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 - 第 569 页/共 607 页
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
轼又言：「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为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事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至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三】。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新录系之三月六日，今并附此。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传，旧录云：「副陈轩馆伴，高丽使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为礼部尚书，以先朝柔远非是，乘此沮之，且诬馆伴规其私遗，陈请勿与。球曰：『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朝廷是其议，卒与之。」新录辨曰：「按苏轼奏状论高丽使买书籍、金箔利害甚详，未尝诋先朝柔远为非是，亦未尝谓馆伴规其私遗也。不知史官何据而书，诬诞明矣。馆伴人使者，陈轩也。球为之副尔，买书等事，主议亦不在球。今削去七十二字。」）
壬子，中书省检会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诸路、开封府界提刑司每岁终具诸狱瘐死人数【四】，仍开析因依，申刑部。内数多者申尚书。在京禁系，委御史台取索，报刑部看详。」上件朝旨，即无许分别禁系人数目。至元佑七年，诸路具到狱死人数，刑部遂分每禁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者，更不开具。即是今后应系囚处，岁禁二百人，许破十人狱死。深虑州县狱官公然懈弛，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今后更不得分禁系人数，依元降朝旨，将瘐死人数多者，申尚书省。（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附见，不别出。七年十二月壬子，当考详。）
癸丑，于阗请讨夏国，不许。
乙卯，新知庆州孙览知渭州。（政目八日事。实录脱此。览知庆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绍圣二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权户部侍郎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政目初八日事。实录在十九日，今从政目。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权户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户侍又以集撰知庆州。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宝制。旧编载韩驹云云，已修入三月八日。旧注一百二十四字，今削去。）
诏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宜令于亲王旧第置学舍，及差官二员充诸王说书。就差逐位内侍四员充管勾官。（二月三日。）
己未，诏就差逐位管勾官四员指挥，勿行。（罢差逐位管勾官，必有说，当考。）
门下侍郎苏辙奏：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五】，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六】，以为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岁不免决溢之患。小小溢决，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回河，王孝先、□安持因此横主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向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益，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七】，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谕曰：「水官尚如此言，余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緷，称此机会，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为稳便。即指挥所增埽不得过原乞数。然时方河涨，埽緷皆不到地，所称机会，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余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摇，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东，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尽。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得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只恐因此生淤，故立北堰。然却因作堰【八】，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以闻。」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暂时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辙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辙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缪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极为允当。臣退思之，尝闻顷岁北流河门阔十余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余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余步，每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流，理难包蓄，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觽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九】，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默已。