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 第 5 页/共 8 页

妇学掌於九嫔，教法行乎宫；内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详，自可例测。《葛覃》师氏，著於风诗。（侯封妇学。）婉娩姆教，垂於《内则》。（卿士大夫。）历览《春秋》内外诸传，诸侯夫人，大夫内子，并能称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满之祥，邓曼详推於天道；利贞之义，穆姜精解於乾元；鲁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训；齐司徒之内主，有礼加封；士师考终牖下，妻有诔文；国殇魂返沙场，嫠辞郊吊。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赋怀归之什；燕飞上下，凄凉送归媵之诗。凡斯经礼典法，文采风流，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然皆因事牵联，偶见载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专篇，类徵列女，则如曹昭、蔡琰故事，其为皇彪炳，当十倍於刘、范之书矣。是知妇学亦自後世失传，三代之隆，并与男子仪文，率由故事，初不为矜异也，（不学之人，以溱、洧诸诗，为淫者自述。因谓古之孺妇，矢口成章，胜於後之文人。不知万无此理，详辨其说於後，此处未暇论也。但妇学则古实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 春秋以降，官师分职，学不守於职司，文字流为著述。（古无私门著述，说详《校雠通义》。）丈夫之秀异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战国先秦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还经史专门之业。）至於降为辞章，亦以才美所优，标著文采。（此指西汉元、成而後，及东京而下诸人诗文集。）而妇女之奇慧殊能，锺於气，亦遂得以文辞偏著，而为今古之所称，则亦时势使然而已。然汉廷儒术之盛，班固以谓利禄之途使然。盖功令所崇，贤才争奋，士之学业，等於农夫治田，固其理也。妇人文字，非其职业，间有擅者，出於天性之优，非有争於风气，骛於声名者也。（好名之习，起於中晚文人，古人虽有好名之病，不区区於文艺间也。丈夫而好文名，已为识者所鄙。妇女而骛声名，则非阴类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长信》之赋，《风》、《雅》正变，（《雅》指《房中》，《风》指《长信》。）起於宫闱，事关国故，史策载之。其馀篇什寥寥，传者盖寡，《艺文》所录，约略可以观矣。若夫乐府流传，声诗则效，《木兰》征戍，《孔雀》乖离，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芜之什，四时《白》，《子夜》芳香，其声单以缓，其节柔以靡，则自两汉古辞，（皆无名氏。）讫於六朝杂拟，并是骚客拟辞，思人寄兴，情虽於儿女，义实本於风人，故其辞多骀宕，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类，虽以贞洁自许，然幽女子，岂喋喋与狂且争口舌哉。出於拟作，佳矣。）至於闺房篇什，间有所传，其人无论贞淫，而措语俱有边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头》止讽相如。蔡琰，失节妇也，而钞书恳辞十吏。其他安常处顺，及以贞节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静如止水，穆若清风，虽文藻出於天娴，而范思不逾阃外。此则妇学虽异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所拟；以汉、魏、六朝篇什证之，更无可疑。（古今一理，不应古人儿女，矢口成章。後世学士，力追而终不逮也。）譬之男优，饰静女以登场，终不似闺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谓古人虽儿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谓妇女宜於风雅；是犹见优伶登场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动止，必先歌曲也。（优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传中夹论赞体，盖有意中之言，决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观之见，断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时涉於自赞，宵小有时或至自嘲，俾观者如读史传，而兼得咏叹之意。体应如是，不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无是理矣。《国风》男女之辞，与古人拟男女辞，正当作如是观。如谓真出男女之口，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也。） 昔者班氏《汉书》，未成而卒，诏其女弟曹昭，躬就东观，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执贽请业，（大儒马融，从受《汉书》句读。）可谓扩千古之所无矣。然专门绝学，家有渊源，书不尽言，非其人即无所受尔。又苻秦初建学校，广置博士经师，《五经》粗备，而《周官》失传。博士上奏，太常韦逞之母宋氏，家传《周官》音义。诏即其家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帏而受业，赐宋氏爵号为宣文君。此亦扩千古之所无矣。然彼时文献，盛於江左，苻氏割据山东，遗经绝业，幸存世学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强与闻也。此二母者，并是以妇人身行丈夫事。盖传经述史，天人道法所关，恐其湮没失传，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礼；非谓才华炫，惊流俗也。即如靖边之有谯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阳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则特开幕府，辟署官属，一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以为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属不可；必欲天人妇人以是为法，非惟不可，亦无是理也。 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论者以十六国分裂，生灵涂炭，转咎清谈之灭礼教，诚探本之论也。 王、谢大家，虽愆礼法，然其清言名理，会心甚遥；既习儒风，亦畅玄旨；方於士学，如中行之失，流为狂简者耳。（近於异端，非近於娼优也。）非仅能调五言七字，自诩过於四德三从者也。若其绮旎风光，寒温酬客，描摩纤曲，刻画形似，脂粉增其润色，标榜饰其虚声；晋人虽曰虚诞，如其见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谢大家，虽愆礼法，然实读书知学，故意思深远。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浅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还，妇才之可见者，不过春闺秋怨，花草荣凋，短什小篇，传其高秀。间有别出著作，如宋尚宫之《女论语》，侯郑氏之《女孝经》；虽才识不免迂陋，（欲作女训，不知学曹大家《女诫》之礼，而妄拟圣经，等於《七林》设问，子虚乌有。）而趋向尚近雅正，艺林称述，恕其志足嘉尔。（此皆古人妇学失传，故有志者，所成不过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编摩，管道之书画精妙，後世亦鲜有其俪矣。然琳琅款识，惟资封勘於湖州；笔墨精能，亦藉观摩於承旨；未闻宰相子妇，得偕三舍论文；（李易安与赵明诚集《金石录》，明诚方在太学，故云尔。）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挥尘。盖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耶？ 盖自唐、宋以讫前明，国制不废女乐。公卿入直，则有翠袖薰炉；官司供张，每见红裙侑酒。梧桐金井，驿亭有秋感之缘；兰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见於纪载，盖亦详矣。又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擅声诗，都士大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思远秋枫，投赠类於交游，殷勤通於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阃外，其道固当然耳。且如声诗盛於三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诫，此亦其明徵矣。 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矣。而古人思君怀友，多男女殷情。若诗人风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区分三种，蹊径略同，品骘韵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谊友，隐跃存恳挚之诚；讽恶嫉邪，言外见忧伤之意。自序说放废，而诗之得失悬殊，本旨不明，而辞之工拙迥异。（《离骚》求女为真情，则语无伦次；《国风》溱、洧为自述，亦径直无味。作为拟，文情自深。）故无名男女之诗，殆知太极阴阳之理，存诸天壤，而智者见智，仁者自见仁也。名妓工诗，亦通古义，转以男女慕悦之实，於诗人温厚之辞；故其遗言，雅而有则，真而不秽，流传千载，得耀简编，不能以人废也。第立言有体，妇异於男。比如《薤露》虽工，惟施於挽郎为称；棹歌纵妙，亦用於舟妇为宜。彼之赠李和张，所处应尔。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门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闺阁不当有门外唱酬，丈夫拟为男女之辞，不可藉以为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虽非先王法制，实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济之佐，忠义气节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隐逸之士，往往情有寄，著於简编，禁网所施，亦不甚为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顿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职官生监，并是行止有亏，永不叙用。）