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杂记 - 第 2 页/共 5 页

书齐鲁封泥集存后 　　《齐鲁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间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绝，自其形制观之，亦当为汉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间国封于孝景前二年四月，胶东国治即墨封于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讫于王莽之篡，未尝为汉郡。是前汉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为光武初年之物。然细观其形制文字，终不类东京，且考之后汉之初，亦无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汉，为胶东国都，然王莽废胶东国为郡，改为郁秩。郁秩故胶东国属县，则莽时郁秩郡，当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复胶东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六县，以郁秩为首。至肃宗时，复孙敏有罪国除，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食一县，以胶东与即墨为二县。胶东前无此县，盖即郁秩，此又复汉初之胶东，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证也。故光武初年，决无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后，胶东国又未尝为汉郡，则此印非汉初之物而何？若云汉初之物，则即墨自战国时已为重地，与临淄并，故张仪说齐王曰“临淄即墨之饶，非王之有”，田肯说汉高帝亦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故田市王胶东，实都即墨。汉高帝以胶东等郡，封子肥为齐王，文帝分齐别郡，置胶东国，亦仍其故治，而中间胶东郡之称，或为即墨，犹菑川郡之或称剧郡，各以所治之县名也。故即墨之为汉初之郡，殆无可疑。《汉书·高五王传》谓“齐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犹当为悼惠王所铸也。河间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决其为汉初之物。谓汉初已有大守之称，似与《景帝纪》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战国时已有此称。《墨子·号令篇》云“操大守之节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亲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气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赵策》“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县令”，《史记·赵世家》亦引其文，则战国时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号令》诸篇多秦汉间制度，或系汉时墨者所作，《战国策》之文亦系后人增损，然上文所陈地理沿革上之证据既如彼，则吾人转可由此封泥，而证汉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为大守、都尉，不过以七国既平，大启郡县，其时守土之官，或称郡守，或称大守，乃整齐画一之耳。呜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于地理官制上关系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贵也。封泥中又有齐昌守丞封泥，此亦齐悼惠王时物。按《汉书·地理志》无昌郡，惟琅邪郡有昌县，又千乘郡博昌下有应劭注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则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东莱郡旧名也，此与即墨郡皆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齐字，尤为明示此事实矣。 　　 　　俄人获西夏所刻书 　　十余年前，俄人某于甘肃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书，有西夏字书，前列西夏文，而以汉文音注之。去秋，圣彼得堡大学助教伊凤阁氏，携其一叶至京都，余亲见之。全书都五十余叶，字贵朴讷，大拟北宋末刊本。又有戏曲一种，不知何名，时方观罗叔言参事所藏元刊杂剧，伊君即云板式与此略同。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亲见其书，疑为宋时杂剧。狩野归时，当以照相本来，此事大值研究也。 　　 　　内阁大库书之发见 　　敦煌古写本书发见之后二年，内阁大库之书始闻于世，后其书归京师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书，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矣（在《古学汇刊》中）。此外地志一类，已整理讫，亦有目录。然内阁旧有书目当册，系光绪十年间所点存者。庚子之乱，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见其传写本，凡《图书馆书目》所载之书，杂见其中，尚有明末国初之重要公文书籍矣。有关史争者，不胜枚举，其可贵比之所藏宋元本书，或且过之。内阁既不重视此物，学部图书馆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毁，亦恐在废纸堆中矣。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在宣统元年。时方议摄政典礼，求国初故事，不得。乃索诸库中，始知书架之后，尚有藏书之处。然光绪十年间，此库曾清厘一次，后乃忘之，盖阁员之与其事者死亡迁转尽矣。至是乃重整理，归之于图书馆，然流出外间者亦有之。又其时乾隆以前黄本、题本充库中，某相以日久无用，奏请焚烬，已得谕旨，乃露积庭中。时罗叔言参事至内阁，取一束观之，乃管松崖干贞督漕时奏牍，又阅一束，则阿文成桂西征奏牍也，皆顺年月，排列颇为整饬。乃言诸学部，以此种题本，皆系史材，焚烬可惜，可置京师图书馆中。经学部尚侍辗转商议，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毁，然已暴露月余，经雨数次矣。书至学部时，图书馆未成，乃置诸国子监南学。