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 第 425 页/共 1043 页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著于法。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即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祐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驰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塘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沧州之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才均数郡田而止。
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
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元丰三年，诏：诸路支移折税，并具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支移二税于起纳钱半岁谕民，使民宿办，无仓卒劳费。时有司往往缓期，故申约之。州县又或今民输钱，谓之「折斛钱」，而籴贱颇用伤农。海南四州军税籍残缺，吏多增损，辄移税入他户，代输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岁移输朱崖军，道远，民以为苦。至是，用体量安抚朱初平等议，根括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止令输钱于朱崖自籴以便民。
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帝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赋输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为常。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
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粜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籴以实价折之，则无损于民。」
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
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
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戬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诏申戒焉。
宣和初，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
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旧税租加耗，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民输头子钱。熙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益增焉，至是悉罢。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
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农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偿，则无受者；弃之而遁，则质其妻孥。上下相蒙，民无所措手足。利归贪吏，而怨归陛下。愿重科敛之罪，严贪墨之刑。」诏漕司究实以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著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薄，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
六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绸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绸绢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搢言：「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敛，则所科归之下户。」诏户部申严禁之。十有二月，诏淮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艺，朕甚悼之。监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养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复何赖焉！其各勤乃职，察民之侵渔纳贿者，按劾以闻。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贷。」是岁，两浙转运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限起发。自是以为例。
七年二月，诏：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
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
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诏奖谕而可之。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蠲所置产凡和买、科敷，诏特从之。后，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陛下哀悯元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越数年间，俊复乞免岁输和买绢，三省拟岁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俊惶悚，力辞赐绢。
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
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赍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初诏也。
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
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
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折钱，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
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
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请从本所措置拘收，以供军用，诏从之。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卢、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言：「四川立限拘钱数百万缗，婺州亦得钱三十余万缗，他路恬不加意。」诏：「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陈，再期百日输税，通判拘入总制帐。输送及十一万缗者，知、通推赏；违期不首，及输钱违期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进《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蜀有西师，益、利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钱。川峡布绢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
四年秋，遂尽起元丰以来诸路常平司坊场钱，元丰以来封桩者。
次科激赏绢，是年初科三十三万匹，俟边事宁即罢。绍兴十六年，减利、夔三万匹，惟东、西川三十万匹至今不减。
次奇零绢估钱，即上三路纲也，岁三十万匹。西川匹理十一引，东川十引。自绍兴二十五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