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 - 第 66 页/共 77 页

传僻书痴，甘把逢迎输俊杰。（乞伏地颇清雅，因取） 　　棋声诗韵；犹堪溪壑作神仙。〔前传僻联改而书之。（此二行小字写纸条上。又条上第三行以朱笔书日：“小字旁注俊杰神仙两行下。”）〕 　　附额：风景不殊。 　　【嘉庆改元，京邸候选】 　　欣逢初载。一年经始日。 　　恭祝万年。千里欲归人。（以上叶三十。钩号用朱笔。末三行另纸，糊续於前十五行之後） 　　“一年经始日。千里欲归人。” 　　才见早春莺出谷， 　　更逢晴日柳含烟。〔集前人句。（此下贴纸条一，失去）〕 　　【罗源卸事後志喜】 　　向山野藏其迂拙， 　　把功名付与英豪。 　　福建，危地也，仕宦者视为畏涂。仙霞岭（浙、福交界之地）之半有关帝庙，庙柱题一联云：“进来福地非为福，出得仙霞即是仙。”余解组北归，至庙前，具酒教自庆，因为续其下云： 　　进来福地非为福，当自种福，以脱危机。 　　出得仙霞即是仙，莫更求仙，致生妄想。 　　【自罗源归里後苦无居宅，次年春蹴居西山孟村，漫题】 　　山林地僻堪藏拙。何处卜居非逆旅。 　　名利心灰只爱闲。有时摊卷即康庄。 　　“何处卜居非逆旅。（以上叶三十二。钩号用朱笔） 　　有时摊卷即康庄。” 　　邻汤庙而居，慨八迁之自古。 　　卜孟村而宅，知三徙之非多。（以上叶三十三。钩号用朱笔） 　　○崔东壁《{艹收}田笔》残稿（洪业） 　　大名崔东壁（述）以四十年之力，著书三十四种，共八十八卷。其弟子滇南陈介存（履和）以刻师书为毕生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後已。然书之未曾刻者，尚十五种，共三十三卷；未刻之定稿尚存霄壤中否，不可得知。一九二九年，大名王守真（证）先生得《二馀集》抄本以寄顾颉删先生。此东壁妻成孺人之诗集也，聊可以当东壁《自订目录》中之《细君诗文稿》一卷。二十年一月，业於燕京大学图书馆破书堆中发见东壁《知非集》一册，旋断其为《知非集》定本三卷未成前之过渡稿本。四月，颉刚先生与业亲至大名及旧魏县访东壁故里，（参颉刚先生与业合撰之《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冀於东壁旧稿或有新发见也。当时虽无所得，然曾敦请大名士人随时留意查访。今年四月，颉刚先生从大名姚野浣（谕）先生得东壁残稿一册；据野浣先生云，得自大名范廉泉（鉴古）先生，而廉泉先生则得之於崔氏某也。 　　残稿书竹纸上，共三十三叶。其中叶一阙後半叶，叶五阙前半叶之前半，叶二十九阙後半叶，叶三十一阙前半叶；然叶二十九叶三十一之两半叶，文相接续，盖误订而然耳。本高营造尺八寸四分半，宽五寸七分半。眉端左角纸多残缺，似为鼠所啮者。本中每半叶九行，宽共四寸三分半；行二十一字，高共六寸二分半。文字内容，大约可分三类：诗文拾遗为一类，多残阙；函稿为一类，共二十一通；骈语为一类，共二十五联，附题额七语。兹以原文披露於左。其标点，皆业所加；唯单引（‘’）本原文所有，标钩销也。方括弧（【】）亦业所加，用以详原文中涂改，钩撤，签贴，删易之痕迹而已。 　　 　　┌───────┐ 　　│崔德皋先生遗书│清崔著 　　└───────┘ 　　●颉刚案 　　〔十馀年来，予以辑录《东壁遗书》，遂得与大名人士相交游。赖其热心搜访，几於每年必有新材料发见；然皆诗文书牍之类，固得藉此以深悉崔氏一门之生活，而与学术思想犹无直接关系也。前年辗转传闻，知尚有东壁之弟德皋先生所作《尚书辨伪》藏於广平县某家。喜其为学术著作，谆嘱大名友人探询，卒未觅得。予遍检《东壁遗书》及其他传状，先生所作仅有《讷庵笔谈》等数种，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亦已录入东壁书中，他无所谓《尚书辨伪》者；意传者之非真也，亦置之矣。去冬在北平，接张文炳先生自成安漳河店贻书，书曰：“数年前，曾闻先生不辞劳苦，访东壁先生遗事於大名，辙恨不能为先生助。今乃於广平别有发现，德皋先生全集之原钞本已寻得，不但《讷庵笔谈》一种而己。如愿为表章，乞示知。某诚不忍使德皋先生之心血精力湮没无闻，必许付印始肯寄也。”读之乐不自胜，亟覆书请寄；谓《东壁遗书》尚未出版，当可附刊。今年二月在杭，得平寓转寄张先生函，发之，分量之重远出我想像，凡书四种，综七万言，是诚一大创获也！《笔谈》之上卷为《书经辨说》，皆驳辨《书序》、《伪古文》与宋人经说者，既列册首，览者易见，其有《尚书辨伪》之传讹，宜矣。此一卷与文集中之大半，考辨古史，其持论之廉悍与乃兄同，其历史见解之透澈亦至相似，於以知《考信录》一书虽写成於东壁晚年，而早已定型於昆季同学之时代；然则此书自必为读东壁书者所不敢废。又两书互勘之下，《考信录》中固多明引弟说以证成己说，然袭用其言而未揭之者亦不在少。推此而论，必有先生於坐谈之顷直抒其疑古之见，而未著於书，遂为东壁所采撷者，惜其事不可详耳。东壁年七十七而先生仅三十九，学之成与不成岂非天哉！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记於杭州。 　　又案：德皋先生著作，据《考信附录》中“附记弟所著书”，其诗文为《寸心知集》二卷，文集一卷，词为《梦窗呓语》一卷，笔记为《讷庵笔谈》二卷，论诗者为《尚友堂说诗》一卷：其搜集乡土文献者：於文有《大名文存》三册，於诗有《大名诗存》三册，於故实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魏郡丛谈》、《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在杨静庵先生所作传中，有《梓乡文献》二卷，疑即上数书中某种之异名。今所见者，其自身著作，舍词一卷外皆已备。《大名文存》等书，未为陈海楼携以南行，他日容有发见之望也。张先生寄来四种，云系借自静庵先生者，先生，清举人，广平耆宿；十馀年前初见是书即欲付诸剞劂，详见其所作序文中。今取与东壁书同刊，有若符节之重合，当必闻而拊掌。书凡二册，纸已脆绝，几触手而碎。其中“宁”字尚不避讳。足证为道光以前钞本。然观诗集字体劲挺。墨非一色，文又颇有改窜，意者其独为稿本耶？苟其信然，则尤可珍已。前年洪煨莲先生发见《知非集》，对於写生笔迹有至密之讨论。今予独处南方，匆匆付印，不得呈师友一鉴定之，其怅恨为何如也！四月廿五日，记於苏州。〕 　　●杨序 　　古者异端在儒之外；後世异端在儒之中。异说横於门墙之外，而能拒之排之者，则有孟子。异说混於经传之中，而能疏之剔之者，则有崔氏两先生。先生者，洹水人，ウ斋公之子：长曰述，字东壁；次曰迈，字德皋。乾隆壬午，同举孝廉、俱不得志於礼闱，以著述阐道为己任。时去吾生仅百年；地距吾乡仅一舍。洼自为童子时耳先生之名甚熟；及稍长，求读其书，不可得也。三十年来，留心搜访，得东壁所著《考信录》、《王政三大典考》数种。其於唐、虞、三代之传文，下迄秦、汉、唐、宋以来之著作，凡说之有戾圣经者，靡不辨而删削之，不使相混以误来兹。山阳汪文端公称“其书为古今不可无之书，其功为世儒不可及之功”，诚非虚誉。 　　顾东壁之书，得石屏陈氏为之表章，一刻於江西，再刻於山右，祯刻於京师，至今犹有传者；若德皋之书，则仍未之见焉。其《讷笔谈》数条，仅见於《考信录》之所引；《诗集》一卷，《几辅艺文志》亦但载其目。