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文集 - 第 74 页/共 227 页

郑氏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按：郑注惟此数语是，其余之说，皆附会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也。其注「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则曰「殷之制」，又附会此处「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之文也。何以见之？其云「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此本「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此本「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此又反「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此又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为夏、周与虞、殷异制也。后世鄙儒见郑此等之说，以为得、成去古未远，其言典制必有所据，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说之所从来，则亦姑置之。今为摘抉其根柢，以见郑之执礼解礼，其武断欺世如此。郑又谓「或贵在郊」，据本文惟谓「虞庠在国之西郊」，初未尝以为贵，则其妄亦可见矣。又谓「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学」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岂有大学为东胶，而反以小学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谓周养庶老之地，适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国之西郊耳。 　此外别有解者，又有二家陆农师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学养之。记曰『养三老五更于大学』，是也。国老、庶老则养于小学而巳。」按：王制无「养三老五更于大学」之文，何以知其皆为小学？此臆解也。郝仲舆曰：「上庠，国学；下庠，乡学。夏以东序为国学，西序为乡学，上左也。殷以右为国学，左为乡学，上右也。周建东胶于国东，为国学；建庠于西郊，为乡学，亦尚左也。」此说虽近是，然亦无征，未敢以为必然耳。(卷二四，页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郑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缟衣裳；周则兼用之，玄衣、素裳。」郑欲强合上「修而兼用之」之文，故为此说。但据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则玄裳、黄裳、杂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尝皆用素服乎？谓「夏黑裳，殷缟裳」，尤武断。 　按：记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论之，是「纁裳」。何也？记文云「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则此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纁，赤黄色，间色也。郑注周礼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证。彼以不合「素裳」之说，故隐其「冕服」，而用「朝服」为说耳。(卷二四，页一六)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引尔雅「陈也」谓「陈其年数」，如八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养老之政」可谓详悉矣。然犹是枝叶耳。孟子曰「西伯善养老，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此养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页一七)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语。「天民」，犹天下之民。(卷二四，页一九) 瘖、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国语：「八疾」为说。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页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论语，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页二○)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之文。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十里为百里，是十倍也。「九万亿亩」，当是九千亿亩，旧说是。(卷二四，页二一)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取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为说，又变「朔南暨」之文，以为「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也。其云「不尽」者，亦较禹贡为说，彼言「声教之所讫」，此言「疆理之所讫」也。