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丛谈 - 第 3 页/共 12 页
余步云情节较重，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拊掌称快！佥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而今而后，前车之鉴凛然，谁复肯蹈必然之诛而不求生于一战哉？乃二十六日即奉上谕，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哄传，人情震骇。既而徐徐解曰：古圣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类是？未几且以三品顶戴为热河都统矣。旋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令海内麋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以作士气而餍民心，何况ひ带再加，脱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之奕经又可少减，然我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杀将覆军，一败不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事，而罪已不胜诛矣。
臣亦知奕经为天潢贵胄，我皇上笃念亲亲，必不忍遽加显戮，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应圈禁终身，销除册档，以无贻宗室之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已弃瑕录用！
且此数人者，我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诸人，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
直道犹存，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为热河都统，密迩神畿，有识无识之徒，无不抚膺太息，以为我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宸聪者，必仍系此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之愚昧，未审皇上所谓阿者何人？
所谓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以阿为即墨，将无誉者毁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力奋天威，收还成命，体《大学》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舆情可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沈鼎甫侍郎嘉庆壬戌春榜同余成进士者，凡二百五十余人，今官于朝者，惟卓海帆阁老一人，此外龚季思尚书、沈鼎甫侍郎，皆已引退而尚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则安徽朱兰坡侍读，浙江张静轩通政、朱椿年邑侯，四川王六泉太守，福建林鉴塘编修及余，回忆四十五年来，落落晨星，今海内只此九人而已。今岁余薄游江、浙，于杭州晤静轩，于苏州晤兰坡，小住扬州，而鼎甫由京挈家来，忽得相见，尤堪惊喜。因留畅叙数日，并招同邹公眉、程柏华、熊竹村饮宴流连，各赠诗以纪。鼎甫少余三岁，而健谈健饮有余所不及者。余以旧刻《师友集》示之，离合之感，各为黯然。鼎甫屡掌文衡，余询其门下士最显者何人，对曰：“一为林少穆，一为陈颂南，皆君同乡也。”余曰：“只此两人，已足为门墙之光，其余不问可矣。”鼎甫喜读宋儒书，濒行，余以《名臣言行录》两函赠之，以备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胜，留诗为别云：“海内称诗伯，吾曹仰伟人。晨星同客路，旧雨见天真。谁砥中流柱，凭扶大雅轮？廿年离合绪，往事付前尘。开径招三益（谓邹公眉观察，程伯华、熊竹村两世讲），延宾话一尊。载披《师友集》，洞见性情原。北宋名贤汇，东莱史例存（兼承吕东莱《大事记》之赠）。读书赖攻错，感极欲忘言。”
◎吴退旃尚书吴退旃尚书，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谈，遂成死别，今秋其灵榇过扬州，适余有海陵之游，不获登舟一哭。逾月，其孤昌照以行状来，读之黯然以伤。余在京日，尝与同年言退旃生平有四反，体极羸弱，而豪饮之气，辟易万夫，一也；不喜谈文章，而屡司文枋，二也；家居极俭约，而推财济物，毫无所吝，三也；贰司空时，以不谙工作为歉，而督办浙江海塘将数十年，未修之工，同时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禄寺卿与朱咏斋、李芝龄二同年同日被命为会试副考官，礼部凡题请会试考官，光禄卿例不列衔，此数十年来异数也。行状言体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层，或言此琐事，行状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为疑，后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实达天听，屡承垂询及之，则亦不可不载也。鼎甫又言退旃每严冬必着夹裤、棉裤、皮裤三层，京中戏称之为“三库大臣”，则聊资谈柄可矣。
◎俞陶泉都转闲与两淮鹾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忆陶文毅公整理淮鹾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
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心仪者也。时陶泉方守金陵，闻信力辞，文毅以余手书示之，陶泉语塞。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丛兴，自陶泉氵位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
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余在兰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讣，为之涕如绠縻，适其孤以急信恳余转遽平罗，余手挥一联寄挽之，云：“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
素闻耦贺庚督部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长淮鹾，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联正稳括其意。今年在扬州，闻公眉观察亦有一联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
◎陈玉方侍御陈敦之郡丞延恩，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书名，克继前武，而才气通达，则有跨灶之称，不似侍御之古执也。相传侍御在刑曹时，一日司厅门外车夫喧斗，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陈老爷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处置，侍御熟视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识。”车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识也？”侍御不得已，令转其背视之，曰：“诚然。”一时传为笑柄。按《名臣言行录》中，载魏国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马卒，岁满辞去，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
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耳。然则今之玉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风味，未可厚非矣。
◎庄虞山总戎武臣以不惜死为要义，言语小节，在所轻也。余同乡庄虞山总戎芳机，曾为京口参将，有遗爱。余今年过镇江，尚有询其近况，及闻总戎已物故，并有含涕吁嗟者，武员之得民心如此！忆任参将时，与余同官，值入觐回，告余曰：“我此行几误事，入见时，上问：”汝自江南来时，可见过蒋攸？‘我对曰：“没有。’三问三对如前，上变色曰：”汝太糊涂！岂有江南武官来京，而不向江南总督辞行者乎？‘我急对曰：“有，有，有。’上容稍霁，数语毕即出，而浑身汗透矣。”余诘其故，庄曰：“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名帖拜我，我又未尝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余笑曰：“此自君之束失，然无碍于理，主上宽仁，断不汝罪也。”庄颔之。未几，即升广东总戎去。余初次引疾旋里时，卢敏肃公正为两广总督，一日见庄，曰：“汝识梁ぇ邻否？”曰：“同乡旧好也。”卢曰：“ぇ邻近作神仙，汝知之乎？”庄大惊曰：“作何处神仙？”卢笑曰：“已引疾归田矣。”庄始晤。此亦总戎回闽时向余面述者。记得乾隆间有南省某总戎入觐者，时值南河漫口，奏至，上问：“汝过清江浦时，情形若何？”对曰：“浩浩怀山襄陵。”上首肯，曰：“然则百姓光景如何？”对曰：“百姓如丧考妣。”上斥出之。翼日即有嗣后凡武臣引对，不准通文之谕。此则无理取闹矣。按宋臣高琼，尝从宋主幸澶渊，琼请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城，‘百姓如丧考妣’。”上乃幸北城。虏退后，命寇准戒琼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书语也。”语载《名臣言行录》，古今人事暗合有如此者。