虽吞舟有漏，未必尽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每见名流，板镌诗稿，未窥全集，先阅标题。或纪红粉丽情，或著青楼唱和，自命风流倜傥，以谓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娴，更何论乎文墨？周公制礼，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谓上古男女无别，而冫卖乱人伦，行同禽兽，以谓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诗集，先自具枷杖供招，虽谓未识字可矣。） 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雅者，正也，与恶俗相反。习染风气谓之俗，纤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犹无伤於世道人心，纤佻之俗，则风雅之罪人也。）以造饰标榜为声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夫佻达出於子矜，古人所有；矜标流於巾帼，前代所无。盖实不足而争骛於名，己非夫而藉人为重，男子有志，皆耻为之。乃至谊绝丝萝，礼殊授受，辄以缘情绮靡之作，於斯文气类之通，因而听甲乙於胪传，求品题於月旦；此则钗楼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静女闺姝，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是礼也。 古之妇学，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职业为学，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学，要於德、言、容、功，德隐难名，（必如任、姒之圣，方称德之全体。）功祖易举，（蚕绩之类，通乎士庶。）至其学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为最重也。盖自家庭内则，以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莫不习於礼容，至於朝聘丧祭，后妃、夫人、内子、命妇，皆有职事，平日讲求不预，临事何以成文？汉之经师，多以章句言礼，尚赖徐生，善为容者，盖以威仪进止，非徒诵说所能尽也。是妇容之必习於礼，後世大儒，且有不得闻也。（但观传载敬姜之言，森然礼法，岂後世经师大儒所能及。至於妇言主於辞命，古者内言不出於阃，所谓辞命，亦必礼文之所须也。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善辞命者，未有不深於诗。（但观春秋妇人辞命，婉而多风。）乃知古之妇学，必由礼而通诗，（非礼不知容，非诗不知言。）六艺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论《易》之类。）後世妇学失传，其秀颖而知文者，方自谓女兼士业，德色见於面矣。不知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而妄於诗，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是则即以学言，亦如农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贽矣。何足徵妇学乎？嗟乎！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夫固由无行之文人，倡邪说以陷之。彼真知妇学者，其视无行文人，若粪土然，（无行文人学本浅陋，真知学者不难窥破。）何至为所惑哉？（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骛名，转不如村姬田妪，不致贻笑於大方也。） 饰时髦之中驷，为闺阁之绝尘，彼假藉以品题，（或誉过其实，或改饰其文。）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呜呼！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知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於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 ○妇学篇书後 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世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说者谓解《诗》与朱子异指，违於功令。不知诸经参取古义，未始非功令也。盖以情理言之，蚩氓妇坚，矢口成章，远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应若是悬殊。且两汉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两汉。汉人诗文，存於今者，无不高古浑朴；人遂疑汉世人才，远胜後代。然观金石诸编，汉人之辞，不著竹素。而以金石传後代者，其中实多芜蔓冗，与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悬殊。可知汉人不尽能文，传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传文，当亦如是。必谓彼时妇坚矢音，皆足以垂经训，岂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过自存一说，宜若无大害也。而近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则解诗之误，何异误解《金》而启居摄，误解《周礼》而启青苗，朱子岂知流祸至於斯极？即当日与朱子辨难者，亦不知流祸之至斯极也。从来诗贵风雅。即唐、宋诗话，论诗虽至浅近，不过较论工拙，比拟字句，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 或曰：《诗序》诚不可尽废矣。顾谓古之氓庶，不应能诗，则如役者之谣，舆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辞至今诵之，岂传记之诬欤？答曰：此当日谚语，非复雅言，正如先儒所谓殷盘周诰，因於土俗，历时久远，转为古奥，故其辞多奇崛；非如风诗和平庄雅，出於文学士者，亦如典谟之文，虽历久而无难於诵识也。以风诗之和雅，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益知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讽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则风趣之说，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诛者也。 至於古人妇学，虽异丈夫，然於礼陶乐淑，则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间俊秀，男女无不相服习也。盖四德之中，非礼不能为容，非诗不能为言；诗教故通於乐，故《关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妇无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学废，而儒多师说之歧；妇学废，而士少齐家之效；师说歧，而异端得乱其教，自古以为病矣。若夫妇学之废，人谓家政不甚修耳。岂知千载而後，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於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昔欧阳氏病佛教之蔓延，则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气，《本论》所为作也。今不学之徒，以邪说蛊惑闺阁，亦惟妇学不修，故闺阁易为惑也。妇人虽有非仪之诫，至於执礼通诗，则如日用饮食，不可斯须去也。 或以妇职丝中馈，文辞非所当先，则又过矣。夫聪明秀慧，天之赋畀初不择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岂可遏抑？正当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质朴，但使粗明内教，不陷过失而已。如其秀慧通书，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诗礼渊源，进以古人大体，班姬、韦母，何必去人远哉？夫以班姬、韦母为师，其视不学之徒，直妄人尔。 ○诗话 诗话之源，本於锺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江河始於滥觞。後世诗话家言，虽曰本於锺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矣。 《诗品》之於论诗，视《文心雕龙》之於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於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於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後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锺氏所推流别，亦有不甚可晓处。盖古书多亡，难以取证。但已能窥见大意，实非论诗家所及。）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於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於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於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後较多。）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 《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讲学，躬行实践，不易为也。风气所趋，撰语录以主奴朱、陆，则尽人可能也。