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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淮安苏家嘴、新沟大坝并决，没山、盐、高、泰民田。五年，又决建义北坝。总河尚书硃光祚浚骆马湖，避河险十三处，名顺济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为平陆，漕运愆期，夺光祚官，刘荣嗣继之。
八年，骆马湖淤阻，荣嗣开河徐、宿，引注黄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继之，乃专力于泇河，浚麦河支河，筑王母山前后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厓十字河拦水壩，挑良城闸抵徐塘口六千馀丈。九年夏，泇河复通，由宿迁陈沟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沟漾田营堤，增筑天妃闸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礓，浚刘吕庄至黄林庄百六十里。而是时黄、淮涨溢日甚，倒灌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运阻削职。继之者侍郎张国维，甫莅任，即以漕涸被责。
十四年，国维言：“济宁运道自枣林闸溯师家庄、仲家浅二闸，岁患淤浅，每引泗河由鲁桥入运以济之。伏秋水长，足资利涉。而挟沙注河，水退沙积，利害参半。旁自白马河汇邹县诸泉，与泗合流而出鲁桥，力弱不能敌泗，河身半淤，不为漕用。然其上源宽处正与仲家浅闸相对，导令由此入运，较鲁桥高下悬殊，且易细流为洪流，又减沙渗之患，而济仲家浅及师庄、枣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八州县泉源，由汶入运，故运河得通。今东平、平阴、肥城淤沙中断，请亟浚之。”复上疏运六策：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一改挑沧浪河从万年仓出口以利四闸，一展浚汶河、陶河上源以济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并利邳、宿，其二即开三州县淤沙及改挑白马湖也。皆命酌行。国维又浚淮、扬漕河三百馀里。当是时，河臣竭力补苴，南河稍宁，北河数浅阻。而河南守臣壅黄河以灌贼。河大决开封，下流日淤，河事益坏，未几而明亡矣。
志第六十二河渠四
○运河下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皁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ＢＣ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1111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
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硃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ＢＧ1111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ＡＨ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阛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瓚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廕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硃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硃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濒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鰲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母已岛，自母已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廕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硃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志第六十三河渠五
○淮河泇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胶莱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经桐伯，其流始大。东至固始，入南畿颍州境，东合汝、颍诸水。经寿州北，肥水入焉。至怀远城东，涡水入焉。东经凤阳、临淮，濠水入焉。又经五河县南，而纳浍、沱、漴、潼诸水，势盛流疾。经泗州城南，稍东则汴水入焉。过龟山麓，益折而北，会洪泽、阜陵、泥墩、万家诸湖。东北至清河，南会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谓黄、淮交会之冲。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谓清江浦口。又东经淮安北、安东南而达於海。
永乐七年，决寿州，泛中都。正统三年，溢清河。天顺四年，溢凤阳。皆随时修筑，无钜害也。正德十二年，复决漕堤，灌泗州。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东云梯关入海，无旁溢患。迨与黄会，黄水势盛，夺淮入海之路，淮不能与黄敌，往往避而东。陈瑄凿清江浦，因筑高家堰旧堤以障之。淮、扬恃以无恐，而凤泗间数为害。嘉靖十四年用总河都御史刘天和言，筑堤卫陵，而高堰方固，淮畅流出清口，凤、泗之患弭。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复奏浚淮工竣，淮益无事。