(卷二四，页二六)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林、陵麓、州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按：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属误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见。陈可大又以为「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则方三千里，当云『八万一千亿亩』，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此说？「三千里」之误，反以疏义为误，益足以欺后学。徐伯鲁又谓：「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若三千里则不合，必有一误。」此又持两端之见，无取也。郝仲舆曰：「此明前文『千里内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岛之地，自禹贡（「禹贡」，原误作「贡禹」，今径改。）『五服』称『五千里』，周礼『九服』称『六千里』，秦、汉以后开拓至万里。今（「今」字，原误作「金」，今径改。）据所记『甸』『采』『流』，四方不过三千里，盖周衰以后之地。」此说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说因宜脱误，而此一段又不尽合，必云「据『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后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战国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国，又奚啻三千里？则孟子「方千里者」之说，反不足凭。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内，断长补短」，则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卷二四，页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郑氏曰：「周尺之数未尝闻之。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郑谓「周田以十寸为尺」者，疏以职据玉人职云「镇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说也。但王制言「八尺为步」，不言「寸数」。说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郑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其以「十寸为尺」者，见周礼考工记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经传未有其说，郑误信周礼，谓「六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后世尺为八寸」，谬矣。盖王制所两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后世变乱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变乱「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谓以「八寸尺八尺」为变乱「十寸尺八尺」，此岂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陈用之曰：「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后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为步，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此二说亦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亩」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说，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两周耶？所以陈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两，孔子何以曰「谨权量，审法度」乎？故知本文两周尺，皆「八寸」无疑也。若其分步数之古大，王制乃汉儒作是也，以古为周，今为秦汉，史记言「秦以六尺为步」，是也。然管子、司马法亦皆言「六尺为步」，则春秋以来已有。自其所谓「古者」，指「周初」而言，与陈用之以「春秋时六尺为步」，遂谓「古者六尺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袭其说，一以司马为宗，极论王制之附会。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盖言漫无稽矣。 　「古者百亩」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径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郑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为尺，今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计之，为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陈可大曰：「愚按疏义所算亦误，当云：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陈说即注说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为「寸」，则以「八分」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东田」亦未详。