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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阙，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县在职之吏，临见授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也。议者佥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称，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阙，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
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言所举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于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塞其路，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察之无已，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代作则。季代所用，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阙，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阙，三公已先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阙，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阙，四征已先选之矣，必详于停阙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阙，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令诸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阙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阙，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此为令百郡守共选一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代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夫贵让则贤智明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贤智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进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议，而天下自化。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晋始平王文学李重又以为等级繁多，又外官轻而内官重，使风俗大弊，宜厘改，重外选，简阶级，使官久。议曰：「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分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赐爵进秩，谅得为理大体，所以远比三代也。及于东京，尚书虽渐优重，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国让、国讳改称字。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节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代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此为理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书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计群吏之理，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或不真秩。魏初，用轻资以先试守。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又简法外议罪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之理尽，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职者日久，则政绩可考，人心自定，务求诸己也。」帝虽善之，竟不能行。
齐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于草泽也。」彦回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
武帝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非直愚贱。且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鸿胪卿裴子野又论曰：「书云『贵贵』，为其近于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犹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轼闾拥篲，无绝于时。其后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亦成风俗。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弘退让，励德兴化之道也。」宋明帝聪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又论曰：「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徘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歌诗颂，百揆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彩。』而斯岂近之乎？」萧子显曰：「自宋以来，谢灵运、颜延年以文章彰于代，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五经文句，无复通其义者。」
后魏孝文帝时，高佑上疏云：「今之选举，不采识理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巧劳，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则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帝善之。
韩麒麟子显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有门地，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门地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苟有奇才，虽屠钓奴虏之贱亦用之；苟非其人，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代无周召，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孝明帝时，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着，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着本为起家之官，今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冑，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允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薛琡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琡乃上书曰：「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便即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今请郡县之职，吏部先尽择才，务取廉平淳直，素行有闻，并学通古今，晓达理体者，以应其选。不拘入职远近，年勋多少。其积劳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余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积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书奏，不报。徐因引见，复陈言曰：「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自晋末以来，此风遂替。今四方初定，务在养人。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贵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诏下公卿议之，亦寝矣。
后周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代，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慕声名。然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隋文帝开皇中，持书侍御史李谔以选才失中，上书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范，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浇漓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领搢绅，参厕缨冕。是以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上表华艳，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代。如闻在外州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于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称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通典卷第十七 选举五
杂议论中
