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02 页/共 184 页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余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诗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