太子少傅，辅太子镇关中。故良自称，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后之语也。而通鉴即载于五年良从帝入关之时。不知是时良尚未封侯，未为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师、万户侯自居？且通鉴极严于暦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载之事而删之者甚多。乃细核其中时日之错乱者亦复不少，如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扬州刺史。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充为左仆射。庚寅，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请上禊宴于乐游苑。庚申，东魏进丞相高洋爵为齐王。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丙午，湘东王绎下令讨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后十五日，岂得反叙之于前？且二月既有丙戌与庚寅，则三月必无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则月内不应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为庚辰，则次日即为辛巳，何反书于丙午之后？且一月而丙午再见焉。所谓杂者，如晋穆帝永和三年，赵麻秋攻枹罕，凉州将张悛欲弃大城，宁戎校尉张璩从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张天锡讨李俨，遣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孝武太元元年，苻坚伐凉州，张天锡遣征东将军掌据帅众三万，军于洪池。张璩、常据、掌据，若为三人。今考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则本一人之事也。但载记作张璩，十六国春秋作常据。通鉴于永和中已从载记，于太和中又从十六国春秋，于太元中复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据。夫张也、常也、掌也，姓则歧而为三。璩也、据也，名且析而为二，使读者惑焉。毛宝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将军庚方之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书曰，穆之，宝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伐燕，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又书曰，虎生，宝之子也。前称名，后称字。宋武陵王赞，小宇智随。明帝泰始六年，书以王子智随为武陵王，其后则又皆书武陵王赞，前称字，后称名者是。晋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稚，讨母弟仁于平郭，兵败，幼稚为仁所获。至咸康三年仁败，则又曰，慕容幼、慕容稚皆东走，幼中道而还。是分一人为二人。晋安帝元兴二年，姚兴遣使者梁斐、张构使沮渠蒙逊，而通鉴书，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是合二人为一人。北齐幼主高恒禅位于任城王湝，自称守国天王。而通鉴误守为宋，胡身之不考北齐书，妄为注曰，齐犹未亡，不应遽改国号，宋国当是宗国。凡此者皆误也。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请政先仁恕，二请勿求边功，三请中官勿与政事，四请国亲勿任台省，并罢斜封、员外等官，五请行法自近，六请杜赋外贡献，七请勿造寺观，八请接大臣以礼，九请容纳直言，十请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时弊。方帝励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尽。而温公乃曰，当时天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要，弃不取。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顺诛，以子仪代之。光弼惧，乃入请曰，一死固甘，请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乱，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涕泣相勉以忠义，遂荐之朝，诏命光弼节度河东，分兵东讨。然则光弼之请乃子仪初为节度，犹未荐之朝也。作传者漫以请死事置之分兵东讨下，此词臣之笔误，而温公谓，是时唐之号令犹行天下，若制书已除光弼为节度，子仪安敢擅杀之？遂皆删削。是因秉笔者之微疵，遂没荐贤者之大度。凡此者，皆执也。至所谓诬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堑而死。文帝为之伤悼不已，赋诗以美其节。宋书载之甚详，魏书亦无异词。而通鉴乃云，冲与荥阳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与降，忠逆之极致，可混而书之乎？周天元为太子，狎昵郑译，多失德。鸟丸轨在武帝前每直言其过。帝问宇文孝伯，孝伯亦不为之讳。轨后侍内宴，捋帝须日，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太子于是每遭捶挞。及天元即位，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为译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译因言捋须事，天元因杀轨及孝伯。通鉴于因言捋须事上逸一译字，胡身之乃以事由乌丸轨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须事为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岂求免死耶？然终于不免也。身之一误，遂使贤如孝伯而蒙谮贤之谤矣。唐人皮日休，新旧唐书皆不为立传。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隐居鹿门山，以圣道自任。咸通中，成进士，官至国子博士。进书两通，一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学科。一请以韩愈配飨太学，谓其蹴杨墨，践释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苏州，与陆龟蒙为友。著书数十卷，皮子三卷。黄寇中遇害。而通鉴于僖宗广明元年书，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此虽本旧唐书本纪与新唐书黄巢传。及考巢传，言其僭号之后，欲以伪官污朝臣，如裴渥、豆卢琢辈皆居显职，然惟贼党乐从之，召王官无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闾，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杀之。则日休之为翰林学士，或亦伪诏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圣道自任，于古人中识孟子，于时人中识翰愈，是亦孟韩之徒也。而谓其甘心臣贼乎？况云皆杀之。北梦琐言为信然矣。 　　通鉴不载文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原注】册府元龟。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 　　卷二十七 　　汉人注经 　　左氏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元凯注传，必曲为之疏通，殆非也。郑康成则不然，其于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往往驳正，如周礼职方氏，荆州其浸颍湛。注云，颖水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注云，春秋传曰除道梁●，营军临随，则●宜属荆州，在此非也。