想今尚无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内阁大库清理之役，历科殿试卷，并与黄本题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试卷多为人去取。后亦归学部置诸大堂后，今尚在云。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内阁大库所藏地图凡二大架，背记纸数，用阿剌伯数字，盖康熙中西洋人所测绘也。初内阁以旧图无用，欲焚之。罗叔言参事见之，乃言诸学部，置诸京师图书馆。乾隆十三排地图铜板，铜质其厚，而图作凹凸形，须以机器重压，乃能印刷。至咸同间，已无知其印法者。时铜价甚贵，或议毁以铸钱，有沮之者，乃止。今当尚在内府。其印本传甚少，惟经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游历中亚细亚时，于敦煌西北古长城故址，得汉代木简数千枚，其文字可读者尚近千枚。携归英伦后，即刻寄法国沙畹教授处，属其考订。早有发行之说，至今未果。盖简数太多，尽失编次，欲整齐次第，复还旧观，良非易事。其迟迟出版，非无故也。长城古简中有字书，然非《急就篇》，意当为《仓颉》、《凡将》、《训纂》、《磅喜》诸书也。考汉时版牍，但为奏事移文通问之用，其写书皆用竹帛。此乃用木，盖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欤。斯氏此行，又于长城遗址下掘得汉帛二条。一条广汉尺尺许，长寸许，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国古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其一条广汉尺二尺二寸，长寸许，绸有波纹。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贻书来言如此。然古绸字非帛名，疑本文当作紬。又汉任城国食任城、樊、亢父三县。“古父”本文，当作“亢父”。至此紬所记之长短广狭价值均与古书所记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广考》，文繁不录。 　　 　　斯坦因三访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访古，以于阗方面为主，所著《古代和阗》一书，实公其访古之结果者也。第二次访古，则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横绝达马干大沙漠之役，最为壮举。后于昆仑山麓之高地，或受严寒，丧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则以在敦煌塞下及罗布淖尔北岸者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旦》（西人称中国之名），则公其第二次访古之结果者也。据最近消息，斯氏去岁，又从事第三次之访古，现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详，然益于世界学术者必非浅鲜。吾侪既略陈斯氏历次之功绩，又祝其此行之康宁，我国学者亦可以兴起矣。 　　 　　敦煌石室古写本书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写本书，其中梵文、波罗继文、回鹘文、吐蕃文之书，大半为斯坦因携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继至，乃悉取汉文书籍之佳者以归。所留者尚六千卷，大抵释典也，亦时时流出，游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时罗叔言参事在学部建议，以为此书宜归京师图书馆。甘督乃遣委员某斋送至京师。委员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干没其一部，近年京师市上所流传之写本经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号、书人姓名，其流传在外者，不下数百卷。惟刘幼云祭酒得《盐铁论》残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罗叔言参事得《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大公家教》一卷与现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在京师图书馆之杜正伦《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书》残卷及《开元律疏》第二残卷，为四部之书。其余皆为释典也。京师图书馆之敦煌佛经中，亦有他教经典，内有摩尼教经一卷，失去前后题文字，全仿佛教，颇为巨丽，亦当时文士所润色也。罗叔言参事百计求得副本，印于《国学丛刊》中。伯希和博士译为法文，并列原文，载于《通报》中。日本羽田亨学士亦有考订，与伯氏之书同时出版，均确证为摩尼教经典。摩尼教之汉文经典，此与前伯希和氏携归之断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写本书，当其留滞京师时，罗叔言参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书·顾命》残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青》、术天福刊本《金刚经》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经》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摩尼教残经》一卷；石刻则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残《温泉铭》、唐拓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一纸、柳公权《金刚经》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日本藤田学士丰八笺注本。此外小品汇为《敦煌石室遗书》，颇行于世。嗣是伯君又前后寄来影片，几及千枚，其中佚书，如《郑注论语》四卷（《自述》而至《乡党》）、无名氏《穀梁经传解释》一卷、无名氏《晋纪》一卷、晋孔衍《春秋后语》、《魏语》一卷、又节本《赵语》、《韩语》、《魏语》共一卷、唐无名氏《张延缓别传》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残《地志》一卷、唐李筌《阃外春秋》二卷、《星经》（附立像诗）一卷、北齐祖埏《修文殿御览》一卷、唐杜嗣先《兔园策府》残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又残类书二卷、无名氏赞《道德经义疏》一卷、《唐人选唐诗》一卷，皆千余年未见之秘册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书孔氏传》（夏商二书）、《毛诗》四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卷、范宁《榖梁传集解》一卷、陆德明《周易释文》一卷、《庄子》三卷、《文选李善注》二卷、又无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咏》一卷，虽大半残缺，与宋以后刊本，大有异同。