兼看详软堰之议，□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更有减落，即令用软堰权闭，元未敢乞下手。今朝廷指挥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属未当。兼将来败事，安持等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臣忝预执政，只合每事反复商量，不当独入文字。只为此命一行，臣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争，若大臣争已行之命，显异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须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緷数【一○】。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都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佑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一一】，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蓄不尽？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呈也。（此据颍滨遗老传、龙川略志并栾城集所载札子，月日并系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日，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庚申，刑部言：元佑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南郊所降御札指挥，又官司誊本关报诸处，合以先到者为始。从之。
辛酉，尚书礼部言：「光禄少卿韩宗师奏：『欲今后应大祠合奉俎处，并令仪鸾司计会，太常寺设捧俎馔幔，太庙于东神门外，社稷于西神门外，诸大祠于壝门外，量地之宜。』」从之。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西贼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盖欲责其实效，必须假以岁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打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岁月浅近，施设尚簄，而可立武事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未成资。若以护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材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敌人款服。」
癸亥，正字余中为秘阁校理。（政目十六日事。当考。）
甲子，诏俵散蚕盐，徐州、淮阳军许依元佑敕，京东路、河东晋、绛、隰、磁州并罢。
乙丑，左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淮南等路发运副使谢卿材知相州，从所乞也。（实录在二十九日，今从政目。）司农少卿王宗望为发运使。（政目有此。六年十月初八日为司农。）淮南路转运使王子渊为司农少卿。（政目有此。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淮漕。）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商英徙淮南路。（政目。）新京西转运副使贾易与知苏州范锷两易其任。（政目有此。实录见七年十二月六日，今不取。甲戌改徐州。）
丙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论议簄违，致有台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归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易。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遽劾颂，颂竟坐此罢去。（贾范对移事，见七年十二月六日。政目于今年二月十八日书贾易对移，二十七日书易知徐州诏旨【一二】。苏颂传云：「会牵复前侍御史贾易知苏州，争不决，至论于上前。颂曰：『易与臣本无雅故，以其为御史不避权要，号为敢言，又法应牵复，既已为监司矣，乃徙知苏州，则是经恩反下迁，赦令为虚文矣。』觽加易以馆职，颂又以为不可。时有谓易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岂易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谏官杨畏、来之邵言颂稽留诏命。颂闻之，即归私第待罪。上谓宰执曰：『言者论列中书省稽滞，而不及侍郎何也？』时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有旨出知河中，而数遣使召颂，颂三上章乞致仕，不许。因以老病辞去，乃拜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他日入谢，上曰：『相公求去位甚力，朝廷不得已从所请也。』九月，出知扬州。」按杨畏时为侍御史，来之邵为监察御史，传称谏官，误也。又颂以二月七日罢，百禄以十四日罢，传称百禄先颂出知河中，又误也。今不取。颂墓志云：「颂论议持平，务循故事，避远权宠，不立党援，进退人材，弗专主己，理有未当，亦不苟从。侍御史贾易坐言事出，既复监司，更赦降知苏州。公谓：『易论事不避权势，号为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论于帘前未决，而御史杨畏、来之邵劾公稽留制书，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许。固辞老病，八年三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九月出知扬州。」梁焘行状云：「右仆射苏颂、中书侍郎范百禄，论知宣州贾易直秘阁为权京西转运，以易尝任侍御史，不当带权字，除命未当，议别取旨。同列多不合，至上前，焘曰：『太常、秘书皆阙长贰，愿以召易。』同列谓易小人不可用，焘对曰：『谓易差除不当即可，如易刚直，人多不喜，以易为小人则过矣。陛下尝知其人忠孝，往在言路，圣谕面銟，使之尽节，必记其为人。』」行状载贾易事与颂本传颇不同，附见，当考。李清臣与许将小简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悉也。」当考。）