仪礼丧服篇，唯子不报，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注云，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以为主谓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为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经似在室，传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矣。士虞礼篇用尹祭注云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无云脯者，今不言牲号而云尹祭，亦记者误矣。于礼记则尤多置驳。如檀弓篇，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注云，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持宠虐民，非也。救仲衍请繐衰而环绖注云，吊服之绖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封诸侯注云，祭统曰，古者于谛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今此行尝可也，而封诸侯则违于古。封诸侯，出土地之事，于时末可，似失之。断薄刑，决小罪注云，祭统曰草艾则墨，谓立秋后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母有坏堕自相违，似非。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注云，古者于尝出田邑，此其尝并秋而禁封诸侯割地，失其义。郊特牲篇圹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则此是仲春之之礼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后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记者误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陈也注云，尸或诂为主。此尸神象，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时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尝相弒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注云，春秋时，鲁三君弒。又士之有诔由庄公始，妇人髽而吊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弒，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杂记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党注云，妻之党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执壁，作此赞者失之矣。此其所驳虽不尽当，视杜氏之专阿传文则不同矣，经注之中可谓卓然者乎！【杨氏曰】古人注书之体本就书注书，不为驳难。小颜云，诋诃言辞，掎摭利病，乃效矛盾之仇雠，非复粉泽之光润。顾氏所取正所诃也。 　　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于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协也。以文公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昏也。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齐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纠传文者得六事，庄九年，公伐齐，纳纠。传，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故干时之战，不讳败，恶内也。解曰，雠者，无时而可与通。纵纳之迟晚，又不能全保雠子，何足以恶内乎？然则干时之战不讳败，齐人取子纠杀之，皆不迃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居然显矣。恶内之言，传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传，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相搏。解曰，江熙曰，经书败莒师，而传云二人相搏，则师不战，何以得败？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战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斗，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此又事之不然，传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缯子遇子防，使缯子来朝。传，遇者，同谋也。解曰，鲁女无故远会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传曰，缯季姬来宁，公怒之，以缯子不朝，遇于防，而使来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军。传，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解曰，周礼、司马法，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总云诸侯一军，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传，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杀父之贼，此人伦之所不容。王诛之所必加。礼，凡在官者杀无赦，岂得恶楚子杀般乎？若谓夷狄之君不得行礼于中国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不言入。传曰，明楚之讨有罪也。似若上下违反，不两立之说。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传，纳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齐景公废世子，世子还国，书篡。若灵公废蒯瞶立辄，则蒯瞶不得复称曩日世子也。称蒯瞶为世子，则灵公不命辄审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则从王父之言，传似失矣。经云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明正也，明正则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纠正传文之失。【孙氏曰】尚有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一事。 　　宋吴元美作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曰，唐人称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原注】颜师古本传。今观其推广发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语意乖戾处，往往曲为说以附会之，安在其为忠也？今吴君于欧宋大手笔乃能纠谬纂误，力裨前缺，殆晏子斯，谓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则唐人之论忠也陋矣。可谓卓识之言。 　　注疏中引书之误 　　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峐。【原注】疏，峐当作屺。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毛传引之互相反。郑康成笺诗采蘩，引少牢馈食礼主妇被裼误作礼记。皇矣引左传郑公子突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晋士会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误合为一事。注周礼大司徒，引左传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误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诗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误作土地。