方性夫谓诗所为「南东其亩」，然此言「东」无「南」字。郝仲舆谓：「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曰：东田。」按：古于本时各地，在后稷开粒食之先，公刘往彻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东且南耶？　(卷二四，页三一-三三)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从孟子「上农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页三八)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尝考二十八宿之名，三代未有，即尔雅星名亦不全合，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盖月令自据当时周历而云也。尧典唯见「虚」「昴」二星，而「火」非「房星」，「鸟」又无可征。自孔传以「鸟」为「南方朱鸟」，谓「朱鸟该南方七宿」，不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名，此后世之说，始见于曲礼，而史记以列宿分属之尧时，宁有此乎？且于彼三时不言「元武」「青龙」「白虎」，何独于春言「朱雀」？又「虚」「昴」以宿言，何独于「房」「心」之宿言「火」？又「虚」「昴」各属秋冬，何独以「房」「心」二宿为夏，且以「朱鸟该七宿」属春？观此则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尧典明甚。况月令于列宿尚不全合，而后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尧典，尤惑之甚者也。下「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郑氏曰：「孤在舆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仲夏，昏亢中，尚书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星火总为大火；月令举其月初，尚书总举一月，故不同也。仲秋，昏牵牛中，尚书云『峨中、星虚』。仲冬，昏壁中，尚书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举其初朔，尚书总举一月之中，理亦不异。熊氏云：「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宽，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举孤星、建星也。」郑惟云『弧在鬼南』，其实仍在「井」之分域。此『仲春，昏弧中』，尚书云『日中、星鸟』。不同者，如郑意；南方七宿总为鸟星，井星（「星」字，原作「鬼」，今径改。）则鸟星之分，故曰星鸟，与此同也。」愚按：此说无论，「鸟」非「朱鸟七星」。即日「弧星」当「井」「鬼」之间，属之朱鸟七宿矣；若谓「建星」近「斗」，「斗」属「北方玄武」，岂属「朱鸟」乎？孔明知之，所以但举「井」「鬼」，而不言「斗」也。陈用之曰：「书于仲夏举『房』『心』，而月令举『亢』；书于仲秋举『虚』，而月令举『牛』；书于仲冬举『昴』，而月令举『壁』；则书之『中星』常在后，而月令『中星』常在前，盖月令举月本，书举月中也。」按：此即袭孔说，其言夏、秋、冬而不言春，与孔正同。大抵义理有所不通，故其辞遁穷如此。孔氏曰：「三统历：『立春昏毕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参中。』计正月昏参中，依三统历，在立春后六日，参星初度，昏得中也。盖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但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则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则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耳。」按：孔举汉二历以见日躔中星之不同，乃是岁差之法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有余，岁日四分之一不足；故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所谓岁差者如此。自晋虞喜发其端，而唐一行阐而已。孔似未达斯旨，乃谓「星体有广狭」，及「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未免鹘突耳。　(卷二五，页五-七) 其日甲乙 　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阴所以佐阳。故郑氏曰：「乙不为月名者，君统臣功（「功」字，原作「故」，今径改。）也。」孔疏未明。(卷二五，页九) 其帝大皞，其神勾芒。 　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自左氏记蔡氏之言，有「句芒」等五官名，及「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诸说，本属荒诞，而月令因之，以为五神，又增配五帝，后人遂以为君臣之号，悉不足信也。(卷二五，页一○) 其虫鳞。 　尚书于「鸟兽」言「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皆体察造物化生之意，以知时令，自是确当不易。此以「鳞」「羽」「毛」「介」五虫，分配「四季」「五行」，殊凿，且无意义。(卷二五，页一一) 其音角律中太蔟。 　以「五音」配「四季」「五行」，可；余说见「中央土」，下同。