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 第 5 页/共 7 页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
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玩忽无所惮，谓诗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令平章彭时中以兵会遇春等共击之。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往参谋遇春军事，谕广洋曰：“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一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广，禁军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广洋至赣，见遇春等，传太祖命。时天瑞拒守益坚，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
正月己巳，太祖闻遇春克赣不杀，喜甚，遣使褒之曰：“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行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
丙午五月壬午，太祖还自濠州，谕中书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伤和气。尔中书其命有司遍加体访，俾各还乡土，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庶几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太祖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于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虏大将军徐达等奏所下山东州县。时近臣因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四月丁未，博兴等县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来谢恩。先是，诏免山东郡县租税，至是翼等来谢。太祖召至前，谕之曰：“朕以尔民劳困，且逢饥馑，艰于衣食，故免租税三年，欲尔民安也。今若等远来，跋涉良苦，是以所安尔者反劳尔也，岂朕之本心？尔归见乡里长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来谢。”命礼部各给道里费而遣之，仍止其未来者。
七月辛卯，太祖将发汴梁，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太祖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怠。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艰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人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雠，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亲戚，皆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罚无赦。”诸将皆感激拜辞而退，相谓曰：“主上爱民若此，吾属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将军徐达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称贺。礼毕，侍臣进曰：“自昔革命之际，以臣取君者多。惟汉高祖取秦，起自民间。今陛下不阶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归沙漠，兵不黩武，跨越千古。”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汉、唐、宋历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结于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但其子孙无承籍之德，不能以仁爱守之，故至于此。他日吾子孙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祸极矣。天道厌乱，人心思治，故作难者皆底灭亡。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弊，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时可以休息也？”同对曰：“陛下抚念创残，忧劳于心，诚天下苍生之福也。”太祖曰：“苦寒者思温，执热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于寒之思温，热之思凉，正当有以济之。”
五月己巳，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同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从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尝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太祖行后苑，见巢鹊卵翼之劳，喟然叹曰：“禽鸟劬劳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亲老者许归养。时故元镇抚陈兴被俘来京，恩待甚厚，兴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余，欲求归养。即赐白金、衣帽遣之。兴辞，太祖顾谓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违远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恻人情，无微不烛，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茕独鳏寡皆蒙其惠矣。”太祖曰：“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王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
八月乙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遣骸遍野，朕闻之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中书省臣曰：“陛下仁及朽骨，圣王之善政也。”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养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无夭阏。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饥饥馑相寻，故死亡者众。朕荷天命为亿兆主，顾兹失所者，岂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赣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问，坐之罪。太祖曰：“刑者，圣人设防于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为。故凡断狱，贵得其情，缘情而论罪，则刑当而民服。彼不知其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为罪之？如汝议，行路之人将无止宿矣。”遂命释之，给道里费遣归。
五月辛巳，太祖与廷臣论刑法，御史中丞陈宁对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鑯之溪，水非不清，而鱼鳖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也。”宁惭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太祖以征西将军冯胜等师征甘肃，命中书省臣预送战袄三万、鞋六万八千辆以给之，因谕之曰：“甘肃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师，每当隆冬时，衣重裘尚觉体寒，况军士暴露边庭，冲冒风雪，有裂肤堕指之患，岂能堪也？衣鞋宜预给之。”
十月丁酉，太祖念驿传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马夫而至破家者，乃谕兵部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征敛铢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也？岂可蹈其覆辙耶？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庶几其力有余无损，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时修浚京师城濠，太祖幸三山门观之，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太祖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水中，求之未得。太祖命别取偿之，且复问之曰：“此类汝锄乎？”对曰：“类。但比所掷者差短耳。”因命壮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太祖曰：“农夫供役月余，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汪广洋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命罢其役。仍命临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烧石灰匠，其余匠悉遣还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广西卫卒王升因差遣还沂州，受亲旧私遗，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旧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故？慰劳馈赠，人情之常。”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如大河卫百户姚旺，因运粮偶见旧日僮仆，收之，至济宁，民有言是其甥，不见已十年，百户即以仆还之，因受绢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论罪。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九月丙辰，赐临濠造作军士七千五百人衣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观军旅，备知其疾苦。凡有兴造，未免资军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难集。朕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安。今临濠营造之宜，各给米五石、衣一袭，庶不至饥寒也。”
十月癸巳，太祖谓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因思边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为天下主，每闻一夫之饥，食尝为之不美，一民之寒，衣尝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军装以给之，勿缓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所依者，给以屋宇。仍谕之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尔等为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给物故工匠槥椟。太祖谕之曰：“今所作宫殿，但欲朴素坚固，不事华饰，不筑苑囿，不建台榭。如此经营，费已钜万，乘危负重，工匠甚劳。有不幸而死者，忧悬朕心。尔工部可各给槥椟，令国子生送致其家，赐钞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复为文遣官即龙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务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劳民者，营造之类是也。比者营建宫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伤而死者，有冒危险而死者，已敕官为槥椟，送至于家。今复坛遣官以牲醴赐祭。尔等有知，咸谕朕意。”仍赐见役工匠钞，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太祖敕兵部臣曰：“天下卫所军士皆四方之人，乡里既远，贫乏者多，月给廪米，仅足自给。其有死亡，棺敛之费不能举者必多。使其死无所归，或至暴露，甚非悯下之道。朕闻文王埋朽骨，天下归仁。况吾之壮士尝宣力效劳，岂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军士死亡，家贫不能举者，为给棺葬之。所司著为令。”
五月丙午，人有诬山西之民从故元四大王为寇者，捕获至京，法司以闻。太祖曰：“刑罚所以威恶，施之必当其罪，则刑不滥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古人云：‘得其情则哀矜勿喜。’此之类也。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其释之，各给道里费遣还乡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检王德亨上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书赵俊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俊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其采纳，以价值给之，亦不伤民。”
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值，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所费此下疑有缺文。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相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彩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万余斤，请如旧置炉冶铁。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敕谕户部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谨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广东都司械送蛮寇余党九十余人至京，法司请治其罪。太祖曰：“蛮夷之人，相煽为非，一时诖误。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恶者，胁从之人不必躬穷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给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者。尔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太祖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请以菽折盐粮，而每斗加五升。太祖谓户部臣曰：“以菽代谷者，为其轻可以便民。然菽亦谷也，而又加之，益损民矣。夫权变者当究其实，拯弊者当探其源，不知权变而昧其源，不几于救跛而成瘘乎！”