己巳，监察御史来之邵言：「天章阁待制林希除礼部侍郎，按希在元佑初尝除中书舍人。臣僚论希平日受知于宰臣王珪，珪薨，珪之诸子以墓铭属希。既已诺其请而为之文矣，然其心以珪非时望所属，不欲自为。外示相好之迹，乃假李德刍之名。及得王氏赠遗，则与德刍中分之。当时论者以希行谊浮薄，不可处之侍从，故辍西省之命，而假以偏州。未几，朝廷授以外制，易守余杭，希不能修省图报，而乃喜怒任情，不循法度。杭州外沙巡检马信系左藏库副使，因转运司委信以治河事，希怒信之不关白也，遣卒呼至，送当直司收勘。既无可书之罪也，则又释之。□山有堂曰有美，有亭曰介，相距数里，本无可通之路。希一日大发修江兵卒披荆棘，夷山谷，而使之通焉。既而闻术者谓二堂相通，不利守臣，则又发修江兵卒为之障塞。其施设见于政事者如此。方且擢贰春官，入陪法从，恐非所以明黜陟，示劝沮。伏望追寝前命。」（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除礼侍。八年三月初八日出知亳州。）
辛未，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南郊赦书：『将来科场依元佑二年例，荐举经明行修进士。』此诚朝廷搜求人材，虑有遗逸，欲取之数路。而侥幸之徒，因缘请托，不容无滥进者。向者荐经明行修之士，既与免解赴省试，及省试不合格，又例与特奏名，是凡被荐举者，皆可以入官也。臣闻元佑二年诸路所荐者，甚有不协士论。惟福建路荐朱朝倚，其人素有学问，久为太学职事；江西路荐李存，其人素有节操，累获乡举。如此二人，乃可充选。传曰：『进真贤，举实廉，则天下治。』欲乞朝廷申谕诸路监司、郡守，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乃许奏荐。或不如所举，则以贡举非其人之法坐之，庶几朝廷有得人之效。」从之。（八月十七日李尧臣殿举。）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是日，三省进呈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此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有小人可用之地也。」（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及龙川略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政目二十四日事。新录乃无之。）希哲固辞之。（此据希哲家传，政目二月十六日希哲辞谏官。）苏轼在迩英见希哲除命，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当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此亦据家传。）
壬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言：
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享典礼闻奏者。（九月十八日戊戌诏。此云九月二十二日，不知何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怪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圜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篃于髃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髃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一三】，降福孔皆【一四】。」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祀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
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地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髃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大祭，非常礼也。三辅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事，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一五】，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髃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篃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亲祭如彼其多，而岁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惟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圜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一六】，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玁狁，盖非得已，且吉甫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一七】，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一八】。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一九】，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
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篃，今不能岁篃，是故篃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篃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祀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觽，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岁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着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之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决定。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诏集议官集议闻奏。（合祭六议，据东坡集乃称八年三月空日奏。今从实录，实录盖因政和会要也。）