射人引射义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误作乐记。县士引左传韩襄为公族大夫，误作韩须。注礼记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鸟羞白鸟，误作九月。引诗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误作受福无疆。范武子解谷梁传庄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误作王制。郭景纯注尔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误作行或尼之。引易巩用黄牛之革，固志也，误以革遯二爻合为一传。韦昭国语注公父文伯母赋绿衣之三章，误引四章。高诱淮南子注引诗鼍鼓逢逢，误作鼍鼓洋洋。孔颖达左传文十八年正义引孟子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误作伊尹，圣人之和者也。苏轼书传伊训引孟子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误作从流上而忘反谓之游。朱震易传井大象引诗维此哲人，谓我劬劳，误作知我者谓我劬劳。赵汝梅易辑闻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无礼，误作我必不仁不义。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诗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误作至于大王。诗集传闵予小子引楚辞三公穆穆，登降堂祇，误作三公揖让。 　　朱子注论语，夏曰瑚，商曰琏。此仍古注之误。记曰，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是夏曰琏，商曰瑚也。享礼注引发气满容，今仪礼文作发气焉盈容。汉人避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此当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异无农家，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集注偶误，未及改。 　　杨用修言，朱子周易本义引韩非子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误以合虚为合参。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来，不自韩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参，安得谓之合虚？乃今韩非子本误。 　　姓氏之误 　　谷梁传隐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谥也。父非谥，谥字衍文。 　　诗白华笺，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当作姓，此康成之误。孔氏曰，褒国，姒姓，言姒其字者，妇人因姓为字也。乃是曲为之解耳。 　　朱子注论语、孟子，如太公姜姓吕氏，名尚，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子文姓斗名谷于菟之类，皆以氏为姓。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则并姓氏而为一矣。岂承昔人之误而末之正与？【原注】宋自夹涤郑氏始着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讲此，故博古图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仿周人王姬之号，故公主谓之帝姬也。 　　左传注 　　隐五年，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按子元疑即厉公之字。昭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为别是一人，厉公因之以杀曼伯而取栎，非也。盖庄公在时即以栎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厉公于出奔之后取之特易，而曼伯则为昭公守栎者也。九年，公子突请为三覆以败戎。桓五年，子元请为二拒以败王师。固即厉公一人，而或称名，或称字耳。合三事观之，可以知厉公之才略，而又资之以岩邑，能无篡国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沈学博曰】言仅有死者，又非首恶也。言非有名位之人，盖微者尔，如司马昭族成济之类。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复不能正法诛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为司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学博曰】若以孔父为名，则夫子得氏之始不应以所讳为氏。按家语本姓篇曰，宋愍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后以孔为氏。然则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证也。【原注】说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郑康成注士丧礼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甫、父通。是亦以孔父为字。刘原父以为已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窃意春秋诸侯卒必书名，而大夫则命卿称字，无生卒之别，【原注】刘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称名，三命称字。亦未尝以名字为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郑伯寤生卒。葬郑庄公。宋人执郑祭仲。【原注】杜氏以仲为名而足字，亦拘于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陈归于蔡。名其君于上，字其臣于下也。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刘子单子以五猛入于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于上，名其君于下也。然则孔父当亦其字，而学者之疑可以涣然释矣。 　　君之名，变也。命卿之书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亩之战生。解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非也。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记赵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亩战。正义曰，括地志云，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解曰，五师败，不书，不以告。非也。王师败，不书，不可书也，为尊者讳。【沈学博曰】后汉书孔融传曰，刘表所为不轨，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其讳之。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五师败绩，不书晋人。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此春秋之意也。畿内诸侯，天王问罪，师败身夷，可书之事莫大于此，岂缘不告而不书哉。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讳也。 　　六年，不以国。解曰，国君之子不自以本国为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国者乎？谓以列国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蒋。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谓君谓随侯，王谓楚王。两军相对，随之左当楚之右，言楚师左坚右瑕，君当在左以攻楚之右师。 　　