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第 34 页/共 273 页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
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
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著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於篇首发例，而於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於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羋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於《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於展卷皆然，不能备数。
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
奇龄遂归狱於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於“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於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鱼”作“观鱼”、“叔孙婼”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终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騑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於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於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於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
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
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
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惲《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
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
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於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於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於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於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
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