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02 页/共 184 页

臣按:徙民以实京师,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后赖其用,不然养生送死有不赡,方且忧思怨恨之无已,日有逃亡而已,虽有之亦如无焉,何名之为实哉?必也宽之以力役,优之以恩泽,凡有征敛科赋视诸民为减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   臣按:后世建都洛阳始此。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迁焉。汉高祖始亦欲都洛,后以娄敬、张良之言都于长安,光武中兴,始于此定都焉。   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势之地莫若金陵,自孙吴都此,继以东晋、宋、齐、梁、陈,终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圣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盖自开辟天地以来所未有也。   宋仁宗庆历二年,陕西按抚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阍,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设险以安万国也。臣请陛下修东京,高城深池,军民百万,足以为九重之备,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而无烦动之劳,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而无回顾之忧矣。彼或谋曰边城坚牢不可卒攻,京师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师使不可犯,则伐彼之谋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浅则边垒已坚,寇入之深则都城已固,彼请割地我可弗许也,彼请决战我可弗出也,进不能为患,退不能忘归,然后因而挠之,返则追之,纵有钞掠可邀可夺,彼衰我振,未必不大胜,岂非陛下保杜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师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体。臣闻后唐末契丹以四十万众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无备,闵宗遂亡;石晋时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而京城无备,少主乃陷,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失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失体也,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   臣按:宋都于汴,去边地甚远,范仲淹当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极盛之时,仲淹时守西边,乃建议修筑京城,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臣窃以为古之大臣忧国之心,每先事而预为之计,惟恐一旦祸机之发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相去二千里而为国远虑者犹建议速修京城,盖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谋,恐一旦无备而蹈后唐、石晋之覆辙也。矧今京城与北敌为邻,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先天下而预忧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汉以来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偏安于一隅及立国未百年者不与焉一,曰长安,汉、唐盛时所都也;曰洛阳,汉中兴以后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时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长安,晋非不都洛阳,后梁、晋、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无足论,与夫邺台金陵钱唐诸处,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或为十二州,长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则幽州域、在《禹贡》则冀州域也,黄帝都幽州之涿鹿,尧、舜都冀州之平阳、蒲阪,涿鹿去此仅余百里,而平阳、蒲阪去此仅千里,盖近境也。是则秦汉以来得国之正、绵祚之远,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猗欤盛哉!洪惟国家得中国帝王之正统,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传尧、舜以来之位号,况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又在黄帝、尧、舜之故都,则其所以继志述事,以上承祖宗垂宪作则,以贻厥孙谋者,乌可但已哉?虽然,黄帝、尧、舜固所当法,女真、鞑靼尤所当戒,《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以上都邑之建(下)   卷八七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程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   吴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险,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险,王公因有形之险为无形之险,设此以固守其国,是谓人险。”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险以立国,所谓险者有三焉,天险也、地险也、人险也。天险者本天之理,地险者因地之势,人险者用人之力。是故为国者必明礼义、立纪纲、修法度,有阶级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谓天险也;必因形胜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来往也有所拘系,是所谓地险也。是二险者一本于天、一成于地,所以设而为之者则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顺地之势,为之城郭、为之沟池、为之关隘、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国也。夫险者易之反也,有其险也则随其险而补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险也则于其平夷之地修为险固之备,内焉而为之垣墉,外焉而为之城池,又远焉而为之藩篱,有门以谨其出入,有关以议其往来,是则所谓人险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险以为之关塞,又有当然之人险以为之捍蔽,则重关钜镇之中而有金城汤池之固,貔貅万旅,虎豹九关,京师地大而人众,宫阙邃密而深严,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诗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东方,齐也。传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而迁于临菑也。孔氏曰:‘《史记》齐献公元年徙薄姑都,治临菑。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岂徙于夷王之时,至是而始备其城郭之守欤?’”   《韩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韩城,燕(召公之国)师(众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蛮夷国),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城也)实壑(池也),实亩实籍(税也),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朱熹曰:“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韩初封时,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此城,如召伯营谢、山甫城齐,春秋诸侯城邢、城楚丘之类也。王以韩侯之先因是百蛮而长之,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亩、正其税法而贡其所有于王也。”   吕祖谦曰:“春秋之时城邢、城楚丘、城缘陵、城杞之类,皆合诸侯为之,霸令尚如此,则周之盛时命燕城韩固常政也。”   臣按:筑城大役也,本国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须朝廷命邻邦合力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盖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变非徒一国之事,亦以其事体关系朝廷也。   《周礼》: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兵甲之属),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刘彝曰:“《易》曰‘城复于隍’,则是浚沟之土所以为城也,凿池之土所以为郭也,沟池深于外则城郭固于内,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   郑玄曰:“固,国所依阻者也。在国曰固,在野曰险。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并据国而言;司险周知山林、山泽之阻,并据野而言。”   张栻曰:“孟子谓域民不以封疆,固国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详于《周官》,设险守国与弧矢之利并著于《易经》,何耶?