●卷四◎翰林院缘起我朝天聪三年，始设文馆于盛京，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一曰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一曰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之属，各设大学士掌之。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内阁，另设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学士缘起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土、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土、东阁大学士。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加恩授为额外大学士，盖即今之协办大学士也。乾隆十三年谕曰：“《大清会典》开载，内阁满、汉大学士员缺无定，出自简任等语，本朝由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未有定数，自是官不必备，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朕思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又大学士官衔仍兼殿阁，《会典》所载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画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即不必开载，著增入体仁阁名，则三殿三阁，较为整齐。再大学士缺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朕思大学士职司赞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开缺，应俟至一月以后，乃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若缘事降革，则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又五十八年谕：以大学士职居正一品，无庸复兼从一品之尚书虚衔。皆载在《会典》，永著为例。
◎学士缘起今人率称中书为舍人，其实古之中书舍人，尊于今之中书远甚。国初自大学士以下，又设满、汉学士及侍读学士，顺治十六年裁满、汉学士，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俱改为中书舍人，照现在品级加卿寺衔，则亦非今中书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设学士及侍读学士，康熙十年始定满、汉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谥法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韩以工制义追谥文懿，三十年王士祯以工诗追谥文简，尤为稽古殊荣。
◎追谥有因其子孙奏请而追谥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八月内病故，未蒙谥典，伏乞皇上加恩赐谥。”允之，得谥勇壮，此尤为盛朝旷典，此后未有踵而行之者。
◎夺谥有生前得谥而身后削夺者。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于顺治九年三月得谥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夺谥；又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谥文悫，四十三年三月夺谥；又云贵总督卞三元于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得谥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夺谥。以劝忠励绩之事，仍严黜陟予夺之权，亦视其人之自取而已。
◎谥文凡由词臣出身者，谥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撰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又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瑾谥端简，何亦词臣，而不用“文”字，莫详其故，询之馆阁老辈，亦不能答。
◎谥文正凡臣工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说也。《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及恭考我朝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为第五字（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正”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
按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见《钱塘先贤传赞》。我朝之得谥文正者，百余年来亦不过数人，如睢州之汤，诸城之刘，大兴之朱，皆足媲美前修。
道光以来，则惟歙县曹太傅而已。相传吾闽安溪李公，初拟谥文正，后以在学政任内夺情事，改谥文贞，信乎此谥之难能而可贵也！
◎封爵《文献通考》极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论，顾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废，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实万世不易之良规。惟今人遇公、侯、伯，辄称为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称，而于我朝封爵之制，实未之考也。成周以来，列爵惟五，秦、汉时爵二十级，并非世职，其世袭者，只有侯爵，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则公、侯、伯之下，并未立子、男之爵，而别立五等之世职，则共为八等。彼时尚未定汉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为子职，阿思哈尼哈番为男职，各分三等，以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凡公、侯、伯，无论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为正一品，一、二、三等男为正二品，一、二、三等轻车都尉为正三品，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
◎武阶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以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盛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寄圃先生晋揆席，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
◎绿营武阶国初绿营提督、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委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武职回避武职有与文职异者二事。文职皆回避本省，武职则于乾隆十二年议定：副将、参将无论水师、陆路，均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守备准于五百里外及隔府别营题补，至千总末属微员发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虑，仍留本省题补，不必回避。
又河营参将员缺，如果无籍隶他省，熟谙河务之人，亦准于本省人员内保题补用。
又议准水师与陆路不同，若必尽用他省之人，恐一时不能熟练情形，转于水师无益，嗣后水师副将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职遇丁忧，毋论大小，皆令离任，而武职初制，则凡遇亲丧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职，不准回籍。康熙间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军机调遣者，不在此例。凡有亲丧各官，二十七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盖《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职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
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
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准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
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间，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钜钅鹿太守、扳授顿邱太守以下二十馀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尘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已有此号矣。
◎日本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
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害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
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卷五◎请铸大钱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A040]人之职，[A040]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东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南（此下疑脱一“有”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祭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
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