罗君拟尽用玻璃版精印，并加考订，已成其半，数百年来争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见六朝唐人写本书，又得读种种佚书，不可谓非艺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来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图》、《新集文词》、《教林文词》、《九经钞》，均唐时浅人所为，燕陋殊甚。又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则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赁，此二书罗君拟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后语》、《秦语》残卷、《太公家教》一卷，并移书伯君属照《陈子昂集》、《唐历日》，及唐刊《切韵》、《唐韵》等，汇成全书。盖敦煌所出四部书之精华，略尽于是矣。汲冢所出之书，计《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系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诗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简尽折坏，不识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师春》一篇，宋时尚存。《纪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后人假托，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书，存者惟《穆天子传》耳。今敦煌所出之书，其时代虽近，然晋太康距周末仅五百年，今日距离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过之。今得罗君一一考订印行之，不至于汲冢之书，藏之中秘，旋为灰烬，其有功于艺林大矣。 　　 　　简牍出土之事 　　简牍出土之事，古代亦屡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为晋太康中之汲冢书，存今者仅有《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二种。而《纪年》一书已非原本，《穆天子传》虽未有窜乱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晋三体石经中古文及《伪古文尚书》，则其书之果为汲冢原书否，与当时荀勗、束晢等果能真识古文，及能正确写定否，尚一疑问也。与汲冢书同时出土者，当有汉明帝显节陵中册文，则不过一简。又南齐时襄阳人发楚王冢，得《考工记》十余简。惟宋政和中，关右人发地，得竹木简一甕，往往散乱，惟讨羌符文字尚完，后其简入梁师成家。《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内府重器，有木简一项，则当时所得者，后为金人辇之而北矣。以数次出土者，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余皆琐屑不足道数。即以汲冢书论，则《穆天子传》、《纪年》二书，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尽信。斯氏所得，则皆汉晋人之簿书公牍，纪当时事者，较之史书之成于后人手者，尤为可贵。又古代未有摄影之术，印刷之法，流传之道，惟赖释文。而魏晋之交，古文绝学，以隶定古，盖难尽信，故原本既亡，其书即熄。今则简牍西去，印本东来，其可读可释，可久可传，殆无异于原物。此今日艺术之进步，而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简之长者为尺牍 　　木简之长者，得汉建初尺一尺五寸许，其余大抵长一尺，即所谓尺牍是也。其形制之异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稜形，以一面广者为底，而以二狭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则成一钝角二等边三角形。罗叔言参事据古代盛酒之觚及宫室之觚稜，证觚之确为三面，以正颜师古觚为六面或八面之说，其论笃矣。簿则短而广，前绌后直，与笏形相似，余据《汉书·武五子传》、《蜀志·秦宓传》及杜预《左传注》，证此种簿，非徒用以记事，且以代手板之用，与周人用笏以书思对命同意。皆足以补正余前作《简牍检署考》之不足者也。 　　 　　简中书体 　　简中书体，有小篆（仅二简），有隶书，有草隶，有章草，而天汉三小一简，隶书极草率，笔势方折，竟似正书。草隶向惟于汉陶器墓砖中略见一二，简中此体极多。章草则于王莽时简中已见之，而草隶与章草，亦无甚界限，亦犹章草之于后世之草书也。汉人墨迹，自六朝之末至于唐宋久已无存，《淳化阁帖》所刻张芝等书，实为几经传摹之本。吾侪生千载后，反得见汉人手迹，不可谓非奇遇也。 　　 　　过所 　　余于日本大津三井圆满院中，见唐时通关券二纸，一越州都督府给日本僧圆珍过潼关者，一尚书省司门所给过蒲关者。觉时匆促，未及录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门郎中”条所谓“过所”也。过所二字，见郑康成《周礼注》，则汉时已有此语，然当时通谓之传。汉传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则谓之繻，见《汉书·终军传》，其用木者则谓之棨，见《说文》。今英伦帝室博物馆中，尚有木传，此十余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阗（今和阗）古护国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阗游记》中所印一种木简，余以汉建初尺量之，长得六寸，广不及一寸，上有汉文颇漫"不可辨。然斯氏书中，述他简之文，皆载许某人过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龟兹、鄯善、疏勒之类，盖即魏晋之木传也。其长得六寸，与汉竹使符同。符、传同类之物，则此为汉晋之传无疑。《说文》“专，六寸簿也。”意专、传二字，古或通用欤。圆满院中尚有唐人手书诗翰数十纸，皆五七言近体，略谐平仄，然无一语通者，盖当时海舶贾人所为也。 　　 　　