访之魏人，无知之者；求诸崔氏之族，亦无存矣。久而不获，深以为憾。戊午夏，与同邑王芳斋先生锦堂话及，言渠为先生之外曾孙，家藏钞本，有其全集六卷，尚不甚残缺，计《讷笔谈》二卷、《文集》一卷、《尚友堂说诗》一卷、《寸心知诗集》二卷。余闻言之下，不禁狂喜，亟借观之。其文闳肆如昌黎；其诗醇正似子美；其《说诗》主乎性情，力挽当时声调委靡之习；其《笔谈》则精於考据，足证历代诸儒相沿之谬，有功经传，与乃兄《考信录》一书并堪不朽。若不亟付剞劂以广其传，恐数十年後并此残编断简亦不可得。使先生疏剔异端之功自我而随，则余滋惧矣！ 　　民国七年，广平後学杨荫陆谨序 　　●讷笔谈 　　○颉刚案 　　〔《笔谈》之名，闻之旧矣。若“禹伐三苗”、“羲和湎淫”、“敷虐万方”诸条，并为《考信录》所转载。既辨“六府三事”之文，亦撷取数语入录。彼时推其全文，当是解经笔记。自得此帙；方知其半论《书经》，半载杂说，而尚有拟作之《读书疑》焉。以考证与文辞合为一编，颇讶其体例之不类。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曰：“《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未成。”於以知此为先生随笔所记，原非定本，苟天假以年，积成钜稿，则经说必与杂记相离可知也。先生治学，集其精力於《尚书》，此既有《书经辨说》，文集中又有《古文尚书考》及《朱子彭蠡辨疑》诸篇，东壁《古文尚书辨伪》中复录其《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其见解证论，宛然百诗、定宇，後之作《尚书学史》者所必不当遗也。且其中尚有极勇敢之创说，虽同志如其兄亦不敢信，而至今日乃审知为事实者。彼斥伪书《大禹谟》“龟筮协从”之语，以为筮後於卜，不但非虞、夏之际所有，且於殷亦未闻。东壁於《商考信录》云：“《吕贤》曰：‘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则固信虞、夏之前已有之矣。其《洪范补说》於“谋及卜筮”“龟从筮逆”之文无所考辨，则亦信卜与筮并行於商世矣。然迩来出土甲骨以万计，当时卜礼皆可钩索而知，固未尝有筮仪也，亦未尝有既卜且筮之文也。是知筮实周人之法；所谓伏羲氏画卦者，但後出之《易传》如是云耳。又彼辨《说命》，摈郑玄“亮阴”凶庐之解，且曰“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是直以孔子之“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之释为非是。《商考信绿》於武丁一篇但辨“象梦”、“赍弼”之言，不录《笔谈》此条一字。自廖平、康有为以来，“古改制”之义大显，而三年之丧即为儒家改制中最要之一事，《论语》解释迥非《无逸》文义乃不复可以辨护。而孰意德皋先生於百五十年以前已发其端乎！呜呼，使《考信录》而成於先生之手，吾知其必有进於是者矣！既为补目，更略论之如此。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讷笔谈卷一 　　○《书经》辨说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则是司马迁之时已有之矣。故《史记》多采《书序》入本纪世家。然伏生《书》二十八篇无之。後世因孔安国《尚书序》言之，遂谓得之壁中，实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见，而独传此序耶？今《史记注》所引马融、郑康成之说，盖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书》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书》、《夏书》、《商书》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东晋梅赜上《古文尚书》始若是耶？与古书所引不同。或谓孔子所定。然《说文》所引亦以《周书》为《商书》，则是後汉时尚非如今书所定也。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尧者，尧举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尧之天下，二帝一体也。史臣叙事，正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其事相因，不假强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叙尧治天下之事；“帝曰钦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举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记舜摄位之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尧崩而舜摄位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则记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脉联贯，如人之形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分而为二，以二十八字强增入之，如支蔓赘瘤；梁武帝驳之，最为有理。而後世终用之，使《尧典》无尾，岂复成文体乎！《史记五帝本纪》全载今《尧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会见古文而所载如此，则古文《尧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无所本可知也。况《孟子》所引，尤其明证。 　　△《尧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书序》之可疑者，无若《尧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辞语亦浅率遗漏。吾宁信经，不敢信《序》也。 　　△由“异哉”之解可见《孔传》之伪 　　“异哉”，《孔传》、孔《疏》俱解异为退，谓异从“巳”也。不知此字乃从“[C053]”；[C053]，用也。故蔡《传》谓为强举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为凭，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见《孔传》之伪，必叹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俱系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明系告谕之词，当属错简。