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 第 43 页/共 46 页
○百刻一日十二时，计刻则以百刻为日。今历家每时有十刻，则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谓之百刻乎？曰：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谓之大刻。合一日计之，得九十六刻，其不尽者，置一初初于初一之上，置一正初于正一之上，谓小刻，每刻止当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计之，为初初者十二，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为百刻。朱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说：每刻分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时，每时得五百分。如此则一时占八刻零二十分，将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将二十分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学纪闻》所载易氏之说亦同。
《周礼。挚壶氏》注：“漏箭昼夜共百刻。”《礼记。乐记》：“百度得数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灵枢经》：“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说文》：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节。《隋书，天文志》：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梁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馀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馀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马重绩传》：”重绩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民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工。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大监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终八刻三分之一则交入次时。国史志：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一击鼓，八鼓後进时牌，除二十分为鸡唱，唱绝击一十五鼓，为时正。
○雨水《礼记。月令》：“仲存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始雨水者，谓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历去此一句。嫌于雨水为正月中气也。郑廉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疏引《汉书。律历志》云：“正月立春节，雨水中，二月惊蛰节，春分中。”是前汉之末刘欲作《三统历》改惊蛰为二月节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惊蛰。则汉初己有此说。而蔡邕《月令问答》云：“间者曰：”既个川《三统》，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皆《三统》法也，独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则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则《三统》未尝改雨水在惊蛰之前也，改之者《四分历》耳，记疏误也。今二月间尚有雨雪，唯南方地暖，有正月雨水者。
《左传。恒五年》：“後蛰而郊。”注：“启蛰，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启蛰。”
则当依古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为是。
○五行《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抱朴子》引《灵宝经》谓：“”支干上生下曰宝，下生上曰义，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专。“以”保“为”宝“，以”困“为”伐“，今历家承用之。
○建除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见于太公《六韬》云：“开牙门常背建向破。”《越绝书》：“黄帝之元，执辰破已，霸王之气见于地户。”《淮南子。天文训》：“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午为定，未为执，申为破，酉为危，戌为成，亥为收，子为开，丑为团。”《汉书。王莽传》：“十一月，王子直建，戊辰直定。”盖是战国後语。《史记。日者传》有建除家。
解缙封事言：“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伸播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方向煞神，事甚无谓。孤虚宜忌，亦且不经。东行西行二论，天德月德之书，臣料唐虞之历必无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
○艮巽坤乾历家天盘二十四时，有所谓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训》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戊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则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加十五日指常丰之维，则春分尽，故日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已，则小满；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加十五日指西中绳，故日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谓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当之尔。
○太一太一之名不知始于何时。《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一常居。”《封禅书》：“毫人谬忌奏词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大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兑宫，自此而良宫，自此而离官，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反紫宫。行起从坎宫，终于离宫也。《南齐书。高帝纪》案太一九宫占历推自汉高帝五年至宋顺帝异明元年，大一所在。《易乾凿度》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九宫者，一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为天内，以制荆州之野；三为天冲，其应在青；四为天辅，其应在徐；五为天禽，其应在豫；六为天心，七为天柱，八为天任，九为天英，其应在雍、在梁、在兖、在杨。天冲者，木也；天辅者，亦木也。故木行太过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过不及，其告在梁、在雍。惟水无应宫也。此谓以九宫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汉立太一祠，即甘泉泰也。唐谓之太清紫极宫。宋谓之太一宫，宋朝尤重大一之祠，以太一飞在九宫，每四十余年而一徙，所临之地则兵疫不兴，水旱不作。在太平兴国中，太宗立词于东南郊而把之，则谓之东太一。在天圣中，仁宗立词于西南郊而祀之，则谓之西太一。在熙宁中，神宗建集福宫而祀之，则渭之中太一。”
《宋史。刘黻传》言：“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後悔方士之谬。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侮者也。“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杀。
《云麓漫钞》曰：“释氏智论云：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不食荤，百官不支羊钱。其後因此遂不上官。”《寂园杂记》谓：“新官上任，应祭告神只，必须宰杀，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缘屠宰。其传已久，亦不始于唐时。《南齐书。张融传》：“摄词部、仓部二曹，仓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仓为可开不？融议：”不宜拘束小忌。‘“《北齐书。宋景业传》：”显祖将受魏禅，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人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显祖大悦。“又考《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而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令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只月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
《册府元龟》：“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乙已，诏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节前放开屠一日。”
唐人正、五、九月斋戒，不禁闰月。白居易有《闰九月九日独饮诗》云：“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是闰九月可以饮酒也。
《册府元龟》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适之句当，总与赎取。其百司诸厨日有肉料亦责数奏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往，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又《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馀月不禁。”此则道家之说，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与武德二年之诏不同。
《後汉书。南匈奴传》：“匈奴俗岁有三龙词，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与三只月同。
○古今神祠《史记。封禅书》言：秦雍旁有百数十祠，而陈宝尤著。“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殷，云野鸡夜ず。”又云：“雍菅庙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时所奉之神绝无影响。《後汉。刘盆子传》：“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琅邪王京传》：”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数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然考之于史，晋时犹有其词。《晋书。五行志》：”临淄有大蛇负二小蛇，入汉城阳景王祠中。“《慕容德载记》：”德如齐城，登营丘，至汉城阳景王庙。“而今并无其庙，《宋书。元凶劭传》：”以辇迎蒋侯神嫁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铖，苏侯为膘骑将军。“《礼志》：”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部督中外诸军事钟山王，苏侯至骠骑大将军。“《南史。齐都昏侯纪》：”迎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自诛始安土遥光、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曹景宗传》：”梁武帝时，旱甚，诏祈蒋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载荻，欲焚其庙。将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官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陈书。武帝纪》：”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钟山把蒋帝庙。“《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齐书。李安民传》：”大守到郡，必须把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厅上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为崇。“今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闻灵响。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之类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关壮缪之祠至遍于天下，封为帝君。岂鬼神之道亦与地为代谢合乎？应助言：平帝时，天地大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闻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经注》引吴猛语庐山神之言，谓神道之事亦有换转。昔夫子答宰我黄帝之问，谓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广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黄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汤迁之而祀弃。以帝王神圣且然，则其他人鬼之属又可知矣。春秋之世，犹知淫祀之非。故卫侯梦夏相，而宁子弗祀；晋侯卜桑林，而苟荦弗祷；楚昭上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不虽小德，河非所获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沉湘之间并祀河伯，岂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礻几“亦皆起于战国之际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风俗之所从变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诏曰：“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读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後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其《东岳祝文》曰：“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详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谓卓绝千古之见。乃永乐七年正月丙子，迸封汉秣陵尉蒋君之神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则何不考之圣祖之成宪也？
