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 第 3 页/共 8 页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 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 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 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ウ，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 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後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後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後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後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後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後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琢雕，红女之传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後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後，书必数倍於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後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 ○感遇 古者官师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於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於师儒，於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於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时者，隐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为仕者，躬耕乐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犹不得也。故责古之君子，但欲其明进退之节，不苟慕夫荣利而已。责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沟壑、勇于丧元之守而後可；圣人处遇，固无所谓难易也；大贤以下，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难者也。 商鞅浮尝以帝道，贾生详对於鬼神，或致隐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韩非致慨於《说难》，曼倩言於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卒死於说，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於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後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於当时；工於遇而执持不当，见讥於後世。沟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驱於後。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於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颇、牧，而魏尚不免於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远；则非学术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汉武读相如之赋，叹其飘飘凌，恨不得与同时矣；及其既见相如，未闻加於一时侍从诸臣之右也。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党，恶白居易者，缄置白氏之作，以谓见则使人生爱，恐变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郑畋之女，讽咏罗隐之诗，至欲委身事之；後见罗隐貌寝，因之绝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爱憎，自出於党私；才貌分去取，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然而世以学术相贵，读古人书，常有生不并时之叹；脱有遇焉，则又牵於党援异同之见，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於容貌焉；则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淳于量饮於斗石，无鬼论相於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咏《鹿鸣》而致嘉宾之意也。有所以起兴，将以浅而入深，不特诗人微婉之风，实亦世士羔雁之质，欲行其学者，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然而世之观人者，闻《关雎》而索河洲，言《鹿鸣》而求苹野，淑女嘉宾则弃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乐易而畏难，喜同而恶异，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十常八九也。有贱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惬於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雅乐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郑声，郑声工也。良苗不坏於蒿莱，而坏於莠草，莠草似也。学术不丧於流俗，而丧於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而簿正之法卒不废，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圣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後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民粒食计也。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後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後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传曰：“辞达而已矣。”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各误於所似。“诲人不倦”，非渎蒙也。“予欲无言”，非绝教也。“好古敏求”，非务博也。“一以贯之”，非遗物也。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虽夫子之圣，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卷四内篇四 ○说林 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於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於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术同而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从，宗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两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文辞非古人所重，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期於尽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以谓後世谁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读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所补岂不大乎？ 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询人端末，岂必责其亲闻见哉？张甲述所闻於李乙，岂盗袭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张甲述李乙之言，而声容笑貌，不能尽为李乙，岂矫异哉？ 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盖尝观於山下出泉，沙石隐显，流注曲直，因微渐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观於孩提呕哑，有声无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详《释通》、《答客问》。）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详《方志》篇。）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详《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者，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则却齐之辞，谓出展禽可也，谓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师说而著书，友生因咨访而立解，後人援古义而敷言，不必讳其所出，亦自无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讥诃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讥诃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辞踬者，润丹青於妙笔；辞丰而学疏者，资卷轴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实，取资无足讳也。 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言破贼之利害，此意诚出曹洪，明取陈琳之辞，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陈琳为书，琳顷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轻其家邱，谓为倩人。”此掩著之丑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後可以运垂天之翼。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噫！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 诸子一家之宗旨，文体峻洁，而可参他人之辞。文集，杂撰之统汇，体制兼该，而不敢入他人之笔。其故何耶？盖非文采辞致，不如诸子；而志识卓然，有其离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虽入他人之代言，何伤乎！ 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差；固矣夫！文士之见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饮醴，而独恨不得饮醴泉，甚矣！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於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於《汉 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於《隋 经籍志》注。