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泽长语 - 第 2 页/共 5 页

余少，则读《家语》。后阅它书，有云“事见《家语》”者，无之讶焉，而莫知所谓。一日阅《汉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乃知《家语》本有不同。徧索旧本不可得。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乃知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肃谓“《家语》皆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访问荅之语。弟子取其正实切事者为《论语》，其余集之为《家语》，属文下辞，颇有烦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优劣故也。汉初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故使“事同而辞异”。孔御谓“戴圣以曲礼不足，乃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后人见其文已见《礼记》，则除《家语》本篇。是为灭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则家语出诸弟子，固有不同。汉初则紊之。戴圣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经三紊乱，孔氏之旧，存者几何？幸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谓不可得而余偶得之，岂亦天之未丧斯文也欤？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余反复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说春秋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也。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岂非平日讲贯藴畜者在是？因为武帝置对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说耶？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流于灾异，汉儒之所不免也。独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词髙古，亦非近世所能为也。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軰，未尝致疑于此，独新安程太昌，以为非董氏本书，谓“《太平寰宇记》”。杜佑《通典》所引“繁露语”，今亡之。其曰“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昌以为亡之，而今书具在，岂昌所见乃别本耶？抑未尝深考耶？若本传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也。 　　荀爽对策曰“今臣僣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盖亦指“繁露 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谓“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殆废矣。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每谓“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畨之语，其亦有激也。而独喜作诗谓“吟咏性情，乃所不废”，至今称道学者多宗之。嘉鱼李承箕徒歩万里，从之逰，不闻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学，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夺志”，史文成诵。至于书札，皆以为以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厯律、度数，无不究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词韩文，亦皆注释，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虽叅同契、阴符经之类亦注之，亦好竒矣。视程子得无异乎？然“通天地人”之谓儒。朱子有焉。 　　○国猷 　　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鳯林为之闗。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闗，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垲。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覇不得不覇”之地，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 　　自古无有都汴者。张仪谓“其地四通辐辏，固战场也。”魏本都安邑，为秦侵蚀，不得已东徙大梁，其后秦使王贲引河灌城。王假就虏，一国为鱼。朱全忠簒唐，居汴不过五六年，唐庄宗伐之，其祸甚于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长驱，少帝就执。视朱氏，又酷焉。宋祖开基，不此之鉴，遂有靖康之祸。固谋之不善，亦地势然也。宋之失计，未有甚于都汴者也。当时，燕蓟沦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国与外夷杂此土以处也。犹不思峻溪山之防为之限，一旦长驱而来，何以御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冦，朝议仓皇思为避敌之计。寇凖力主亲征，却之。然犹增岁币数十万。庆厯中，又有无厌之求。富弼以强词折之，然亦增岁币数十万而泰然。遂以为无事矣。靖康复来。又欲祖，故知而与之和，括京城内外金，犹未能满其欲，遂为席卷而去二帝，死于五国城，而中原遂非其有矣。初，艺祖欲都洛阳，太宗沮之。艺祖曰“未也。且欲都闗中，据天下之上游。”至哉见也。使当时从之，岂有靖康之祸哉？宋世诸名臣亦皆狃于治安，未有为无疆之虑者，惟范文正屡言之，谓“西洛，帝王之宅，负闗河之固，宜以朝陵为名，渐营兵，食陜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后又请修京城，谓“天有九闗，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设险，以安万国。”其为虑逺矣。使当时从之，安有靖康之祸哉？或曰“国家兴废，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陈希夷预言之矣。希文之策奚为？”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国家不言天数。茍以天数为言，则人事皆废矣。况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会为之乎？ 　　英宗北狩蒙尘，敌人悔过，旋奉驾归，此自古之所无也。固国家国势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机会。是时郕王监国，不欲急君，边人谢之曰“中国有主矣”。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所以汲汲来归，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 　　鲁成公时，晋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晋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郑伯归。 　　赵王武臣为燕所得。张耳、陈余使徃，輙杀之，欲分赵地半。有厮养卒诣燕壁，问燕将曰“君知张耳、陈余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耳、余、武臣，皆一时豪杰，姑以少长，先立武臣，此两人者亦欲分赵而王，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杀之，两人分赵自立，左提右挈，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养卒御赵王而归，此亦公孙申之意也。惜乎宋髙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诚非我朝所及，而其谋国之疎，则不及我朝逺甚。当靖康之变，尼玛哈以孤军深入。为宋谋者，但当坚壁清野，勿与战，絶其归路，断其饷道，内用李纲，外用种师道，俟天下勤王之师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战，则尼玛哈可擒，何乃遽自张皇，不敢发一矢，二帝自幸其营为金人席卷而去。诚可恨也，诚可笑也。 　　为人臣者，莫难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论三代之礼，有所因，有所损益。易谓“穷则变，变则通。”董子谓“更化则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间，时变不同，小过不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黙、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矣。 　　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其法严矣。