盖先王吉凶与民同患,其为治也体用兼备、本末具举,道得于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详密又有以周天下之虑,此其治所以长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则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职,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盖尽人力以固王畿于内者也,《易》所谓“王公设险”者此也;司险之职,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盖因地势以为险阻于外者也,《易》所谓地险者,此也。夫人君为治,固当本乎内治之修而亦不可不为外患之御,内焉者既本城郭、沟池以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泽以为险,因其自然之势则易为力,豫为未然之防则无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险之设也。虽然,古人所以守其国者则又不专在是,是故远而有关塞则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则守在九畿,有六官为守国之人,有六典为守国之法,而其险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则又在乎德礼仁义焉。不然,虽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去声)己,大人世(父传子为世)及(兄传弟为及)以为礼,城(内城)郭(外郭)沟池(堑也)以为固。   孔颖达曰:“私力独财,不免争夺,故设险以自卫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后不争,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沟池是也。四者皆出于人力之所为,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国曰:“程氏谓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矣,虽时且义亦书,见劳民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吴澂曰:“君之资于民者资其力也,民之报其君者报以力也,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以足食生财,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以敌忾御侮,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必以其时、以其礼而不敢妄兴,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春秋》凡力役必书,重民力也。或问《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讥’,啖子曰:‘凡城,国之急务,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易》曰设险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为固,则《春秋》书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邑无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毕,时也。隐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则妨农务而非时矣。城不逾制,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板、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揣厚薄、仞沟洫、具糇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之可也,况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   臣按: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为也,况可非其时乎?是以善为国者,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筹之必于其早,为之必以其渐,成之必缓其期,不至急遽仓卒,苟且为之,此所以务不妨农、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   庄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国曰:“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   臣按:因地险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国者不可废也,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殷隙,方事势稍缓、农务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废农时也。   二十八年冬,筑剉。   胡安国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筑,故馆则书筑、台则书筑、囿则书筑,剉邑而书筑者,创作邑也。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则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谓《春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无,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国曰:“楚丘,卫邑。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不书桓公,不与诸侯专封也。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其有功于中华甚大,为利于卫人甚博,宜有美辞发扬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略小惠存大节,《春秋》之法也。”   臣按:诸侯不得专封,封国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请于天子,况迁国筑城乎?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缓则不及事,决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国曰:“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也,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其说是矣。莒虽恃陋不设备,至使楚人入郓,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寇亦岂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贵,而书城中城,其为儆守益微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非欤?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设险之大端也,谨于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谓之设也,人为之也。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盗贼也、敌国也,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御敌国,城于中所以御盗贼,皆不可无者也,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沟池以为固,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非通论天下之势也。盍观人家之备盗乎,藩篱、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而缄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国家之备寇盗,曷异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国曰:“虎牢,郑地,故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浚水县,岩险闻于天下,犹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关、吴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汉乐(今成固),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城郭、沟池以为固,亦君子之所谨也;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夫狡焉思启封疆,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战杀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贵,守天子之土,继先君之世,不能设险守国,将至于迁溃灭亡,亦非圣人之所与。”   臣按:古者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往往据之以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当以边塞为守,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然天造地设,分疆画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势也,亦理之当然也。我国家分天下为两畿十三藩,于凡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以城守焉,如潼关乃河南、陕西交界也,则设潼关卫以守焉,然卫城介华、陕之间,去京畿且远,顾不以属河、陕二都司而直隶京师,圣祖之意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