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 　　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绰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迥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想念""见忘也。诏家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同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缘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可据者惟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后为次。惟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考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已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记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记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凉长史，其始于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其名，恐亦不自骏始矣。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車骑将军张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惟见于此而已。 　　 　　邸阁考 　　古代储蓄军粮之所，谓之邸阁，其名始见于汉魏之间。元李治《敬斋古今》曾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举十一事，予复从《晋书》中得一事，《魏书》中得八事，《水经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事，兹并举之。《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阁储峙少’，乃悉载置其营。”此一事也。《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书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此二事也。又《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此三事也。又“毋邱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请速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此四事也。《蜀志·后主纪》：“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此五事也。又《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在长安，与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六事。又《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此七事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穀战具。”此八事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此九事也。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此十事也。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弟孙奂治安陆，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此十一事也。以上皆李氏所举。然邸阁二字，不独三国时用之，自晋以至后魏，尚有此称。以余所知，则《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榖作邸阁讫，而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此十二事。又《李含传》“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难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此为十三事。又《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此为十四事。《晋书·周癧传》：“钱璯至广陵，杀度支校尉，焚烧邸阁”则为十五事。又《刘渊载记》“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榖。”此为十六事。此外见于《水经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晋间之遗址。一河水条。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古关津都尉治也。二济水条。济水又迳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三清水条。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四衡漳水条。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二里，中状若邱墟，盖遣囷故窖处也。五淆水条。淆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此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淆水之邸阁也。六泗水条。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赵一清曰：宿留，公犹之误。是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七清水条。清水又东南迳士林东。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阁。八江水条。公安县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邱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十赣水条。