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69 页/共 184 页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宜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