轼又言：「臣近奏论圜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复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议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着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臣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觽论。」（此札子据本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实录不载，今增入。范祖禹家传云：「朝廷欲从苏轼之请，令议者相诘难。祖禹遽白吕大防曰：『当自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相诘难，必致纷争失体，于事何补也？』大防以为然，但批送集议而已。」按，先已送集议，轼又奏乞须相诘难，寻又罢集议，岂用祖禹之言乎？然家传载议郊祀事，颇失先后之次，今不取。罢集议在四月十一日。政和会要第三十八卷郊议第四卷，元佑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轼奏六议，诏令集议闻奏，即载四月十一日罢集议诏，不载乞加反复诘难札子。新录因之。今乃掇取增入。刘安世尝语人曰，轼此议元不曾上，误也。或传曰假托欺诈，固当以会要为据，政和诸人岂肯虚载轼议乎？）
甲戌，知徐州曾肇知江宁府，知苏州贾易知徐州。（十八日对易，当考。实录在三月二十五日。）户部员外郎胡宗师为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国子监丞李师德为梓州路转运判官。（三事并政目所有，新录无，当考详删、入。）
丙子，天章阁待制、知陈州赵君锡知郑州。（政目三月十六日乃自陈州改郑州。今从实录。）
尚书省检会市易欠户，已降今年正月朝旨，每保五百贯以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得过三保。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外，所有其余诸般系官欠负钱物，有一名少欠数窠名者，若总计名下逐窠名欠数五百贯以下除放，虑恩惠不广。诏每名各随逐窠名依数除放，仍不得过三窠名；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法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敕，今附月末，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注 释
【一】以待人使卖买「待」原作「侍」，据阁本及苏东坡奏议卷一六改。
【二】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则」下原衍「于」字，据同上书删。
【三】须至再三论奏「论奏」原作「奏论」，据同上书乙正。
【四】每岁终具诸狱瘐死人数「瘐」原作「病」，据阁本、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续通鉴卷八二、宋会要刑法六之五七及上引苏东坡奏议改。下同。
【五】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常」，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回河上、续通鉴卷八二皆作「尝」。按栾城后集卷一六论黄河软堰札子作「常」，与上句义合，今依原刊。
【六】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八」原作「九」，据阁本、活字本及上引栾城后集改。
【七】既分为二「既」原作「能」，据阁本及上引栾城后集改。
【九】特赐详察原作「特详赐察」，据同上书乙正。
【一○】不得过所乞埽緷数「埽」字原脱，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回河上补。
【一一】只阔三百二十步「三百」原作「二百」，据阁本及宋会要方域一五之一五载范百禄奏改。
【一二】二十七日书易知徐州诏旨「书易」二字原倒，据阁本乙正。
【一三】以洽百礼「百」原作「自」，据阁本、活字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改。按此引诗周颂丰年语，本作「百」。
【一四】降福孔皆「皆」原作「偕」，据上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改。按此引诗周颂丰年语，本作「皆」，左传襄公二年引作「偕」，今依原文。
【一五】祭地者二「二」原作「三」，据同上书改。句下原注：「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又累数与下文「凡此十五者」合。
【一六】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周」字原脱，据阁本及上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补。
【一七】今世以亲郊为大礼「世」原作「也」，据同上书改。
【一八】是于父母有隆杀也「是」原作「则」，据同上书改。
【一九】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事天」原作「祀天」，据同上书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八十二
卷四百八十二
起讫时间 起哲宗元佑八年三月尽其月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二
帝 号 宋哲宗
年 号 元佑八年（癸酉，1993）
全 文
三月戊寅朔。
辛巳，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觽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至于形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今仲春之末，生育之候，而风霾间作，继以大寒、霰雪、雨水，有戾和气，殆人事不善有以干之者。夫燮理阴阳，辅臣之职。比闻国论稍亏协睦，语或传播，动系观望。昔皋陶曰『同寅协恭』，伊尹曰『惟和惟一』，盖吁谟密勿，运动枢极，言虽忽微，其出弥大，不可不谨重协和。望深加训谕，责其同德，上代天工，以召至和之气。」（「国论稍亏协睦」，当考其为何事而言。）
臣僚上言：「今者春务方兴，农桑维时，而愚民陷罪者觽，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请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扰。其狱事须证逮者，立遣。」从之。
