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 第 100 页/共 116 页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 ，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 ，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 ，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 ，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 ，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 ，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 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曰：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阙 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莫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宜以详定。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光赞鸿功，敷扬大业。”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龠，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已。余如议。”
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了无章句。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
志第十五 食货六
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财”，《周礼》以九职任万民 ，以九赋敛财贿。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或受其饥寒者。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 ，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
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诏简宫人非所当御及非执作伎巧，自余出赐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 ，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郭，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
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
先是，禁纲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神二年，帝亲御六军，略地广漠。分命诸将，穷追蠕蠕，东至瀚海，西接张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虏其种落及马牛杂畜方物万计。其后复遣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其王鸠尸卑那单骑奔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是时方隅未克，帝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事在《帝纪》。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
高宗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余辈循行天下，观风俗，视民所疾苦。诏使者察诸州郡垦殖田亩、饮食衣服、闾里虚实、盗贼劫掠、贫富强劣而罚之，自此牧守颇改前弊，民以安业。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假以紫金，镂以白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诏出内库绫锦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四年春，诏赐京师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终其身。
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赈益黎庶。至天安、皇兴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言刘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乱请降，命将率众以援之。既临其境，青冀怀贰，进军围之，数年乃拔。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器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谓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豫、怀、兗、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兗、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郡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恆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恆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廕附。廕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井乘定赋，所以均劳逸。有无通则民财不匮，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是以三典所同，随世洿隆；贰监之行，从时损益。故郑侨复丘赋之术，邹人献盍彻之规。虽轻重不同，而当时俱适。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免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喂死者。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诸所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皁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买绢，积财以取粟。官，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恆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其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自徐杨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恆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复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雇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效立于公，济民为本；政列于朝，润国是先。故大禹疏决，以通四载之宜；有汉穿引，受纳百川之用。厥绩显于当时，嘉声播于图史。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御，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执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将所，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其倍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创，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裁量。”尚书崔休以为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案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舟车省益，理实相悬；水陆难易，力用不等。昔忝东州，亲迳阙
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无壅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暂劳，久安永逸。”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孝静天平初，以迁民草创，资产未产，诏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三年夏，又赈迁民禀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四年春，诏所在开仓赈恤之，而死者甚众。时诸州调绢不依旧式，齐献武王以其害民，兴和三年冬，请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
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共国用所须，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辄以次，所济为广。自尔沾洽，远近齐平，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以此而推，非可稍计。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详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防奸息暴，断遣轻重，亦准前旨。所置监司，一同往式。”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
自迁鄴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国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兗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
澄又奏：“臣猥属枢衡，庶罄心力，常愿货物均通，书轨一范。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臣比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钱。登被旨敕，‘钱行已久，且何依旧’。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恆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繦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镮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恆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治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
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迁鄴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
志第十六 刑罚七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 ，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 ，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 ，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 ，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 ，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 ，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 ，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 ，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 ，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 ，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