至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高、宝、兴、盐为巨浸。而黄水蹑淮，且渐逼凤、泗。乃命建泗陵护城石堤二百馀丈，泗得石堤稍宁。於是，总漕侍郎吴桂芳言：“河决崔镇，清河路淤。黄强淮弱，南徙而灌山阳、高、宝，请急护湖堤。”帝令熟计其便。给事中汤聘尹议请导淮入江。会河从老黄河奔入海，淮得乘虚出清口。桂芳以闻，议遂寝。
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言：“高堰，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欲导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决，则浊流停滞，清口亦堙。河必决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凤、泗皆为巨浸。是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势也。”於是筑高堰堤，起武家墩，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不得东。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简、张福二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浅，且黄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筑堤捍之。使淮无所出，黄无所入，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然淮水虽出清口，亦西淫凤、泗。
八年，雨涝，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陈用宾以闻。给事中王道成因言：“黄河未涨，淮、泗间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泄。宜令河臣疏导堵塞之。”季驯言：“黄、淮合流东注，甚迅驶。泗州冈阜盘旋，雨潦不及宣泄，因此涨溢。欲疏凿，则下流已深，无可疏；欲堵塞，则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驯相度，卒听之而已。十六年，季驯复为总河，加泗州护堤数千丈，皆用石。
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关以防内灌。於是，城中积水不泄，居民十九淹没，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然是时建义诸口数决，下灌兴、盐，淮患日棘矣。
泇河，二源。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东南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二泇河。南会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良城，至泇口镇，合蛤鳗、连汪诸湖。东会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东直河。东南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引泗合沂济运道，以避黄河之险，其议始於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於李化龙、曹时聘。
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硃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硃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言：“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於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挖。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子所以资漕也。诚能捐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则黄河无虑壅决，茶城无虑填淤，二洪无虑艰险，运艘无虑漂损，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吕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有馀者也。臣以为开泇河便。”乃命都给事中侯于赵往会希挚及巡漕御史刘光国，确议以闻。于赵勘上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内，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馀里，无赖於泇，事在可已。惟徐、吕至直河上下二百馀里，河冲萧、砀则涸二洪，冲睢宁则淤邳河，宜开以避其害，约费百五十馀万金。特良城伏石长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性义岭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处既开，则丰、沛河决，必至灌入。宜先凿良城石，预修丰、沛堤防，可徐议兴功也。”部覆如其言，而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帝不阅，责于赵阻扰，然议亦遂寝。
