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园丛话 - 第 21 页/共 45 页
慈云洒法雨，遍满十方界。化身千百亿，非幻亦非真。觅赞不可得，为师作赞竟。
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吴兴赵孟ぽ焚香谨赞。“此幅往在吴门陆白斋先生家见之，曾倩南浔陆梅圃临过一幅，后为友人攫去。观此两像皆画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传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绝少。忆于甲寅三月，余在钱塘晤鲍绿饮先生于西湖寓中，见一卷，当是夫人生平杰作。后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于姚，居南浔，一诗一跋，写作俱妙，题云：“绿窗无长物，树蕙与滋兰。光风布淑气，扬扬畹亩闲。窗外何所有？修竹千万竿。密叶敷下阴，劲节当岁寒。方欣同臭味，且以报平安。吾妹忽来过，绿纱生薄寒。幔结贻佩纟襄，重之青琅。写真一挥洒，翰墨犹未干。古意镇长在，高风渺难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后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国夫人仲姬见访于南浔里第，燕坐君子轩。夫人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爰使女奴磨墨，写此幅于轩中。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为吾子孙者，可不宝诸？俟他日妹丈松雪来看，当又乞题咏也。姚管道杲识。“
赵仲穆书画，昔人称其克绍家风，然用笔太重，重则近俗，无复有乃翁秀色。
因知笔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间，虽父子不能传也。余弱冠时在吴门见仲穆手书长卷，所录古今体乐府小词共计三十五首，后题“延六年春正月寄吴德琏姊丈一观”云云，后有文衡山、许初两题，皆精。衡山跋谓德琏者即王国器，魏公长婿也。德琏长于新乐府，当时为杨铁崖所称，故此卷所书乐府为多，岂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书其先世宋丞相雍国忠肃公允文所撰《诛蚊赋》，桂花纹白绫本，共计七十二行，最后十七行参错书在纸上，盖应其方外交闲上人所请也。后有鲁威、柯九思、苏大年、王敬方、郑元、杨椿并元书刻石疏共七题。此卷明时藏沈石田家，后归吾乡华东沙氏，至本朝又为梁蕉林所得，毕氏《经训堂帖》始刻之。
饶介之号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乱隐居姑苏，跌宕自喜，尝与云林生往来。
工草书，宗怀素。余尝见其《蕉池积雪》诗卷，童梧冈侍郎所藏也。后有金问、魏瀚、吕{常心}、吴昂、王淮、朱应祥、蒋宗谊、姚公绶、鲍浩、马时正十人题跋，并卞令之、安鹿村书画印记，惜为后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张伯雨书，实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种逸韵，与柯丹邱异曲同工。曩从王梦楼太守案头见所书《台仙阁记》，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缣短幅，平生所见甚多，一时难以悉记。
赵大年《江村秋晓图》，绢本，无款，前后有元初人图书印三方，后有龚肃、吴讷、赵孟ぽ、陈敬宗四题，真迹也。
高房山山水简澹超逸，可与二米相伯仲。余尝见其墨竹一幅，亦可与吴仲圭、顾定之相伯仲矣。有赵松雪一诗题其下，云：“高侯落笔有生意，特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
黄子久与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俱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烦简得中，不特为三公之冠，实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时所见画幅甚多，惟在京师内务府胡某家见《浮岚暖翠》一幅为最妙。
王叔明为松雪外孙，画宗李，而皴法少异，其品在松雪、大痴之间，万壑千岩，长松修竹，又是一种迳。余尝见叔明画《紫云山图》真迹，出笔奇古，与平时所作迥异，固知名家一丘一壑，无不臻妙境也。
叔明尝为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余在秋帆先生家见之，高八寸，长三尺许，纸本，不著名款，惟用“黄鹤山樵印”一方，后附孙作撰传，王掖撰序，胡俨撰记，金声跋语，皆一时名手。张丑题云：“万历戊午春获于长洲吴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与九成为中表兄弟，每过南村，辄流连不忍去，兴酣落笔，郁深至，可一扫丹青故习，非《松风阁》、《听雨楼》、《琴鹤轩》诸卷所可比伦也。旧时尚有叔明自题篆书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懒游窝》图卷，纸本，高六寸五分，长一尺四寸。后有记二十行，书法类右军《东方先生画像赞》。题款曰“壬寅九日句吴倪瓒为安素先生写”，最后有彭敬叔、徐乘二诗。按《云林集》载此文，文中所谓金君安素者，实先世永谦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荐辟，以人材科将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读堠山之阳以终其身，距云林所居甚近，家谱所载。是卷昔尝见于陆白斋先生家，既又见一幅，有记无图，毕秋帆尚书所藏，曾刻入《经训堂帖》者，实伪本也。
又尝见云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题“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后有吴匏庵、卞华伯二诗，吴云：“听松庵里试茶还，第二泉边更看山。独有去年诗兴在，云林清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几时还？留得溪亭对远山。老我今为亭上客，啜茶闲试鹧鸪斑。”俱是真迹。
梅花道人书画俱妙，余所见不下一二十种，画竹尤多于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则斌笠耕少仆所藏之绢本雨竹，皆仲圭生平杰作也。又道人有草书《心经》一卷，为诒晋斋主人所藏，后赠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与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属余刻石梅花庵，有跋记之。
顾安字定之，善画墨竹，吴仲圭以苍老胜，定之以秀色胜也。扬州吴杜村观察有小幅立轴，余曾双钩刻石，赠江元卿员外。又吴门王月轩所藏长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钱塘赵氏见一幅，后有屈生题云：“海内人传顾定之，生平画竹发清奇。披图记得湘江夜，翠影参差月下时。”
僧大书《七宝泉开山顺庵主行实》并道衍书《顺庵主塔铭》合卷，有钱仁夫、李应祯、戴冠三题，吴县光福寺中旧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书时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见成祖之前。
元僧善继三世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在今虎丘半塘桥龙寿山房。相传金华宋景濂是善继后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后。明人题跋观款散题于诸卷上者凡数十处，不能尽记也。
有元一代，书法大约俱由松雪门迳，如柯丹邱、白湛渊、郭天锡、张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独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鲜于困学、康里子山、邓善之、周公瑾、杨铁崖、陆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画家全讲气韵，不名一格，实能超出唐、宋人刻画之习。黄、王、倪、吴无论矣，生平所见者，山水则朱泽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壶、曹云西诸家，花卉人物则王若水、王元章、钱玉潭、孟玉涧诸家，兰竹则郑所南、李仲芳、苏昌龄、顾定之、李息斋及其子遵道诸家，如过眼云烟，不能悉记，皆所谓以气韵胜人者也。
●丛话十一上。书学◎钟鼎文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觯觚敦簋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篆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宦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
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
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又吾衍云：“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竹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
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窦Н《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
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时代使然耳。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
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讠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