（明杨守陈有是说） 　　△《大禹谟》掇拾《左传》缺语作经文 　　《左传》缺引《夏书》，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皆解《书》之辞。而今《大禹谟》乃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系掇拾缺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经》若果说明，缺又何必费解？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 　　△《大禹谟》钞袭《论语尧曰篇》使有韵者无韵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数言系韵语。今《大禹谟》抄袭之，却又离而为三，用他语增饰之，使有韵者无韵，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迟，“龟筮协从”乃後世语 　　画卦虽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见於《洪范》。虞、夏之际未有言筮者。《世本》谓巫咸始作筮，虽未必然，然“大龟”见於《禹贡》，“卜稽”见於《盘庚》，“元龟”见於《西伯戡黎》，而筮无闻焉。“龟筮协从”，乃後世语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驯。（《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受命於神宗”语谬 　　《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是时已殁，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与《尚书》他篇所言不类 　　《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与《皋陶谟》不可强分为二 　　《益稷》与《皋陶谟》本一篇，而强分为二。蔡氏从而为之辞，谓“古者简册以竹为之，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范》、《禹贡》字数皆多於《皋陶谟》，而《康诰》、《吕刑》字数与《皋陶谟》相埒，皆未尝以简多而分也。独分《皋陶谟》，何欤？ 　　△《禹贡》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 　　三山林氏谓“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贡》有九等之差者，盖州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说大误；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采之，盖以为然矣。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则其数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谓“上上错”，“下上上错”，“错上中”，“下中三错”者乎？田有肥瘠，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盖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况《禹贡》乃尧、舜之时之制，岂得以三代为比哉！且“厥赋”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为九等，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 　　△《禹贡》三江必有南江，与北、中两江为三，非震泽下流之三江 　　《禹贡》曰：“三江既入”。又曰：“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则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义甚阴，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郑康成谓“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孔口口、苏子瞻实遵其说。然以经文“东为北江”，“东为中江”，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别为沱”文势证之，则自“汇泽为彭蠡”，“会於汇”以东，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也。朱子云：“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谓震泽自有三江，则浔阳不有九江乎？何浔阳之九江非《禹贡》之九江，而震泽之三江独即《禹贡》之三江乎？说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泽底定”也。夫《禹贡》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尝必相蒙也。“震泽底定”岂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且震泽下流之三江，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己言“东江、娄江之迹灭没不见，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而况《禹贡》之三江，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至参校不合，遂谓“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属往视，而是时三苗方负固，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说甚为可笑。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止见今日一江入海，遂谓《禹贡》时必非三江入海，《导河条》云：“播为九河”。而今亦已无九河，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而“播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於《导江》亦不可通。若不云“东汇泽为彭蠡”，则“会於汇”何说？不云“东为北江”，则亦不当云“东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当云“东迤北会於汇”也。是又必以“会於汇，东为中江”七字为衍文，而直以“东迤北入於海”为一句，方合今之形势。