论文考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可忧也，可危也！ 说部流弊，至於诬善党奸，诡名姓。前人所论，如《龙城录》、《碧》之类，盖亦不可胜数，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於说部也。 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恶，不过文人相轻之气习，公论久而自定，其患未足忧也。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网人於禽兽之域也。其机甚深，其术甚狡，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名义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 小说出於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锺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於《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说歌曲传奇演义之流，其叙男女也，男必纤佻轻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必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女子解文墨而ウ礼教者，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有小慧而无学识矣，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何所不至哉？ ●卷六外篇一 ○方志立三书议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国，其文献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於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於古也。方志不得拟於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於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徵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自为制度，略如後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後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後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後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後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徵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侯国之书。）而《春秋》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於《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後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於人事，後世详人事而简於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钜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於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於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於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取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薄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亳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典章，发明大旨者也。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徵，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於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於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徵实事也。《文鉴》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习久，而所见长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无多，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别为一书，恐篇次寥寥无几许也。曰：既已别为一书，义例自可稍宽。即《文鉴》《文类》，大旨在於证史，亦不能篇皆绳以一概也。名笔佳章，人所同好，即不尽合於证史，未尝不可兼收也。盖一书自有一书之体例，《诗》教自与《春秋》分辙也。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其稍有识者，亦知择取其有用，而慎选无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义，即此已为滥收；若欲见一方文物之盛，虽倍增其艺文，犹嫌其隘矣。不为专辑一书，以明三家之学，进退皆失所据也。 或曰：《文选》诸体，无所不备，今乃归於风诗之流别，何谓也？曰：说详《诗教》之篇矣，今复约略言之。《书》曰：“诗言志。”古无私门之著述，经子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诗则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无著述。文之不为义解（经学、）传记（史学、）论撰（子家）诸品者，古人始称之为文。其有义解、传记、论撰诸体者，古人称书，不称文也。萧统《文选》，合诗文而皆称为文者，见文集之与诗，同一流别也。今仿选例而为文徵，入选之文，虽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为言者，故附之於风诗也。 或曰：孔衍有《汉魏尚书》，王通亦有《续书》，皆取诏诰章疏，都为一集，亦《文选》之流也。然彼以衍书家，而不以入诗部，何也？曰：《书》学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达其义而强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犹後世，济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贡》者，犹欲於荥泽、陶邱故道也。 或曰：三书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废者，如《通鉴》之编年，本末之纪事，後此相承，当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艺，何所演其流别欤？曰：是皆《春秋》之支别也。盖纪传之史，本衍《春秋》家学，而《通鉴》即衍本纪之文，而合其志传为一也。若夫纪事本末，其源出於《尚书》；而《尚书》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为《春秋》之别也。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纪传矣，《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尚书》之遗法。所谓事经屡变而反其初，贲饰所为受以剥，剥穷所为受以复也。譬烧丹砂以为水银，取水银而烧之，复为丹砂，即其理矣。此说别有专篇讨论，不具详也。（此乃附论，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书之外，别有《丛谈》一书何为邪？曰：此徵材之所馀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馀，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何邪？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志後，或称馀编，或称杂志。彼於书之例义，未见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无伤也。既立三家之学，以著三部之书，则义无可惜，不如别著一编为得所矣。《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於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 ○州县请立志科议 鄙人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於立法开先，善规防後，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後，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於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於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钜细无遗矣。至於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於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详於下。