十三年，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解曰，或称人，或称师，史异辞也。愚谓燕独称人，其君不在师。 　　庄十二年，萧叔大心。解曰，叔萧，大夫名。按大心当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萧大夫也。二十三年，萧叔朝公。解曰，萧，附庸国。叔，名。按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乐父。裔孙大心，平南宫长万有功，封于萧，以为附庸，今徐州萧县是也。其后楚灭萧。 　　十四年，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解，庄公子，传惟见四人，子忽、子亹、子仪并死，独厉公在。八人名字记传无闻。按犹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见在也。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称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岳则配天。解曰，得太岳之权，则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岳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月之朔也。然则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盖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币而用牲，此所以谓之非常礼也。杜氏不得其说，而曰以长暦推之，是年失闰。辛未实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则咎在司暦，不当责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载于此，或恐有误。【顾司业曰】杜解非。传谓非常者，以六月为夏之四月，正阳之月，灾异尤大，不比寻常之月日食，故须伐鼓、用币以救之。所云余月则否者，余月即常月也。经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书六月朔日食，而此为首见，故须发例。自庄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闰，正合五岁再闰，十有九岁七闰之数，何云置闰失所乎？【姚氏曰】案此杜自以长暦推之，而以辛未当为七月朔，传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后人袭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语而羼入之，不则前此经师引此以解用牲于社之非而引传文耳。后人误为传文，遂莫能辨。若传当日本有此文，则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为七月之失，若当日推其当在七月，则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解曰，不知其故而问之。非也。盖齐侯以为楚罪而问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复。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计三百四十七年，此则孔文举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从。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之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 　　六年，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实密，而经云新城，故传释之，以为郑惧齐而新筑城，因谓之新城也。解曰，郑以非时兴土功，故齐桓声其罪以告诸侯。夫罪孰大于逃盟者？而但责其非时兴土功，不亦细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则不烦添此一节矣。 　　十五年，涉河，侯车败。解曰，秦伯之军涉河，则晋侯车败。非也。秦师及韩晋尚未出，何得言晋侯车败？当是秦伯之车败，故穆公以为不祥而诘之耳。此二句乃事实，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败何待，则谓晋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三败及韩，当依正义引刘炫之说，是秦伯之车三败。 　　及韩在涉河之后，此韩在河东，故曰，寇深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韩，晋地，却有斟酌。 　　十八年，狄师还。解曰，邢留距卫。非也。狄强而邢弱，邢从于狄而伐者也。言狄师还，则邢可知矣。其下年，卫人伐邢，盖惮狄之强，不敢伐，而独用师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独见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解曰，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非也。大司马即司马子鱼。固谏，坚辞以谏也。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知大司马即司马也。文八年上言杀大司马公子卯，下言司马握节以死，知大司马即司马也。定十年，公若貌固谏曰，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之也。【卢氏曰】案左传大司马之官，在宋亦不多见。惠氏栋谓固即公孙固，是也，谓下司马乃子鱼，非。司马即大司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韩非外储说左上说此事云，右司马购强趋而谏。购强似即固之字，其义正相合。【汝成案】史记宋世家凡谏词皆属目夷，似大司马即子鱼，卢徇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盖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于义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解曰，不同陈，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辞。 　　文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古人以闰为岁之余，凡置闰必在十二月之后，故曰归余于终。考经文之书，闰月者皆在岁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是也。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闰月，亦并在岁末。又经传之文，凡闰不言其月者，言闰即岁之终可知也。今鲁改历法，置闰在三月，故为非礼。汉书律暦志曰鲁暦不正，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是也。【原注】孟康曰，当以闰尽岁为蔀首，今失正，未尽一岁便以为蔀首也。【钱氏曰】凡蔀首之岁无闰余，今有闰余一，不得为蔀首，故言鲁推步不正。孟康说误。又按汉书高帝纪后九月，师古曰，秦之历法，应置闰月者总致之于岁末，盖取左传所谓归余于终之意。何以明之？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暦之前屡书后九月，是知暦法故然。 　　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此即上文所谓我辞之者也，解谓晋不听而变计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为得天佑，喜而来告，故书。夫陨石鹢退，非喜而来告也。 　　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解曰，畏国人以大义来逼己。非也。畏穆嬴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汝成案】义亦正，绎且字则杜注为得。 　　十三年，文子赋四月。解曰，不欲还晋。以传考之，但云成二国，不言公复还晋。四月之诗当取乱离瘼矣。维以告哀之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