夫己不能解，而遂疑圣人之不亲见，官属之以不知为知，经文之错误；浅视圣贤，余不敢以为然也。 　　△彭蠡非即鄱阳 　　彭蠡即鄙阳，无确据，而与经文不合，则彭蠡或非鄙阳也。《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谓在彭泽县东，则鄱阳可以为彭蠡；既曰“在西”，则鄱阳未必为彭蠡矣。《汉志》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则湖汉似即今鄱阳湖，与彭蠡泽各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阳也。朱子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余则谓班固去古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当深疵其说也。 　　△归有光三江说之矛盾 　　有中江则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则必有南，书法自明，文义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归震川乃谓“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失之泥。”夫谓“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又言：“先儒谓‘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而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於此，经文简略不详耳。”此说尤自相矛盾。既谓震泽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则不当以浙江、岷江、松江为三江。既谓三者为三江，则於“江既入，震泽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谓经文简略不详。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经书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简略不详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凿，其亦异矣！ 　　△陈大猷三江说能阙疑 　　论三江者，惟大猷陈氏之言为能阙疑。其说曰：“古有九河，後合为一。古有荣泽，後堙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时不有三江，而後或合为一乎！郦道元谓‘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经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为说者，以论後世之地理则可，以论禹迹之旧则难也。”然彭蠡终可疑。 　　△南江之名由来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既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侩辨传》“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即赣水也。郑氏所谓“右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谓“豫章江为南江”，皆指此也。可见南江之名，其来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馀波未有名号，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属之荆州，则岂入海亦在荆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为此异说也。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通鉴》所言当另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负芥”者，原未尝言为《禹贡》之弱水。其云“西海有水”，固谓在西域也。若指删丹弱水，则他所言“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当弱水独作浮廓语也。吐蕃造藤桥，年馀而後成，其不能载物有明征矣。蔡《传》因“弱”字相同，遂误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诗》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则可行舟，一则不负芥。胡为共此流，强弱不相贷？折枝投清流，载浮了无碍。理岂今昔殊，书每辞意害。驱车过桥头，惟颂禹功大。”此为蔡《注》所误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说大误 　　“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四海者，类言之也。古之疆域惟东至於海，无论西北二方去海辽远，既南境亦不过衡山，未尝至於海也。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务远略，非如秦皇、汉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也。侯、绥、要、荒之服，禹当时盖已尽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东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声教之所被也。四海云者，极言之也，犹《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也，犹後世所谓“天涯地角”也；盖古有其语，相承以为言耳。《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是皆岂真至於四海哉！《春秋传》云：“寡人处南海。”楚岂真在南海哉！《礼记王制》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大约尧、舜、三代方域所及不过此耳。宋林之奇谓“扬州曰‘淮、海惟扬州’，是扬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则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连下文而互见也。”此说大误。