郡县异於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於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族党，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伯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国，比国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後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於诸府，诸府取於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徵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献徵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於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苟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後世专以史事责之於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後，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於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於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於一时，平日当於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於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ゼ辞，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於宗祝，考音节於工师，乃为文章不於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於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於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於统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於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於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於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於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於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於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於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於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苟於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於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於质实，时近而不能於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於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地志统部 阳湖洪编修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用《一统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隶府厅州县。余於十年前，访洪君於其家，谓此书於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谓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统部之制，封建之世，则有方伯。郡县之世，则自汉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统部之官，虽有都督总管诸名，而建府无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统部之说，至以《禹贡》九州，画分郡县，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虽官制统辖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举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虽亦分路，而诸路俱以行省平章为主，故又称行省。而明改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则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统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连四字为言，而行省则又可单称为省，人情乐趋简便，故制度虽改，而当时流俗，止称为省。沿习既久，往往见於章奏文移，积渐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旧制；而沿习称省，亦仍明旧。此如汉制子弟封国，颁爵为王，而诏诰章奏，乃称为诸侯王；当时本非诸侯，则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尽如明旧，故正名自当为布政使司。百馀年来，因时制宜，名称虽沿明故，而体制与明渐殊。 今洪君书以乾隆为名，则循名责实，必当称部院而不当称布政使司矣。盖初制巡抚无专地，前明两京无布政使司，而顺天、应天间设巡抚；顺天之外，又有正定，应天之外，又有凤阳诸抚。不似今之统辖全部，自有专地。此当称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抚无专官。故康熙以前，巡抚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则二品，副都御史则三品，佥都御史则四品；今则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画一制度，不复如钦差无定之例。此当称部院者二也。学差关部，皆有京职，去其京职，即无其官矣。今巡抚新除，吏部必请应否兼兵部都察院衔。虽故事相沿，未有不兼衔者；但既有应否之请，则亦有可不兼衔之理矣。按《会典》、《品级考》诸书，已列巡抚为从二品，注云：“加侍郎衔正二。”则巡抚虽不兼京衔，已有一定阶级，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军知县事，虽有京衔，不得谓州县非职方也。此当称部院者三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戎政为总督专司，而巡抚亦有标兵，固无论矣。坛庙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抚主祭。则当称部院者四也。宾兴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钤榜者，而今用巡抚关防。此当称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户礼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内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内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归一，而分驿传之责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权归於督抚，其职任与前异。故上自诏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抚为封疆，而不曰轺使；皆谓布政之司为钱谷总汇，按察之司为刑名总汇，而不以布政使为封疆。此尤准时立制，必当称部院者六也。督抚虽同曰封疆，而总督头衔则称部堂；盖兵部堂官，虽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为主者也。巡抚头衔则称部院；盖都察院堂官，虽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隶总督之府州县，而断无不隶巡抚之府州县也。如河南、山东、山西，有巡抚而无总督。巡抚不必兼总督衔。直隶、四川、甘肃，有总督而无巡抚，则总督必兼巡抚衔。督抚事权相等，何以有督无抚，督必兼抚衔哉？正以巡抚部院，画一职方制度，并非无端多此兼衔。此尤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其必当称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会典》则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会试，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盖巡抚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抚实止十五，总督兼缺有三。）故江苏部院，相沿称江苏省久矣。苏松布政使司，与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闻公私文告，有苏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见分部制度，今日万万不当称使司，必当称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抚印用关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为地方正主，可谓知一十而忘其为二五矣。如洪君说，则其所为府厅州县之称，亦不当也。府州县固自有印，厅乃直隶同知，止有关防而无印也。同知发知府印，而关防可领职方；巡抚分都察院印，而关防不可以领职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当称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谓今制督抚，当如汉用丞相长史出刺州事，州虽领郡，而《汉志》仍以郡国为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间。此比不甚亲切。