“赣水又历钧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于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晋间，不必后魏所置邸阁。《魏书·食货志》云：“有司请于水运之处，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崖、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唐书·地理志》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有邸阁池”，此必因古邸阁得名。传世古印，又有新平邸阁督、薛邸阁督二印，并敬斋所举，共得三十二事。然此三十二处，非无复出，如后魏之小平邸阁，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阁。《魏书序》纪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则新平与小平，疑即一邸阁也。又后魏之漳崖邸阁疑即《水经注》之巨桥，济州邸阁疑即《水经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二。而其未见记载之邸阁，数或当倍乎此也。以上邸阁其十分之八，皆临水为之，此因便于运输之故。其邸阁大抵有城，其主邸阁事者，则三国时谓之督，晋时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余万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万斛之粟，可供十万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顿大邸阁，可足军人四十日粮，非虚语也。此事自秦以来已然，楚汉之战，食敖仓粟者数年，虽关中转﨓，数年不绝。然其初，仓粟自足支数十万人数月之食，至隋以后，邸阁之名虽废，然隋氏诸仓，存榖至多，时卫州有黎阳仓，洛州有何阳仓，陕州有常平仓，华州有广通仓，通相灌注。又令诸州各立义仓，关中大旱，命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则一仓之储，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勣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兵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承炀帝奢侈，生民流离之后，而储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晋六朝邸阁之上矣。 　　 　　 　　东山杂记 　　 　　卷二 　　姐即母 　　余见元刊本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称父为阿马，母为阿者。阿马为女真语，今犹用之，殊不知其所出。若阿者，则恐金人所用古语也。《淮南子·说山训》：“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虑爱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说文》：“姐，蜀人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读若左。”《广雅·释亲》：“姐，母也。社、姐音略近，姐，即社也。”故《北齐书》太原王绍德称其母李后为“姊姊”。至南宋时，高宗犹呼韦后为“大姐姐”。（见《四朝闻见录》）则金人呼母为阿者，即阿姐之音转，未必为女真语也。 　　 　　哥子 　　洛阳新出五代韩通墓誌称其子为“三哥”“七哥”。宋元人小说，载韦太后对徽宗言，呼高宗曰“九哥”。（语出《南渡录》及《宣和遗事》，虽伪书，其称谓当有所本也。蔡絛《铁围山丛谈》，亦记徽宗目其仲兄曰“十哥”。然则哥者，就其父而呼其子，犹今之呼哥子也。元世祖呼董文炳为“董大哥”，以其为董俊之长子也。成宗呼董士选为“董二哥”，以其为文炳次子也。禁中呼皇子为阿哥，其意亦同。皆与兄称无涉也。 　　 　　祖与帝 　　今日仆婢对主人之称，皆子孙对其祖、父之称也，曰大人，曰老爷，曰爷，曰太太，曰奶奶，曰娘娘皆是。曰少爷，曰小姐亦然。姐乃母之称，非妹妹之称姊也。推而上之，则谓天为上帝，天子自称曰皇帝，亦祖先之称。古者谓始祖之父曰帝，帝者蒂也。古文帝字，象蒂之形。人出于帝，犹花出于蒂。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谓之帝。帝，谓祀帝也。故《诗》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商鼎文曰：“帝已祖丁父癸。”帝、祖、父并言，明乎帝为始祖之父也。始祖可知，始祖之父为不可知，故帝之。帝也者，神之也。至《曲礼》谓“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又推始祖之父之称，以称既死之祖父。至以称神当为后起之名。汉儒不知此义，乃有感生帝之说；秦始皇不知此义，乃自称皇帝，则又近于预凶事也。 　　 　　官家 　　汉人谓天子曰悬官，六朝及唐宋谓之官家，宋禁中云宫里亦是，金元人则谓之官里。宋人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释“官家”二字，非也。官家，犹古称王家公家。唐人言州家、使家，见昌黎诗耳。其意与官里无异。 　　 　　总统 　　西洋共和国之执政者，我国昔译之曰总统。元时有总统天下佛教道教，总统某地佛教道教等名目。然人罕以是称之，其得此称而最著者，则杨琏真伽之称杨总统是也。 　　 　　名有以卑为尊者 　　名有以卑为尊者，如周之执国政者谓之冢宰、太宰。按《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也。”是宰本至贱之称。自春秋以后，则执国政者，或谓之相，或谓之相国，或谓之丞相，或浑言之宰相，然相之本义，谓瞽者之相，亦贱者也。汉中叶以后，政在尚书、中书，后代因之。至唐即以尚书令、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之官，然此数者，皆汉之卑官也。明以后，宰相称大学士，然其初亦只五品官。此皆先卑而后尊者。有以尊为卑者，如称秀才为相公，医生为大夫为郎中，掌礼为大夫，典伙为朝奉，薙发匠为待诏皆是。然比之五代宋初呼小儿为太保，走卒为太尉者，则又不足怪也。 　　 　　夫人非夫对人称妻之辞 　　古者大夫之妻，称内子，犹天子之妻称后。诸侯称夫人乃他人尊之之称，非大夫自称其妻也。盖子者男子之美称，内子则女子之美称。今则上下通有此称，并为夫对人称妻之辞，与古大异。 　　 　　古者夫非美称 　　古者夫非美称，《诗》云“狂夫”，《春秋左氏传》云“役夫”“畔夫”，《论语》云“鄙夫”，《孟子》云“顽夫”“儒夫”“薄夫”。其单称夫者，如《诗》之“夫也不良”，《左传》之“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公羊传》“夫何敢，是将为乳乎？夫何敢”，《檀弓》之“夫夫也，习于礼”者，皆轻蔑之辞。盖古者臣虏谓之夫。