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馀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谬矣。 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旗壁垒一新焉，固未尝物物而变，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袭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轮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车，莫不然也。东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义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古书断章取义，各有所用，拘儒不达，介介而争。） 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 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则贾术通於神明。知此义者，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风尚偏趋，贵有识者持之。） 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疗寒以热，热过而厉甚於寒；疗热以寒，寒过而厉甚於热。良医当实甚，而已有反虚之忧，故治偏不激，而後无馀患也。知此义者，可以拯弊而处中矣。 转桔槔之机者，必周上下前後而运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则前如坠，倍其挽，则後如跃，倍其力之所及，以为不及之地也。人之聪明知识，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 五味之调，八音之奏，贵同用也。先後尝之，先後听之，不成味与声矣。邮传之达，刻漏之直，贵接续也。并驰同止，并直同休，不成邮与漏矣。书有数人共成者，历先後之传而益精，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先後无争心，而同时有胜气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时难互喻也；先後有补救，而同时鲜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主义理者拙於辞章，能文辞者疏於徵实，三者交讥而未有已也。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三长难兼之论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私心据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则三者不相为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如类书本无深意，古类书，尤不如後世类书之详备，然援引古书，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贵宝矣。）古之疵病，可以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如《论衡》最为偏驳，然所称说，有後世失其传者，未尝不藉以存。）是则学之贵於考徵者，将以明其义理尔。 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悖者修辞之罪人，鄙则何以必远也？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於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辞，力不能胜，辞不鄙而悖於理，所谓五谷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辞轻，天下古今之通义也。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则妍媸好恶之公心，亦未尝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风，风者空之波，梦者心之华，文者道之私。止水无波，静空无风，至人无梦，至文无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时并作人畜、水火、男妇、老稚千万声态，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千万声态，齐於人耳，势必有所止也。取其齐於耳者以为止，故操约而致声多也。工绘事者，能於尺幅并见远近、浅深、正侧、回互千万形状，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千万形状齐於人目，势亦有所止也。取其齐於目者以为止，故笔简而著形众也。夫声色齐於耳目，义理齐於人心，等也。诚得义理之所齐，而文辞以是为止焉，可以与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为其半，而不可为其全者。偏枯之药，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药，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说见《吕氏春秋》。）天下有可为其全，而不可为其半者。樵夫担薪两钧，捷步以趋；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势不便也。风尚所趋，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归之中正而已矣。惧其不足夺时趋也，而矫之或过，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则是担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为尺，八尺曰寻。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积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亩，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集长易兴地。学问之事，能集所长，而不泥小数，善矣。 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汉廷重经术，卒史亦能通六书，吏民上书，讹误辄举劾。後世文学之士，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羲之俗书，见讥韩氏，韩氏又云：“为文宜略识字。”）岂後世文学之士，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风会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语，能为燕语者，必其熟游都会，长於阅历，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及至燕，则庸奴贱婢，稚女髫童，皆燕语矣。以是矜越语之丈夫，岂通论哉？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必谓五尺童子，其才识过於管仲、狐、赵诸贤焉，夫子之所不许也。五谷之与ㄗ稗，其贵贱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谷，犹逊有秋之ㄗ稗焉。而一时风会所趋者，诩然自矜其途辙，以谓吾得寸木，实胜彼之岑楼焉，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 王公之仆圉，未必贵於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以请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以为高，王公仆圉之类也。 “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然则有为之言，不同正义，圣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辞者，不察立言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 《春秋》讥佞人。（《公羊传》。）夫子尝曰：“恶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为邪僻之名矣。或人以为“雍也仁而不佞”。或人虽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且古人自谦称不佞，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荀子著《性恶》，以谓圣人为之“化性而起伪”。伪於六书，人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盖言天质不可恃，而学问必藉於人为，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谓诬圣为欺诳，是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诸子著书，承用文字，各有主义，如军中之令，官司之式，自为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灵修，庄周之因是，韩非之参伍，鬼谷之捭阖。苏张之纵衡，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佛家之根、尘、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冯暖问孟尝君，收责反命，何市而归？则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长，而强以徇焉，是犹方饱粱肉，而进以糠秕，方拥狐貉，而进以衤豆褐也。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吾见亦罕矣。 宝明珠者，必集鱼目。尚美玉者，必竞。是以身有一影，而罔两居二三也。（罔两乃影旁微影，见《庄子》注。）然而鱼目之易售，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珠玉无心，而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难变，而能随，能随易合也。珠玉自用，而听用，听用易惬也。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弃乎？ 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瘴厉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汉儒传经贵专门，专门则渊源不紊也。其弊专己守残，而失之陋。刘歆《七略》，论次诸家流别，而推《官礼》之遗焉，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乱。刘知几《史通》，扬扌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而瘴厉时作者，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 所虑夫药者，为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五谷至良贵矣，食之过乎其节，未尝不可以杀人也。是故知养生者，百物皆可服。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学问文学，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於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类至尽，圣人有所不能，庸何伤乎？今之伪趋逐势者，无足责矣。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见天者，曾何足论。