今制惟江苏一部院，有两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汉制之一州必领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则阚氏《十三州志》，自有专书，何尝不以州刺史著职方哉。此当称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抚与三使司官，宾主间耳。其稍尊者，不过王臣列於诸侯之上例耳。自後台权渐重，三司奉行台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计典奏销，宾兴祭祀，皆布政使专主，故为统部长官，不得以权轻而改其称也。我朝百馀年来，职掌制度，逐渐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与按察使官，分治钱谷刑名，同为部院属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参政参议耳。一切大政大典，夺布政使职而归部院者，历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统部之当称使司，与改称部院，乃转无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习便而称直省，不特部院无更新之名，即使司亦并未沿旧之名耳。律令典例，诏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称；惟《一统志》尚沿旧例，称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 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於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於古盖未之闻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臬，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和州志皇言纪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郑氏注四方之志，“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杌》”是也。书其令，谓“书王命以授使者”是也。乡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颁之乡吏。”孔氏疏“谓若大司徒职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内六乡，天子自治，则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国，以其国制自为《春秋》。（列国之史，总名《春秋》。）然而四方之书，必隶外史；书令所出，奉为典章。则古者国别为书，而简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岁首必书王正，而韩宣子聘鲁，得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是。盖书在四方，则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国，亦自外史颁而出之。故事有专官，而书有定制，天下所以协於同文之治也。 窃意《周官》之治，列国史记，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乡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讶。至晋楚之史，自以《乘》与《杌》名书，乃周衰官失，列国自擅之制欤？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而孝武《三王》之篇，详书诏策，冠於篇首。王言丝纶，史家所重，有由来矣。後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纪，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是固编摩之业，世久失传；然亦外史专官，秦汉以来，未有识职故也。夫封建之世，国别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书。郡县受治，守令承奉诏条，一如古者畿内乡党州闾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尝特立专条。宋、元、明州县志书，今可见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讲於《春秋》之义也！今裒录州中所有，恭编为《皇言纪》一，以时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承所自云尔。 ○和州志官师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凡数及其见在空阙者。”盖赞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纲纪，而御史指数其人以赞之，则百工叙而庶绩熙也。後代官仪之篇，考选之格，（《汉官仪》、《唐六典》、《梁选簿》、《隋官序录》。）代有成书，而官职姓名，浩繁莫纪，则是有太宰之纲纪，而无御史之数从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犹存古意，其篇首叙官，则太宰六典之遗也，其後表职官姓氏，则御史数从政之遗也。范、陈而後，斯风渺矣。至於《唐书》、《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无暇旁及卿尹诸官；非惟史臣思虑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势亦难概举也。 至於嗜古之士，掇辑品令，联缀姓名，职官故事之书，六朝以还，於斯为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琐之编，难登史志；则记载无法，而编次失伦，前史不得不职其咎也。夫百职卿尹，中朝叙官；方州守令，外史纪载。《周官》御史数从政之士，则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谓分职受事，必有其书，以归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厅壁题名之记，盖亦叙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罗金石，详定碑碣，莫得而知，则未尝勒为专书之故也。宋、元以来，至於近代方州之书，颇记任人名氏；然猥琐无文，如阅县令署役卯簿，则亦非班史年经月纬之遗也。或编次为表者，序录不详，品秩无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阶稍多，沿革异制，即文武分编，或府州别记，以趋苟简。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级之遗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遗编具存，他说互见，不为博采旁搜，徒阙文之义，是又不可语於稽古之功者也。 今折衷诸家，考次前後，上始汉代，迄於今兹，勒为一表，疑者阙之。後之览者，得以详焉。 ○和州志选举表序例 《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汉制，孝廉茂才力田贤良之举，盖以古者乡党州闾之遗，当时贤书典籍，辟举掌故，未有专书；则以科条为繁，兴替人文，散见纪传；潜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侨迁，士不土著，学不专业，乡举里选，势渐难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学词章，创为进士之举，有唐以来，於斯为盛。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於是文学之士，罗典章，采摭闻见，识大识小，并有成书。传记故事，杂以俳谐，而选举之书，盖裒然与柱下所藏等矣。 撰著既繁，条贯义例，未能一辙，就求其指，略有三门：若晁迥《进士编敕》，陆深《科场条贯》之属，律例功令之书也；姚康、乐史《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记》，（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题名记传之类也；王定保《唐摭言》，钱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杂记之属也。史臣采辑掌故，编於书志，裁择人事，次入列传；一代浩繁，义例严谨，其笔削之馀，等於弃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陈编猥琐，杂录无文，小牍短书，不能传世行远；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献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阙焉不备。是以方州之书，不遵乡大夫慎重贤书之制，记载无法，条贯未明之咎也。 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若乐史《江南登科记》，张朝瑞《南国贤书》，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类萃一方掌故，惜未见之天下通行。而州县志书，编次科目，表列举贡，前明以来，颇存其例，较之宋元州郡之书，可谓寸有所长者矣。特其体例未纯，纪载无法，不熟年经事纬之例，（亦有用表例者，举贡掾仕封荫之条，多所牾。）猥杂成书；甚者附载事迹，表传不分，此则相率成风，未可悉数其谬者也。（论辨诗列传第一篇总论内。）今摭史志之文，先详制度，後列题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於今兹，为《选举表》。其封荫辟举，不可纪以年者，附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司马迁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记，为《三代世表》，氏族渊源，有自来矣。班固以还，不载谱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潜夫论》第三十五篇。）杜预《世族》之谱，（《春秋释例》第二篇。）则治经著论，别有专长，义尽而止，不复更求谱学也。自魏晋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渐崇。学士大夫，辄推太史世家遗意，自为家传。其命名之别，若《王肃家传》、虞览《家记》、范汪《世传》、明粲《世录》、陆煦《家史》（陆史十五卷。）