孟鼎云：“锡女邦司三百人，鬲口驭至于庶人六百有五十有九夫。锡乃司王臣十有二百人，鬲千有五十夫。”吴清卿中丞释鬲为献。《大诰》“民献有十夫”，文例正同。吴说是也。然则邦司王臣称人，献及庶人称夫，显有区别。盖献者，战胜所俘之民，《曲礼》“献民虏者操右袂”是也。《酒诰》“汝劼毖殷献臣”，《洛诰》“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献臣献民即殷之遗臣遗民。周之克殷，虽未必优俘其众，然谓之为献，犹用古代遗语。观周公迁殷顽民于雒，分鲁卫以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皆殷之献臣献民也。孔子所谓文献不足者，盖亦谓遗老既尽，无能谈夏殷故事者。郑康成训献为贤，与《伪孔传》以献为善，均失其指矣。故孟鼎以献别于王臣，谓之曰若千夫。古今文中赐夫者尚多，皆战胜所俘者也。然则大夫、夫人与夫妇之夫，盖其后起矣。古文臣字象俯伏之形，其始与献字同意，故《书·微子》曰“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小雅》亦云：“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左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康成注《孝经》亦曰：“男子贱称。”则臣亦称臣虏。孟鼎所以分别臣与献者，盖臣为旧附之民，献为新俘之民，犹元时之分汉人与南人矣。 　　 　　家人 　　今谓仆隶为家人。按《汉书·儒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辕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师古曰：“家人，言仆隶之属。”则汉时已有此称。《王无功集》陈叔达答无功书云“贤弟千中及家人典琴至”，则唐时通称仆为家人，故师古注《汉书》云尔。孔子时弟子称师为子，孟子时称其弟子为子。周时诸侯之臣，称诸侯为君，汉时则皇帝称臣下为君。汉文帝称冯唐为父尤奇，然《史记》之作“父”，《汉书》已改为“父老”矣。韩退之《祭女孥文》自称“阿爹阿八”。赵彦卫《云麓漫钞》疑唐人称母为“阿八”。今南方则称父为阿八，金人称父为阿马，然古今皆称母为阿妈。 　　 　　令弟与家兄 　　今人称人之弟曰令弟，自称其兄曰家兄，由来已久。然谢灵运《酬惠连诗》云：“末路值令弟”，乃 　　自称其弟也。李颀放《歌行答从弟墨竹》亦云“吾家令弟才不羁”。余见唐人所书晋孔衍《春秋后语》背记，有沙洲人咏张义潮之兄义泽入朝事。语极鄙偃，曰“家兄亲事入长安”，乃称他人兄为家兄。可与谢康乐之令弟作一巧对。 　　 　　缠足之始 　　缠足始于何时，前人考者甚多，尚无定说。余见唐周昉所画《听琴图》，一听者，一弹者，皆贵人，不缠足。惟宫女侍立者二人，则蹑利履甚纤削。可知唐宫掖中已为之，但妃嫔等尚不尔耳。 　　 　　望江南菩萨蛮风行之速 　　上虞罗氏藏敦煌所出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有唐咸通间人所书《望江南》二阕、《菩萨蛮》词一阕，别字甚多，盖僧雏戏笔。此二阕，唐人最多为之。其风行实始于太和中间，不十年间，已传至边陲，可见风行之速矣。 　　 　　木兰辞之时代 　　乐府《木兰辞》，人人能诵之，然罕知其为何时之作。以余考之，则唐太宗时作也。其诗云：“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按：隋以前，但有官品，未有勋级，唐始有之。《唐六典》“司勋郎中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则此诗为唐时所作无疑。又，诗中可汗与天子杂称，唐时惟太宗称天可汗，当是太宗时作。前人疑为六朝人诗，非是。 　　 　　杜工部诗史 　　杜工部《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此追怀开元末年事。《通典》载“开元十三年封太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五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正此时也。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云“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盖此十年间，吐番云南，相继构兵，女谒贵戚，穷极奢侈，遂使安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乱矣。杜诗云：“终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此至德初长安酒价也。“岂闻区绢直万钱”，此广德蜀中绢价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此天宝间渔阳海运事也。三者史所不载，而于工部诗中见之，此其所以为史诗欤？ 　　 　　吴梅村清凉山谮佛诗与董小宛无涉 　　吴梅村《清凉山谮佛诗》四首，咏孝献章皇后事，盖其时民间盛传世庙入五台山为僧之说。然梅村此诗第三首云：“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是世祖虽有欲幸五台山之说，未果而崩也。而《读史有感》八首之一则云：“弹罢警弦便薤歌，南巡翻似为湘娥。当时早命云中驾，谁哭苍梧泪点多。”其二曰：“重壁台庙八骏蹄，歌残黄竹日轮西。君王纵有长生术，忍向瑶池不并楼。”又似真有入道之事。盖梅村时已南归，据所传闻者书之，故二诗前后异辞。即《读史有感》之第三、第八两首，亦云：“九原相见尚低头”“扶下君王到便房”，与前两首不合矣。《清凉山赞佛诗》云：“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汉主坐法宫，一见光俳徊。”又云：“可怜千里草，数落无颜色。”诗中明寓一董字。世祖《御制孝献皇后行状》亦称董皇后。近有妄人，谓后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白，附会梅村《题董白小像》诗有“暮门深更阻侯门”之句；又以梅村集中此诗之次，为《题董君书扇》诗两首，又其次为《古意》六首，其末章云：“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横相牵涉，遂以《御制行状》与辟疆《影梅历忆语》合刻一帙。近缪艺风秘监《云自在庵笔记》中，亦载此行状，已微辨其误。按：董氏，实董鄂氏，又作栋鄂氏，为八旗著姓。世祖妃嫔中，出于董鄂氏者共四人，一即孝献皇后，内大臣郑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已卯封皇贵妃，十七年八月壬寅薨，以皇太后旨追封为皇后。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实为后而作也。世祖贞妃，亦董鄂氏，轻车都蔚巴度之女，即以世祖晏驾之日自杀。顺治十八年二月壬午谕曰：“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封以昭淑，应追封为贞妃。