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可。(卷二五，页一二) 其数八。 　郑氏曰：「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孔氏曰：「郑注易系辞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是水数一，成数六；火数二，成数七；木数三，成数八；金数四，成数九；土数五，成数十。故此云『木生数三，成数八』，云『举其成数者，金、木、水、火以成数为功也』。皇氏用先儒之义，以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数一，得土数五，故六也；火数二，得土数五，为成数七；木数三，得土数五，为成数八；金数四，得土数五，为成数九』，此非郑义，今所不取。」愚按：书之洪致自言「五行」，易之系辞自言「阴阳奇耦」，各不相通。郑据「五行」解易辞，分别天地生成之数，今又以解易辞者解月令，縢谬也。月令所谓「其数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谓。孔疏引皇氏之说，所不取者，乃是也。盖五行之始于一，而至于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见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郑分成之数，月令何为但言「成数」而遗「生数」乎？若曰：「以成数为功，故举之。」夫「生数」统于「成数」，「成数」本之「生数」，「生数」岂反无功乎？于是于「中央」推说不去，则又曰：「言生数」。窃恐作月令者，必不举此遗彼，及此同彼异之若是耳。(卷二五，页一三-一四) 其味酸，其臭膻。 　「五味」配「五行」本洪致，「五臭」则月令所增也。(卷二五，页一四) 其祀户，祭先脾。 　「五祀」之说见于曲礼、王制及士丧礼，其以「户」「？」「中溜」「门」「行」之名，分配于「四时」「中央」者，则见于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皆无意义，所以诸家之解，悉不可通。郑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为阳中，于藏值脾，脾为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肾为下。则肝为中，可直阴中之秋矣；脾非中，何以直阳中之春？一合一否，余可类推。此一说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当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当夏，肾最在后而当冬，从冬稍前而当春，从肾稍前而当脾，故春位当脾；从肺稍却而当心，故中央主心；从心稍却而当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当春夏秋冬之位。」按：谓肾则在后而当冬，则肺在前宜当春矣，何以当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却」，可见无一定之位，故辞费如此。何得据牲之五藏，而当四时之位乎？此二说之不可通也。马彦醇曰：「春祭先脾，为其木胜而养土；夏祭先肺，为其火胜而养金；秋祭先肝，为其金胜而养木；至其静而辩于物，于道为复，于时为藏，各反其木，冬祭先肾为是故也。土于气为中，而主五行；心于形为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为是故也。」按：此说尤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属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义，此三说之不可通也。吴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肾最在下，故候肾脉在下部。四时之则，夏至，日近北极，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后，日渐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当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极，最下，肾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肾。」按：如其「脉部」之说，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日行」之说，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单属春，肝单属秋乎？亦无确义。且脾本次于肝，其谓肝之于脾者，妄矣。此四说之不可通也。至明张氏执「五行相胜」之说，谓「中央先祭心，心当作肾，冬祭先肾，肾当作心」。改古人之书以就己说，益妄不足辨。　(卷二五，页一五-一七)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凡十二月，每月二气，为二十四气；每月六侯，为七十二候，皆后世所造，月令固无之。二十四气始于汉太初历，七十二候后魏始入于历，而伪周书始妆点之为「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气，每三分之，七十二气，气间五日有余，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据此皆撮取月令之文为之者也，而月令则不然，其纪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则或四，多则或九；又叙　参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处见之也。徐伯鲁习见后世历书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为错简，大可嗤也。