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 第 101 页/共 184 页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台，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如逆複之複）子明辟（辟，君也）。”
“予惟乙卯（即《召誥》之乙卯）朝至於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卜水東，亦惟洛食。伻（使也）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辭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複命於王也。澗水東、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之間，下都在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雲‘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衝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遊以製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於豐鎬，成王繼其誌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於吳而太宗繼之而又建都於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台，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徙都也）於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考（稽也）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作邑居也）之。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朱熹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又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誌、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周家自後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於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裏製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益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強盛之時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於平王而東遷則淪於衰微矣。竊嚐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於衰微而遷者未有能複興者也，觀諸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裏，維民所止（居也），肇（開也）域彼四海。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裏，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先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裏也，千裏之內為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禮樂之所會為鈞，天帝居之尊，非複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鹹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敕貌）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盛）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之盛。”
輔廣曰：“高宗中興，王都始複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為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有京師以為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極，則其為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聳萬國之觀瞻，為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上）
卷八六
▲都邑之建（下）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营邑于土中，是为雒邑。”
吴澂曰：“周公居摄，营邑于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而立国都焉。辨，别也，别东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体犹分也，经犹画也。体国者，分营其国之宫城、门涂，犹人身之有四体；经野者，画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织之有经纬也。设官者谓设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职者谓分辨掌治、掌教之职。为民极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叶时曰：“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惟在王畿、方位、国野、官职之中。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方位设而后等级明，国野分而后疆理正，官职举而后纲目张，民极之立孰有大于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为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则于上，而施政教于下，使天下四方咸面内环拱之，如众星之于北极焉。君建皇极于上，所以为民极于下也。所以为民极者，其本在于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所，其所居止必于地大人众之处、四方道里适均之中而建其国都焉。国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于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于此而定制也；国焉而体之，何者为内朝、何者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九夫为井、四井为邑之类；所设之官，自六卿至于百执事；所分之职，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虽若以奉君，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极者何？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极立于此，是以近而乡遂、远而侯国，又远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献艺，为政教者于焉而质正，有讼狱者于焉而取决，所以然者，极建于此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
臣按：《召诰》所谓“自服于土中”，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作《周礼》者见其中于中国，故为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之说，盖盛称华夏之地居地势之中，得天气之正、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风雨时而收获有定期，非若偏方僻壤节候不正而时气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获之或早或晚也，中国皆然而洛邑乃其要会焉，故为此说耳。虽然，自三代以前则洛为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
郑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土地，犹度地知东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度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盖大司徒掌建邦国乃国家之大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尔，大司徒总其凡，土方氏专其事，有事之时，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
匠人建国。水地以县（音玄），置爇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之道为经）九纬（东西之道为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郑玄曰：“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九轨，积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国必先于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爇、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于是乎建王国也。然其置爇必先水地以悬，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后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动则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绳垂之而坠，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绳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尔雅》曰：‘在地者谓之臬。’所谓爇则臬也，于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以日景，将以正四方也。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极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则宗可知，言社则稷可知。朝者义之所在，于朝言面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言后则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会，市者商贾之所聚。一夫，百亩之地，然后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国又曰营国，盖作而立之谓建，言其始也；周围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言其终也。所谓置爇者，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
《春秋》：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臣按：《穀梁传》亦云：“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所谓京师者始于此，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
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余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臣按：此后世徙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余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余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徙齐、魏大族豪杰于关中，刘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关中少民，北近匈奴，东有强族，一日有变，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有变帅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徙昭、屈、景、怀、田氏及豪杰民家居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