之属，并於谱牒之外，勒为专书，以俟采录者也。至於挚虞《昭穆记》、王俭《百家谱》、以及何氏《姓苑》、贾氏《要状》（贾希鉴《氏族要状》十五卷。）诸编，则总汇群伦，编分类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类书，其别甚广，不可不辨也。族属既严，郡望愈重。若沛国刘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迁洛，则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并居河南、洛阳。而中国人士，各第门阀，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撰为谱录。齐梁之间，斯风益盛，郡谱州牒，并有专书。若王俭、王僧孺之所著录，（王俭《诸州谱》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谱》七百卷。）《冀州姓族》、《扬州谱钞》之属，不可胜纪，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刘知几讨论史志，以谓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後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钜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原史学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 古者，瞽蒙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国语》所谓“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则奠系之属，掌於小史，诵於瞽蒙，先王所重；盖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当时州闾族党之长，属民读法；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艺而献书於王；则其系世之属，必有成数，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徵信耶？《易》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物之大者，莫过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记传之别，或及虫鱼；地理之书，必徵土产；而於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焉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且谱牒之书，藏之於家，易於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系世之掌於小史，与民数之掌於司徒，其义一也。杜子春曰：“奠系世为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然则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隶小史可知也。乡大夫以岁时登夫家之众寡，三年以大比兴一乡之贤能。夫夫家众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数，其贤能为卿大夫之选，又可知也。民贱，故仅登户口众寡之数；卿大夫贵，则详系世之牒，理势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详书户口，而谱系之作无闻，则是有小民而无卿大夫也。《书》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郑氏注：“百姓，为群臣之父子兄弟。”（见司马迁《五帝本纪》注。）平章，乃辨别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权舆也。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近代州县之志，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至於世牒之书，阙而不议，则是重乔木而轻世家也。且夫国史不录，州志不载；谱系之法，不掌於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於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史志阙略，盖亦前人之过也。 夫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谱系，仅录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计之无如何耳。方州之书，登其科甲仕宦，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也。今仿《周官》遗意，特表氏族，其便盖有十焉。一则史权不散，私门之书，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则谱法画一；私谱凡例未纯，可以参取，其便二也。一则清浊分涂，非其族类，不能依，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则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属可稽；非其籍者，无难句检，其便四也。一则昭穆亲疏，秩然有叙；或先贤奉祀之生，或绝嗣嗣续之议，争为人後，其讼易平，其便五也。一则祖系分明；或自他邦迁至，或後迁他邦，世表编於州志，其他州县，或有谱牒散亡，可以借此证彼，其便六也。一则改姓易氏，其时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书，庶几婚姻有辨；且修明谱学者，得以考厥由来，其便七也。一则世系蝉联，修门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谱有书，而德行道艺，列传无录，没世不称，志士所耻；是文无增损，义兼劝惩，其便八也。一则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为虚设，其便九也。一则徵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则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诸府州县，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夫网罗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网罗者也。表章潜隐，是先有潜隐，而後有表章者也。陈寿《蜀志》列传，殿以杨戏之赞；常璩《华阳》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时而穷也，故以赞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仅存之故，是亦史氏阙文之旧例也。和州在唐宋为望郡，而文献之徵，不少概见。至於家谱世牒，寥寥无闻。询之故老，则云明季乙亥寇变，图书毁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当日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所闻所传，闻者不过五世七世而止，不复能远溯也。传世既未久远，子姓亦无繁多，故谱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则出私笔记之属，体例未定，难为典则，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来。余於是为之慨然叹焉。 夫家谱简帙，轻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谱无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鸾、与万历中知州康诰所修之州志，为时更久，而其书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门难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为之所，则并此区区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观《唐书 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陈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复更溯奕叶而上；则中牒阙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则录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诮焉。每姓推所自出，备稽古之资也。详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为目，而贡监生员与封君，及赀授空阶皆与焉，从其类也。无科甲仕宦，而仅有生员及赀授空阶，不为立表，定主宾轻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复列其子若孙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若皆列之，是与版图之籍无异也。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严讹滥之防也。正贡亦为科甲，微秩亦为仕宦，不复分其资级，以文献无徵，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是《未济》之义也。 ○和州志舆地图序例 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列为诸图。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图经浸失。好古之士，载考陈编，口诵其辞，目迷其象，是亦载笔之通弊，斯文之阙典也。郑樵生千载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遗文，而於《图谱》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据之故，本於班固收书遗图，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郑氏之意，只为著录诸家，不立图谱专门，故欲别为一录，以辅《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实未尝深考；图学失传，由於司马迁有表无图，遂使後人修史，不知采录；故其自为《通志》纪传谱略，诸体具备，而形势名家，亦未为图。