将作监王兢为京东西路转运使。（政目四日事。四年七月以朝奉大夫权京西提刑，改秦凤。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少。六年闰八月十四日，将作。）
壬午，诏尚书右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乞解机政，可依所请，特除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此新录据御集手札，便书御札云云，□不修润，今亦从之。）
癸未，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依前官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政目十六日，颂依前使相。）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矣。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闲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相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以示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复拜苏颂为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留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内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公与之连姻，托病在告，恐言者将及。』李公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施行。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余已见二月二十九日。伯温作杨畏传云：「吕相大防喜子安，除工部员外郎，刘相挚亦喜之，下迁子安为监察御史，欲其为助。子安复为吕相攻刘相出之，又攻苏相颂出之。子安与苏门下辙同为蜀人，连攻二相，欲苏门下为相。而宣仁后复自外召拜范忠宣公，子安又言之，不从。吕相不知刘相亦喜子安，迁殿中侍御史，以赏其言。」畏下迁察院，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已辨之，迁殿院以赏其言，又不然也。畏七年六月已自殿院迁侍御史矣，或指侍御史犹可。已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称「别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乎？当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辙谓范百禄之罢由议汝遮事，并考。百禄罢在三月十四日。）
三省言：除名勒停人前左班殿直王宗正讼谢景温。初，宗正为真定路安抚司指使，犯自盗赃，法当死，特贷命除名，送贺州编管。挟怨忿过京师，讼景温故入极刑，指景温尝与属官语□处厚讦蔡确事而处厚死，若有异意，语涉讥诋。吕大防曰：「宗正凶人，自抵于法，今以语言讼景温，未明虚实。」太皇太后曰：「怨人言语不可行。」又曰：「蔡确已死，此人奸邪，朋党为害，得它如此，是国家福。」大防曰：「此是天诛。」前一日新州以确死闻，故有此宣谕。（确死在正月初六日。）
翰林学士顾临等言：「准朝旨令侍从官集议皇地祇事，内太常博士孙谔奏为太社、太稷设乐架等。按开元礼祭社稷设歌磬，今只于社坛设登歌，实为有阙。乞从本官所请外，有社稷添用宫架，并其余大祠，亦合添用。」宫架不行，余从之。（谔奏在七年三月十八日，临等上议在八年三月八日，今移见此，嫌与范百禄事相间也。玉牒云：「诏祀社稷用乐。」）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
太府卿程嗣恭为将作监。（政目初六日事。）
礼部侍郎林希出知亳州。（此据政目八日事，二月十三日来之邵云云。）左朝散郎、知亳州朱光庭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初，刘挚罢相，光庭为给事中，封还诏书。坐是以本官出守，至是复职。（政目有此。新录在二月二十九日。今从政目。）
诏权侍郎除帅臣，依权侍郎。初，诸部置权侍郎，位在侍郎下，俸视谏议大夫，不赐金带，余并依从官。范子奇自权户部侍郎以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止得庶官恩例。（八年二月八日。）子奇自言于朝，乃降此诏。前此权侍郎未有作帅者，作帅自子奇始。子奇权侍郎纔一年有半，及至庆踰半年，通及二年，乃除宝文阁待制，亦自子奇始。（此据韩驹南鼼杂记修入。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知河阳，入权户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户侍又以集撰知庆州，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宝文阁待制。）
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来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职事，岂可不任其责？如百禄以为不知，则同在中书，事无不总，安可以为不知也？如百禄知而曲从，则其罪有二：一则朋比宰相，欺罔朝廷，不守典法，是不忠也；一则内怀险诈，恣颂所为，阴图倾夺，是不正也。觽论喧腾，皆以为殊失大臣之体。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论。」侍御史杨畏言：「近论列宰臣苏颂沮遏诏命等事，颂已罢去。窃惟稽滞制书虽出于苏颂之意，而中书侍郎范百禄既同职事，实亦瘝官。伏望施行，以儆在位。」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近论奏宰臣苏颂徇私灭公，遏塞诏旨。颂既罢政，然挟情之私虽出于颂，而中书侍郎范百禄既同职事，无所建明，亦不能逃连坐之责。」