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贡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理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明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明问之，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仿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其年，马周上书曰：「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能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壮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见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
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显庆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经明行修之士犹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厘百姓之务者，善人少而恶人多。为国以来四十余载，尚未刑措，岂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滥；滥源之所起，复由入流人失于简择。今行署等劳满，唯曹司试判，不简善恶，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选；趋走几案之闲者，不简便加禄秩。稽古之业虽信难成，斗筲之材伤于易进。其杂色应入流人，请令曹司试判讫，简为四等奏闻。量有材用，兼有景行者为第一等；身品强壮，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准例合送兵部者，为第二等；余量简为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勋，并准例处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虽经赦降，情状可责者，亦量配三司，不经赦降者，放还本贯。冀入流不滥，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杂；且令胥徒之辈知有铨择，虽复素非廉谨，必将渐自饬励。
其二曰：
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择人多而官员少。今之选者亦择人，但择之无准约。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岂得不剩。谨准约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人之赋命，自有修促。弱冠而从宦，悬车而致仕，五十年食禄者，罕见其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足有剩人，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余人，应须五百数外，常剩一倍以上。又比来放还者，见停亦千余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搜扬之法。
其三曰：
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入流之数，以三分论，每二分取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
其四曰：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劝诱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
其五曰：
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阙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
其六曰：
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两汉用人，亦久居其职，所以因官命氏，有仓、庾之姓。魏晋以来，事无可纪。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官人知将秩满，岂无去就；百姓见官人迁代，必怀苟且。以去就之人，临苟且百姓，责其移风易俗，必无得理。请四考，依选法就任所加阶，至八考满，然后听选。岭南及瘴疠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计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满，依旧置替，得替人依式听选。还淳反朴，虽未敢期；送故迎新，实减其劳扰。
其七曰：
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尽铨衡之理。请降进止，稍清其选。
奉敕付所司，集群官详议。议者多难于改作，事竟不行。
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得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护避亲知，不得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以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才，亦须依例进奉。」
干封二年八月，上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宰相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于求贤，逸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岂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于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不入，谁不竭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
武太后临朝，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上疏曰：
昔之列国，今之州县，士无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锺庾之器，所积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鉴，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况比居此任，时有非人而徇于势利者哉！使赃货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
且前古以来，乱多理少。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刱，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闲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年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为弊，致后来滋甚。
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区区宋朝，尚为裴子野所叹，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荫自高。夫象贤继及，古之道也。所谓冑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也。
武太后不纳。
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禁防之制，而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托奔驰为务，上疏曰：
自七国以来，虽杂以纵横，而汉兴求士，犹征百行。是以礼让之士，砥才毓德，既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闲，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于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适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举」。夫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谤议纷纭，寖成风俗。今夫举人，询于乡闾，归于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安仁，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藻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着，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核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
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此其尤亲于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余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宰之闲，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于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余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闲，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是。人情进取，岂忘之于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于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于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