钦此。”梅村《读史有感》八首及《古意》六首亦间为妃作。此外，妃嫔中尚有二董鄂氏，一封皇考宁谧妃，一封皇考端懿妃，皆见于纪载者。至世祖二后，则废后博而济锦氏，既降为静妃；后博尔济锦氏，即孝惠皇后，亦无宠。见于《御制孝献皇后行状》及屡次谕旨中。由此事实知不独董小宛之说荒谬不足辨，即梅村《读史》、《古意》诸诗，自可迎刃而解。其《读史》之三云：“昭阳中帐影婵娟，惭愧深思未敢前。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古意》之四云：“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此两首则为孝献作。至《读史》之八云：“铜雀空施六尺床，玉鱼银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床。”《古意》之二云：“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买履中。”此二首则为贞妃作。若《古意》之一云：“争传婺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那得恨长门。”此首当指孝惠或静妃言之。又《读史》之七云：“上林花落在芳尊，不死铅华只死恩。金屋有人空老大，任他无事拭啼痕。”则又兼写数人事，此外各首当一一有所指，然与董小宛无涉，则可断也。 　　 　　吴梅村仿唐人本事诗为孔四贞作 　　梅村《仿唐人本事诗》四首，其后三首，靳氏《集览》谓为孔有德女四贞作，是也。殊不知第一首亦然。其辞曰：“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林冷，身在昭陵宿卫中。”按：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卯谕礼部曰：“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北王孔氏忠勋嫡裔，淑慎端庄，堪翊壶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云云。是四贞立为皇妃，已有谕旨，未及册封而世庙登遐，后遂适孙延龄，故有“待年长罢”之句。然则四首，实皆为四贞作也。 　　 　　季沧苇辑全唐诗 　　钦定全唐诗，以明海盐胡震亨之《唐音统签》为蓝本，此人人所知也。余在京师，见泰兴季沧苇侍御振宜所辑《全唐诗》清稿，计一百六十册，中缺二册，蓝格写本，卷首有“晚翠堂嘉定钟光张氏图书”、“听秋馆扬州季南官珍藏”印。他卷又有“大江之北，御史季振宜章”、“扬州季沧苇氏珍藏”诸印。前有康熙十二年沧苇“自序”，称“集唐以来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诗，得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迄今十二年，正十年矣。”又云：“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事未毕。予乞其稿于尚书族孙遵王，残断过半，踵事收拾而成七百余卷”云云。其标题初曰《唐诗》，后改《全唐诗》。其诗所出之书，皆以朱文印印之（如《文苑英华》之类）。卷二百九十一《张文昌集》后，卷三百四十后均有沧苇手题。此书索值甚昂，后来归谁氏。案康熙间，全唐诗局开于知扬州，曹楝亭通政方为两淮盐政，实主其事。沧苇之书，近在咫尺，不容不入局中。且书成即用其名，则于胡书以外兼本季书可知。季序称其书原本出于钱东涧，涧与胡孝辕非不相知者，或闻胡氏统签已成，因而中止，而沧苇未见胡书，遂因而成之欤？惜胡书仅存戊、癸二签，不能一一比校，又当时书肆，索书甚急，并不及与钦定《全唐诗》一比校为憾事也。历代官书，例多剽窃，如北齐《修文殿御览》，陈振孙疑其用梁徐僧权《编略》，宋《太平御览》，则又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通典》、《文思博要》诸书为之。敦煌新出之《修文殿御览》残卷出，而更得一确证。钦定《续通考》之稿本，前年尚在厂肆，乃据明王圻《续通考》而增删之者。《全唐诗》亦然。邓釬之《全金诗》，幸当时自行奏进，故仍题其名，否则修书之臣，又将攘为己作矣。 　　 　　罗振玉藏元刊杂剧三十种 　　上虞罗氏所藏元刊杂剧，凡三十种，旧藏吴门顾"，去岁日本人某购之以东，为罗君所得，乃黄荛圃故物也。荛翁题跋，屡称其所藏词曲之富。以明李中麓所居有词山曲海之名，故自名其室曰“学山海居”。其所藏词最著者，有元刊《东坡乐府》二卷、元刊《辛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后归汪氏艺芸精舍，今在杨氏海源阁，临桂王氏四印斋曾刊之。此外尚有汲古毛氏影宋本词若干种，亦见他题跋中。惟所藏元曲，世未有知其详者，其见于《士礼居题跋》者，仅《太平乐府》、《南峰乐府》二种，与"唐丁氏所藏元刊《阳春白雪》，为荛翁故物耳。不谓尚有此秘笈。此书书匣，尚为黄氏旧物，上刊荛翁手书楷十二字，曰“元刻古今杂剧乙编士礼居藏”，隶书二字，曰“集部”。此编既为乙编，则尚有甲编，今不知何在矣。此三十种中，其为《元曲选》所有者十三种，其目为《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郑廷玉撰）、《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摶高卧》（马致远撰）、《赵氏孤儿》（纪君祥撰）、《新刊的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张国宾撰）、《新刊关目陈季卿悟道竹叶舟》（范康撰）、《大都新刊关目公孙汗衫记》（张国宾撰）、《新刊关目看钱奴买冤家债主》（郑廷玉撰）、《新刊关目马丹阳三度任风子》（马致远撰）、《新刊关目张鼎智勘魔合罗》（孟汉卿撰）、《新刊死生交范张鸡黍》（宫天挺撰）、《新编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岳伯川撰）、《新刊的本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武汉臣撰）。此十三种，与《元新曲选》本，大有异同。此外十七种，则明以后未有刊本，其目为《古杭新刊关目李太白贬夜郎》（王伯成撰）、《新刊关目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宫天挺撰。此本撰人，本无可考，惟元钟嗣成《录鬼簿》载天挺有《严子陵钓鱼台杂剧》，此剧意极近天挺所撰。