汉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犹付之一时公议。谥不应议，（议）则愽士驳正之，犹为近古。本朝之谥，有羙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羙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谥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议。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或以好恶叅其间，又不闻有驳正之者，于乎何以服天下，信后世哉！ 　　○官制 　　余尝患“古今官制纷纭，漫无统纪。”读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说，增损之，使后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易易知也。秦汉而下，何其纷纷乎？盖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一说汉武帝游晏后庭，尚书始重）。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疎外矣（宣帝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奏事，不闗尚书。其后奏封事，輙下中书令，不闗尚书，则西汉时中书已重于尚书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其后合中书门下为一，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故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宻，叅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宻使为腹心之臣，日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枢宻使掌武事，谓之“二府”。 　　周，冡宰无所不统。汉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令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其后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郡国举秀才亷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属。光禄勲、光禄勲诠（铨？）第郎吏，出为它官，以补员缺。是时未属尚书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郡国二千石，盖选曹之所始也。光武诏三公等各举茂才亷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令掌之。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八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为相。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为将军。 　　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茍疑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以卑亢尊，如盐铁议是也。呼韩欵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议，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勲。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故当时以为荣。髙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至有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或以大将军吿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于军校，衣紫执象，被于胥史，名器之滥，极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辩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自余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勲爵邑，徒为烦。文人不复贵，所以鼓舞。群伦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又迁徙去来，尝无虚日。 　　唐。六部尚书皆属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拟周之六卿，过矣。唐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为丞相，然皆秦汉之所轻，魏晋以来反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勲，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阶髙者；亦有勲阶卑而官爵髙者。宋朝列衔，凡阶髙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髙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勲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颜鲁公谓“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髙卑。会燕合，依次序。” 然则，唐之勋官，惟以定荫而已。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 　　唐制。尚书省有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尝为令后不复设仆射“犹今之尚书也”、左右丞“犹今之侍郎也”。六曹尚书，乃若今诸司乎而实不同。颜鲁公与仆射郭英乂书谓“兴道之会，独八座。尚书欲令下座。”意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今，三廰齐列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观此则知，尚书与令仆同为八座也。然英乂于公堂独咄尚伯，则仆射之尊大亦可见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羣官，皆称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虽茶酒亦称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者，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又学士院北扉，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宋制，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吏双引至阁门，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欧阳公初以选，人为馆职，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歩行学士。然则，唐宋禁中，亦许乘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过者，皆下马，虽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无专职。台省寺监无定员，类以它官主判。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给舍不领本职。諌议无言责。起居不注记。司諌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諌诤。其官人之别，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不以“勲阶爵邑”为轻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丰间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余应试，率皆一时赫然有名中外，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髙科。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 　　国家之制，革中书升六部，初亦疑之，谓“自古，岂有无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观宋，南渡专任贼桧，以杀忠良。其后韩侂胄、史弥逺、贾似道，相继盗政。羣小又从而附和之，日入于败乱而不知，非以权重故耶？则今日去之，不为过也。 　　我朝六部之设，仿周制六典，最为简要有体，然其名犹袭唐宋之旧。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谓“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是也。今中书省已去，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门下省已去，特存给事中，虽七品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乃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盖即仆射之类也。