且月令纪候中多兼叙事，如「孟春，草木萌动」，下言「王命布农事」；「仲春，玄鸟至」，下言「祀高媒」事；「雷乃发声，始电」，下言「木铎令民」事，余不备述，未尝止为一句，如后世之纪候也。又如：季春，以「鸣鸠拂羽，戴胜降桑」，叙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麦秋至」，叙于「聚畜百药」之下；季夏，以「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叙于「烧薙行水」之上，余不备述，此取上下文义联属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历无所谓「气」，但有「候」耳。尧时敬授人时，既审日月星辰，又必验之民与禽兽之间，此纪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见于春秋内、外传，其夏小正则专述其义，盖古人见候之所著，即可以定时，以是令民事而布政尔。若夫所谓「气」，「分」「至」「启」「闭」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乃四递嬗之大端，不可与其它縢列为二十四，况其它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观此则月令犹为近古矣。后世二十四气固多增设，而七十二候尤为附会也。谓「五日一候」于何验之？谓「每三分之，以为七十二候」，夫气之所至即为候，气与候又何以别之？且必欲取盈此数，便多牵凑之弊。今以气候二者考之，于月令如：「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皆是也。乃取以为气，何耶？「白露降」既取以为「气」，又仍列于「候」，「气」「候」相重，犹可笑也。言「候」者必准于六，故于月令之多者删之，而月令「孟冬」止有「四候」，曰「水始涸，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于是无以足其数，乃取其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以为「二候」焉。不知「孟春」亦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与此反正，何为取此而遗彼乎？且命有司之辞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四句文义贯通直下，岂可截作「二候」乎？更不通也。「鸿雁来」，吕纪作「候雁北」，是不应「仲秋」言「来」；「孟春」亦言「来」，说见「季秋」下。(卷二五，页一九-二○) 天子居青阳左？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器」字，原作「气」，依今本改。疏以达。 　郑氏曰：「凡此车马衣服，皆取于殷时而有变焉，非周制也。周朝祀礼、戎猎、车服，各以其时，不以四时异。」按：周礼亦非周制，月令亦非殷制；执周礼为周制，谓月令为殷制，是两误耳。殷礼，孔子无征，岂吕不韦反得征之？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则是王者听政之所，南面向明而治，终岁有大事，必在于是焉可知矣。而月令曰「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如是，则「春」「秋」「冬」三时，皆不得「居明堂」矣，而「冬时北面」尤非所宜。又以中央正位名为「大室」，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如是，则四时之正皆不居中央矣。其以「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大庙，取配四时；以各分之以为「左、右？」，取配十二月；以「大室」取配土王月，计天子一岁之中，凡迁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十二月徙十二次，季月徙四次，是十六次也。又如朱元晦「九室」之说：「十二月徙八次，余以随室之方位开门故也，四季月徙四次，则亦十二次也。」不将日无宁处乎？又车马旗衣服悉分五色，几同近世梨园子弟演剧花簇好看矣。人之食性嗜好不同，恐不能拘某时而食某物，又一切器用什物熟习既久，岂能屡易？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仓龙」，释者曰「马八尺以上为龙」，若然，则龙马岂能必得，尤不可训。「食麦与羊」亦无意义，郑氏谓「麦实有孚甲，属木」；或谓「麦为火谷」；或谓「麦以金王而生，当属金」，皆无定论。郑氏谓：「羊火畜，时尚寒，食之以安性。」夫曰御寒，则冬时尤宜食，何以不食乎？或谓「羊属土」；或谓「兑为羊，当属金」；亦无定论。余三时放此，不详辨。(卷二五，页二二-二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木」字，原作「本」，依今本改。）。」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按：「帝大皞」「神句芒」等名本左传，其所言「迎春于东郊」，或如贾、马、蔡、王之说，谓即迎大皞、句芒犹可也。郑又别据纬文谓「苍帝灵威仰，炎帝亦熪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光纪」，尤为诬诞矣。孔氏曰：「郑独以为『苍帝灵威仰』者，以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按：礼器「飨帝于郊」，即郊祀上帝之礼，岂所谓「灵威仰」乎？且既曰「人帝」，亦当能使风雨寒暑得时，不然祀之何为乎？然记文亦祗言「迎春于东郊」，未尝言「祭某帝」，总不必以某帝实之耳。(卷二五，页二六-二七)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货，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郑氏多以月令为殷礼，独因此处「典」「法」二字可合于周礼「六典」「八法」，遂以「凡日月行度之离宿」，谓「离，读如俪；宿俪，谓其属冯相氏、保章氏，相与宿偶当审候伺，」甚矣，其妄也。