又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幸。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所谓末者，吏部条章，动盈千万，刀笔之吏，辨析毫厘，节制抢攘，溺于文墨；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臣以为始造簿书，以备用人之遗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于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与主簿，从主簿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大略如此，岂不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侍郎为贤，必不授以职事；尚书、侍郎既以贤而受委，岂复不能知人？人之难知，虽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则执以格条，贵于谨守，幸其心能自觉者，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专固者，则亦一人不拔。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于不变。变法甚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以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今若刺史、县令精核其人，即每年当管之内，应有合选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后送台，台又推择，据所用之多少，为州县之殿最，一则州县慎于所举，必取入官之才；二则吏部因其有成，无多庸人干冒。纵有不任选者，谬起怨端，且犹分谤于外台，不至諠哗于南省。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岂多士若斯，盖渝滥至此。而欲仍旧致理，难于改制，只益法之烦碎，贤愚混杂，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之所叹息也。
又天下虽广，朝廷虽众，而士之名贤，诚可知也。若使毁称相乱，听受不明，事将已矣，无复可说。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而不以次用之，则是知而不为，焉用彼相。借如诸司清要之职，当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阙，时或以下等叨进，以故时议无高无下，唯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上善则守志而后时，中人则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进人，士子亦以修名获利，而利之所出，众则趋焉。已而名利不出于清修，所趋多归于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变而至阿私；其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斯并教化渐渍，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际，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谬干。夫士必刻意修饰，思齐日众，刑政自清。此皆兴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
王者官人，必视国之要，杜诸户，一其门，安平则尊经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
夏、殷、周选士必于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进，是以诱人也无二，其应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诸侯异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说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于是下令：非战非农，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高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经博士弟子，虽门开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岁，务立功名，锐意四夷，故权谲之谋设，荆楚之士进，军旅相继，官用不足。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设险兴利之臣起，番系、严熊罴等经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官者徇私，上下并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惨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作，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而法先王之术，习俎豆之容者，无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于学，游于学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时，霍光问人疾苦，不本之于太常诸生，征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于东汉，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术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于东汉，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节之徒众。无何，汉氏失驭，曹魏僭窃，中正取士，权归着姓，虽可以镇伏甿庶，非尚贤之术，盖尊尊之道。于时圣人不出，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洎乎晋、宋、齐、梁，递相祖习，其风弥盛。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谈庄周、老聃之说，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于耳。撮群钞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于当时，而不达于从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书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诗赋之义，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夫古者以勋赏功，以才莅职，以才莅职，是以职与人宜；近则以职赏功，是以官与人乖。古者计人而贡士，计吏而用人，故士无不官，官无乏吏；近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故士无官，后魏羽林士，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吏扰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诸侯，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举任。当乎汉室，除保傅将相，余尽专之。州县佐史，则皆牧守选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诸侯牧守之事也。然则主司之所选者，独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属耳，岂不寡哉！所选既寡，则焉得不精！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耶？时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备详之。
又曰：
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长，长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职，职与人相宜，而功与事并理。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选之也略，其使之也备，一人之身，职无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责冉、季以文学也，何其谬欤！故人失其长，官失其理。
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孔子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墨曰：「古之为官，代守其业，朝夕思之。一朝失业，死则及焉。」是知业不代习，则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刘氏代扰龙，籍氏代司人，庾氏、库氏代司出纳，制氏代司铸钟，即其事也。至后代，以代卿执柄，益私门，卑公室，齐夺于田氏，鲁弱于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复代业之制，医、工、筮、数，其道浸微，盖为此也。
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骥捕鼠，令鹰守肉：骥之捕鼠，终不可获，而千里之功废矣；鹰之守肉，死有余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者先择木，然后拣材；理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守人。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
昔三代建侯，与今事异。理道损益，请自汉言之。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于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于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自非识度超然，时或孤秀，其余溺于所习，悉昧本源。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后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事业不得修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生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阙，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岛所试，悉令聚于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闲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其条例如后：
举人条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于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诸试帖一切请停，唯令策试义及口问。其试策自改问时务以来，经业之人鲜能属缀，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于此取人，故时人云：「明经问策，礼试而已。」所谓变实为虚，无益于政。今请令其精习，试策问经义及时务各五节，并以通四以上为第。但令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用空写疏文及务华饰。其十节，总于一道之内问之。余科准此。其口问诸书，每卷问一节，取其心中了悟，解释分明，往来问答，无所滞碍，不用要令诵疏，亦以十通八以上为第。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诗，名四经举。加左氏春秋，为五经举。不习左氏者，任以公羊、谷梁代之。其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名一经举。既立差等，随等授官，则能否区分，人知劝勉。