中书尚书名与古同，其实异矣。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于诗歌者多矣。国朝翰林院，设于长安门外，为斋宿委积之所。内有东阁，众学士聚焉，为朝退会揖之地。史馆为讲读，史官所聚集，皆无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设十馆于东角门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严，未之见也。唯文渊阁，政本所自出，号为深严，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虽非复唐宋之深严，然非文学之臣不预，无复“工伎茶酒医官”，杂流跬歩。卿相视唐宋为重矣。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宻。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宻文书，一小匣在几上，钥之而不合。大学士暮出，钥其门，匙悬门上，恐禁中不时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覸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又传，一日过城上，瞰阁老何为。曰“方对奕。”“何不闻落子声？”曰“棊以纸上咲。”曰“何陋也！”明日赐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阁中。又内阁庭中花台上有芍药三本，相传亦宣宗时植，至今盛开。 　　内阁不设公座，惟东西两凳相对耳。天顺初，李文逹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宪力沮之，谓“宣宗尝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谓“禁中无南面坐”。李曰“东边会食，曷为南面？”彭又沮之会内，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监至，亦惟东西向。正德初，刘瑾权重西涯，欲尊之，特设一榻于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监至迎之止花台，送之止中门，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阁，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谨。是后，不知何如也。 　　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翰林院故事。经筵初开，讲读、侍从官皆有白金文绮之赐。史成进御，亦进秩加赏。或纂修功多及书成，以事故去，则不沾恩数；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劳勚，偶值书成，亦得沾恩数。故有“经筵头，修书尾”之说。 　　予在翰林，与陆亷伯语及杨文贞。亷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何为？”亷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厯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亷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嘉靖初元，言路大开，谏官纷然争言利害，有谓“文贞居忧，谋夺情起复，遂以丝纶簿奉振。”不知文贞晚年归省墓，未尝居忧也。甚者又谓“文渊阁印亦为司礼监所夺。请追还之。”诏问“印与丝纶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来追理还之。”言者伏罪乃已。 　　国家“正旦、冬至”圣节，凡大朝会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宫习仪或灵济宫，唯翰林独否。相传，宣庙一日召翰林不至，上问故，左右对以“徃习仪所”。上曰“翰林终日侍朕侧，尚何习为，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复习。相传以为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逻人诇察诸司不法。是日，学士王献、检讨张泰，方在途投谒，逻人执之。以故事对诏以问内阁时，万安刘煦、刘吉不能执奏。乃云有故事，而考诸故典，不见献、泰。虽免罪，而翰林不习仪之典遂废，惟内阁与东西两房至今不习，盖“宣庙之命史官”失于纪载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逺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势清切，然品卑禄薄。杨大年久为学士，请外至，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自昔然矣。 ” 　　前世藏书，分散数处，盖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时，三馆秘阁藏书，凡四处。然亦有盗窃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汉以来，重守令。守令亲民，得行其职，故当时循吏为多。虽有刺史部使者，“绣衣直指”之属，间一命之，不专以为治也。唐世，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但令访察善恶，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元结为道州，谓“诸使诛求二百余。”通阳城守、道州税赋，不时为观察使诮责。韩文公所谓“观察使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而已。宋时，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于唐。元时始立行中书省，设官，皆视中书。我朝沿其制，改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叅政二人、叅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统之。岁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 　　○食货 　　井田之法，后世不复行。愚以为“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弥望，皆不起科。使势要得占为庄田。于此略仿井田之法，为之沟塍畎浍，公私有分，旱涝有备，不亦善乎？”而世皆以为不可行。余地姑未敢论，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东齐宣王所理，滕县滕文公所理也。孟子，岂漫不知事而以劝三君乎？姑于此先试之。自一乡渐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惊，事不扰，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为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听浮言。天子亲命之，使民晓然知此意，乃或有济。不然诚难行也。 　　国家供三边之费，最大岁用银至四五十万。愚以为“欲省转运之费，莫若兴屯田兵法，取敌一锺，当吾二十锺。屯田一石，可当二十石。”今三边之地固在也，而人以为不可行，何哉？按赵充国『屯田之奏』曰“计度临羗，东至浩舋，羗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又言“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故有吏卒数千人，虏不能攻。今留歩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髙山逺望之便，部曲相保。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唐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使韩重华为水陆运使，给耒耜与牛，耕傍便近地，连岁大熟，军不复饥。又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各就髙为堡。东起振武，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独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来逺矣。猝未能去为是也夫。 　　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戸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万余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闗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 　　送内库预备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陜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罐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鎭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 　　淛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岁漕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