二十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韩庄以泄湖水，泇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黄河决黄堌口南徙，徐、吕而下几断流。方议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建闸引水以通漕，而论者谓非永久之计。於是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皆谓当开泇河，工部覆议允行。帝命河漕官勘报，不果。二十八年，御史佴祺复请开泇河。工部覆奏云：“用黄河为漕，利与害参用；泇河为漕，有利无害。但泇河之外，由微山、吕孟、周柳诸湖，伏秋水发虞风波，冬春水涸虞浅阻，须上下别凿漕渠，建闸节水。”从之。总河尚书刘东星董其事，以地多沙石，工艰未就。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以为言。御史张养志复陈开泇河之说有四：
一曰开黄泥湾以通入泇之径。邳州沂河口，入泇河门户也。进口六七里，有湖名连二汪，其水浅而阔，下多淤泥。欲挑浚则无岸可修，欲为坝埽则无基可筑。湖外有黄泥湾，离湖不远，地颇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约二十馀里，於此开一河以接泇口，引湖水灌之，运舟可直达泇口矣。
一曰凿万家庄以接泇口之源。万家庄，泇口迤北地也。与台家庄、侯家湾、良城诸处，皆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塊，极难为工。东星力凿成河。但河身尚浅，水止二三尺，宜更凿四五尺，俾韩庄之水下接泇口，则运舟无论大小，皆沛然可达矣。
一曰浚支河以避微口之险。微山湖在韩庄西，上下三十馀里，水深丈馀。必探深浅，立标为向导，风正帆悬，顷刻可过，突遇狂飚，未免败没。今已傍湖开支河四十五里，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牵挽有路。当再疏浚，庶无漂溺之患。
其一则以万庄一带势高，北水南下，至此必速。请即其地建闸数座，以时蓄泄。诏速勘行。而东星病卒。御史高举献河漕三策，复及泇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覆言：“泇河经良城、彭河、葛墟岭，石礓难凿，故口仅丈六尺，浅亦如之，当大加疏凿。其韩庄渠上接微山、吕孟，宜多方疏导，俾无淤浅。顺流入马家桥、夏镇，以为运道接济之资。”帝以泇河既有成绩，命河臣更挑浚。
三十年，工部尚书姚继可言泇河之役宜罢，乃止不治。未几，总河侍郎李化龙复议开泇河，属之直河，以避河险。工科给事中侯庆远力主其说，而以估费太少，责期太远，请专任而责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龙疏，言：“开泇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主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硃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帝深善之，令速鸠工为久远之计。八月，化龙报分水河成，粮艘由泇者三之二。会化龙丁艰去，总河侍郎曹时聘代，上言颂化龙功。然是时，导河、浚泇，两工并兴，役未能竟。而黄河数溢，坏漕渠。给事中宋一韩遂诋化龙开泇之误，化龙愤，上章自辩。时聘亦力言泇可赖，因画善后六事以闻。部覆皆从其议。且言：“泇开於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泇而废黄；漕利於泇成之后，亦不可因黄而废泇。两利俱存，庶几缓急可赖。”因请筑郗山堤，削顿庄嘴，平大泛口湍溜，浚猫儿窝等处之浅，建钜梁吴冲闸，增三市徐塘坝，以终泇河未就之功。诏如议。越数年，泇工未竟，督漕者复舍泇由黄。舟有覆者，迁徙黄、泇间，运期久逾限。
三十八年，御史苏惟霖疏陈黄、泇利害，请专力於泇，略言：“黄河自清河经桃源，北达直河口，长二百四十里。此在泇下流，水平身广，运舟日行仅十里。然无他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历邳、徐达镇口，长二百八十馀里，是谓黄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镇。其东自猫窝、泇沟达夏镇，止二百六十馀里，是谓泇河。东西相对，舍此则彼。黄河三四月间浅与泇同。五月初，其流汹涌，自天而下，一步难行。由其水挟沙而来，河口日高。至七月初，则浅涸十倍。统而计之，无一时可由者。溺人损舟，其害甚剧。泇河计日可达，终鲜风波，但得实心任事之臣，不三五年缺略悉补，数百年之利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亦言：“运道最险无如黄河。先年水出昭阳湖，夏镇以南运道冲阻，开氵加之议始决。避浅涩急溜二洪之险，聚诸泉水，以时启闭，通行无滞者六年。乃今忽欲舍泇由黄，致仓皇损坏粮艘。或改由大浮桥，河道淤塞，复还由泇。以故运抵湾迟，汲汲有守冻之虑，由黄之害略可见矣。顾泇工未竟，阔狭深浅不齐。宜拓广浚深，与会通河相等。重运空回，往来不相碍，回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无留行。岁捐水衡数万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然后循骆马湖北岸，东达宿迁，大兴畚锸，尽避黄河之险，则泇河之事讫矣。或谓泉脉细微，太阔太深，水不能有。不知泇源远自蒙、沂，近挟徐塘、许池、文武诸泉河，大率视济宁泉河略相等。吕公堂口既塞，则山东诸水总合全收，加以闸坝堤防，何忧不足？或谓直抵宿迁，此功迂而难竟，是在任用得人，综理有法耳。”疏入，不报。
明年，部覆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泇黄便宜疏》，言：“泇渠春夏间，沂、武、京河山水冲发，沙淤溃决，岁终当如南旺例修治。顾别无置水之地，势不得不塞泇河坝，令水复归黄流。故每年三月初，则开泇河坝，令粮艘及官民船由直河进。至九月内，则开召公坝，入黄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往来。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黄，此两利之道也。因请增驿设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隶猫窝浅，为沂下流，河广沙淤，不可以闸，最为泇患。宜西开一月河，以通沂口。凡水挟沙来，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则聚於洄伏之处，捞刷较易，而泇患少减矣。”俱报可，其后，无河遂为永利，但需补葺而已。然氵加势狭窄，冬春粮艘回空仍由黄河焉。