以此而议班氏，岂所谓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夫图谱之用，相为表里。周谱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圆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然则书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笔削，明矣。图之远者，姑弗具论。自《三辅黄图》、《洛阳宫殿图》以来，都邑之簿，代有成书，後代罗，百不存一。郑氏独具心裁，立为专录，以谓有其举之，莫或废矣。然今按以郑氏所收，其遗亡散失，与前代所著，未始迳庭；则书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笔削者尤重，而系於著录之部次者犹轻，又明矣。樽之微，或资博雅，卤簿之属，或著威仪，前人并有图书，盖亦繁富。史臣识其经要，未遑悉入编摩；郑氏列为专录，使有所考，但求本书可也。至於方州形势，天下大计，不於表志之间，列为专部；使读其书者，乃若冥行レ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谱；图象谱牒，《易》与《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夫谓之系辞属辞者，明乎文辞从其後也。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第辞可传习，而图不可以诵读，故书具存，而图不可考也，其势然也。虽然，非知言也。夫图不可诵，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表著於史，而图不入编，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一则争於绘事之工也。以古人专门艺事，自以名家，实无当於大经大法。若郭璞《山海经图赞》，赞存图亡。今观赞文，自类雕龙之工，则知图绘，殆亦画虎之技也。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於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档识，而实无当於古人图谱之学也。夫争於绘事，则艺术无当於史裁；而厕於弁髦，则书肆苟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於史学之精微也。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图，而八书可以六；地理、沟洫图，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况夫方州之书，徵名辨物，尤宜详赡无遗，庶几一家之作；而乃流连景物，附会名胜，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其亦不讲於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 图不能不系之说，而说之详者，即同於书，图之名不亦缀欤？曰：非缀也。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古人书有专名，篇有专义。辞之出入非所计，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且吾见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汉书．百官公卿表》，篇首历叙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汉书 律历志》，排列三统甲子。）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三辅黄图》，今亡其书矣，其见於他说所称引，则其辞也。遁甲通统之图，今存其说，犹《华黍》、《由庚》之有其义耳。虽一尺之图，系以寻丈之说可也。既曰图矣，统谓之图可也。图又以类相次，不亦繁欤？曰：非繁也。图之有类别，犹书之有篇名也。以图附书，则义不显，分图而系之以说，义斯显也。若皇朝《明史 律历志》，於仪象推步皆绘为图，盖前人所未有矣。当时史臣，未尝别立为图，故不列专门，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图为四：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关经要，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详系之说，而次诸纪表之後，用备一家之学，而发其例於首简云尔。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 自画土制贡，创於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於《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後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於麻缕之微，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於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於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佥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於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後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於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徵，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於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於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於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於文章钜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於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後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而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录颠末，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於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於诸条之後；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後之览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於官师之掌故，道艺於此焉齐，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隶於职司，於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於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讠皮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於知言，几於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後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後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於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於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於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於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裒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无本，斯求助於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後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宫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後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其後方技兵书，合於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於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於荀勖，体例与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为後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於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於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摄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刘氏部次之後，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後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著录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於班固，而实仿於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於六艺而後，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於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後；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於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於一。）