《范张鸡黍》，殆即宫所撰也）、《古杭新刊尉迟恭三夺槊》（尚仲贤撰）、《古杭新刊关目风月紫云庭》（据《录鬼簿》，石君宝、戴善甫均有《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此不知谁作）、《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关汉卿撰）、《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关汉卿撰）、《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郑光祖）、《新刊关目诸葛亮博望烧屯》（撰人无考）、《新刊关目全萧何追韩信》（金仁杰撰）、《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关汉卿撰）、《新编关目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狄君厚撰）、《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关汉卿撰）、《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孔文卿撰）、《古杭新刊霍光鬼谏》（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乃元杨梓撰）、《新编足本关目张千替杀妻》（撰人无考）、《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撰人无考）。原书皆不著撰人姓名，余为考订如右。惟《小张屠焚儿救母》一本，前人从未著录，盖亦元末明初人所未见也。此书大抵有曲无目，讹别之字，满纸皆是。板乐亦似今之七字唱本，然为皆元刊无疑。其中惟《范张鸡黍》、《岳孔目替》、《杀妻》、《焚儿救母》四种为大字，余的小字。其题大都或古杭新刊云云，恐著其原本所出，未必后人汇集各处本而成此书也。荛圃所藏曲，尚有元刊《琵琶记》，见于《题跋》。今贵池刘氏所藏者，不知即其书否？黄荛圃所藏元刊本《琵琶》、《荆钗》二记均归汪阑园，见《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后《琵琶记》为吴县潘文勤公所得，又入浭阳端忠敏家。中敏卒后，其书在贵油刘蔥石处，内元刊《荆钗记》亦在刘氏。然据缪艺风秘监言，《荆钗记》中有制艺数篇，显系明刊。余向疑《荆钗》为明宁献王作，何以有元刊本，闻秘监言乃悟。 　　 　　元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 　　元刊无名氏《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元钟嗣成《录鬼簿》、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均未著录。其剧演汴梁张业屠，事母孝，母病剧，向其邻王员外贷钱购药，不允。乃与其妻遥祷东岳神，愿以其子焚诸醮盘内，以乞母命。母病果愈。至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乃携其子往泰安还愿。适王员外亦挈其子万宝奴往，神乃令鬼卒以王子易张子，而送张子还汴。初疑世不容有此种残酷事，及读《元典章》（五十七），乃知元时竟有是俗。《典章》载皇庆二年正月某日，福建廉访司承奉行台准御史台谘，承奉中书省劄付呈据：山东京西道廉访司，申本道封内有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仆俳优倡伎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神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缎疋。不问远近，四方辐辏，百万余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载痴儿，抛投醮纸火池，以至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聚众别生余事。岳镇海济，圣帝明王，已蒙官破钱物，命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得此，本台具呈照详，送刑部与礼部一同议得。（中略）今承刑部约，请到礼部郎中李朝列一同议得：岳渎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每岁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为己身，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酬愿，拜集奔趋，近路旁午，工商技执，远近咸集，投资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应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云云。则"泰山焚儿还愿，元时乃真有此事，不过剧中易刘信为张屠，又谬悠其事实。元时火葬之风最盛，乃至焚及生人，迷惑之酷竟至于此。乃国家禁之，作剧者犹奖励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元刊《张千替杀妻》杂剧，《太和正音谱》录作《张子替杀妻》，乃《谱》误也。其关目与《太平广记》中载唐人小说《冯燕传》略同。宋曾布曾以大曲水调歌头咏冯燕事，载于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后人或推为戏曲之祖，其实宋人此等大曲甚多，不自布始也。此剧岂翻曾布大曲为之，而易其姓命，抑元人又有此种事耶？剧后不云遇赦事，与冯燕略异，然其正名云“贤明侍制翻疑狱，鲠直张千替杀妻”，则其案亦遭平反。事殆在白中，而刊本删之欤？ 　　 　　元刊本霍光鬼谏杂剧 　　元刊《霍光鬼谏》杂剧，《太和正音谱》著录，属之无名氏，然元姚寿桐《乐郊私语》谓：“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梓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不善南北歌词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则此剧实海盐杨梓所撰。梓，《元史》无传，惟一见于《爪哇传》中。当至元三十年征爪哇，梓以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随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苏，以五百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大军继进，爪哇降，梓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叱耶五十余人来迎。后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卒，赠两浙都转运使、上轻车都尉，追封宏农郡侯，谥康惠。《乐郊私语》详载其历官爵谥如此。明董榖《续淮水志》，载元徐思敬《宣慰杨公斋粮记》云：“前浙西道宣用少中杨公，居海盐澉川镇，事其考安抚总使杨公，以孝闻”云云。则梓又尝为安抚总使。考元代名公如刘太保、卢疏斋等，虽多为小令套数，未尝作杂剧。杂剧家之有事功历显要者，梓一人而已。又据《乐郊私语》记，则后世之海盐腔，元时已有之，且自梓家出。然梓所撰杂剧，则固纯为北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