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鹭言：“无河属夏镇者有闸九座，属中河者止藉草坝。分司官议於直口等处建闸，请举行之。”诏从其议。崇祯四年，总漕尚书杨一鹏浚泇河。九年，总河侍郎周鼎奏重浚泇河成。久之，鼎坐决河防远戍。给事中沈胤培讼其修泇利运之功，得减论。
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新乡、汲县而东，至畿南浚县境，淇水入焉，谓之白沟，亦曰宿胥渎。宋、元时名曰御河。由内黄东出，至山东馆陶西，漳水合焉。东北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历德、沧诸州，至青县南，合滹沱河。北达天津，会白河入海。所谓卫漕也。其河流浊势盛，运道得之，始无浅涩虞。然自德州下渐与海近，卑窄易冲溃。
初，永乐元年，沈阳军士唐顺言：“卫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才五十里。若开卫河，而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运粮饷，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乃命廷臣议，未行。其冬，命都督佥事陈俊运淮安、仪真仓粮百五十万馀石赴阳武，由卫河转输北京。五年，自临清抵渡口驿决堤七处，发卒塞之。后宋礼开会通河，卫河与之合。时方数决堤岸，遂命礼并治之。礼言：“卫辉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务堤筑，恐复溃决，劳费益甚。会通河抵魏家湾，与土河连，其处可穿二小渠以泄於土河。虽遇水涨，下流卫河，自无横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盖自卫河岸东北至旧黄河十有二里，而中间五里故有沟渠，宜开道七里，泄水入旧黄河，至海丰大沽河入海。”诏从之。
英宗初，永平县丞李祐请闭漳河以防患，疏卫河以通舟。从之。正统四年筑青县卫河堤岸。十三年从御史林廷举请，引漳入卫。十四年，黄河决临清四闸，御史钱清请浚其南撞圈湾河以达卫。从之。
景泰四年，运艘阻张秋之决。河南参议丰庆请自卫辉、胙城洎於沙门，陆挽三十里入卫，舟运抵京师。命漕运都督徐恭覆报，如其策。山东佥事江良材尝言：“通河于卫有三便。古黄河自孟津至怀庆东北入海。今卫河自汲县至临清、天津入海，则犹古黄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黄河东北入海，宇宙全气所钟。河南徙，气遂迁转。今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导河入卫，以达天津，不独徐、沛患息，而京师形胜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丘，陆运抵淇门入卫。今导河注卫，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阴，顺流达卫。夏秋水迅，仍从徐、沛达临清，以北抵京师。且修其沟洫，择良有司任之，可以备旱涝，捍戎马，益起直隶、河南富强之势，便三。”詹事霍韬大然其画，具奏以闻。不行。
万历十六年，总督河漕杨一魁议引沁水入卫，命给事中常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言：“卫河流塞，惟挽漳、引沁、辟丹三策。挽漳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势与沁同，而丹口既辟，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
崇祯十三年，总河侍郎张国维言：“卫河合漳、沁、淇、洹诸水，北流抵临清，会闸河以济运。自漳河他徙，卫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议，建而未行。宜导辉县泉源，且酌引漳、沁，辟丹水，疏通滏、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抚、按勘议以闻。”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长子曰浊漳，乐平曰清漳，俱东经河南临漳县，由畿南真定、河间趋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东馆陶西南五十里，与卫河合。洪武十七年，河决临漳，敕守臣防护。复谕工部，凡堤塘堰坝可御水患者，皆预修治。有司以黄、沁、漳、卫、沙五河所决堤岸丈尺，具图计工以闻。诏以军民兼筑之。永乐七年，决固安县贺家口。九年，决西南张固村河口，与滏阳河合流，下田不可耕。临漳主簿赵永中乞令灾户於漳河旁垦高阜荒地。从之。是年筑沁州及大名等府决堤。十三年，漳、滏并溢，漂没磁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广宗。洪熙元年，漳、滏并溢，决临漳三冢村等堤岸二十四处，发军民修筑。宣德八年复筑三冢村堤口。
正统元年，漳、滏并溢，坏临漳杜村西南堤。三年，漳决广平、顺德。四年，又决彰德。皆命修筑。十三年，御史林廷举言：“漳河自沁州发源，七十馀沟会而为一，至肥乡，堤岩逼隘，水势激湍，故为民患。元时分支流入卫河，以杀其势。永乐间堙塞，旧迹尚存，去广平大留村十八里。宜发丁夫凿通，置闸，遏水转入之，而疏广肥乡水道。则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卫河水增，便漕。”从之。漳水遂通於卫。
正德元年浚滏阳河。河旧在任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永年、曲周、平乡，至穆家口，会百泉等河北流。永乐间，漳河决而与合，二水每并为患。至景泰间，又合漳，冲曲周诸县，沿河之地皆筑堤备之。成化间，旧河淤，冲新店西南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亦筑堤备之。英宗时，漳已通卫。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弃滏堤不理。其后，漳水复入新河，两岸地皆没。任县民高旸等以为言，下巡抚官勘奏，言：“穆家口乃众河之委，当从此先，而并浚新旧河，令分流。漳、滏缺堤，以渐而筑。”从之。自此漳、滏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矣。