五月癸酉，太祖谓兵部臣曰：“军士月给米一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劳而不报者匪义。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所依者，并优给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太祖谕左军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辽东驿卒者，今天气尚寒，恐道途冻馁，此辈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济宁暂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退朝，召五军都督府臣谕之曰：“军士有从征亡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无依，虽已优给，然远违乡里，终无所托。其有愿还乡依亲者，悉遣其去，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惊服顿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军都督佥事萧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广茶陵卫城库隘，周围四里，宜循城西排栅旧址开拓之，以壮一方形势。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为者，有不得已而必须为者，要皆合于时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众，军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开拓？倘隳坏必须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太祖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瞻，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诬引良善。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必严禁之，使有所劝惩。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尔刑部其榜谕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太祖御右顺门，有近臣奏厩马暴毙，请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气者，必有死也。今厩马自毙，何可罪人？得无轻人而重马乎？其勿问。”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陕西有士人上仁政书，太祖览之，谓侍臣曰：“既言仁政，则必当爱民。何故所言皆劳民伤财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体。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罢建岷王宫殿。太祖谕工部臣曰：“边境土木之工，必度时量力，顺民情而后为之。时可为而财不足，不为也；财有余而民不欲，不为也。必有其时、有其财而民乐于趋事，然后为之，则事易集。今云之土旷民稀，军饷转输，民力甚劳。若复加以兴造之役，非惟时力未可，于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后民富力纾，作之未晚。”
明太祖宝训 卷五
求贤
甲辰十二月丁巳，太祖谓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竟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故必选用贤能，以隆治化。尔等有所荐引，当慎所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谓侍臣曰：“吾昨观舆地图，所得州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识贤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统其纪纲，群臣以众为赞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业，可以坐致。古语云：国无仁贤则国空虚。尔等其各举贤才，以资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之曰：“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同对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贤俊丕应之日，臣等敢不尽心。”太祖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于是各赐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廷臣对曰：“请自今百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太祖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措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太祖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御右顺门，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太祖御奉天门，与侍臣语及用人之道。太祖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俟至而观之。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左右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先是，太祖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贤士以熙庶绩。然山林幽远，博学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穷处，非招徕之，不肯轻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太祖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各举所知以闻。”
十月戊辰，太祖谕吏部臣曰：“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近朝臣为朕举贤，朕皆征用之。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夫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今所举皆非，岂昧于识人耶？抑贤才之果难得也？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无有所隐。”
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览之，顾谓侍臣曰：“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年论治平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曷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讷对曰：“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群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乎举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举者，即可知其人之贤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谕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屡敕有司荐举贤才，而所荐者多非其人，岂山林岩穴真无贤者乎？特在位者弗体朕意，滥举以塞责耳。昔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惜无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伫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言：臣见士人或因小过罢斥，然其才有堪用，而于例不得举。宜垂宽宥，令有司得荐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复用，无以示惩。昌言不可听。”太祖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录长弃短，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之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凡笞罪者释之，杖者减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赃者免征。有司有所稽迟，重者从轻典，轻者原之。武将征讨有过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太祖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譬之薅草莱者，施鎛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杨宪等曰：“法有连坐之条，谓侵损伤人者。吾以为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则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连坐．”参政杨宪对曰：“先王用刑，世轻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轻犯法，非重治之，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譬犹衣之积垢，加以瀚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等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去适中，以去烦弊。夫纲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十月乙卯，太祖谓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完。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以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大体，终非至正之道。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法度废坏，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智，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瓛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太祖曰：“淹滞几时矣？”曰。“逾半岁。”太祖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瓛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寮，是臣罪也。”太祖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远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无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免之行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复以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观舜命皋陶之辞，始虽曰明刑，终期于无刑。皋陶告舜，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时君臣莫不以恤刑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尝观此，深有所契，而其体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之曰：“膏粱所以充饥，药石所以疗病，使无病之人舍膏粱而饵药石，适足以害身。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故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尔为刑官之长，尔于用法之际，常体古人钦恤之意，则张释之、于定国皆可为矣。尔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坏盐法，刑官拟以乱法，罪当死。太祖曰：“愚民无知而犯法，犹赤子无知而入井，见者莫不怵惕，岂宜遽以死罪论之。”法司执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乃悉免死，输作临壕。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粮。”太祖复谕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恶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宁，常惧刑罚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宽宥之典。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过，复为善人。尔等宜体朕此意，务求公平，使刑罚得中，下无冤抑，则不负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揜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