「宿」，皋止也。「离」，经历也。即诗「月离于毕」之「离」，谓候日月星辰皋止经历之处，为祥为灾，无令差货也。(卷二五，页二八-二九)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候、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此言「祈谷」不言「郊」，然亦可谓「郊」。左传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乃祈谷之郊，而非郊天大祭之郊也。「上帝」即「天」；郑谓「大微之帝」。「帝籍」，即「天子之田」；郑谓「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皆诞妄。孔氏疏「天神之田」，曰：「国语谓：『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是籍田共上帝，故曰『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按：虢文公又曰「民之蕃庶于是乎生」，则何不可谓之「民田」，而必谓之「天神之田」乎？曲说如此。「保介」，即「田官之副」；郑氏谓「车右」，亦非周颂「吁嗟保介」，而云「如何新畬？于皇来牟」。若车右之勇士，何必问之以「新畬」「来牟」乎？「御」，车右也。(卷二五，页三一) 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审端径术」，郑执周礼「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术」作「遂」，不知「术」「遂」古字通。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作「遂」。(卷二五，页三四)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 　郑氏曰：「习舞，为仲春将释菜。」又于「仲春上丁，命乐习舞，释菜」，下云：「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郑谓前「习舞」为「将释菜」，是释菜用舞也；后谓「将舞，必先释菜」，是释菜本不用舞也，前后矛盾。按：文王世子曰「择菜，不舞」，则释菜本不用舞，故孔氏无说而详于「仲春」之下，余亦详彼处。(卷二五，页三六) 毋聚大众，毋置城郭。 　「毋卵」，王制云「春荐韭」「韭以卵」与此不合。「毋置城郭」，大抵谓「春方发阳，勿为蔽固」之义。(卷二五，页三九)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挚」「至」同。尚书西伯戡黎「大命不挚」，蔡氏谓「伤折」，非。月令于每月之末皆作此一段，注疏各有误解，向来皆踵其误无有觉者，今详之。其云「孟春」「仲春」「季春」行夏令者，于此则分言三月，于彼则统言一时，不定谓「孟春行孟夏令」也。郑氏于「孟春行夏令」曰「巳之气乘之」。按：「孟春行夏令」曰「雨水不时」，「仲春行夏令」曰「国乃大旱」，「季春行夏令」曰「时雨不降」，此三句文异义同，不过谓「夏属火」，则水少之义，何所别「巳气乘之」为「雨水不时」，「午气乘之」为「国乃大旱」，「未气乘之」为「时雨不降」乎？余仿此，不备论。且本文亦有不足尽据者，如：「草木蚤落」当属「秋」，何以属「夏」？「孟春行秋令」曰「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曰「民多疾疫」，「民疫」属「秋」，又属「夏」，其义何居？余亦不备论。是其正言四时且多游移之病，况可谓此之「孟」「仲」「季月」必合彼之「孟」「仲」「季月」乎？此注之误解者也。若其谓「每月行某令则应某事」者，盖指天道变常，阴阳舛错，则灾沴之应乃有如此，而人主鉴是，所当「预为修省以维持调护之」之意，自在言外。如：「孟春行夏令，国时有恐」，则当防患；「行秋令，其民大疫」，则当救疾；「行冬令，首种不入」，则当备荒，其义如是焉尔。而孔氏曰：「从上以来，论当月施令之事，施之顺时则气序调适，施令失所则灾害滋兴；此以下，论政失致灾之事。」此盖拾刘向五行传之余说，初非记文意也。试即依其以「孟春行孟夏令」言之，孟夏之月所施之政，如：「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大尉，赞杰俊，遂贤良，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毋大田猎」；「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等事，岂天子于孟春时或一行之，即足以招灾致害乎？余不备论。是其说必不可通，所以后儒多疑之。黄叔阳曰：「四时之令，分而言之，虽有对时育物之异；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法之机。此篇云反某令则有某应，则是四时各专其政而不可相通者，其限于时而废阙者多矣。洪致论『休』『咎』？丑五行，孔子作春秋不着事应，欲人君无所不谨也。若必着之，一有不中，其不怠且玩乎？」郝仲舆曰：「王者奉天时，行四时之令，虽有先后，而通融调剂，权时用中，非举一废余也。若谓某时反某令则召某灾，十二月各专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于时废阁者多矣。」 　按：上二说固是，但不辨疏之误解，而咎于记文，非也，此疏之误解者也。(卷二五，页四二-四四)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昏旦，举「弧」与「建星」，二者皆非宿名，注疏曲说非是，余详「孟春」。(卷二六，页一) 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 　孙文融曰：「全同孟春，独『夹钟』二字异，何不用简叙法？下节亦只『大庙』二字异。」按：此驳月令之为文诚是。(卷二六，页二)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囹圄」，旧说皆谓「周曰圜土，乃秦狱名」，非也。「圜土」之名出周礼，未足据。按：宣四年，左传曰「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则「囹圄」正是周狱名也。