万历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言：“漳河决小屯，东经魏县、元城，抵馆陶入卫，为一变，其害小。决高家口，析二流於临漳之南北，俱至成安东吕彪河合流，经广平、肥乡、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县口方入漕河，为再变，其害大。滏水不胜漳，而今纳漳，则狭小不能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卫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则细缓不能卷沙泥，病涸而患在运。塞高家河口，导入小屯河，费少利多，为上策。仍回龙镇至小滩入卫，费钜害少，为中策。筑吕彪河口，固堤漳水，运道不资利，地方不罹害，为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议行之。直隶巡按佴祺亦请引漳河。并下督臣，急引漳会卫，以图永济。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县绵山东谷。穿太行山，东南流三十里入河南境。饶河内县东北，又东南至武陟县，与黄河会而东注，达徐州以济漕。其支流自武陟红荆口，经卫辉入卫河。元郭守敬言：“沁馀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卫之故迹也。
明初，黄河自荥泽趋陈、颍，径入於淮，不与沁合。乃凿渠引之，令河仍入沁。久之，沁水尽入黄河，而入卫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黄交会处也。永乐间，再决再筑。宣德九年，沁水决马曲湾，经获嘉至新乡，水深成河，城北又汇为泽。筑堤以防，犹不能遏。新乡知县许宣请坚筑决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从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复入於卫。正统三、四年间，武陟沁堤复再决再筑。十三年，黄河决荥泽，背沁而去。乃从武陟东宝家湾开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达淮。自后，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卫者渐淤。
景泰三年，佥事刘清言：“自沁决马曲湾入卫，沁、黄、卫三水相通，转输颇利。今决口已塞，卫河胶浅。运舟悉从黄河，尝遇险阻。宜遣官浚沁资卫，军民运船视远近之便而转输之。”诏下巡抚集议。
明年，清复言：“东南漕舟，水浅弗能进。请自荥泽入沁河，浚冈头百二十里以通卫河。且张秋之决，由沁合黄，势遂奔急。若引沁入卫，则张秋无患。”行人王晏亦言：“开冈头置闸，分沁水，使南入黄，北达卫。遇涨则闭闸，漕可永无患。”并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核实以闻。明年，给事中何升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临清屯聚胶浅之舟，宜使从此入黄，度二旬可达淮。”诏竑及都御史徐有贞阅之。既而罢引沁河议。初，王晏请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争。吏部尚书王直请遣官行河，命侍郎赵荣同晏往。荣亦言不利，议乃寝。天顺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辉复请浚陈桥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长垣、曹州、钜野，以达漕河。诏按实以闻，未能行也。
弘治二年夏，黄河决埽头五处，入沁河。其冬，又决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一年，员外郎谢缉以黄河南决，恐牵沁水南流，徐、吕二洪必涸。请遏黄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议，明年漕运总兵官郭鋐上副使张鼐《引沁河议》，请於武陟木栾店凿渠抵荆隆口，分沁水入贾鲁河，由丁家道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即引沁水入渠，以济二洪之运。帝即令鼐理之。而曹县知县邹鲁又驳鼐议，谓引沁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无归，必漫田庐。若俟下流既通而始塞之，水势捣虚，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於黄陵。且起木栾店至飞云桥，地以千里计，用夫百万，积功十年，未能必其成也。兗州知府龚弘主其说，因上言：“鼐见河势南行，故建此议。但今秋水逆流东北，亟宜浚筑。”乃从河臣抚臣议，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鼐议卒罢。
至万历十五年，沁水决武陟东岸莲花池、金屹当，新乡、获嘉尽淹没。廷议筑堤障之。都御史杨一魁言：“黄河从沁入卫，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与俱南，卫水每涸。宜引沁入卫，不使助河为虐。”部覆言：“沁入黄，卫入漕，其来已久。顷沁水决木栾莲花口而东，一魁因建此议。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卫辉府治卑於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不如坚筑决口，广辟河身’。”乃罢其议。