一、明法举亦请不帖，但策问义并口问，准经业科。
一、学春秋者能断大事，其有兼习三传，参其异同，商搉比拟，得其长者，谓之春秋举。策问经义并口问，并准前。
一、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其杂文请试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其理通，其词雅，为上；理通词平，为次；余为否。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征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征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
一、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玄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试策征问诸书义理，并时务，共二十节。仍与之言论，观其通塞。
一、其有学兼经史，达于政体，策略深正，其词典雅者，谓之秀才举。经通四经，或三礼，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当其目。其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二十节。仍与之谈论，以究其能。
一、学倍秀才，而词策同之，谈论贯通，究识成败，谓之宏才举。以前三科，其策当词高理备，不可同于进士。其所征问，每十节通八以上为第。
一、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一、天文律历，自有所司专习，且非学者卒能寻究，并请不问。唯五经所论，盖举其大体，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举人来秋入贡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试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讫，试官、本司官、录事、参军及长吏连押其后。其口问者，题策后云口问通若干。即相连印缝，并依写解为先后，不得参差。封题讫，十月中旬送观察使，观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随远近比类，须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讫，其入第者，二月内符下诸道、诸州追之，限九月内尽到，到即重试之。其文策，皆勘会书迹词理，与州试同即收之，伪者送法司推问。其国子监举人亦准前例。
一、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于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请皆令习孝经、论语。其孝经口问五道，论语口问十道，须问答精熟，知其义理，并须通八以上。如先习诸经书者，任随所习试之，不须更试孝经、论语。其判问以时事，取其理通。必在责其重保，以绝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举选例处分。
一、一经及第人，选日请授中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上县尉之类。两经出身，授上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授紧县尉之类。用荫止于此。其以上当以才进。四经出身，授紧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之类。五经，授望县尉之类；判入第二等，授畿县尉之类。明法出身，与两经同资。进士及三礼举、春秋举，与四经同资。其茂才、秀才，请授畿尉之类。其宏才，请送词策上中书、门下，请授谏官、史官等。礼经举人，若更通诸家礼论及汉已来礼仪沿革者，请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为学既优，并准五经举人，便授官。其杂色出身人，量书判，授中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者，加一等。凡荫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举人所习既从简易，士子趋学必当数倍往时。每年诸色举人，主司简择，常以五百人为大限，此外任收杂色。
选人条例
一、其前资官及新出身，并请不限选数任集，庶有才不滞，官得其人。
一、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人出身以后，当宜习法。其判问，请皆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其有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弘雅，超然出群，为第一等；其断以法理，参以经史，无所亏失，粲然可观，为第二等；判断依法，颇有文彩，为第三等；颇约法式，直书可否，言虽不文，其理无失，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书题如此则可，不得拘以声势文律，翻失其真。故合于理者数句亦收，乖于理者词多亦舍。其倩人暗判，人闲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牓示以惩之。
一、其授试官及员外官等，若悉不许选，恐抱才者负屈；若并令集，则侥幸者颇多。当酌事宜，取其折中。请令所在，审加勘责，但无渝滥，并准出身人例，试判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请同黄衣选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资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资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恶，约判之工拙也。
一、旧法，四品、五品官不复试判者，以其历任既久，经试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识，不可复为伪滥耳。自有兵难，仕进多门，侥幸超擢，不同往日，并请试判。待三五年，举选路清，然后任依旧法。其曾经登科及有清白状，并曾任台省官并诸司长官判史者，已经选择，并不试，依常例处分。
一、每年天下来冬选人，今秋九月，依举人召集审勘，责绝其奸滥。试时，长吏亲自监临，皆令相远，绝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举人例处置。吏部计天下阙员讫，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审定等第讫，从上等据本色人数收人，具名下本道观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并重试之讫，取州试判，类其书踪及文体。有伪滥者，准法处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资绪，随稳便注拟。
一、其两都选人，不比外州，请令省司自试。来年先试，一同外州。东都选人，判亦将就上都，考定等第，兼类会人数。明年，依例追集重试之，还以去秋所试，验其书踪及词理。则来年计会替代，事亦难为。
一、兵兴以来，士人多去乡土，既因避难，所在寄居，必欲网罗才能，来年先试。令归本贯，为弊更深。其诸色举选人，并请准所在寄庄寄住处投状，请试举人。既不虑伪滥，其选人但勘会符告，并责重保，知非伪滥，即准例处分。
一、宏词拔萃，以甄逸才；进士、明经，以长学业：并请依常年例。其平选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资授官。
一、诸以荫绪优劳、准敕授官者，如判劣恶者，请授员外官。待稍习法理，试判合留，即依资授正员官。
一、诸合授正员官人，年未满三十者，请授无职事京官及外州府参军，不得授职事官。
后论：有司或诘于议者曰：「吏曹所铨者四，谓身、言、书、判。今外州送判，则身、言阙矣，如何？」对曰：「夫身、言者，岂非洪范貌、言乎？貌谓举措可观，言谓词说合理，此皆才干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试之判，不求浮华，但令直书是非，以观理识，于此既蔽，则无貌、言，断可知矣。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彼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有司复诘曰：「王者之盛，莫逾尧舜，书称敷纳以言，为求才之通轨。今以言为后，亦有说乎？」对曰：「夫敷纳以言者，谓引用贤良，升于达位，方将询以庶政，非言无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无几；其下小吏，官长自求，各行敷纳，事至简易。今吏曹所习，辄数千人，三铨藻鉴，心目难溥，詶喧竞之不暇，又何敷纳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学业既优，可以言政教，接以谈论，近于敷纳矣。」有司复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阙于文学，或颇有文学而言行未修。但以诸科取之，无乃未备？」对曰：「吏曹所铨，必求言行，得之既审，然后授官，则外州遥试，未为通矣。今铨衡之下，奸滥所萃，纷争剧于狱讼，伪滥深于市井，法固致此，无如之何。岂若外州先试，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则邻伍知之，官司耳目，易为采听。古之乡举里选，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学举者，一经毕收；以判选者，直书可否：可谓易矣。修言行者，心当敦固，不能为此，余何足观。若有志性过人，足存激劝，及躬为恶行，不当举用者，则典章已备，但举而行之耳，故无云焉。」有司复曰：「其有效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于词判，不见褒升，无乃阙于事实乎？」对曰：「苟能如此，最为公器。使司善状，国有常规，病在不行耳。但令诸道观察使，每年终必有褒贬，不得僭滥，则善不蔽矣。」问曰：「试帖经者，求其精熟，今废之，有何理乎？」对曰：「夫人之为学，帖易于诵，诵易于讲。今口问之，令其讲释，若不精熟，如何应对？此举其难者，何用帖为！且务于帖，则于义不专，非演智之术，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职，而待以童稚，于理非宜。」有司复曰：「旧法，口问并取通六，今令通八，无乃非就易之义乎？」答曰：「所习者少，当务其精，止于通六，失在卤莽，是以然耳。」复曰：「举人试策，例皆五通，今并为一，有何理？」对曰：「夫事尚实则有功，徇虚则益寡。试策五通，多书问目，数立头尾，徇虚多矣，岂如一策之内并问之乎！」
通典卷第十八 选举六
杂议论下
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曰：