(卷二六，页五)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媒。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媒之前。 　此附会商颂玄鸟之诗为此说也。(卷二六，页六) 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先雷三日」，此语未允。天官家推日月星辰行度，故能逆知日月之食；若雷之发声，则无由知之。解者或以为春分前三日；或以为春分后三日；或以为惊蛰前数日，欲为记文弥缝，无非臆论。(卷二六，页一○) 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按：虞书：「岁二月，东巡守。同律、度、量、衡。」此因巡守其方而校验之耳，今亦谓二月日夜分之时而始平之，未免附会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之总名。「甬」，据旧解为「斛」，「衡石」亦「权」类，义皆重复。又「仲秋（「秋」字，原作「夏」，今径改。）」曰「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此不过变文以示异耳。陆农师曰：「仲春，钧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权概，变也，变者阳事；仲秋，平权衡，以正钧石，以角斗甬，阴有顺而已。」此求之过深，况记文「仲春」「钧」字作「均平」解，「仲秋」「钧」字乃「三十斤」之谓，字且异义，乃欲拘牵文法以求之乎？(卷二六，页一二)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以网罟入水曰「漉」，陆德明亦谓「竭」，非。(卷二六，页一四) 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 　「鲜」，吕纪作「献」，是昭四年，左传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是也。又曰「火出而毕赋」，「火出」，季春也，此于「仲春」言之，不合。郑氏谓「后乃赋之」者，既主传文，兼主周礼凌人「夏颁冰」为说，然岂有二月开冰，而四月始颁者乎？(卷二六，页一六) 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祭用丁日，未详。郑氏但引夏小正「丁亥，万舞入学」，而不详其义，疏亦无论。马彦醇曰：「释菜，用丁为文明故也。」此世俗之说，仪礼少牢「祭祖日用丁巳」，岂亦为文明耶？陈可大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后甲三日也。」按：以易释月令，说巳非，撮取易中两处之文，又两处每二句仅撮取一句，合夹出「丁」字，与猜谜相似，大可笑也。此本刘原父言。郝仲舆曰：「丁，当也，当祭日也；丁，成也，乐以教成也。」亦臆说。愚前谓郑氏于「孟春」曰「习舞，为仲春将释菜」，是「释菜，用舞」；于「仲春」曰「将舞，必释菜于先师」，是「释菜，不用舞」，前后矛盾。今据孔疏犹足为证，其言曰：「郑以经『习舞，释菜』，恐共是一事，故云『将欲习舞，必先释菜』。必知然者，按：文王世子云『释菜，不舞』，是知『释菜，不为舞』也。必知先有『释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释』也。」观孔疏此说，非矛盾而何？郑因月令「习舞」在前，「释菜」在后，故云：「习舞，为仲春将释菜。」有因周礼「释菜」在前，「习舞」在后，故又云：「将舞，必释菜于先师。」若是，则何取于注经哉？按：「习舞，释菜」，吕纪作「入舞，舍菜」，高注曰：「命乐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学宫习舞也。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置彩帛于前，以贽神也。」按：诸礼云「释菜」，或云「奠菜」，解者皆以「菜」为「芹藻」之类，惟吕纪高注不同，今摘出亦可以广异闻。(卷二六，页一八) 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记文前云「祀高禖用大牢」，又云「献羔开冰」，此云「祀不用牺牲」，是自为矛盾也。黄叔阳曰：「此虽云爱物之仁，其流之弊将至以●为牺牲，非古礼也。」此说甚是。「用圭璧，更皮币」，孔氏曰：「应祀之时，圭璧更易此牺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币以更之。」此解迂曲，非记意。盖亦谓以主璧更其皮币，以皮亦兽皮故耳。(卷二六，页二○)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寇戎来征」，郑氏曰：「金气动也。」然则非特八月矣，余不备论。(卷二六，页二一)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 　「鞠」「菊」通。「鞠衣」，未详所用之意。郑氏谓「鞠衣，黄桑之服，为将蚕求福祥之服」，此因周礼内司服之「鞠衣」而混解及之也。夫曰「鞠衣」，取象鞠之黄也，何以又谓之「黄桑之服」？何不直曰「黄桑衣」，而曰「鞠衣」乎？古无祈蚕之礼，亦似杜撰。借曰有之，下文明曰「麦祈实（「麦祈实」三字，原作「祈麦实」，今径改。）」，此何以不言「祈蚕」？且下文别言别言「蚕事」，则此处必非言蚕矣。或谓即下「祈麦」，然尚间「命舟牧覆舟」一节，安得通之？(卷二六，页二四)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潜诗序曰：「季冬荐鱼，春荐鲔。」月令于「季春」「季冬」言「荐鲔」「荐鱼」与之合。　「祈麦」，亦祈于上帝也。郑氏曰：「不言所祈，承寝庙可知。」按：谷麦一类，孟春祈谷于上帝，此何以祈于寝庙乎？不可通。(卷二六，页二五)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名士」，郑氏谓「不仕者」，近是。疏引皇氏谓「贤者，名士之次」，较量高下，非。(卷二六，页二七) 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母出九门。 　