戊子，黄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与宰臣苏颂同在中书，所有除授不当，自合均任其责。按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很愎自任，援引党与，皆有显然事迹。按百禄自执政以来，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陶为右司郎中，象求为户部郎中，各不及半年，固非久次，良由曲意主张，所以骤加进擢。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照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差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照，觽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且凡有案在寺者，尚不许注授差遣，岂有见系究治，未见罪名，乃先除大藩，更加馆职？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一】，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而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很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久待阙次而夺与它人，见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论。」（本传云庆基论百禄与苏轼、苏辙朋比，此章乃无轼、辙名，当考。十二日又一章：宋照知凤州，扈充知利州，冯如晦知梓州。）
己丑，尚书省言：诸路厢军兵士今阙额数多，盖为转运使吝惜所支衣粮请受，致招填不足。诏令逐路提刑司严切催促，须管招及额，其合支衣粮料钱，并拘管封桩。
监察御史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很愎自任，援引党与，皆有显然事迹。窃谓仕至执政，富贵亦已多矣，然犹不守公忠，援引党与者，无它，乃欲擅权势而固宠利尔。浸淫日久，臣恐其不止于权势宠利而已也，陛下可不深虑耶？前日陛下罢黜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后洛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不敢招权徇私，以欺罔圣明。不然，臣恐其权势益盛，朋党益多，牢不可破，则溃乱纪纲，盖未已也。方陛下垂帘听政之时，正宜时出英断，使臣下咸知警惧，不敢公为蒙蔽，然后朝廷尊而纪纲正矣。臣闻唐文宗之世，牛僧孺、李宗闵、杨虞卿之徒，交结朋党，遂乱天下。文宗至临朝兴叹，然终不能去也。岂非变诈百端，足以荧惑人主之听乎？前史讥之，以为持不断之虑者，开髃枉之门。臣初见百禄进用一二乡曲亲旧，固未以为然，既而进用益多，论议腾沸，乃知其果无体国之心，唯欲恣其不法而已。伏望断自宸衷而行之则可，若询诸近臣，则同类必曲为辞说，以上惑圣听。臣备位言责，愿竭孤忠，故不畏觽怒，力为尽言。盖欲大臣守公正，小臣循分义，名器不假于人，威福不移于下，而后至治可期也。」（此据编类章疏，八年三月十二日奏。）
庚寅，礼部言：「检准元丰礼部令：『诸开科场，每三年于季春月朔日取裁。』本部勘会昨元佑五年发解，至今已及三年。」诏所有今岁科场，依例施行。
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训典，愿陛下法则仁宗，宜以至诚好学为先。今因进讲月令圣人奉天之事，臣窃以为畏天者莫如仁宗，故愿陛下先诚于事天。臣闻圣人之事天也，非在于七日戒、三日斋、执圭币以飨圜丘之时也；天之佑圣人也，亦非在于祭则降福之时也。圣人无一日而不事天，天无一日而不佑圣人。昔尧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夫帝王之兴，受天眷命，岂一朝一夕哉？由其积行累功，素合于天也。臣伏见自去冬郊祀以来，天人协应，风雨时若，丰年之祥，此乃皇天飨佑，陛下至诚之所感。而自仲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节令不时，丰年之祥，复未可必。夫天之于人君，亦犹人君之于臣下也。小过则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后责罚加焉。人君睹小异而不儆戒，则大异将至矣。是以洊雷震则君子恐惧修省，迅雷风烈，孔子必变，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无忽天地之小异，侧身修行，以消大异于未然，则天心常悦，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左朝散郎舒焕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政目十三日事，明年六月十三日出。）
臣僚上言：「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若其恋父母骨肉，保惜山林、土田、资产，爱生而惧死，其情一也。肯无故以其身试白刃哉？故蛮夷不宁，必有所因。或边人侵迫之，边吏不才，不能禁止；或边吏幸功赏，造事端，如此之类，情伪多涂。蛮夷性犷急，一旦发狂操兵，捐躯拒命以斗，朝廷万里，惟边臣一面奏报，而蛮夷终无路自明本心。遂使朝廷专治蛮夷，蛮夷或怨汉，而生事之人每立于二者之间，诛谪不加焉。及其事平，则又有从而得赏者，此边鄙之深患也。谓宜自今广西、湖南北、益、利、梓、夔路，凡有边事，必量事大小，差本路监司，或别差官并躬诣体量因依闻奏。若生事有实状，必正典宪。」诏荆湖、川广南路今后边事，如因生事所致，及申发不实，除帅司自合按举外，亦许监司觉察闻奏。（此据成都边界册元佑八年三月十三日枢密院札。）
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深沐厚恩。但臣思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而愚臣之分难安。伏望圣慈亟加臣责罚，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时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二】，乃有是命。（百禄不除职，政目据梁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汝遮。」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又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称「殆别有谓」是何等事，当考。）
左司谏虞策言：「苏颂罢相，臣备位言职，朝廷进退宰相，宜有论列。而臣窃自念，颂于元丰年中曾荐举臣，在臣之心，诚恐近薄，有愧风谊，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职，无所辞诛。乞除臣一小州差遣。」诏不允。