北海仅青州之北，冀州之东，一隅之水耳；亦谓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别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齐人言之则谓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兖、冀三州之间，则谓之渤海。汉之二郡，因相近以为名。冀州东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仅处於东北一隅，未可云“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谓“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东西数千里，而以区区之北海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扬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贡》所叙山水，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蛮荒险阻，不通於上国，禹未之至也。故“荆及衡阳惟荆州”者，北至荆山，南至衡阳也。“淮、海惟扬州”者，西北至淮，东南至海也。或疑扬州之境，其南辽远，不当不言其所至。不知圣人於蛮荒之国，视同鸟兽，未尝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羁縻勿绝，不肯明弃之於声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犹之衡山以南，皆为衡阳，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阳”，则语有蕴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灵，远者亦不疑圣人之弃掷。此正帝王抚驭之方，亦禹贡书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为当时之境，则粤西之地属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之境无今广东、广西），且将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为州境广阔，则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之国，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谓“闽、越虽上古未通，亦当在要、荒之服；禹会诸侯於涂山，会稽又禹迹之所至矣。”既云“上古未通”，又云“亦当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会涂山，不在会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度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胤征》之伪即一首一尾可见 　　《胤征》之伪，既一首一尾可见。“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时夏方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之，譬如主人居宅为奴仆所据，主人寄居别业，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时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书法如此，是欲张大之而以彰其耻也。“胤侯命掌六师”，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与“惟说命总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见《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为篇名则可，以之为文则不通矣。至《书序》“吕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阙文，不可以为比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晋以後文章；两汉尚无之，而谓夏之时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汤誓》有“不从誓言，孥戮汝”之语；《牧誓》告之以坐作击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罴之勇；《费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训之以糗粮刍茭之备；皆誓体也。“火炎昆冈”八句，乃告敌人语，後世檄文之体，非所以誓军士也。即“威克厥爱，爱克厥威”之语，或临事告诫服官之大夫，或行师训谕统军之将帅，亦非所以誓军士也。但见《左传》有“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之语，遂剿袭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则《胤征》一篇，当叙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书经》多偶语，且语气稚弱 　　晋人尚排偶，故《古文书经》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今文尚书》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之气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语气稚弱，望而知为汉以後人语也。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伪《汤诰》、《泰誓》皆疏妄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尔惟德罔小”数语贪作对待，遂不可通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为之解，可谓善为说辞矣。 　　△《盘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盘庚》首一段，自“曰我王来”至“底绥四方”，先儒谓皆盘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次篇云：“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三篇云：“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记者文法亦明白无疑也。