「九门」，郑氏曰：「天子九门者，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按：周礼阍人郑司农注云：「王之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郑氏增以「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记所谓「九门」，非实有称九，如「九逵」「九衢」之谓，即曰实有之，亦是秦制，安得以周之门制混填而妄凑之耶？又若「路门」以内天子之居，当曰「入」，不当曰「出」矣。而「九门」为天子都城之门，皆可称「城门」，何得以为一门？其「郊门」「关门」亦取孟子「臣闻郊关之内」为说，悉杜撰也。孔氏曰：「自路门、皋门以内，皆宫殿所在，非田猎之处，亦禁罗网毒药，不得出者。此等门内虽有宫殿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闲之处，得有罗网及毒药所施。」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别属郊野之地，故刍荛、雉兔皆得以往。若天子「路门」「皋门」「宫寝」「林苑」所在，百姓安敢以罗网毒药入之，岂有空闲之处乎？如孔氏之说，可谓欲盖弥彰矣。(卷二六，页二八)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禁妇女毋观」，吕纪高注以为「游观」是也。古人称「游」为「观」，齐景公问晏子：「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即此义。郑氏以为「去容饰」，非。(卷二六，页三一)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按：「乐」为总名，「吹」与「舞」皆「乐」中之事。凡或言「习舞」，或言「大合乐」，或言「大合吹」，亦各出以见异耳，解者不必油。(卷二六，页三四) 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郑氏曰：「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又于「仲秋，天子乃难」下云：「此难，难阳气也。阳气至此不衰，害将及人者，阳气左行。」又于「季冬，命有司大难」下云：「此难，难阴气也。难阴始于此，阴气右行。」按：郑于此三时之「难」，其说之谬有六：于「季春」「季冬」皆云「难阴气」，而一云「阴寒害人」；一不云「阴寒害人」。所以然者，据彼以春时贵阳气，故以阴气右行为害；秋时贵阴气，故以阳气左行为害；若冬时则正贵阴气，所以不能云「阴寒害人」，然则何以难耶？其说不一，一谬也。若以「季春」为「阴寒害人」，亦当于「季秋」为「阳暑害人」；若于「仲秋」为「阳暑害人」，亦当于「仲春」为「阴寒害人」；今无「仲春」「季秋」之「难」，何也？二谬也。「季冬」谓「难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则「季夏」亦当谓「难阳始于此，阳气左行」，今无「季夏」之「难」，何也？三谬也。又于「季春」下曰「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又于「仲秋」下曰「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又于「季冬」下曰「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按：星经：「司命」「司禄」「司危」「司非」各二星在虚北，各主天下「寿命」「爵禄」「安泰」「危败」「是非」之事，本非凶星，第史迁云：「四司，鬼官之长。」故郑即以「鬼官之长」附会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诞妄难信，四谬也。据云「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则孟夏日在毕，何以不难？五谬也。据云「仲秋月宿直昴毕」，是仲冬月宿则虚危；季冬日历虚危既难，则仲冬月直虚危，何以不难？六谬也。孔疏之谬亦有三：于「仲秋」下曰：「十一月阳气至于虚危而不难，十二月阴气至于虚危而为难者，以十一月阳气初起，未能与阴相竞，故无疾疫可难。六月宿直柳鬼，阴气至微，阴始动未能与阳相竞，故无疾害可难也。季冬亦阳初起而为难者，以阴气居虚危。」按：郑谓「阴气」「阳气」者，皆是宜阴而阴，宜阳而阳，而阳过时阴阳之邪气也。其谓「季冬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邪气」，为阴气也。今谓「十一月阳气至虚危」；又曰「阳气初起」；又曰「六月阴气至微」，则是以「阳生于子」「阴生于什」之阴阳，为过时之阴阳矣，混杂不楚，一谬也。又曰：「季冬行大难，称大则贵贱皆为也。」「季春」云「国难」，熊氏云：「惟天子诸侯有国为难，此云『天子乃难』，惟天子得难阳气，阳是君象，则诸侯以下不得难阳气也。」按：谓「阳气害人」，则此阳是属邪气，若「君象之阳」乃正阳之气，可云「天子难此君象之阳」乎？然则邪气之阳，即庶人亦可难，何得谓天子得难，诸侯亦不得难也？二谬也。「季春」「季冬」皆难阴气，何以一则有国者始可为；一则贵贱皆为之？三谬也。「难」虽非古礼，然论语有之，乡俗所行，由来久矣，大？是袪疫除沴之义。据郑引「王居明堂礼」云「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气」，汉时三月三日，临水修禊，袚除灾衅即其意。又曰「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其义不过如此，特月令不言耳，非如郑孔创为诞妄不经之说，谬如此也。其本文云「国难」「天子难」「大难」者，皆取行文立异，非有殊别？以致种种，观逸礼不分可见。又云「以毕春气」，「以达秋气」「以送寒气」。「毕春气」，谓「毕止春灾之气」。「送寒气」，以「寒」字代「冬」字，以「送」字代「毕」字，亦取行文立异，非有殊别也。若「仲秋」未「毕」则言「达」而已。孔疏及诸解亦皆屑屑比拟，殊无谓。(卷二六，页三五-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