癸巳，知郑州王岩叟知河阳府。知河阳府范纯仁知颍昌府。（实录在二十五日。）知颍昌府安焘知河南府。（政目有此。安焘传但记知颍昌府，不记知河南。）天章阁待制、知郑州赵君锡移知陈州。（实录二月二十九日君锡自陈州改郑州，当考。君锡传亦自郑移陈，恐实录误。）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已来，内感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新权户部侍郎章楶知同州。言者论楶环州之役，所上失亡数不实，又纵贼使全而归，户部侍郎非楶能任，故有是命。（楶除户侍，在正月二十三日。改同州，实录不载，今从政目系之三月十八日。去年十月十二日环州被围，楶遣将追击有功，召权户侍必由此。寻以言者论列，左迁。言者姓名，当考。李清臣小简颇及楶事，今具注于后。旧录既阙，新录又不补填，史官疏□如此，可叹也。李清臣与知定州许将小简云：「北方极静，牛温仁决不来矣。夏羌围环州，劫慕恩族，硗瘠无宿藏，留数日无所得。章帅以兵将间道邀击之，获级四百，得橐驼几千头、马四百八十匹，羌觽遁去。朝廷遣使有所赐，章质夫临老乃有战多耶？兹亦怪事。太原小出，获不甚多。」又与太原韩缜云：「羌人抄环，劫慕恩族，将帅出兵邀击之。获橐驼千，马四百八十，枭甲首三百八十，羌酋遁去。朝廷遣使黸帛赐有功者，章质夫懦甚，乃有战多耶？斯亦异事矣。此中得谍者，言辽人为夏国求援，差牛温仁来泛使。已而闻夏国点集频数，部族疲于奔命，议臣谓不能为中国大害，岂可为他夷失我朝廷旧好耶？遂罢温仁之来，即不审信然否？然辽人亦自顾有达靼之役，战频不胜，西京奉圣川一带调发未已，因书及此。」又与许将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悉也。章质夫左迁，夏羌遣使求款而犯延、麟，皆在三月。陕塞易帅纷纷，新官又不时至，边事极可防虞。范相左目废，右目不任西洛文牍之繁，且倦应接宾客，意欲颍昌，安厚卿谋居洛，求洛已数月矣，各从其便也。」又与范纯粹云：「质夫竟坐失亡减数、纵贼使全而归，抑亦命也。羌人昨自遣使才入境，即耒耜云集，近边一二百里，耕种殆无闲田。彼此方议和，无由出掠。昨折可适乘熟户愤痛，出邀战，果有克获，而我兵颇多自掠吾人者。止罚可适三十斤，不复究治兵辈，甚惬机会也。庆节乃公旧治，故以所闻及之尔。北报无他【三】，戎主近多服药，戎孙性凶，殆如其父。」）
己亥，国史院进神宗皇帝纪草。先是，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臣伏见仁宗时，蔡襄上真宗所制奉神述摹本，仁宗拱立，命襄进读。神宗御资政殿，史臣进仁宗、英宗纪草，神宗立听顾问，至读毕撤案，史臣将降阶，始坐。此皆祖宗孝德，严奉先之礼也。臣本院近奉圣旨，二十二日进呈神宗纪草，伏缘其日系大宴前一日，御集英殿读看。恭惟陛下览先帝史册甫毕，即观百戏，理似未安。伏望圣慈特降指挥，罢二十二日读看，以示陛下圣孝钦崇神考大典专一之意。」从之。
尚书礼部言：西京留守范纯仁等奏，本府、转运司与吏部侍郎范纯礼同相度得永裕陵角堠只是些小偏斜，难以迁改，欲更不再移。从之。
庚子，诏皇弟诸郡王、国公出就外学，各赐九经及孟子、荀、扬各一部，令国子监印给。
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校。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后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若不复行祖宗三题旧法，则学者未知朝廷所向。检会已降指挥，将来一次科场，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已后并兼试诗赋。取到国子监状，太学见管生员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内二千九十三人习诗赋，八十二人经义不兼诗赋，以此可见中外学者习诗赋人数极多。」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其杂犯举人未得黜落，别作一项闻奏。（元符元年八月。孔武仲传云：武仲为著作郎，论科举之弊，诋三经新义，请复诗赋取士。未几，复诗赋科，兼用经义。又疏请罢大义而益以诸经义二篇，御试复用三题。按武仲为著作郎，乃元佑四年七月。至八年四月，自中书舍人迁给事中，自给事中五月迁礼部侍郎。今中书建请，未必非武仲发之。三年九月九日已有此指挥，然讫不行。政目在二十三日。今从实录。）
壬寅，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许将知大名府。
癸卯，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祖禹力辞，不许。又力辞兼侍讲学士，曰：「臣伏见仁宗之初，孙奭为侍讲学士凡七年，乃兼龙图阁学士。冯京避亲，除侍读学士，后为翰林学士，不兼侍读。神宗初，司马光、吕公着皆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初不兼学士之职。臣叔祖镇再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讲学士知陈州，神宗召还，复为翰林学士，亦止兼侍读，不带学士。臣于去岁蒙除禁职，圣恩许避亲嫌，改授侍读学士，今复蒙申前命，遂兼旧职，是臣因避亲嫌，不儙岁得两学士，在臣之分，夫岂敢安？朝廷如不许臣辞免新命，又以臣久在经筵，仍令兼职，即乞依旧例止兼侍讲，不带学士，则于职事无改，而又不违典故。」乃诏以翰林学士兼侍讲。（改命在四月八日，今并书。政目除内翰在四月初四日。）
中书舍人孔武仲为给事中。（政目二十六日。实录在四月十四日。）给事中范育为户部侍郎。（政目在二十六日。实录无此。）河东路转运副使朱勃为右正言。（政目二十六日事。实录无此。七年十月，勃以京西运副改河东，今不知自何官入。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荐勃，勃时任京西运判。绍圣四年四月六日，又二十三日以右司谏论事。闰四月五日为河北运副。）
甲辰，尚书省言：「勘会诸路常平、广惠坊场钱物文帐，并系年终具帐供申，有妨照使。令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将常平、广惠坊场助役钱文帐，每年作上、下半年，依条式具帐供申。其元丰八年后至元佑三年，即依元丰八年后来未行役法已前免役钱物帐，每季具帐供
上亲祠南郊之月，苏轼言：「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祝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金珠，饿死于市，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佑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又计籴本、水龏，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消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今元佑编敕虽云『灾伤地方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比今之法小有疏通，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
是月，轼又言：「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仰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四】。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已上进讫。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连进呈，伏愿圣慈特赐详览。若谓所捐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