於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庄子 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於後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於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後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 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於杂传；（《隋书 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於地理；（《唐书 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於讹错者尔。夫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苟未能深於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古者行人采书，太史掌典，文章载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也。後世人自为书，家别其说，纵遇右文之代，购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领在史官者，十无七八，其势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备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讶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昔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士，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与中书不合之明徵也。文字点画，小学之功，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学校不传其讲习，志乘不治其部次，则文章散著，疑似两淆，後世何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郑樵论求书之法，以谓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则方州部录艺文，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前代搜访图书，不悬重赏，则奇书秘策，不能会萃；苟悬重赏，则伪造古逸，妄希诡合；三坟之《易》，古文之《书》，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虽欲私锢而不得，虽欲伪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於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县志乘，比於古者列国史书，尚矣。列国诸侯开国家承，体崇势异；史策编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县长吏，不过古者大夫邑宰之选，地非久居，官不世禄，其有甘棠留荫，循迹可风，编次列传，班於文学政事之间，亦其宜也。往牒所载，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为《丹阳尹传》，（见《隋志》，凡十卷。）孙仲所为《贤牧传》，（见《唐志》，十五卷。）则专门编录，率由旧章。马、班《循吏》之篇，要为不易者矣。至於州县全志，区分品地，乃用名宦为纲，与乡贤、列女、仙释、流寓诸条，均分门类；是乃摘比之类书，词人之杂纂，虽略仿乐史《太平寰宇记》中所附名目，实兔园捃摭词藻之先资。欲拟《春秋》家学，外史掌故，人编列传，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录，体例无殊，未免德操诣庞公之家，一室难分宾主者矣。 窃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阳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为能兴利革弊；其人虽去，遗爱在民，职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乡评未协；去官之後，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绩为重，其馀行业为轻，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区分，条编类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别标题，名为“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纲纪之鸿裁，编摩之伟号，黄石、淮南之属抗其题，（《黄石三略》、《淮南子要略》。）张温、鱼豢之徒分其纪，（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盖有取乎谟略之遗，不独郑樵之二十部也。（郑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编著功猷，足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揆诸记载，体例允符，非谓如裴子野之删《宋略》，但取节文为义者也。 ○和州志列传总论 志曰：传志之文，古无定体。《左氏》所引《军志》、《周志》诸文，即传也。孟子所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於传有之”，即志也。六艺为经，则《论语》、《礼记》之文谓之传。卦爻为经，则《彖》、《象》、《文言》谓之传。自《左氏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别为篇，类从相次，按诸《左氏》，稍觉方严，而别识心裁，略规诸子。揆其命名之初，诸传之依《春秋》，不过如诸记之因经礼，因名定体，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合传；谈天邹衍，缀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类，品藻无方，咏叹激昂，抑亦吕氏六论之遗也。（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徵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范氏东汉之作，则题目繁碎，有类米盐；传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标子注。於是列传之体，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缀孙曾，循次编年，惟恐失坠。求如陈寿之述《蜀志》，旁采《季汉辅臣》，沈约之传灵运，通论六朝文史者，不为绳墨拘牵，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师般不作，规矩犹存。比缉成编，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为；第以著述多门，通材达识，不当坐是为詹詹尔。至於正史之外，杂记之书，若《高祖》、《孝文》，论述策诏，皆称为传。（《汉 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则故事之祖也。《穆天子传》、《汉武内传》，小说之属也。刘向《列女传》，嵇康《高士传》，专门之纪也。王肃《家传》，王裒《世传》，一家之书也。《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则自东京以往，讫於六朝而还，若《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之类；其不为传名者，若《襄阳耆旧记》、《豫章志後撰》之类；载笔繁委，不可胜数。网罗放失，缀辑前闻，譬彼丛流趋壑，细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钝并铸者矣。司马迁曰：“百家言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又曰：“不离古文者近是。”又曰：“择其言尤雅者。”载籍极博，折衷六艺。《诗》、《书》虽阙，虞夏可知。”然则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为划地之趋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组以成文，低昂时代，衡鉴士风，论世之学也。同时比德，附出均编，类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国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备约取也。今之外志，纪传无分，名实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标为专门，又以文苑乡贤区为定品；裁节史传，删略事实，逐条附注，有似类书摘比之规，非复古人传记之学；拟於国别为书，丘分作志，不亦难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详选举之条；志状碑铭，列入艺文之内。一人之事，复见叠出，或注传详某卷，或注事见某条；此殆有类本草注药，根实异部分收；韵书通音，平仄互标为用者矣。文非雅驯，学者难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後人采录；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谓不然，请俟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