○佛寺晋许荣上疏言：“臣间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洛阳伽蓝记》有比丘惠凝死去复活，见阎罗王，阅一比丘，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弃宫入道。”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付司送人黑门。此虽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问达磨曰：“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在彼法中已有能为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悯。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盐铁论》云：“古者庶人，鱼寂之祭，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则出门进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际，而谶纬之书出，然後有如《遁甲开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则《後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三国志。管辂传》谓：”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辞《怨诗行》云：“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陈思王《驱车篇》云：“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
或曰：“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也。烂土雷渊，则刀山剑树之地也。虽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晋以下之人，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昔宋胡寅谓阎立本写地狱变相，而周兴、来俊臣得之，以济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实为之祖，孔子谓”为诵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蕃俗信鬼。匈奴欲杀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慕容隽斩冉阂于龙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人言闵为祟，隽遣使祠之，溢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杀和跋，诛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後世祖狩之日，每先祭之。盖伯有为厉，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则又不可以常情论矣。
●卷三十一○河东山西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陕西《续汉。郡国志》：“陕县有陕陌，二伯所分，故有陕东、陕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旧唐书。大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亻垂充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回纥传》：“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後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
晋时以关中为陕西。《晋书。宣帝纪》：“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张实传》：”愍帝末，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祖道。“梁王肜《应诏诗》：”二迹陕西，实在我王“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陕西。《南齐书》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放称荆州为陕西也。“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毛穆之传》：”瘦翼专威陕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刘毅推毅陕西。”《南史。宋文帝纪》：“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ダ曰：“舅今出居陕西。”《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是也。亦有称陕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陕东伯。
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山东河内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後汉。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吴会宋施宿《会稽志》曰：“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谓：”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孙贲传》云：“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云：”使部伍吴、会二郡。‘《全琮传》云：“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是也。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上患吴、会稽‘，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後人妄增之。
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陈思王《求自试表》曰：“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晋文王与孙皓书曰：“惠矜吴会，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扫平区宇，信威吴会。”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朝服济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曰：“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左思《魏都赋》曰：“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武帝问刘毅曰：“吾平吴会，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吴会僭逆，几于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晋祚沦夷，远播吴会。”慕容谓高瞻曰：“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丁琪谏张祚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吴都”云尔。
若《孙贲、朱桓传》则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江西广东广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扬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屯江西郝溪。”《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穆帝纪》：“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郗鉴传》：“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
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四川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後遂省文名为四川。
○史记富川国薛县之误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川者误耳。
《续汉。郡国志》：“薛，本国。”注引《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为盂尝君食邑。”《史记。越世家》：“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隐曰：“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经注》：“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川。”足明川在临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县。”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新序》则云：鲁人攻费阝，曾子辞于费阝君曰：“请出，寇罢而後复来，毋使狗豕人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曾子处费。“则曾于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又曰：”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汉书》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後汉王符《潜夫论》云：”高阝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固，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二燕王传《汉书。燕王定国传》：“杀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
《燕王旦传》：“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其上云：“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昭帝本纪》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徐乐传《汉书》：“徐乐，燕郡无终人也。”《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後改属右北平耳。
○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後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三辅黄图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蒲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後。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大明一统志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後人之改定云。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们县地。”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氵句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氵句县。贞观元年，省临氵句。”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祈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氵句，後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
《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曰：”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按《宋史，杨业传》：“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亻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亻先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亻先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美即与亻先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并承《一统志》而误。
《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一统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後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山海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
《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考《史记》、《汉书》：“本纪”、“年表”，兴居以高後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