己处门内，偶然见天，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知难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後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负绝世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亦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对己护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业，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走者众矣，亦能知同步之心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著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ト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る、服虔、应劭诸家之诂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夫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ウ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 ○释通 《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先王惧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於九，书要於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後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於是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於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班固《艺文志》、《五经杂议》十八篇。）始离经而别自为书，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於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然唐以前，记传无考。）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後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後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甯《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惟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於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也。史籍标通，以滥觞也。嗣是而後，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於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後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後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於斯为极盛也。（大部总选，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氏》、（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 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馀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於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於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於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於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於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於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於《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於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於通载，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後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徵，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主前驱，即一人也。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 天文》，不载推步；《唐书 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隋书 五代史志》，（梁、陈、北齐、周、隋。）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沈约《宋志》、萧子显《南齐志》、魏收《魏志》，皆参差不齐也。）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则约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以为识别，欧阳《五代史》，始标别朝代。）然子孙附於祖父，世家会聚宗支。（《南、北史》王谢诸传，不尽以朝代为断。）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牾？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於范；二刘始末，（刘表、刘焉。）范异於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何谓详邻事？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後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何谓具翦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後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後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於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详《列女》篇。）《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通志》汉、魏诸人，皆标汉、魏，称时代，非称史书也。而《史记》所载之人，亦标《史记》，而不标时代，则误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於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於《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於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於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古人离合撰著，不言而喻，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则其体例，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刘秩《政典》为未尽，而上达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国朝通典》乎？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六卿联事，职官之书，亦有通之义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亦名其书谓之《宪台通纪》耶？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详《外篇 亳州志议》。）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隶府州县卫，各有本志。使司幅员既广，所在府县，惧其各自为书，未能一辙也，於是裒合所部，别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以府领县，以县领事实人文，摘比分标，不相联合？如是为书，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领，不过数十州县，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为虞，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 ○横通 通人之名，不可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各有其不相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於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 老贾善於贩书，旧家富於藏书，好事勇於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涂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於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横也。江湖挥尘，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徐生善礼容，制氏识铿锵；汉廷讨论礼乐，虽宿儒耆学，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议礼乐者，岂可不与相接？然石渠天禄之议论，非徐生、制氏所得参也。此亦礼乐之横通者也。 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则如徐生之礼容，制氏之铿锵，为补於礼乐，岂少也哉？无如彼不自知其横也，君子亦不察识其横也，是礼有玉帛，而织妇琢工，可参高堂之座，乐有钟鼓，而金制革，可议河间之记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斯无恶矣。 评妇女之诗文，则多假借；作横通之序跋，则多称许；一则怜其色，一则资其用也。设如试阮之糊名易书，俾略知臭味之人，详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虽然，妇女之诗文，不过风月露，其陋易见。横通之序跋，则称许学术，一言为智为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横通之人，无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师旷之聪，辨别通於鬼神，斯恶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横通也，不尽其欢，不竭其忠，为有试之誉，留不尽之辞，则亦足以相处矣。 ○繁称 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於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於此事，不复相师也。 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馀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称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凡斯等类，始於骈丽华词，渐於尺牍小说，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於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