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己复言：“嘉靖六年，河决丰、沛。胡世宁言：‘沁水自红荆口分流入卫，近年始塞。宜择武陟、阳武地开一河，北达卫水，以备徐、沛之塞。’会盛应期主开新渠，议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栾店东决岸，奔流入卫，则世宁红荆口之说信矣。彼时守土诸臣塞其决口，筑以坚堤，仍导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卫浒，至今存也。请建石闸於堤，分引一支，由所决河道东流入卫。漕舟自邳溯河而上，因沁入卫，东达临清，则会通河可废。”帝命总河及抚、按勘议，不行。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泰戏山。循太行，掠晋、冀，逶迤而东，至武邑合漳。东北至青县岔河口入卫，下直沽。或云九河中所称徒骇是也。
明初，故道由藁城、晋州抵宁晋入卫，其后迁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势洪大。左右旁近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挟众流而溃，往往成巨浸。水落，则因其浅淤以为功。修堤浚流，随时补救，不能大治也。洪武间一浚。建文、永乐间，修武强、真定决岸者三。至洪熙元年夏，霪雨，河水大涨，晋、定、深三州，藁城、无极、饶阳、新乐、宁晋五县，低田尽没，而滹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山水复暴泛，冲坏堤岸，发军民浚之。正统元年溢献县，决大郭鼋窝口堤。四年溢饶阳，决丑女堤及献县郭家口堤，淹深州田百馀里，皆命有司修筑。十一年复疏晋州故道。
成化七年，巡抚都御史杨璇言：“霸州、固安、东安、大城、香河、宝坻、新安、任丘、河间、肃宁、饶阳诸州县屡被水患，由地势平衍，水易潴积。而唐、滹沱、白沟三河上源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辄溃。官吏东西决放，以邻为壑。宜求故迹，随宜浚之。”帝即命璇董其事，水患稍宁。至十八年，卫、漳、滹沱并溢，溃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决口八十六。因循者久之。
弘治二年修真定县白马口及近城堤三千九百馀丈。五年又筑护城堤二道。后复比年大水，真定城内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
嘉靖元年筑束鹿城西决口，修晋州紫城口堤。未几，复连岁被水。十年冬，巡按御史傅汉臣言：“滹沱流经大名，故所筑二堤冲败，宜修复如旧。”乃命抚、按官会议。其明年，敕太仆卿何栋往治之，栋言：“河发浑源州，会诸山之水，东趋真定，由晋州紫城口之南入宁晋泊，会卫河入海，此故道也。晋州西高南下，因冲紫城东溢，而束鹿、深州诸处遂为巨浸。今宜起藁城张村至晋州故堤，筑十八里，高三丈，广十之，植椿榆诸树。乃浚河身三十馀里，导之南行，使归故道，则顺天、真、保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於真定浚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导束鹿、武强、河间、献县诸水，循滹沱以出。皆从之。自后数十年，水颇戢，无大害。
万历九年，给事中顾问言：“臣令任丘，见滹沱水涨，漂没民田不可胜纪。请自饶阳、河间以下水占之地，悉捐为河，而募夫深浚河身，坚筑堤岸，以图永久。”命下抚、按官勘议。增筑雄县横堤八里，任丘东堤二十里。
桑乾河，卢沟上源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乾。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舟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沣入漕河，曰卢沟河，亦曰浑河。河初过怀来，束两山间，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东，地平土疏，冲激震荡，迁徙弗常。《元史》名卢沟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上流在西山后者，盈涸无定，不为害。
嘉靖三十三年，御史宋仪望尝请疏凿，以漕宣、大粮。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进以大同缺边储，亦请“开桑乾河以通运道。自古定桥至卢沟桥务里村水运五节，七百馀里，陆运二节，八十八里。春秋二运，可得米二万五千馀石。且造浅船由卢沟达天津，而建仓务里村、青白口八处，以备拨运。”皆不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堤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乐七年，决固安贺家口。十年，坏卢沟桥及堤岸，没官田民庐，溺死人畜。洪熙元年，决东狼窝口。宣德三年，溃卢沟堤。皆发卒治之。六年，顺天府尹李庸言：“永乐中，运河决新城，高从周口遂致淤塞。霸州桑圆里上下，每年水涨无所泄，漫涌倒流，北灌海子凹、牛栏佃，请亟修筑。”从之。七年，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务河道浅狭，张家湾西旧有浑河，请疏浚。”帝以役重止之。九年，决东狼窝口，命都督郑铭往筑。正统元年复命侍郎李庸修筑，并及卢沟桥小屯厂溃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沟、运河二水俱溢，决保定县安州堤五十馀处。复命庸治之，筑龙王庙南石堤。七年筑浑河口。八年筑固安决口。
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蒋恺言：“城北草桥界河，上接浑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乐间，浑河改流，西南经固安、新城、雄县抵州，屡决为害。近决孙家口，东流入河，又东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请因其自然之势，修筑堤岸。”诏顺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年命侍郎杜谦督理卢沟河堤岸。弘治二年，决杨木厂堤，命新宁伯谭祐、侍郎陈政、内官李兴等督官军二万人筑之。正德元年筑狼窝决口。久之，下流支渠尽淤。