首段若果系盘庚告民者，不当独作鹘突语；况在篇首而记者反不详明耶！今玩其文势语意，曰“民不适有居，率答吁众，出矢言”，则“率吁众出矢言”者，当就“不有居”之民说，言民领率呼吁众忧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爱我民，不忍尽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则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迁都，惟卜是稽，而云‘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谨天命，然犹不能安宁，天犹降以灾祸，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谨天命者，不能继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迁都从先王之烈乎！”意谓存亡安危不在迁都；今若不能恪谨天命，虽迁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将断绝我命，而乃欲恃迁都为安，若大木已颠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兹新邑，而复先王之业以绥四方乎？”不敢必之辞也。下文所谓“聒聒起信险肤”，“动以浮言”，皆指此而言。盖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语势文法皆无遗憾也。 　　△“兹新邑”一名，民与盘庚所指不必一处 　　《史记》，祖乙迁於耿，九世而盘庚始迁；而自耿以上止四迁，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传》谓“盘庚之前当自有五迁”也。今按《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为自耿而迁；或盘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迁，未可知也。“天将永我命於兹新邑”，此新邑指现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盖民以迁此未久，意不欲迁，故尚谓之“兹新邑”；而盘庚已择居於殷，故自以殷为“兹新邑”也。民之意谓“先王既迁於兹，若颠木之有由蘖，有死而复生之势；若能恪谨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兹新邑，使绍先王之烈以绥四方乎？”盖能保天命则现在之地亦可长治而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虽迁无益；此言若能事天，虽不迁亦可；反覆两端，以明其不必迁也。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其伪之三证，郑玄亮阴说亦不确 　　《国语》，白公子张谓楚灵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乎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得傅说，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亡，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予，无予弃也！’”今《书经说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证之，则《国语》或即本之《书经》，而今不可得见。今之《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其伪者三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皆未言其为居丧不言；惟孔子及作《礼记》者乃释为居丧不言也。“亮阴”亦作“谅ウ”，古之说者皆云“信默”；惟郑氏以为凶庐。若果如今《说命》及郑氏之说，则既云“宅忧”，而亮阴又即居庐，子张岂不解其故而尚以为问乎？《国语》无“亮阴”之语，《礼记》、《论语》所引盖皆《无逸篇》语；无论与今《说命》不同，亦未必为古《说命》语。而伪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忧”二字，不见其陋乎！一也。《无逸篇》云“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说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无逸》所云若作此解，则既云“三年不言”，而又云“其惟不言”，文义岂不重复，而周公之语岂不赘乎！夫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犹云“不言则已，言必和”也。谅ウ不言，三年之久岂遂一言不发哉！偶发一言必当於理，即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伪作者不解其义，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辞；禀本从禾，今俗从示，音凛，与也，给也。《国语》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发命令也。伪作者不解禀字之义，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伪孔传》遂解禀为“受”，而《唐韵》、《集韵》遂有“笔锦切”一音，“受命曰禀”一解矣。而不知实误改《国语》也。三也。至郑氏亮阴之说，实亦不确。《无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云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阴，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阴也。盖即位之後而亮阴不言，与《国语》可互证。且不言者，止亮阴之三年，而今《说命》乃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亦背异之一端也。但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 　　●讷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舍宅为寺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