嘉靖十年从郎中陆时雍言，发卒浚导。三十四年修柳林至草桥大河。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礼言：“卢沟东南有大河，从丽庄园入直沽下海，沙淀十馀里。稍东岔河，从固安抵直沽，势高。今当先浚大河，令水归故道，然后筑长堤以固之。决口地下水急，人力难骤施。西岸故堤绵亘八百丈，遗址可按，宜并筑。”诏从其请。明年旋工，东西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
万历十五年九月，神宗幸石景山，临观浑河。召辅臣申时行至幄次，谕曰：“朕每闻黄河冲决，为患不常，欲观浑河以知水势。今见河流汹涌如此，知黄河经理倍难。宜饬所司加慎，勿以劳民伤财为故事。至选用务得人，吏、工二部宜明喻朕意。”
胶莱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自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平度州至掖县海仓口入海。议海运者所必讲也。元至元十七年，莱人姚演献议开新河，凿地三百馀里，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寻以劳费难成而罢。
明正统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浅，军卒穷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运，自太仓抵胶州。州有河故道接掖县，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部覆寝其议。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以马家墩数里皆石冈，议复寝。十七年，山东巡抚胡缵宗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惟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馀里。”命从其议。
至十九年，副使王献言：“劳山之西有薛岛、陈岛，石砑林立，横伏海中，最险。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东，逾登抵莱，然后出直沽。考胶莱地图，薛岛西有山曰小竺，两峰夹峙。中有石冈曰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铙海之险。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今凿马壕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献乃於旧所凿地迤西七丈许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海波流汇，麻湾以通，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达於胶莱。逾年，复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势深阔，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馀里。时总河王以旂议复海运，请先开平度新河。帝谓妄议生扰，而献亦适迁去，於是工未变而罢。
三十一年，给事中李用敬言：“胶莱新河在海运旧道西，王献凿马家壕，导张鲁、白、现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湾，即新河南口也，从海仓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馀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济。其当疏浚者百馀里耳，宜急开通。”给事中贺泾、御史何廷钰亦以为请。诏廷钰会山东抚、按官行视。既而以估费浩繁，报罢。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复请开浚，诏遣给事中胡槚会山东抚、按官议。槚言：“献所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细流不足灌注。他若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皆潢污不深广。胶河虽有微源，地势东下，不能北引。诸水皆不足资。上源则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下流则浮沙易溃，不能持久。扰费无益。”巡抚梁梦龙亦言：“献误执元人废渠为海运故道，不知渠身太长，春夏泉涸无所引注，秋冬暴涨无可蓄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滞而不通。”乃复报罢。
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复议海运，言：“难海运者以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浚地百里，无高山长坂之隔，杨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综而计之，开创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可开无疑。”乃命栻任其事。应节议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则胶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馀里，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费百万。诏切责栻，谓其以难词沮成事。会给事中光懋疏论之，且请令应节往勘。应节至，谓南北海口水俱深阔，舟可乘潮，条悉其便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